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亮[1]2013年在《弗·伍尔夫小说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认为,在特殊时代背景以及自身性别和种族身份的综合作用下,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与全球化语境下的后殖民作家、移民和流散作家相类似的民族身份认同情结和困惑。与福斯特和劳伦斯等男性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大英帝国的盛极而衰让宗主国作家伍尔夫产生了一种自卫和防御心理,促使她对英格兰的帝国身份进行文本建构。异域环境中的家园回望(《远航》和《奥兰多》)和都市背景下的帝国空间建构(《达洛维夫人》和《岁月》)是伍尔夫建构“英格兰性”的两种策略,两者均演绎了以他者为参照凸显自我的身份认同逻辑,体现了“英格兰性”的殖民主义话语特征。但是,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伍尔夫对渗透男性殖民意志的民族叙事又有一种天然和内在的排斥和抗拒,在建构“英格兰性”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解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异域背景作品改写旅行文学和殖民探险文学殖民主义叙事；二是“伦敦小说”在都市空间之外开辟乡村叙事追寻英格兰的本源,塑造一个不依赖他者、自为自立的英格兰形象；三是历史题材小说(《奥兰多》、《岁月》和《幕间》)将公共事件和人物背景化,颠覆官方和正统历史编纂,将英格兰“去殖民化”和“去帝国化”。然而,特定历史背景下女性与帝国的关系决定了伍尔夫与英格兰帝国身份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建构与解构,而是存在一种更为深层和微妙的抗拒和共谋。一方面,英格兰女性与帝国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在帝国式微的背景下,进化论和优生学形成合力,赋予女性为种族和民族生育的神圣职责,使得女性私人领域活动具备了公共话语性质。而帝国政客也利用女性的特权地位,提出“母国”观以巩固帝国殖民统治。《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的优生母亲达洛维夫人和拉姆齐夫人即体现了女性与帝国的这种互惠关系,她们既是伍尔夫对排斥女性的优生学理论建构的回击,也表达了一位宗主国白人女性作家的种族和民族优越感。另一方面,与帝国的关联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的生存状况,女性在很多方面仍然是父权制社会的他者,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无法充分享有公民权利。这种缺失性体验促使伍尔夫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形象,利用殖民扩张和征服的修辞为女性现实中缺乏的政治权力进行文学补偿。无论是《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的优生话语和“母国”意象,还是伍尔夫作品中的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形象,都归结于伍尔夫的女权主义立场,同时也都表现了伍尔夫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如果说伍尔夫对“英格兰性”的建构体现了种族身份对其文学创作的制约,对“英格兰性”的解构表明性别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那么达洛维夫人和拉姆齐夫人,及其作品中众多男性化女性角色和女性帝国主义者,则揭示了种族和性别作为一个整体在塑造伍尔夫文学想象方面发挥的作用。综合来看,伍尔夫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的书写表现为一种对女性共同体的想象,一种对英格兰帝国身份有条件的依附和挪用,目的在于确保女性拥有完整的公民身份,为拓展女性的生存空间提供平台和资本,进而建构女性言说的政治和文化权威。伍尔夫小说中的民族身份书写表明她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和时代的高度相关性,而她既不鼓吹民族主义,也不盲从世界主义的做法也为认识当今世界诸多地缘政治问题提供了启示。
张建琴[2]2016年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以降,美国迅速崛起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都超越了西方传统强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国家,也成为塑造中国形象的主导国家。电影是美国建构中国形象最重要的阵地,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潜藏着美国的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本文在“异域文化作为文化‘他者’”的理论假设之上,借鉴后殖民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跨文化形象学、文化研究等理论资源,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展开研究。通过对经典电影文本的多层次分析,找出美国电影在塑造中国形象中形成的普遍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和程式,揭示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的出现、发展和变异都离不开西方的中国形象这一语境。历史上,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形构下,呈现出各色各样的面孔。总的来看,西方的中国形象可以分为美好的正面形象、愚蛮的负面形象与平实视看的形象三种类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形象,都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的文化“他者”形象,体现了西方对自我的认同与维护。美国电影对中国的塑造历史大致可分为默片电影时代、电影工业时代、冷战敌对时期以及开放交往时期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中国形象在结构、风格和内容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其背后始终存在着许多刻板的观念以及通过观念创造的类型化的故事和人物。美国电影以强势的资金、技术为后盾,已将全世界变为其超级市场,观众在对电影的观看和体验中,接受并巩固了形象背后的价值观念。傅满洲形象、陈查理形象以及《大地》中的中国形象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中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代表,三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和对华态度。