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价值默然合一——论古希腊时期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价值论文,时期论文,关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06－0091－06
物理学家薛定谔在谈到追思古代思想的原因时，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在心灵与理性这‘两条道路’间隔着一堵墙。我们沿着这堵墙反思一下：它将永远存在吗？我们能推倒它吗？当我们在历史的高山峡谷中审视它的蜿蜒曲折时，我们看到悠远的两千年前的一块土地。在那里，这样的墙被推倒、消失了，道路只有一条，而且再也不被分割开来。”① 这段话同样适合古希腊时期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只不过，在古希腊，隔在科学与价值之间的这堵墙不是被推倒了，而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格雷厄姆对此做过精辟的总结：
“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在事实的陈述（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和价值的陈述（关于人类行为和态度的准则）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人的概念也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也在一些法则——自然的或上帝法则的支配下，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希腊人，他们认为人类的伦理以自然的和谐为基础。”②
古希腊时期科学与价值的关系以知识与价值、知识与善、自然与善等形式体现出来，价值内在于实在之中，知识与价值不分彼此，合而为一。苏格拉底把知识与道德上的善紧密联系起来的思路，贯穿于整个古希腊思想中，成为古希腊思想的一大特征，同时也为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做了很好的注脚。
一 价值是自然固有的组成部分：科学与价值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融合
现代意义上的自然，通常指自然界，即宇宙间的万物。在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中，自然这个词是被称做phuein而加以掌握的。Phuein的意思是生长或化育，也就是说会出生、成长、衰退、死亡的就是自然，自然的素材（hyle）具有活力（zoe）。亚里士多德把自然与目的结合起来，在他的伦理学里，自然意指（1）在未受人类干扰时所具有的本性或倾向，也即事物成其所然、不受干预的性质。（2）人所习惯的职能和追求的目的。他认为，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发展这种自然本性以便获取适当的目的。③ 从自然概念的最初使用，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的原形是具有生命力的，具有能自我生成、发展的原因，具有意义。在早期自然哲学家色诺芬眼中，“自然与上帝同一，它无所不包，是永恒的，全知全能。”④ 显然，在这种具有“物活论”（hylozoism）或“泛自然主义”（pan- physicism）色彩的自然观的支配下，价值是自然的本质属性，与自然默然合一，这与近代“价值根植于人类的需要和愿望”的观念有本质的不同。在古希腊，多篇以《论自然》为题目的著作指称的自然，并不是现代意义的自然现象或自然客体，而是“说明导致自然界中的事物如其所表现的那样表现的原则”。⑤ 因此，在古希腊哲学里，真正的问题是“存在者的本性”，而不是事物现象彼此的关系。对于存在，我们要追问的是它“为什么”存在，而不是要追问它们的关系“如何”。⑥ 在这样的自然观念下，科学与价值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也就不存在所谓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几乎成了希腊思想家的先天之见。
从希腊人创立的“宇宙”概念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科学与价值融合的迹象。据J·伯内特（J.Burnet）考证，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最早使用宇宙（kosmos）一词，其原初意思是“秩序”、“安排”、“集合”——荷马使用这个词，用来指古希腊的将军集合他们的部队来作战。可见，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对宇宙的理解是有秩序的排列。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美的排列，宇宙不仅仅意味着秩序而且也是一种装饰（因此，英语有cosmetic“化妆”一词）。⑦ 由此我们看到，希腊人眼中的“宇宙”，不仅含有科学的一面：宇宙是必然的、有秩序的，而且还有美学的一面：宇宙秩序本身就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即是善的和美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古希腊人对宇宙的秩序与和谐有着天生的信仰与迷恋。赫拉克利特的一段原文就体现了这种思想：“这个到处相同的宇宙，不是由神也不是由人造出来的，但是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永恒的活火，按尺度燃烧，按尺度熄灭。”一种宇宙正义，道德生态，就这样根植于逻各斯的实在中。⑧
