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研究与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古籍论文,大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云南省的昆明、大理、丽江、巍山、建水相继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威信、腾冲、东川、保山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历史文化名城是以建筑为骨骼，民族文化为灵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核心是民族文化的发掘展示、继承与发扬。
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既包含了当前文化的繁荣提高，也包括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当前的文化是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和创造的。离开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长出的文化花朵，多是没有特色的。
没有文化遗产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不珍视爱护、继承发扬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民族文化的承传形式主要有口头和书面两种。没有文字的民族，以口传为主；有文字的民族，多采用书面记录。用各民族文字写成的古籍，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积淀，蕴藏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是几千年文明的重要见证和标志。其中有许多可以为今人借鉴的内容，是各民族珍贵的遗产。在历史上，凡有民族感情的人都热爱和学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一定见识的人士，常为本民族文化大厦的建设增添一砖一瓦而感到光荣与自豪；凡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和民族领袖，莫不把民族文化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为考虑。
一
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口传文化难以计数，书面典籍约可估量。
迄今为止，云南用汉字记录的作品始见于汉，以雕版印书，始见于元，以手抄流传的经典，始见于唐。关于云南文献的系统著录以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较为丰富，该志著录“滇人著述之书”1636种，“记载滇事之书”157种，金石碑刻2599种，共计4392种，其后《续云南通志长编》又补录图书、期刊906种，多为民国初年所见知的文献。以上二书所列共5298种。由于条件所限，流于国外、省外及省内各地州县公私所藏者，尚多有遗漏。若截至1949年，云南的汉文典籍，当在7000种左右。
云南25种少数民族中，有部分民族曾创制和使用过文字，其中流传广、历史久的有彝文、傣文、藏文、东巴文等，用这些民族文字写成的典籍也很丰富，由于藏书分散，至今难以统计典籍的数字。据八十年代初的资料，北京存在千余部彝文书，清理了659部，其中从楚雄彝族中收集的549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亦收集到600多册彝文书。（见杨继中等《楚雄彝族文学简史》138-139页）用傣文写成的经典，据说多达五万册，仅叙事长诗存目者，就有500部之多。（见王懿之等编《贝叶文化论》13页）用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写成的典籍，约有1500种，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已标音和对译了1400余种。（见《东巴文化论》600页）迪庆州的藏文文献，也有部分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估计云南各种民族文字写成的古籍三、四千种，加上汉字写的古籍，共约万种以上。
这些丰富的典籍，就内容而言，涉及哲学、历史、宗教、医学、天文、文学艺术等数十个学科，它对于研究民族历史、总结历代开发与治理云南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多文献为云南所独有，中原文化典籍无法代替，它可以直接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就这些古籍的刊印情况而言，有的虽已刊印，但流传至今而幸存甚少，一般读者难以见到，有的则成了孤本、残本；有的是手稿，一直未曾刊印，尘封虫蛀，面临失传的危险。有价值的遗产而又有失传的危险，这就决定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二
在历史上，云南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两个较好的发展时期。