分析、梳理这三个典型形象的特征及其产生、发展和消隐的轨迹,对全面、深刻地认识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傅满洲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小说中的华人形象,系列小说一出版就传入美国并被好莱坞拍成十余部电影。傅满洲是“黄祸”的化身,是令人恐惧的东方恶魔。他所代表的撤旦式的中国人形象在美国银幕上时而隐匿,时而出现,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型化偏见;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小说中的华人形象。比格斯的陈查理系列小说只有6部,却先后被改编衍生为47部电影。陈查理这一“模范少数族裔”形象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影中中国形象的好转。陈查理形象是一个文化寓言,反映了一战后美国人对中国的热情以及白人对少数族裔的同化与认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偏见与文化歧视的痕迹；电影《大地》根据赛珍珠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它将镜头对准中国本土,塑造了乡土田园式的中国形象。它改变了早期美国电影中丑化、模糊化、幻象化的中国形象,是好莱坞在中国形象塑造上的一次重要而认真的尝试。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文化差异、时代语境与媒介特性是影响中国形象的主要因素。中国是美国的“他者”,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是美国文化构筑的“他者”话语。正确认识美国电影的中国形象,一是要认清形象的本质,洞悉其中的意识形态倾向,二是要在“他者”的注视中完成自我认识和自我提升。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在冲突和竞争的张力中逐步走向融合。研究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不仅要认识到中美之间界限和差异的存在,而且要认识到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强调跨文化空间和文化交往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偏见,减少误解和冲突,达到文化间融汇与沟通。
侯铁军[3]2015年在《他者之物与自我之物-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兼容社会历史批评、形象学、心理学、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帝国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宗教研究等视角,通过文本细读和史料分析,以瓷器的物性及其文化意蕴为着眼点,以“china”(瓷器)与“China”(中国)间同音同形的特殊关系为线索,阐发文学文本、瓷器器物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勾连,试图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器,深入研究瓷器与不同的个体在想象认知、帝国心态、民族身份、性别权利、审美欲望和灵魂诉求等方面的复杂交互关系。本文除引论和结语外,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八个章节。1引论本部分在提出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后,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其中的重点研究成果做了较为详细的述评,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之上,界定了本文所使用的几个关键概念,并阐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视角、观点和创新之处。2瓷器与18世纪英国社会和文学本部分再现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中国瓷器热以及瓷器的本土化过程,为研究这一时期英国文学中的瓷器提供重要的背景知识。2.1“‘瓷叶片片漂四洋’：18世纪英国社会和文学中的中国瓷器热”,以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的瓷器书写为主线,探讨了瓷器的物性及其文化意蕴,勾勒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中国瓷器由盛至衰的全景图,分析了中国瓷器在饮食、装饰和社交等方面对18世纪英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当时的英国人对瓷器的推崇、喜爱、迷恋和批评。2.2“新伊特鲁里亚扮装英伦：瓷器的本土化历程与18世纪英国文学”,通过梳理相关文学作品和历史史料,再现了英国人通过加装镶嵌,来样定制,模仿和创造等方法,不断地将瓷器去情境化、再情境化和本土化,把瓷器这个他者之物转变成自我之物的历程。3他者之物——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器与有关他者中国的想象与认知本部分主要从物质文化研究中器物作为表征符号的视角着手,辅以形象学和中英关系史的相关内容,以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之间的密切联系为线素,研究18世纪英国人通过瓷器想象和认知他者中国的相关文学书写,分析和阐释了这一想象与认知所呈的“瓷器的中国化”与“中国的瓷器化,,特征。3.1“‘瓷器’/‘中国’房子：瓷器的中国化与18世纪英国文学”主要分析拘是“瓷器的中国化”所包括的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革国人根据瓷器的原产地中国,将瓷器命名成“china”,使其与中国的英文名“China”同音同形。其二、作为当时中国科技、艺术和文化的杰出代表,瓷器被视为中国的表征符号,是当时的英国人获取他者中国知识的重要来源。透过数量巨大且随处可见的中国瓷器,英国人情不自禁地在文学书写中想象、认知和建构着遥远而神秘的中华帝国的相关知识,中国也因着瓷器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2“茶杯上的幻想：中国的瓷器化与18世纪英国文学”。“中国的瓷器化”指的是英国人在想象和认知中国时,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将瓷器的某些物性和文化意蕴与中国和中国人等同起来。18世纪初前,英国人对瓷器制作的秘密一无所知。在这一时期,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渲染着瓷器的神秘和神奇的功效,并根据瓷器上所描绘的静谧、和谐、美好的文饰,对中国进行理想化施魅,为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乐园似的”面纱。及至18下半叶世纪,由于英国人对华的否定性态度以及欧洲种族主义思想等原因,中国的形象开始一落千丈。