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学的历史深厚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深厚论文,代表论文,历史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怎样才能增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学效果，提高其教学质量，近年来许多人做过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本文从增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学的历史深厚度谈几点认识。
一
一般讲，理论从实践中来，同时这个实践又是历史的、具体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指导理论。党的指导理论同党的历史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它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指导历史实践又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从党的指导理论形成和发展进程看，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所选择，是历史的需要。党的一大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实践为直接依据，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历史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后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为指导理论的作用，这就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提出了客观的历史要求。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依据是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以建党以来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历史为底蕴的，是在这一革命进程中而又以这一客观历史进程为基础形成的理论飞跃。同时，它也经受了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的检验，证明其是正确的。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是时势所呼唤，历史所形成，也是应运历史需要而起，以历史为依据和底蕴，并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全过程。因此，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历史为基础和底蕴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过艰苦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遗憾的是，在1957至1978这20多年间，走了弯路，出现过多次失误，甚至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留下了不少的教训。对这段历史进行科学总结，是在邓小平亲自指导下进行的。而对这段历史的总结，恰恰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1978年以后，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20多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依据，而这20多年的历史本身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崭新篇章。在这20年中，邓小平理论也在实践中经受着考验，而且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党的十五大最终将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党的指导理论确立下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之上的。与毛泽东、邓小平一样，江泽民也非常重视对党的历史的反思。他曾说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重总结历史”，“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1世纪里，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全面研究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5～1106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以历史为依据和底蕴的。这个历史是什么？从中国共产党整个历史进程看，江泽民曾用三个“以来”作了概括，即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个“以来”把中国共产党历史划分为三个大篇章，“三大篇章”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依据。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还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进行了全面总结，这个13年是中国共产党80多年历史中第三大篇章的新阶段，而这新阶段的历史则又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而且也正在接受实践检验。
总之，作为党的指导理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都是来自党的历史实践，指导党的历史实践并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党的历史实践是这些理论形成和发展最重要而又最直接的源泉。
二
由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着上述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我们在进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学活动时，对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应该予以特别的关注，以提高理论讲授的历史深厚度。
怎样提高呢？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论”与“史”的结合。当然，这里所讲的“论”与“史”的结合，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史论”结合，而是指教师在讲授、学生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要关注它的历史底蕴，对理论作历史的论证，把逻辑论证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理解，要做到“论”与“史”的结合，并且结合得很好，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首先，认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科性质。从根本上说，无论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属于理论学科，而不是历史学科。对学科性质的准确把握，是将“论”与“史”结合的根本前提。我们不能因为强调“论”与“史”的结合，就把学科性质搞混了，不能因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就把本属于理论学科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同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某一部分。如果这样简单地等同，理论学科也就成了历史学科，自然我们在此所讲的“论”与“史”的结合也就没有必要。
其次，由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理论学科，所以在讲授时，一是“章”、“节”、“目”最好不出现历史性的表述，也就是说，“章”、“节”、“目”的标题，都应该是理论性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学基本要求和现有的绝大多数教材，也都是这样做的。二是在叙述时，不能把历史过程当作主体，而要以逻辑论证为主体，不能采取先史后论的办法，而应该由论开头，由论结尾是“寓史于论”，而不是“寓论于史”。这么做，是为了尊重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理论学科的固有特性，如果不能较好地贯彻这一点，理论课的教学就会变味。再次，在尊重理论学科自身特性的基础上，用历史说明理论，对理论作历史的论证。这对于提高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学的历史深厚度，是尤为重要的。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怎样进行历史的论证？总的说来，有两方面是应该注意的：一是把历史的主要线索讲出来，要把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主要著作、理论的主要内容用历史的主要线索贯穿起来，既讲清新时期的历史进程，又讲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怎样产生，怎样走向成熟，怎样为全党所接受，又怎样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并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指明了前进发展的方向，从而使历史和思想史、原著和原理融于一体。如果不把新时期的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讲出来，不用这个线索把原著和原理串起来，那么要想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凸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教学，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学生对理论的掌握也就失去了历史的深度和厚度。二是把理论与历史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把理论放在党的历史进程中去分析，从而揭示其运动的自然过程、本质和规律。这包括对理论的总体把握和特定理论观点的个别分析两方面。比如说，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这一论断，不仅要进行逻辑的论证，同时要把它与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通过这种考察，不仅能揭示出党的指导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而且有益于人们在总体上深刻领悟和把握党的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某一具体的理论观点作历史的分析也是一样的道理。把逻辑论证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还能防止和避免对理论讲授的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以便于学生对理论问题的具体理解和把握。
最后，对理论作历史的分析，并不意味着为了论证理论而可以随意地剪裁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因此，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历史论证时，必须尊重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身的联系和规律，真正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否则，就不能保证历史论证的科学性。
至于如何具体注意和提高它的历史深厚度，上述几点讲得很原则，操作上还要靠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去不断探索，不断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