一是清代乾隆末至嘉庆时期。当时清王朝经过百年的治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清政府组织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收录图书3448种，78726卷，存目提要6283种，92241卷，共收录图书10231种，1710003卷。在编纂过程中虽然执行了“寓禁于征”的政策，删削了不少“违碍”清王朝统治的书籍，但在客观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成果进行了一次清理总结，所选的图书绝大部分是有代表性的古籍，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对于保存民族文化起到了作用。参与编纂此书的人员达360多人。其中云南人尹壮图（蒙自人）曾任总阅官（此职共15人），施应培（昆明人）、胡敏（华宁人）亦为校官，袁文揆（保山人）为誊录。从乾隆38年（1773年）至乾隆58年（1793年），用了20年的时间《四库全书》才编纂完成。
《四库全书》的纂辑，也启发了云南知识界对地方文献的关心。乾隆庚戌（1790年），曾在北京四库全书馆工作过的保山人袁文揆深感云南各郡人士诗文，代远年湮，所传者十无二三，令人痛惜，于是与他的哥哥袁文典邀集同人，经过十年的努力，编成《滇南诗略》一书，收录汉至清的诗作，成为云南二千年来第一部诗歌总集，于嘉庆己未（1799年）印行。接着袁氏兄弟又组织《滇南文略》的编辑，参与者多达百余人，经过三年的努力，编成47卷，成为云南第一部散文总集。这两部书凝结着乾嘉之际云南造诣较高的一大批文士的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人对此评价甚高，认为袁氏兄弟“举数百年之零珠碎璧，合而成宝，使古今人一片苦心不致埋没，凡吾辈稍知笔墨者，皆宜金铸而丝绣之。”（程崙）有人认为二袁是“三迤文献功臣”（方树梅）。这些评价都是有道理的。
与二袁同时的赵州（今弥渡）人师范，在安徽望江任知县时，于1806年至1807年辑刻《滇系》40卷，分为疆域、职官、事略、赋产、山川、人物、典故、艺文、土司、属夷、旅途、杂载十二门。希望“生滇者观之，当兴经纶之思；吏滇者观之，当深桑土绸缪之计”，对云南的治理开发有所助益。时人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撰论古今之是非，综核形势之利弊”（姚鼐），有实用价值。尤其可贵的是，此书是师范自己捐出薪俸自费刻印的。书成后贫病不能归乡，卒于太雷，赖别人的资助，才得以归葬。《滇系》刻成后25年浪穹（今洱源）人王崧又辑刻《云南备征志》一书，辑录了有关云南史籍61种，亦是一部很切用的书。不过，这已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事。
二是民国初年，重九起义的成功，护国战争的胜利，激发了人们爱国爱滇的感情，一批有识之士，又把目光投向了滇文化。赵藩等发起辑刻“云南丛书”，得到当时云南军都督府的支持，指定云南兴文官银号供给经费。按照四库分类法，精选经、史、子、集各类滇人著作以专集刊刻；不能刻入集的诗文分别选入《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滇词丛录》三种。自1914年开始筹划，至1940年已刊印云南丛书初编、二编180种，1197卷又47册，已编定待刊印的41种491卷。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丛书辑印中断。《云南丛书》第一次系统地展现了云南文献尤其是明清以来各民族作者用汉文撰写的著作精华，所收录的作品多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此丛书的编印，在云南文化发展史上是一次壮举。对云南文化资料的积累、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乾隆之世及民国初年的学者虽然在地方文献的整理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由于条件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文献收罗面不广，有些著作编选者还未知未见，所列目录中有许多重要缺漏；二是只注意云南汉文字撰写的文献，对用彝、傣、藏、东巴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撰写的典籍一概不顾；因而难以反映云南文献的全貌。加上这些书籍多用原木刻版片印刷，每种印数仅数百本，经数十年的世事沧桑，存世者极少。就是丛书辑刻的发源地云南省图书馆，现亦仅存若干零本，难以配齐一部完整的《云南丛书》。而原书版片，已毁于文革，无法再印。
粉碎“四人帮”以来，随着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文化界又迎来了一个春天。1981年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云南文化教育界的人士积极响应，省内高校及社科系统、民委系统都作了一些规划并组织力量进行收集整理，先后出版了《滇志》、《大理丛书·金石篇》及彝、傣、纳西典籍数十种；《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等在筹划出版之中。这些成果多为前人所未发，且整理的质量较高，一些少数民族典籍，为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译，较好地保持了原著风貌，有较高的科学性。不足的是，没有一个全省性的机构来统一协调各系统各单位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缺乏全省统一的规划，也无经费的保障，一些整理成果得不到及时出版，因而进展缓慢，有的部门已近停顿。不仅与全国古籍整理工作稳步工作前进、《全宋文》、《全宋诗》、《全明诗》、《续修四库全书》等相继出版，各种古籍选本，今译丛书相继出现的形势很不相称，就是与兄弟省市相比，也显得滞后。