此时中国瓷器的某些“问题”,如不按透视法原理绘画的现象,外实内空的器形,怪异的人物图案等相关物性,都被用来表征中国和中国人的脆弱易碎、不堪一击、荒谬怪异等,中国和中国人由此而“瓷器化”了。4自我之物——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器与多元自我的交互关系本部分主要从物质文化研究中人与物的交互关系的视角,首先结合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和中英关系、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等相关史料,从较为宏观的层面,研究中国和英国以及英国和其殖民地围绕瓷器而引发的冲突,论述其背后所凸显的英帝国社会精英的帝国心态以及爱尔兰和美利坚人的民族身份等问题。其次,在微观层面,我们将通过分析男性、女性和属灵个体对瓷器的使用、消费、欣赏、把玩和制作等,论述瓷器与他(她)们的审美和欲望自我以及灵魂自我的交互关系。4.1“从笛福的焦虑到马戛尔尼的自豪：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器与帝国自我的彰显”主要从物质文化作为表征符号的视角,通过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相关瓷器书写,分析中国瓷器在财政、美学和道德层面对当时英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当时的社会精英对此所持的种种态度(如焦虑、愤懑等),并论述他们如何在想象、话语和实践等层面,化解上述心态,表现和彰显他们的帝国自我的。4.2“‘帝国精美而高贵的瓷瓶’破了：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器与民族自我的建构”,通过分析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文学(包括爱尔兰文学和早期北美文学)中的相关瓷器书写,论述了瓷器在帝国与殖民地纷争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表征政治权利和民族身份的符号功能。殖民地人通过抵制英国瓷器,生产本土瓷器以及到中国购买瓷器等方法,表现了他们的经济、政治和身份诉求,表达和建构了他们的民族目找。4.3“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杯风波：两性审美与欲望自我的诉求与争斗”,从人与物的交互关系视角入手,紧扣瓷器的物性及其文化意蕴,通过分析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相关瓷器书写,论述在日常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围绕瓷器所产生的复杂交互关系：男性把瓷器类比成女性,将女性物化为瓷器,在这个瓷器的女性化与女性的瓷器化过程中,女性被降格成男性审美和欲望自我的客体；女性则通过索取、观看、把玩、购买、展示、陈列瓷器等方式,在瓷器之上投射了她们的审美和欲望自我,以此彰显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并通过有意识地在话语和实践层面与男性争斗,消解和超越了男性中心主义话语下“陶/男“和”瓷/女”的二元对立。4.4“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白色‘圣杯’：灵魂自我的形塑与提升”同样从人与器物的交互关系视角入手,紧扣瓷器的物性及其宗教意蕴,分析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器与灵魂自我的内在联系。本章认为,欧洲人对瓷器追捧,从灵魂的层面而言,是他们在罪感意识的驱使下,追寻白色“圣杯”这一宗教诉求的外化。而以鲁滨逊为代表的属灵个体尝试制陶/瓷的过程,则是其灵魂自我的一种投射,其所希望和追求的,是通过制瓷般的历练,形塑和提升自己,涤荡灵魂,把自己变得如同瓷器般圣洁,最终成为“合乎主用”的“贵重器皿”。5结论通过以上三个部分的分析,我们最后得出以下结论：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器主要扮演着自我之物和他者之物的角色。一方面,作为一种集科技、艺术和文化的伟大中国发明,瓷器这个他者之物,被视为整个中华民族及其历史的代表,被用作想象和认知他者中国和中国人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瓷器与18世纪英国文学中不同个体的多元自我有着复杂的交互关系,它彰显了社会精英的帝国自我,建构了爱尔兰和美利坚人民的民族自我,外化了男性和女性的审美和欲望自我,形塑了属灵个体的灵魂自我。
刘泓呈[4]2011年在《中国法：走在想象与真实之间》文中研究说明从公元十三世纪中叶开始,中欧交流的历史帷幕被徐徐打开,一批批欧洲传教士、探险家、商人前赴后继地来到中国,开始了对古老中国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和认知过程。其中,传教士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广博学识的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写下了大量的游记、著作、报告。在他们的著述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的内容。他们在把中国文明介绍到了欧洲的同时,也使得古老的中国法律渐渐走进了欧洲人的视野。在中国,研究欧洲人视野中的中国法律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虽然有很多法史、法理和法律文化学者都已经以不同的进路和方式触及到这一领域,但他们的研究在方法和视角上都存在不少局限。本文的研究就是试图突破这种局限,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梳理从十三世纪中叶到启蒙运动之前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文本；同时以人类学的“他者”理论、法律的文化解释方法、跨文化研究方法等作为工具,分析不同时期的欧洲人对中国法律的认知和表述与欧洲的文化背景、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了解欧洲社会关于中国法律的认知和表述的历史及其积淀,同时分析这些关于中国法律的认知和表述在欧洲社会是如何产生影响的。论文的第一章讲述的是十三世纪的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法律。1250年前后出使蒙古的传教士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在将最初的中国形象带入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视野的同时,也开启了欧洲人关于中国法律的了解和认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1275年左右来到中国,虽然他只是在游记中零星留下了一些有关元朝法律制度的记述,但却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十三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法律的描述和认知不仅极为模糊,并且处处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传奇色彩。