中国应转变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国家遭际类似，心曲相通；也因为中国要争取世界上最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是，在狂飚突进的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在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剧变中，发展中国家迅速变化和分化，与此同时中国也经过改革开放取得了现代化的巨大进展。在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因应形势而进行调整，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也必须重新审视。
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历史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这一过程至20世纪70年代之后已基本完成。当时除了拉丁美洲因独立较早发展程度较高外，整个发展中世界都比较落后，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也相对比较一致。为了避免在两个阵营的对抗中受害，不结盟运动应运而生。为了改变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公正和不合理，它们组成了77国集团和其他经济组织，在联合国和世界各种论坛上抗争。在万隆亚非会议上，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等十项原则被广为接受。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共识程度较高。
中国一贯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毛泽东先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设想，后又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术语。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的理论与国际上通行的“第三世界”理论含意不同，但所指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却基本一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完整的战略，即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依靠的主要力量，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待它们，把中国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与它们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尤其在中苏论战之后，中国与苏美两大集团隔绝，只有亚非拉才是唯一的朋友。中国自诩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友好的国家给予无私的援助，许多项目如坦赞铁路等，至今仍受到赞扬。中国对不友好的国家曾采用“输出革命”的做法，也有很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给中国以巨大的政治支持，尤其在中美建交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作出了贡献。封闭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十分薄弱，主要还是与发展中国家互通有无。
中国过去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重要性。我国政府一再强调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外交的基础和主要对象。而且我们将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将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七国首脑会议曾经邀请中国与会，中国也称其是富国俱乐部而不予考虑。但“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现代化就是要使中国摆脱落后，最终进入发达状态。
2、原则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与发展中国家首先达成的，随之又成为我国外交的指导方针，用以与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相处。它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至今也仍有合理性。然而，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物事全非，仅仅停留在原有的原则上，犹如刻舟求剑，显然不够。
3、整体性。我国一直把发展中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看作一支力量。在我国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凡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往往是整体的而非具体的。在领导人的讲话中，亦有同样的倾向。当然，在政策层面上，我国并非没有对各国实施不同的政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急剧变化和分化，整体性从根本上受到撼动。
4、平等性。在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中，一视同仁尤其引人注目。我国强调国家无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虽然在具体政策上总会有亲疏远近之别，但平等的思想限制了我们考虑区别对待，例如给予经济援助的差别，或者组成某种组织。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积极地顺应时势，进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已经考虑互利互惠，重视大国关系的互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和10+1、10+3的自由贸易区，以及最近对越、老、柬免除债务，实行最惠国待遇，对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给以特别投入，等等，显示了全新的姿态。但是应当承认，原有的战略仍具有强大的惯性。为了达到更大的创新和突破，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为此，我们首先要了解发展中国家变化和分化的状况。
二、主要合作伙伴：先发展起来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新阶段。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给发展中国家既带来了产业升级的机遇，也造成了在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中“双重落后”的挑战。世所公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已分化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新兴工业国（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南非等。其人均GDP从六、七千美元至一、两万美元。中东的一些石油输出国就人均GDP衡量，也可归入此类，是其中的特殊群体。它们的任务是进行“双重赶超”，重视提高人力素质，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第二层次为一般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从八百美元至七千美元左右。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七千美元以下的国家可以获得世行的支持和服务，而人均GDP八百美元才刚及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这些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力争在某些领域内利用知识经济的契机，实行跨跃式发展。它们对外的要求是融入世界市场，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第三层次为最不发达国家，人均GDP在八百美元以下。目前联合国认定的有49个国家，其中亚洲9国，非洲34国，拉美1国即海地。这些国家最急需的是尽快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增加外援，免除外债。