在古希腊那里，价值不仅内在于自然、宇宙之中，而且也根植于知识内部。在希腊人看来，知识本身就具有价值，尤其对纯粹理性知识更是推崇备至。因为纯粹的思想可以认识善本身，从而达到可理解的极限。例如在毕达哥拉斯那里，科学的纯理性沉思、“无所为而为的科学”乃是“最伟大的净化”，“无所为而为”的科学沉思，好比运动会上的“旁观者”，比到会场上做买卖的人以至比参加竞赛的人都要高级。毕达哥拉斯将这种不计利益的科学沉思活动赋予伦理价值的意义，这一观点可以看成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关于知识与道德相结合，知识即善的思想来源。希腊人对知识本身价值的高度弘扬，在今天看起来弥足珍贵。正是这种对纯粹科学的捍卫，对知识无功利的追求，对理性沉思不计利害的热爱，才使希腊科学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罗素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往往由于这种热爱、沉醉而来。没有对知识本身的价值的认识，就没有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正是希腊人赋予为求知而求知的理性活动以价值意义。总之，价值根植于自然之中，是自然或知识本身所固有的思想，代表了古希腊时期对自然信念的基本承诺，并且对这个时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 赋予宇宙以意义和价值：科学与价值在认识论上的融合
古希腊的宇宙观充满了意义和目的。首先，古希腊的宇宙是等级宇宙。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对此做出说明。他们把宇宙按照贵贱和完善程度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分别是乌兰诺司（Uranos），即地球和月层下面部分；考司摩斯（Cosmos），即以恒星为界的交界部分；奥林波司（Olympos），即诸神的居所。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宇宙不仅具有严格的等级，而且处处体现唯美的原则，这似乎成为他们解释宇宙的最高原则。例如，他们认为：“地球、天体和整个宇宙是一个圆球，因为球形是一切几何立体中最完善的。宇宙中各种物体都做均匀的圆周运动，因为圆是完善的几何图形，而天体的运动越慢，它们的地位就愈加高贵和神圣。毕达哥拉斯学派觉得日、月、行星在它们各自周期中要由西向东环绕天球，同时每二十四小时要以相反的方向转动，这从唯美的角度看是不满意的。为了克服这种不满意的现象，并满足贱星体比贵星体走得较快的原则，斐洛劳斯就设想地球每天沿着由西向东的轨道围绕处于宇宙中心的火团走一圈。”⑨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天体运动必须是均匀的圆周运动的假设”，不仅控制着古代科学，而且成为中世纪、近代科学家坚信不疑的信念。
柏拉图按照几何原理构建宇宙并赋予它们以意义和价值。例如，他让每一种几何图形对应一种元素，四面体对应火，因为四面体最小，最锐利，最易变化，和火相似等等。造物主用三角形和正多面体，构建一个具有最高合理性和美的最终产物。按照柏拉图的这种看法，宇宙必定是个生灵。“希望尽可能把世界建造成那个最好的、在每个方面都是圆满的、易于领悟的东西，于是就将其造成唯一可见的生灵”，“它渗透着理性，充满着目的与设计”。于是，宇宙的运动也被赋予丰富的意义：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必定以匀速圆周运动的某种组合而运动，这完全是因为这些运动是最完美、最理性的，因而这些运动是神唯一可以想象的运动。⑩
其次，古希腊的宇宙论具有鲜明的目的论色彩。所谓目的论就是“把万物看做有思虑似的，以适当的手段，达到一定的目的。把宇宙看做有意识的规划”。(11) 古希腊对目的论的宇宙观做出最强有力的陈述的是亚里士多德。霍尔（Hall）认为：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最重要的常识要素之一就是，它把运动想象成普通人会看到的，换句话说，看成是具有不同特点的、特殊物体的运动，这种运动是带有目的性的、包含价值的自然运动。”(12)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一方面，延续了毕达哥拉斯的等级宇宙思想，对月上区和月下区运动的严格区分，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目的论思想。他认为，一种相关或过程的科学解释都应该包括对它的目的因或目的（telos）的说明。为了解释天球运动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规定一个不动的推动者——第一推动者，一个代表最高的善的有生命的神。推动者不是作为动力因，而是作为目的因起作用，也就是说，第一推动者是天球所渴求的对象，它们通过永恒的、均匀的圆周运动尽力模仿其不变的完美。(13) 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不仅体现在物理学上，而且也成为生物学的核心，比如他用目的和功能来解释个体或物种的形式或发展。他表示，我们不知道橡树是橡子的最终目标，就不能理解发生在橡籽中的变化。
与中世纪不同，古希腊的目的论不是出于圣经或教皇的教义，而是出于常识，但是这种信念却带有权威的份量，因此其思想影响极为深远。虽然今天的物理学已经抛弃目的因的概念，可是，从吸引、排斥、向心力等词我们还能看到目的论的残余。至于为何古希腊的先哲会习惯用这种思维方式解释宇宙，我认为，这与希腊人对宇宙秩序、等级、意义等信念一脉相承，其核心是对理性的信仰。目的论思想主要来自对宇宙秩序的追求。试想如果宇宙没有目的，那么“怎么能够发生这些整然的计划、秩序、美与调和出来呢？乱七八糟的盲目的冲撞固然可以发生运动和变化，但是这种变动终究不过是无意义的无目的的变动，决不能够产生如此整然合理的宇宙”(14)，而宇宙的秩序性最终是由无限心灵的理性力量给予和完善的。