论文的第二章分析的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人笔下的中国法律。十六世纪中叶,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把佩雷拉、克鲁斯、平托等一大批早期欧洲观察家推向了中国的大门。从门缝中的窥探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学识渊博的法官、公平正义的审判、残酷血腥的刑罚和仁慈美好的社会救济制度；迷雾中的中国法律开始在欧洲人的面前显现出它神秘的轮廓。论文的第三章分析的是门多萨神父笔下的中国法律。书斋中的门多萨神父,使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一个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他在《中华大帝国史》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这里有清廉正义的法官、有优越的司法制度、有花园般美丽的监狱、有完善的慈善机构。在门多萨笔下,中国华帝国的法律制度完美得令人感觉是那么的不切实际。但在这种想象的完美与真实之中,一个清晰的中国法律形象却在欧洲人的面前显露了出来。论文的第四章要论述的是利玛窦笔下的中国法律。从十七世纪初开始,天主教的宣教事业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1601年,利玛窦进入了北京城,这是天主教的中国宣教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时刻,这同时也是一个欧洲人真正深入古老中国心脏的时刻。从欧洲人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程度上来讲,利玛窦是第一个真正打开古老中国大门的欧洲人；从欧洲人对中国法律的认知程度上来讲,利玛窦也是第一个真正深入、清晰了解中国法律的欧洲人。论文的第五章论述的是曾德昭神父眼中的中国法律。作为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个极为通晓中国语言文字的欧洲人,曾德昭来华的年代正好是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交替时期。和走“上层路线”的利玛窦不同,在中国丰富的游历和广博的见闻让曾德昭更加真实地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法律。曾德昭对中国法律制度的认识和评价,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利玛窦更为全面和深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说他发现了真实的中国法律。论文的第六章分析的是闵明我和李明神父笔下的中国法律。清初的顺治朝和康熙朝前期,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来华的闵明我神父眼中,中国法官的和善、中国皇帝仁慈爱民的“德政”、中国严肃的婚姻法规和“管理良好”的中国监狱,使得异教中国的法律充满了阳光般温和的色彩。“国王的数学家”李明神父于十七世纪末期来到中国。在李明神父笔下,的中国刑罚有着残酷腐败的一面,但是中国的君主制度却是世界上最“完美无暇”的政治体制,而且中国的法律也是“与本民族的精神和特性契合的天衣无缝”的。在李明神父的眼中,异教中国的法律制度仍然散发着难以掩盖的光芒。
张勇[5]2013年在《话语、性别、身体：库切的后殖民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J.M.库切是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其创作中,话语、性别、身体构成其后殖民创作的三个基本维度,从三个维度出发,库切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大厦。从当前的库切研究来看,研究者虽然对这三个维度都有所涉及,但均未形成系统、深入的研究。本选题主要借鉴话语理论、叙事学理论、性别理论和身体理论,从文本出发,采取理论分析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原则,从库切所处的南非后殖民语境谈起,围绕历史、性别、身体三个维度,对库切后殖民创作展开论述。因此,论文弥补了国内库切相关研究的空白,拓展了库切研究的学术范围,丰富了库切研究的内容。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对于库切而言,小说叙事形式成为其表达反殖民主义主题的重要策略。因此,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兼顾小说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试图将作品内容分析与叙事技巧融合起来进行分析,以弥补先前评论重内容、轻形式的不足。本文意在说明：库切通过话语、性别、身体三个维度的书写,揭示出殖民史运作的话语机制、哲学和历史伦理基础,探讨了解构殖民主义的话语、性别和身体策略,建构了自己的小说话语理论,倡导构建一种多元化的话语存在模式,表达了对不同性别、种族、文化间关系的主体间性追求,并探讨了一种自然和谐、多元共存的新型历史伦理规范。库切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其作品表达出的一些思想不仅对解决南非问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对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种族、民族、文化冲突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结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库切本人及其创作,对库切本人及作品的国内外研究做了介绍,阐述了本课题的选题缘由、研究方法及各章节的研究内容。论文第一章第一节分析了“南非神话”缔造的基础,认为殖民者利用历史的虚构性,强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植入到历史叙述之中,利用自己的话语优势建构起了“南非神话”,并通过凝视和想象殖民地他者等话语压制手段,一方面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将这种压制机制内化成文化的心理压迫模式,成为利于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第二节讨论了库切对历史和小说关系的理论建构。库切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在“南非神话”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建构和推动殖民历史向前发展的重要“帮凶”。按照库切的说法,文学被殖民史“殖民化”了。基于这种认识,库切反对小说成为历史的附庸,认为小说是一种话语,历史也是一种话语,小说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建构自己的运行方式,建构自己的神话,并且成为对抗历史话语的重要载体。