经济全球化正方兴未艾，发展中国家剧烈分化的趋势仍将持续，分化的程度只会加深而不会缩小。从经济发展程度及其对内对外的要求来看，它们已有天壤之别，新兴工业国（地区）已达到发达国家的门槛，而最不发达国家尚未开始工业化。如果仍然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国际上出现的一部分国家先富起来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现象。首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有所进步的基础上取得的。过去4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寿命增长了20%，成人文盲率从50%下降至25%，人均收入不到1美元的人数开始下降，改变了200年不变的局面。其次，它打破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取得现代化成功的神话。当日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时，人们将其视为例外。当新兴工业国（地区）兴起时，人们还怀疑它能否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规模不大。但东盟五小虎也急起直追，中国龙和印度象开始苏醒时，证明潮流已不可阻挡。最后，先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其他国家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例如，“亚洲四小龙”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总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超过日本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过去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很难致富，因为发达国家市场有限。然而，先富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也提供了市场、投资、技术和管理，使发展的空间大大地拓展了。
对于中国来说，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将是主要的合作伙伴。人们有一种误解，似乎经济层次不同才有互补性，更有利于经济合作。其实，在发展的前提下，经济层次接近的国家，其经济往来才更密切，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才更高。比如，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最大伙伴，仍在发达国家之间。迄今为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占据首位，其次就是与先富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有更加良好的合作关系。因为它们活跃的经济，开放的态度，增长的需求，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它们的往来。而中国的崛起也给它们提供了同样的契机。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既有垂直分工，也有水平分工，既有经贸往来，也有金融合作，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中国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是否无法进行经济合作呢？当然不是。虽然中国与它们的经济活动少于对新兴工业国（地区）和发达国家，但是也会在特殊领域内建立联系。例如，关于能源和稀缺资源的合作，关于海洋捕捞的合作，等等。至于在中国周边的最不发达国家，有些已经与中国组成了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有的可能参加次区域合作项目，中国对它们不仅进行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而且也给予优惠措施，承担较大的援助和开发的责任。
三、合作的前提：和平、稳定和进步
中国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携手合作，其前提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追求和平、稳定和进步。但在这个方面，发展中国家分化激烈，表现大相径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未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发展中国家烽火连天，包揽了大部分常规战争。冷战结束之后，战争的类型减少，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人道主义干预战争”。先来谈前两类战争。据统计，从1988年至1999年之间爆发的110起武装斗争中，只有7起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其余全部是内战，基本上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证明冷战结束后国家之间的冲突减少，和平与发展的趋势上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深层黑暗面。非洲国家的民族和部族冲突未得解决，国家认同尚需建立。拉美的社会不公严重，造成社会底层的不满。亚洲除了上述矛盾外，一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在社会转型时，也易出现社会紧张与冲突。
冷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内战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因素下降，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因素上升。其原因是，首先，冷战的结束解除了原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固有矛盾重新抬头。其次，国家政府的力量薄弱，民族整合与国家认同的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再次，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变不适应，现代化失败的国家抗拒变化，即使现代化相对成功的国家也感到需要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发掘文化资源，回归传统，成为自然的选择。近十年来，马来西亚等国的留学生回国后，更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更积极地参加教会活动，当然他们也不反对引进西方的科技。最后，国际上出现推动民主、人权和“民族自决权”的潮流。西班牙分析家说得中肯：新内战泛滥有两个主因：政府虚弱和国际社会的态度变化。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损害当事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贻误发展的机会，而且容易“溢出”，危及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激烈，争夺战略资源、战略要地往往会造成新的摩擦。跨界民族、不同宗教和文化积累的历史隔膜，与利益争夺纠缠在一起，使冲突更为残酷。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之间，冲突常常旷日持久，血流成河。即使在发展较好的国家之间，也不能完全避免冲突。因为现代化的升级伴随着转型的痛苦和社会紧张，有些政府利用矛盾，转嫁危机，造成对别国的仇恨。先富起来的国家拥有更强的实力实行国际现代化，但有些政府会奉行错误的政策，谋求对弱小国家的霸权，或者陷入军备竞赛的安全困境之中。
现实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历史任务：承担起和平、稳定和进步的责任。殖民主义统治确实给它们留下了民族不和与军事冲突的遗产，当今的世界体系也确实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但是发展中国家不应以此为由，推诿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已经有几十年了，在类似的条件下有的国家处理得好，有的国家处理得差，说明内因才是决定的因素。即使存在着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危险，也总是内乱在前，局势失控，才给外来势力以干预的理由。如果政府能有力地防止和控制冲突，则外来冲击便鲜能奏效，外部干预的可能也大大缩小。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政府，是否把和平、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目标，并千方百计地引导人民去实现目标。
由此也划出了发展中国家分化的一条界线，即它是追求和平、稳定和进步，还是陷于战争、动荡和落后。前者将是中国合作的伙伴，后者则缺乏合作的前提。如果中国与后一类国家交往与合作，将会冒很大的风险，很可能损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谨慎对待，三思而行。除了利益的考虑外，道义的旗帜也很重要，而且今后愈益重要。
四、南方在南北关系中面临的挑战