三 对科学的解释就是对道德的解释：科学与价值在方法论上的融合
在古希腊，并不存在独立的科学方法与伦理学方法。希腊人对宇宙的解释是系统的，他们用相同的方式和方法解释全部自然现象。这样他们试图解释世界起源的一般原则，也应用到解释地震或冰雹或疾病或善恶的起源。(15) 例如在古希腊，经常有人把几何学和政治联系起来，因为几何学使用比例，会根据事物的优点来分配，这样更适合严肃的寡头政治和法制的君主制。因此，在国家中，几何学不是制造混乱的根源，而是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显著标准。莱克格斯（Lycurgus）坚持认为，事物根据优点来分配，根据比例几何化地来决定。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从宇宙的必然性“逻各斯”中引出伦理生活，强调人类活动必须服从宇宙规律，用理性约束自己，按逻各斯办事、律己、守法和克制情欲。他用原子的聚散解释灵魂与肉体的生死问题，认为死亡不仅是自然生命的问题，而且还是伦理道德的问题。冯·赖特也注意到科学与价值在方法上的一致性，他评论道：
“希腊科学是有价值导向的，它试图在自然的理性秩序中，体察出作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寻找一种好的生活标准，以及人们不能不受惩罚地超越的界限。这种把理性解读为合理的做法是我们所陌生的。”(16)
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应属毕达哥拉斯的数本主义理论。毕达哥拉斯的数“绝非一些单纯的、纯数目的数，而是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有性格的、有内涵的东西”。杨适在《古希腊哲学探本》中提到，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是一种很有原创性的智慧，它既是哲学的，也是科学的，还是伦理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或者说还远未区分开来。如数字“三”在毕达哥拉斯这里代表开端、中间和终结，也就是“全”，它还表示长、宽、高，可以象征世界。它还同阿波罗神庙中青铜三脚祭坛等联系起来，被赋予神秘意义。数字“四”是神圣的，它是正义，因为4是第一个平方数。数字“五”是婚姻，它是男女的结合。数字“十”被认为是最完满、最和谐之数，因此，当实际观测到的天体有九个时，为了凑足十的数，他们就捏造第十个天体，并称它做“对地”(17) 等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用数启示事物本质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有些幼稚可笑，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但这正体现了人类早期文化智慧的原创特点。
科学的解释为道德的解释提供证据，同样，道德解释也往往对科学的解释提供示范作用。在早期自然哲学家的著作中，我们经常看到伦理学的术语充当了对自然的解释。例如，阿那克西曼德把元素的变来变去和元素形成物体，看做侵犯和报复的过程，而当东西变成那种形式之后，它们就消失了，这也是合理的，因为它们按照时间的顺序相互赔偿和满足。以报复原则解释自然过程，这是在正当的法律手段出现以前经常采用的方式。由于这个原因，希腊语中“因”，古义就是“罪”。赫拉克利特就是用报复思想解释世界秩序的法则的。他认为报复是一种变的法则，用来统驭天体运动，元素的相应变化和自然界所有过程。(18) 有趣的是，希腊人从人类社会的共同体中，引出关于自然秩序和运行的法则以后，并不因此就终止了，他们从社会中得到的关于自然的启示，经过奇妙的再投射，进一步成为人类社会的规范和准则的来源。
柯恩认为，通过寻找通向真理的共同方法，科学与伦理建立了最初的联系。比如，关于人、自然界和上帝的行为的思想，均是由自我审查的方式达到的。这些问题包括：如何思考，如何确定，如何认识真理？或者简而言之，我们如何知道？许多哲学家在寻找问题的答案。理想主义者柏拉图，为我们提供绝对具有洞察力的早期伦理学，它与通向自然知识的数学方法联系在一起；唯物论者亚里士多德，把分类学和经验论的方法运用到社会、政治、伦理以及生物学中；人文经验论者如希波克拉底，不仅为关于诊断和治疗的合理科学预测提供实验证据或教训，而且还为生命中的不确定行为提供理性的和人道的建议。还有怀疑主义者普罗泰格拉、第欧根尼，他们从怀疑关于自然信仰的证据的充分性，到怀疑任何人类行为的道德水平的确定性。(19) 由此我们看到，在古希腊，到处存在着后来摩尔指称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科学的理论可以建构在伦理学之上，伦理学也以科学为基础，关于科学的知识和关于道德的知识是可以相互类比的。当然，这种做法后来受到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拒斥。从笛卡儿开始，经过莱布尼兹再到休谟和康德，科学与价值双方渐行渐远了。
古希腊人在总体上主张知识与价值合二为一，但原子论者是个例外。洛西谈到：
“原子论者用原子运动解释感觉甚至思想，因而怀疑人的自我理解。原子论者几乎没有为精神的价值留下余地。友谊、勇气和崇敬的价值当然决不能被还原为原子的集合。而且，原子论者在科学上没有给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神授的目的考虑留下地位。”(20)
原子论的观点似乎是近代科学的先声，近代科学和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试图拒绝或切断柏拉图式的宇宙观，改变对知识和善的本性的看法。