而针对南非文学中现实主义成为政治呐喊的工具这一现象,库切在创作中有意摒弃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叙事技巧方面都与南非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印证了他本人历史和小说是独立的话语体系的论断。第三节从解构宏大历史叙事的角度,分析了库切后殖民叙事中的话语解构策略。在库切的创作中,其立足于对当下南非和整个人类历史境遇的忧虑,从一名流散作家的多元视角,通过寓言式书写、经典改写、虚构历史叙述、边缘叙事等方式解构了殖民文学中的宏大叙事。第四节阐述了库切通过建构一种对话式的没有权威的叙事,打破了历史话语的独语形态,试图建立一种多元的、对话性的话语存在形态。第二章结合性别理论讨论了库切后殖民创作中的性别书写。首先库切通过颠覆性别形象(包括男性和女性形象)实现了对帝国权威的否定。库切清醒地认识到殖民体系的建构与性别关系建构的同质性。在创作中,他通过对帝国男性形象的解构和女性形象的建构,对殖民体制中的性别形象控制机制进行了质疑和颠覆,对帝国的性别压制机制进行了批判性的揭露。同时,库切在《国家心脏》、《福》等作品中,从空间的性别修辞入手,颠覆了殖民主义在空间方面的性别压制机制。其次,叙事技巧的运用也成为库切性别书写的重要策略。在库切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中,他使用女性作为故事的叙事者,并且有意识地利用一些边缘性的女性文体作为女性叙事的载体,从而使殖民叙事的沉默声音得到复现,打破了以男性为性别特征的理性叙事的历史呈现模式。但是,与女性主义者所希望的叙事效果不同,在库切的这些叙事中,女性叙事的声音是不稳定的,甚至最终是被淹没的。库切呈现的不是性别主义的声音压制,而是呈现出女性的声音在历史中被消匿、被淹没的过程,从而使读者明白殖民体系的性别话语运作机制。再次,库切从性别角度表现了殖民语境下人们之间的交际困境,探讨了女性突破这种孤独困境的途径。作品中的主人公通过性别越界、建构跨种族的姐妹情谊等方式,试图打破人际交往的困境。然而,库切对她们的这些尝试并没有给予肯定,而是质疑了在种族隔离背景下跨种族的性别“联姻”的作用和现实可能性,探索了产生这种困境的哲学根源,批判了西方主体理性哲学所导致的二元对立矛盾,表达出库切对不同人际、性别、种族、文化间关系的主体间性追求。第三章结合身体理论探讨了库切后殖民创作中的身体书写。首先,库切关注到殖民史与身体的关联。身体的生理性特征在殖民史中被赋予了强加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从而呈现出特殊的肤色政治。同时,库切注意到,殖民史也是一部身体的暴力性规训史,殖民者实行文化同化的同时,利用身体性的规训机制,达到使被殖民者他者化的目的。然而身体的征服史也意味着身体的反抗史,库切在许多作品中探究了这一主题,并且赋予身体权威的言说位置。其次,在库切作品中,身体成为一种隐喻,与帝国形象、白人个体的生活状态形成映射关系。一方面,在库切作品中,他通过身体视角,特别是性的视角,揭示出殖民史中帝国的衰败历程。另一方面,库切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白人作家,他深刻体会到自己与令人耻辱的殖民体系的血缘联系。那么作为帝国体系的一分子,能否从殖民历史中逃脱出去?在许多作品中,库切通过身体视角探索了这一问题,揭示出在种族隔离背景下,有良知的白人的“历史逃逸”情结,并以一种博弈的形式得出一个否定性的结论。最后,库切对暴力给予了道德伦理层面的关注。库切通过身体视角,特别是通过动物身体隐喻,对殖民暴力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伤害给予了人性关注,反映出殖民暴力下有良知的殖民者人性的觉醒,探讨了文学创作中对于暴力的书写伦理,批判了历史暴力循环现象及其背后的历史伦理危机,倡导建立一种自然和谐、多元共生的新型历史伦理规范,体现出库切对身体和历史的伦理关照。
朱骅[6]2010年在《赛珍珠与何巴特的中美跨国写作》文中研究表明美国新教在华传教运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学界从传教史和文化交流史角度对这一运动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占传教士主体的女传教士的微观研究却很不足,屈指可数的研究仅局限于美国“妇女研究”领域。女传教士研究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差会正式记录的匮乏,这是女传教士在传教界遭受性别歧视的历史结果。由此,本课题从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观,探索女传教士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即从女传教士的跨国书写切入相关的主题研究。在这一目的指引下,本课题选择了赛珍珠和何巴特这两位著述颇丰的女传教士作家,以她们的跨国写作为蓝本,力图揭示身处中美两种文化交汇的边疆带上的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边疆意识”。本课题在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域下展开研究,综合使用女性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和揭示中产阶级女性与帝国共谋关系的“天定齐家”理论,以此建立研究的基本学理框架。在文本解读方法上借鉴赛义德提出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权威分析法,即“策略性定位”和“策略性建构”,尽可能全面展示女传教士在协调国家身份、宗教文化身份、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过程中产生的“边疆意识”。全文以女传教士的性别身份为中心,以性别身份与其它三个强势身份的协调与对抗为脉络,展开下述七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探讨“天定齐家”与“天定使命”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历史语境。首先,分析“天定使命”话语内含的宗教激情与扩张主义指向,由此揭示新教来华传教的政治与宗教本质；其次,介绍特纳“边疆学说”的文化内涵；第三,探讨将女性束缚于居家空间的“纯正女性风范”话语和将女性送往海外的“天定使命”话语之间的逻辑矛盾,指出正是“家”与“国”概念在帝国主义思维中的可互换性,促成女传教士以“帝国的齐家者”身份奔赴海外,履行帝国进程中女性的“天定齐家”职责,同时又不挑战故国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第二章探讨美国在华传教边疆的女性空间。首先讨论“纯正女性风范”内含的虔诚、贞洁、温顺和齐家这几个主要参数在殖民语境中的变化,并以传记《流亡者》为蓝本,展示女传教士在华“帝国齐家”的文化策略；接着分析女传教士“双性同体”殖民身份的产生过程,仍然以凯丽的心路历程,分析不同女传教士对自然性属被帝国主义“异化”的态度；最后结合具体文本指出女传教士的“边疆意识”有助于她们形成文化相对主义观念。第三章集中于何巴特特殊的跨界经历以及相关书写,探讨美国在华帝国事业的另一支——商业边疆,以及其中的两性空间分野,揭示个体拓疆者和国家意志之间欲拒还迎的复杂关系。首先揭示为商界“齐家”的“公司伴妻”们不得不附和帝国话语以证明自身在华“齐家”的合理性；接着分析美国商界男性在拓疆主体公司化后,个人主义边疆精神的凋零；最后分析男女两性在海外边疆中打破性别空间分野的可能性。第四章重点讨论女传教士与国家意志共谋的思想表现之一“恩扶主义”。