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关系。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南方国家为此与北方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发达国家普遍减免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欧盟表示将在5至10年内把援助提高到联合国规定的占GDP0.7%的比例。但在取消保护主义措施、向南方开放市场上，北方仍蹒跚不前。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曾邀集数百专家，研究如何应对南方提出的改造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分等法”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三种选择方案。不少专家认为，实行全面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发达国家完全能承受其代价，它不仅对南方有利，反过来也会使北方最终得到更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北方采取了更便宜更容易的“分等法”（对发展较好的南方国家开放市场）和“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方案。在反全球化运动的刺激下，北方的有识之士仍在呼吁改革，但成效不大。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形成需要时间。
在这种条件下，南方面临着南北关系的新挑战。第一是经济上的边缘化。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扩张具有两重性的论断非常正确和深刻。依附理论和其他激进的理论认为，与世界体系的联系是不发达的根源，是不全面的。因为与世界体系脱离联系而愈益落后的实例很多。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5%，而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增长率分别下降到2.5%和2.3%。2000年非洲人均收入比20年前减少了10%，非洲也是世界上唯一的贫困人口增加的地区。非洲与世界体系的联系最弱，如2001年非洲对外贸易只占世界贸易的1.7%，而且几乎全部与基础产品和原材料有关。尽管1995年非洲的最高利率达到40%，但只吸收到1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同期中东有19亿美元，亚太地区210亿美元，拉美199亿美元。对非洲为数不多的投资仅涉及少数国家（主要是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主要用于开发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矿产等）。如果最不发达国家仍然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就会进一步边缘化。
第二，关注南北合作中的新问题。融入世界体系也会冒相当的风险，东亚、拉美的金融危机已为大家熟知。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美、日、欧经济三极正越来越多地与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结合，依托于这些地区组织，形成了南北合作的新形式。美国一直主张世界贸易自由化而反对地区主义，近年来改弦更辙，不仅倡导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且鼓吹成立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1990年到1996年，美国向南美洲的出口翻了3番，1996年美国向南美的出口的增加比向其他地区的增加要快2倍，对美来说，拉美已是比欧盟更重要的市场。尽管内部有分歧，拉美国家已同意到2005年完成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日本的依托地区是东亚，而欧盟则对东欧、中东和非洲更感兴趣。乌拉圭的文章分析，美国为何急于与拉美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因为美国经济地位在衰退，拉美的活力富有吸引力。日本与东亚的相互依赖又有自己的特点。日本对东亚的投资、贸易、援助非常重要，但这一地区涌动的活力并不全是日本控制的结果。南北关系的这种结合可能减少实力不平衡的影响，缩小经济机会的不平等，对地区各国是有利的。那些未参加地区一体化，或者与经济三极更疏远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就会更加边缘化。然而，这种新的结合对南方又会带来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目前尚不清楚，值得观察与研究。
第三，南方面临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挑战。冷战结束之后，以“人权”为名义的干预之声日高。发达国家认为，人权领域已不再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倾向于对于人权问题，至少在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时应进行国际干预。索马里、卢旺达、科索沃、车臣和东帝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激起更加广泛的是否应当干预的争论。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法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在世界上加强民主制而作出贡献。当一些国家不尊重民主原则，甚至镇压民众或威胁地区稳定时，不但要谴责，而且要采取行动，从制裁一直到武力干预。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了专题报告，论证即使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干预也有其合理性。同时，它也指出了干预的危险性，又提出了干预的条件：1、安理会未采取行动或行动无效；2、针对大规模侵害人权；3、不得已使用武力且武力要适度；4、尽可能由多国采取干预；5、干预国无直接相关利益。
发展中国家当然要坚持不干涉原则，维护自己的主权。然而面对变化了形势，各国精英也在思考对策。例如马来西亚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穆罕默德·哈桑撰文指出，首先要定义“不干涉原则”：1、对一国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干涉只有得到该国政府同意才能进行；2、对一国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活动不属于“干涉”，除非这种活动包含有政治和强制的因素；3、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媒体对一国的批评不算干涉；4、在得到他国政府同意或合作条件下，卷入他国事务不算干涉，如共同反恐、合作平叛等。他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的干预行动，但提醒要有明确的目标，干预后应帮助平稳过渡到和平建设期，要得到地区国家的支持等等。他主张干预要采取渐进形式，从国际谴责，到国际制裁，直至断交，恰当使用武力。这些都是对坚持不干涉政策原则的推进与创新，值得我们思考。
而且，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对干预的态度也有差异。例如，虽然非洲国家对于主权也极为敏感，但是它们对人道主义干预却比较支持。2002年7月，在非统组织改变为非盟的第一届元首会议上，决定要成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可以在成员国严重侵犯人权、践踏民主的情况下对其动武，并可向成员国交战区派遣维和部队。当然针对具体情况如何进行干预，在非洲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总之，发展中国家应当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加强民主和法治，保持和平、稳定和发展。在发生事变时政府应当承担责任，控制局势，不仅使用强力手段，而且运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种手段。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外来干预。当然，另一方面，也不必过高估计干预的可能性。从目前的实例分析，干预有很大的选择性，例如大国一般不易受到干预。国际社会也并无普遍干预的兴趣和能力，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干预。
五、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思考
邓小平早在1977年就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为了顺应时势变化，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应当转变，这一转变也将有助于中国整个对外战略的调整。本人不揣浅陋，提出以下思考。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排序后移。自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自从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下降，排序已经后移。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把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放在与邻国关系、与第三世界的合作之后。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已经把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其次为睦邻友好，与第三世界的合作排到了第三位。因为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更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仍在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仍是不容否认的现实状况。无论中国融入世界体系，还是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发达国家的协商与合作必然是重中之重。发达国家与中国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与它们不仅有合作，也有斗争。但是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成功的过程中，确实创造了经验，获得了属于人类文明成果的进步，我国应当学习借鉴。我国也应当博采众长，学习发展中国家的文明成果，当然目前它们现代化的经验还比较薄弱。