四 对古希腊时期科学与价值关系的思考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在古希腊，科学与价值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是默然合一的。然而，当我们回到现代科学，看到科学与价值的种种对立与纷争，我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科学发展的萌芽时期，科学与价值的关系会呈现如此样态呢？这与希腊人看待自然和世界的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古希腊的自然观是有机的自然观。新《大英百科全书》25卷的“科学”条，把希腊古典科学的特征归纳为两点：第一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结构；第二认为这种秩序不是机械设计的秩序，而是一种有机体的秩序。(21) 自然界是一个“秩序的有机体”的观念，几乎毫无例外地渗透到希腊科学中。从上面我们对自然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到，希腊人主要是在“有生命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这层含义上使用自然的概念的。在他们眼中，自然是包罗万象生机无限的世界，“自然界浸透或充满灵魂”是他们提出科学理论的出发点。被誉为科学之父的泰勒斯就曾说过“磁石有灵魂，因为它吸动铁”之类的话。由于自然的本体是充满生命的、活生生的有机体，因此，在古希腊早期的自然观中，拟人化的解释俯拾即是。这种对自然现象的拟人化解释，与人类早期认识的限度有关。当任何事物还得不到可靠预测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经验范围内的活动投射到所认识的事物上面，因此，有些解释在现代人看来显得异想天开或者很随意。从这种有机自然观自然会引出目的论的解释，即自然像有机体一样，自我运动，自我发展，向着它们注定要到达的目的运动。在古希腊有机论的自然观的支配下，科学与价值自然而然地合而为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本不存在科学与价值的二分问题。
其次，古希腊的自然观是整体性的自然观。雅斯贝尔斯说，古希腊人有追求宇宙整体的愿望。恩格斯也曾说过：“在希腊人那里……自然界还被当做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22) 的确，希腊人习惯把自然当做一个内部和谐有序的整体，并把这个整体看成是善的。这种从整体的视角来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使希腊的理智“在看待一件事物时，从来不只从它本身来看，也不只为它本身来看，他们总是把这件事物看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希腊精神在每一件独立的事物中都看到美和它的意义”。(23)
对整体自然观进行最有力阐述的当属柏拉图，他先后在不同地方表达了这一思想。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谈道，创世把四种元素中的每一种都用上了。他的用意是：第一，要尽可能使这个生物在整体上完善；第二，它是唯一的，因为没有剩下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创造另一个宇宙。对于这个要在其内部包容一切生物的生物来说，圆形是它最适当的形体。(24)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则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述：
“‘客观’的实在以理念或‘善’为特征。实在是统一的、模式化的、有秩序的。为了理解经验，我们必须掌握统领万物法则和结构的知识，以及秩序、模式、或目的，它渗透于所有的经验之中，将之以连贯的和有意义的形式统一起来。这是因为，经验科学的目的和方法带给我们最多的仅仅是对实在的有限洞察；更专业地讲，它只能帮助我们洞察某种经验、某种实在的层次。然而它还必须把万物安排在一个统一的图景中，通过洞察一些统领万物的更基本的原则和形式加以补充。否则，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就是不完备的。这个图景包括目的、规范以及科学所不能给我们的一些理念，或者是对事物完整的描述，或者是适当的陈述。”(25)
柏拉图把“善”的理念作为整个认识论体系的至高点，在他看来，科学活动就是在“善”的形式下对和谐有序的整体宇宙的追求。在这种整体的自然观下，没有所谓自然与人、物质与心灵、理性与价值的分立和冲突。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是被自然包含的。自然对于人而言，不是作为“对象性的存在”外在于人类，而是与人同质的，融合的。同样，心灵与物质、理性与价值的关系也是如此。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外，我认为，古希腊时期科学与价值的结合，还与对理性力量的提升有关。古希腊这种对理性的推崇与近代以来对理性精神的高扬有所不同。希腊人所敬仰的理性是纯粹理性本身，不带有一丝功利的色彩。培根后来提倡的“知识的目的是追求实际利益”的观点，在希腊世界是十分陌生的。在希腊人眼中，知识本身的价值高于其产生的价值。因此理性力量从确立到得以提升的过程，也是理性与价值逐渐融合过程。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希腊人这样，直截了当地赋予理性以伦理道德的含义，或者在伦理的意义上讨论理性。正由于古希腊把纯粹理性思考和真理追求本身视为“至善”的美德和最高幸福，科学才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古希腊的这种“科学与价值合二为一”的整体科学观呢？