首先,结合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史,讨论赛珍珠和何巴特的跨国文本所不断倡导的,以基督教社会福音主义拯救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其次,讨论二人设想的,以具有美国民主思想的留美学生走向群众,间接拯救中国的思想,最后讨论“恩扶主义”思想面对中国革命兴起而产生的情感和意识形态困境。第五章主要讨论国家身份对审美活动的影响,分析赛珍珠和何巴特如何以或隐喻或直白的方式,通过文本的审美建构,将中国边疆化为美国的海外领土。首先分析了《大地》的“西部边疆”隐喻和赛珍珠思想中内化的杰斐逊主义边疆观；,继而分析何巴特的《满洲札记》如何通过不断与美国的拓殖史互文,直白地将中国看成等待美国征服的边疆；最后,讨论中国被边疆化而产生的唯美主义暴虐和帝国主义的怀旧。第六章主要讨论女性身份在获取他者知识方面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中国形象书写的影响。首先展示赛珍珠如何使用民族志写作手法重写中国形象,继而梳理赛珍珠为解构既有的华人刻板形象所做的学术努力,如中国小说译介和述评,最后补充指出像何巴特那样困守于“文化飞地”的美国女性,在创新“他者”形象方面的知识局限。第七章主要以赛珍珠为案例,研究女传教士回国后的身份定位。首先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展示赛珍珠如何利用白人种族身份的优势,以及公共言说空间华人知识分子的结构性空缺,确立自己的中国通权威身份,打破两性空间的藩篱；在此基础上,通过赛珍珠的非叙事类写作和社会活动,如建立“东西协会”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主持《亚洲》杂志的区域研究等,力图简要地勾勒出赛珍珠为种族平等、两性平等和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最后,归纳指出赛珍珠代言中国所无法摆脱的东方主义视域局限。以上七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显示,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的“边疆”,既是地理实体,也是心理隐喻,她们的“边疆意识”产生于性别身份和强势的国家身份、宗教文化身份、种族身份间不断协调的过程,每一个女传教士都在性别与其它三种身份形成的张力场中为自己定位,努力在成就感与异化感之间寻求平衡。
王荣[7]2016年在《追寻“失落世界”》文中指出亨利·赖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是19世纪后期英国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以创作非洲冒险故事而闻名。哈格德是英国文学史上以"黑暗大陆"为对象系统地进行文学创作的先驱,其作品对于非洲"吞噬"与"再生"两种力量的呈现,确立了英语文学中非洲形象的基调,而这一点经常被国内外的研究者们所忽视。本论文以哈格德的非洲罗曼司为考察对象,从罗曼司的文学形式出发,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哈格德对于非洲的历史文明、地理景观、宗教文化、以及非洲人的文学想象,并深入挖掘这种想象背后的历史文化驱动力,捕捉19世纪末政治、文化、性别等领域正在形成的"情感结构",论述这种想象如何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特别是中产阶级男性群体的欲望、恐惧与焦虑,如何回应、进而解构了有关"文明"、"进步"、"帝国"的宏大叙事。本论文由8章内容组成:第1章简述本论文的选题缘由,在系统梳理哈格德小说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与方法。第2章在19世纪末罗曼司复兴的文学语境下,区别了罗曼司与现实主义小说之间的不同,论述了罗曼司的文学形式对于哈格德作品中非洲想象的影响。第3章介绍了非洲在19世纪末历史语境中的位置,殖民扩张、考古发现、人类学学科的成立,激发了人们认知非洲的渴望,同时也加速"黑暗大陆"神话的流传,这些是哈格德想象非洲的起点,也是他小说中反复对话、争论的主题。论文的第4章到第7章是哈格德想象非洲的主体部分,非洲分别被塑造为"失落文明"的发源地、田园诗般的伊甸园、噩梦般的女性他者、魔法弥漫的神奇所在。第4章分析了"失落文明"神话对于非洲历史文明的塑造,以及这种想象背后矛盾的帝国主义话语。受考古发现的启发,哈格德将非洲塑造为白人袓先曾经的殖民地,从而使得将前往非洲的历险升华为返回"文明源头"的文化寻根之旅。第5章分析了伊甸园式非洲想象对于男性身份的重塑。非洲荒原是男子汉的天堂,他们狩猎动物,厮杀战场,识破了文明虚伪堕落的本质,复活了被压抑的野蛮活力。这种原始的阳刚之气,一方面跨越了文化差异与种族界限,另一方面又迎合了帝国扩张的欲望,共同庆祝了激情力量的回归。第6章论述了非洲如何被想象为一种女性化的他者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帝国的性别焦虑。在这个女性为主导的母权空间内,男主人公随时面临着被诱惑、吞噬、肢解的危险,而逃离女性空间,毁灭母权空间的权利象征物,则成为历险"通过仪式"的一部分。第7章论述了哈格德对于非洲文化的附魅、袪魅与返魅以及背后原因。在欧洲神秘主义复兴的历史语境下,非洲的巫术文化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他者。非洲成为距离神灵最近的地方,巫术、魔法不仅是真实存在,还具有不可言说的神性,为后达尔文时代人们的信仰困境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第8章是对全文论述的总结,并简单叙述了哈格德小说中非洲想象的文学影响。本论文是国内对哈格德小说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博士论文,有望修正国内学界对于哈格德是一名肤浅的帝国主义作家的印象,帮助深入理解维多利亚历险小说中的帝国想象与现代性焦虑之间的关系,从而克服当前对于历险小说单一、片面的意识形态研究视角。
关晶[8]2015年在《华盛顿·欧文的创作与“美国精神”的建构》文中认为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并促进了“美国精神”的建构。“国家精神”,概而言之,就是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国族信仰及其认同。它标示着国家的内部团结和整合并具有凝聚力,体现为国民对国族即国家统一体及其国格与国性的高度自觉与忠诚,也体现为国家对其国民作为公民之权利及义务的自觉维护及其责任。国家精神既不是虚幻的想象,也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美好说辞,而是一种与社会、历史和政治变迁相关,根植于国民深层意识的文化心理。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国家精神。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产品,是表达和传播国家价值观念、延续历史记忆、建构国家精神的有效载体。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往往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本国人民独特的精神诉求、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并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将这些思想和理念通过其作品表达出来,历经岁月大潮的冲蚀和洗礼始终闪耀着民族文化和国家精神的光辉。