三
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需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抓好云南各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
一、加强领导。古籍整理要成功，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单靠个人或一些小的单位难以有规模较大较为系统的成果。根据中央的指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连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稳定的核心力量。”就云南来说，可在高校、民委、社科等系统已有的古籍整理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省性的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或办公室，直属省政府，省委省政府宜有一位领导分管。
二、制定规划。80年代以来，一些单位或系统，曾分别提出过古籍整理研究计划，有的项目互相重复，有的须要整理却无人报名；较多的是有计划而由于经费、人力等原因落空，现在要根据实际情况，从全省古籍状况及社会需要出发，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加以调整、补充和完善，制定一个新的切实可行的规划。既有长远打算，也有近期安排，列出一批重点项目，抓紧抓好，务必使之出成果。
三、组织队伍。古籍整理专业性很强，要懂古文，要有文史哲多方面的知识。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还要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既要有学识渊博富有经验的老专家，又要有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学者。既要依靠在职专家学者，也要适当吸收身体健康、对古籍整理有兴趣的离退休人员。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目前，古籍整理队伍断层现象较为突出，应特别注意吸收和培养中青年古籍整理人才，使之后继有人。80年代中央曾分析当时古籍整理的力量，认为“目前真正能够独立整理古籍的，一般来说，得六十岁左右的人才行。现在这个班子中，六十岁的人，再干十年是七十岁，不能坚持工作了；五十岁的人到那时可以接上去；四十岁的人，再干二十年，也可以成为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鉴于我国整理古籍的人才多分布在高校的特点，中央还认为“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高校既有承担一些项目的任务，也有培养人才的责任。
四、经费投入。古籍整理研究是全民受益的重要文化工程，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应纳入政府的正常预算。靠整理者个人，难以支付，道光年间身为知县的师范刻《滇系》，耗尽积蓄，以致死后亦难归葬；民国年间方树梅亦曾整理云南典籍数十种，无力刊刻，至今其稿本仍尘封虫蚀；就是一些小的单位也无力承担，如方国瑜先生生前曾主持编辑《云南史料丛刊》，已成稿约800万字，先生已故去十余年，今仍未见出版。而民国“云南丛书”之所以进展迅速，成果辉煌，除编辑人员的勤奋努力外，省府在经费上的支持是事业成功的极为重要的保证。当年云南历辛亥、护国之役，经济颇为困难，但政府能毅然拨款支持“云南丛书”，是有远见、有魄力的举措。现在云南的经济实力，已数十倍于当时的云南，适当拨款支持古籍整理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事业，当是可能和应该的。同时发近各地州县政府的积极性，采用横向联合的方式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促进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迅速有效地开展。
五、成果的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的古籍整理条件已大大优于前人。为科学地保存各种文化资料，可分别采取不同形式。
一是分类编系列丛书，或用过去的“经、史、子、集”分类；或用当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物产等等分类；或按民族分类等等，尽可能以书籍的形式，反映云南各民族古籍成果。
二是光盘或声像资料。光盘具有容量大，体积小，便于检索、上网等特点，是将来典籍保存和流通的重要形式。声像资料则可对一些特殊的典籍如占卜、舞谱、乐谱等保存原有的风貌，以利于传习与研究。
从成果的规模上看，应大、中、小相结合。既要搞一些规模较大、学术性较强的项目，也要搞一些中小型项目。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兼顾各社会阶层的需要，分别出版原著点校本、注释本、今译本等等。既要加速速度，多出成果，没有果实的园地是荒芜的；但又要注意提高质量，使后人可以信赖，乐于运用，马虎草率的成果只会给文化园地增添垃圾。
在和平安定的年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里，文化的发展是促进各民族各地区前进的重要动力。搞好民族古籍整理研究这一重要工作，必将为新的民族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