培根认为，自然知识与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道德知识联系起来，是自古希腊以来科学进步的阻碍。(26) 知识即美德的观念在两千年后被逻辑经验论完全抛弃，认为把伦理学建立在认识基础上的企图，乃是对知识的一种误解的结果。(27) 不可否认，古希腊时期的许多先人之见，如认为地球上的运动是直线的，圆周运动是天体特有的，以及对自然的一些目的论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科学的进展。然而当我们看到，基于还原论的当代科学愈益凸显其局限性时，尤其当人们对工具理性的片面追求而导致人类生存危机时，希腊留给我们的这份遗产就显得弥足珍贵。这时，我们不妨停下脚步倾听往昔思想的呼唤，也许古希腊“知识即美德”的健全理性观会在新的层面上带给我们全新的启发。笔者认为，希腊全部精神的核心正在于人的理性思维传统内蕴价值，即通过对自然秩序的探求，了解人类行为的限度，寻求人类生活的规范。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追求知识的过程，更是寻求智慧的过程，这恰恰是希腊文化的独特之处，也正因为此，才成就了希腊的伟大。
注释
① 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颜峰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17页。
② L.R.Graham,Between Science and Valu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1,p.15.
③ 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人民出版社，2001，第452、662页。
④⑧ A.F.Holmes,Fact Value,and God,Will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p.5,p.7.
⑤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4页。
⑥ 张正修：《西洋哲学史》，台湾教授协会出版社，2005，第711页。
⑦(15) J.Barnet,Early Greek Philosophy,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1987,p.19 ,p.17.
⑨(18) 梅森：《自然科学史》，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19－20页；第17－18页。
⑩(13) 林德柏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第45－47页；第57－61页。
(11)(14) 斯塔斯：《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庆泽彭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80页；第2页。
(12) E.W.Hall,Modern Science and Human Values,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D.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56,p.37.
(16) 赖特：《知识之树》，陈波等译，三联书店，2003，第4页。
(17)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第176、173页。
(19) R.S.Cohen,Ethics and Science,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Edited by Alfred I.Tauber,by Macmillan Press,1997,pp.308-309.
(20) 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第29页。
(21) 张世英：《希腊精神与科学》，《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
(2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人民出版社，1984，第48页。
(23) 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295页。
(24)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第283页。
(25) E.D.Klemke et.ed.,Introductory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80,p.225.
(26) R.N.Proctor,Value-Free Science Is? Purity and Power in Modern Knowle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7.
(27)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45页。
标签：古希腊论文; 科学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宇宙起源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自然观论文; 哲学家论文; 目的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