经典作品和文学大师在传承民族文化、呈现国家形象、反映国家精神等方面均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有属于自己的国家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美国精神”是美国人意识深处的思维状态,是一种确认和实现国家信仰和对美国文化达到认同的自觉意识。美国精神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发源于美利坚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之中。可以说,美利坚人历尽艰险定居北美、不畏强权争取民族独立并最终成功创建一个崭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过程就是建构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和国家精神的过程;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美国精神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意义和内涵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和丰富。历代美国作家不但是本土文学的创作者和国家形象的呈现者,而且在美国文化传统和美国精神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评论界誉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正是这众多美国作家中的一位重要先驱。作为诞生于星条旗下的第一代美国作家中的杰出代表,欧文与美利坚合众国一起成长,亲眼目睹了后者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沧桑巨变。他不仅是那个动荡不安、暗潮汹涌的历史转折时期的见证者,更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美国独特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培育和滋养着欧文的国家意识和本土意识,使他能够自觉地承担起促进美国精神建构的历史使命。欧文的作品看似题材多样、风格内容迥异,但无论是书写纽约的历史、描述旧世界的古迹乡村,还是记录早期西部开拓者的传奇经历和印第安部落的风俗文化,“美国精神”这一核心主题始终贯穿其间。终其一生,欧文都在不断探索着美国精神的内涵,努力把自己关于这个国家的全部希望和设想编织在文学作品之中,用自己的创作来促进着美国精神的建构。首先,欧文的创作对建构美国精神的促进作用表现在推动美国文学体制的更新方面。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挣脱大英帝国的统治,获得了国家独立。新的国家需要确立新的文化身份和国家精神,这种文学主题和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需要恰当的文学体制与之相适应。欧文在推动美国文学体制更新方面的贡献不仅反映在引领浪漫主义文学潮流和创造欧文式“想象游记”等文学形式方面的创新,而且还体现在开启美国职业化写作新时代所涉及的文学外部运行机制方面的突破性实践。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推动文学体制更新的过程当中,欧文找到了更加恰当的方式来书写美国的历史和现实、表达美国人的思想情感和反映美国的文化身份与国家精神。其次,作为一种确认与实现国家信仰和对国家文化努力认同的自觉意识,国家精神的建构必须以国家文化身份认同为基础。身为一位处于历史节点上的重要作家,欧文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羽翼未丰的美国而言,要建构全新的国家形象和国家精神,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独具特色的美国文化身份。尽管源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美国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但美国文化毕竟不是英国文化的复制和移植。恢弘壮丽的自然地理环境、印第安人的原始文化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定居者和移民带来的迥然各异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美国文化身份从来都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一个在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建构过程。这一多元动态、深刻复杂的过程在促进美国文化、美国精神持续更新的同时,也拓宽了以欧文为代表的美国作家的文学视野,为美国文学家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素材、灵感源泉和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再次,欧文的创作对建构美国精神的促进作用也体现在他的欧洲题材作品方面。第二次美英战争之后,美国的领土面积急剧扩大,经济飞速发展。财富的增长催生了自由经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迅速膨胀,整个国家的道德状况明显恶化。要避免人心涣散、四分五裂的命运,就必须建构起符合时代需要且能够代表本民族整体信仰和文化认同的美国精神。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由来自欧洲的定居者和移民组成的国家而言,欧洲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长时期内一直是其文化传统和国家精神的重要基石,要建构美国精神自然离不开对欧洲文化传统的吸收与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欧文17年(1815-1832)的欧洲之旅也可以被看成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回归传统,以英格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社会生活为素材进行文学创作,并不是单纯地对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盘接受,而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一种对美国文化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韩少功语),其根本目的还是要在回顾与反思、眺望与感悟中充实和丰富全新的美国精神。最后,欧文的创作对建构美国精神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他的西部题材作品方面。