第二，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其战略重要性，但是其重要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历史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多地集中在获得政治支持方面，那么今天则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邻近的发展中国家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摒弃“势力范围”的概念，但是地区经济一体化却是各国欢迎、合作共赢的做法，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加大力度，取得了迅速的进展。新兴工业国（地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密切，它们使中国获得资金、技术和管理的空间增大，实现进出口的多样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它们在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等方面的举措也为中国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这些经验可能更切实可行，与它们对话与合作相对比与发达国家容易。中国将逐渐进入这一国家群体，也可以更多地联合它们发表国际诉求。另有一批国家，或者富有能源或其他稀缺资源，或者占有特殊的地位，无论其属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还是最不发达国家，中国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也应当建立一定的政治、经济或安全的合作关系。在走向知识经济的压力下，中国也必须考虑参与全球经济分工，逐渐占据高附加值的产业或产业环节，转移低附加值的产业，也可以有选择性地与最不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合作。
第三，分化和变化的发展中国家已不再是一个整体，今后应以具体性代替整体性。各国之间经济上的巨大分化看来会增强而非缩小。尽管我国提出要建立一个能减少贫富悬殊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但不能不承认，这将需要漫长的过程。而且即使在更加公正合理的秩序中，分化也不可避免，任何国家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外部条件的改善，更取决于内部决策的正确。发展中国家在解决民族、宗教和文化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困难时，情况天差地别，结果也迥然不同。因此它们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也必然分化而非一致。我国在各种场合中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术语，实际上它往往反映某些特定的国家和国家群体，或者需要不同的解释。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观点分歧很大，即使在任何情况下我国都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也难以得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致拥护。因此今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应更加细化，对新兴工业国（地区）、一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采取不同的战略。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概念。
从政策上来看，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有三个区别三个优先。首先，区别大国强国与中小国家，以大国强国优先。发展中国家可能涌现新兴的全球大国，如巴西、印度等，每个地区也都有领头的大国强国。侧重于大国强国，并不违反平等的原则，因为平等不等于同等。恰恰相反，对大小强弱不同的国家，提出相同的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平等。只要大国强国奉行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政策，而不是以强凌弱，我们就应当予以支持。其次，区别地区邻国和其他国家，以地区邻国优先。这不仅因为中国的经济力量有限，必须把钢使到刀刃上，才能事半功倍；而且因为中国要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只有先在地区内积累经验，逐渐学习做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最后，区别对我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以前者优先。区别对待不是忽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相反能更有效地发展关系。有了侧重，以点带面，会有辐射作用。没有进入优先考虑的国家，并非不加联系，也可根据需要与可能，拓展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对于最不发达国家，也要随着实力的增强，逐渐加大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
第四，丰富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顺应时代潮流的新的指导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今天也仍有现实意义。但是，它较多地反映了各国独立之初维护和巩固主权的意愿。冷战结束之后，虽然“主权消弱论”颇为流行，但是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也是不争的现实。正如英国著名理论家、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国际关系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主权问题上，存在着相互承认为平等主体的强大压力，不管实际情形中权力差别如何之大。主权国家在有限的领土内有控制能力。随着当今世界国际行为体的增加，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主权问题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如“共同享有”，“主动让渡”等等。中国应当预先研究新趋势，适时地提出新的原则，来补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平、发展、合作、进步、公正，应当成为我们衡量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事件的标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符合上述原则的，就应当赞扬和支持，违反上述原则的，就应当批评和反对。当然，支持和反对的方式方法另当别论。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只有赞扬和支持，没有批评和反对，如此则弊端日显，将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首先，它妨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健康发展。其次，它表面上维护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却默认损害该国人民或他国人民利益的行为。再次，它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贫穷落后都是外部环境的过错，各国政府和领导可以不负责任，不利于推进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最后，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将是巨大损害。也许有人会认为，形象问题无关紧要，这种观点是片面性的。世界上所有成功的国家，除了以实力维护其国家利益之外，也总要高举道义的旗帜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性。在未来的国际环境中，软权力的地位上升，它强调吸引力和感召力，使他国心悦诚服地认同，或虽然心有不甘，但势所必然，不得不从。中国从现在起就必须积累软权力的资本，为对地区和世界作更大贡献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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