在欧文的文学世界里,西部作品尽管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足够关注,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美利坚民族是一个诞生于荒野之中的民族,西部荒野是其永远的“精神家园”。在西部作品中,欧文不仅描写了边疆苍茫宏阔、清新秀美的自然景观,展现了探险家们开拓进取、乐观坚毅的精神风貌,而且记述了自己深入西部草原考察游猎的经历,为世人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精神提供了一个直观清晰的视角。在回归荒野、亲近自然的过程当中,欧文切身感受到了自然荒野的力量和魅力,内心之中生发出保护荒野、珍惜自然的自觉意识。他逐渐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征服和占有,而在于主体与世界的和谐共在。只有放弃对自然和“他者”的掠夺和利益诉求,诗意地栖居于广袤无垠的北美大地上,美国人才能够获得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圆融,《独立宣言》中关于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承诺才能够最终得以实现,而这也正是美国精神的本质所在。综上所述,欧文一生都在锲而不舍地利用自己非凡的文学天赋,推动着美国文学体制和文化身份的建构、书写着美利坚民族独有的历史和现实、描绘着北美大地的壮丽山河。这个过程不仅是对美国精神的文学诠释,而且也在不断升华人生境界的同时,为人类走出生存困境、实现自我与世界的双重解放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因而,在反映美国精神或美利坚民族心理结构的早期文学中,“美国文学之父”欧文的文学创作为促进“美国精神”的建构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赵欣[9]2015年在《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创作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是孙皓晖先生砥砺16年,呕心沥血完成的一部著作。自2001年出版以来,小说就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一度引起了争议。本文主要从创作的角度分析其创作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价值与困境。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创作语境、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结语。各部分内容如下:绪论部分首先是对孙皓晖先生及其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其次对其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价值以及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做一个细致的叙述。创作语境作为论文第一章的内容,本章主要是从时代背景分析作者创作《大秦帝国》语境。其创作语境体现在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既有外部环境即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背景,又有内部环境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的背景。不仅如此,还有创作主体自身的主体意识,其学者情怀、创新意识、文化追求都影响着小说的创作。思想内容作为论文第二章的内容,本章主要从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和英雄情怀的展现对历史小说《大秦帝国》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艺术手法作为论文第三章的内容,本章主要分析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对于“史传”、“史诗”、“史论”并行的艺术特色。结语部分主要讨论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并进一步探讨整个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困境与出路。《大秦帝国》的主要问题在于现代意义的历史理性批判精神的匮乏以及文学价值的普世性意义的缺乏。新世纪历史题材要实现新的突破,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杜平[10]2005年在《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拟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下,考察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发展历程,同时勾勒出其中东方形象变迁的历史轨迹。 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是引发异国情调的主要原因,故沿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便能够梳理出文学异国情调的发展脉络。从古至今,西方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异域东方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西方对东方认识的拓宽,“东方”一词的涵义,包括地理意义上的东方、文化意义上的东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东方都在不断扩展,同时西方的东方形象也逐渐由模糊变得明晰。作为西方塑造的对立面,东方一直是西方文学热衷描写的对象。从发现东方到发明东方,西方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创建“他者”形象的复杂理论和模式。纵览英国文学,追求异国情调是各个时期文学创作中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各类文本都有大量关于东方形象描写的记载。正是这一广泛可见的现象,成为了本文选题、立论的依据。 本文以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演变历程为研究起点,观察东方形象的变化,将有助于理解东方形象在整个西方文学中变迁的规律。有鉴于此,本文的整体结构和论述都将在英国文学史的框架内展开,重点考察观察者的文化与东方形象创造的关系,因为这样的架构便于从整体上系统地把握东方形象的文本化过程。 此外,本文以异国情调为立论点还有以下几点考虑:其一,异国形象是异
参考文献：
[1]. 弗·伍尔夫小说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主题研究[D]. 綦亮.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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