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与建国初期的历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家争鸣论文,历史学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2-0022-06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其中“百家争鸣”是针对学术研究而言的。其实，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更早地出现了“百家争鸣”，建国初期的历史研究也正是因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史学界的争论和“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建国初期宽松的社会氛围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此前历史学上有争论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来，如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范文澜、翦伯赞与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针对历史学界的争论和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创办历史学刊物的问题，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百家争鸣”的方针最初是毛泽东针对历史学提出来的。据黎澍回忆，1953年前后，“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1]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时，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2]据刘大年回忆：1953年10月，陈伯达在文津街科学院召开会议，他指出，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做起，并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组织一个编委会，由郭沫若作召集人，具体工作指定刘大年和尹达负责。陈伯达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陈伯达传达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对创办《历史研究》杂志的指示。[3]
此后，1956年4月25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4]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十大关系问题，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2](p.491～492)
史学界的争论促生了“百家争鸣”方针，而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又促进了历史学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在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带动下，史学界围绕着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展开了争鸣，这些争论当时被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影响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参与者中有老一辈的著名史学家，也有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有研究中国史的，也有从事考古和世界史研究的。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史学家持“西周封建说”；李亚农、唐兰持“春秋封建说”；郭沫若持“战国封建说”；黄子通、夏甄陶、金景芳持“秦统一封建说”；周谷城持“东汉封建说”；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持“魏晋封建说”。争论的各方都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争论比较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不仅重视文献资料的掌握，也重视考古材料的引用。[5]讨论“以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最为活跃”。[5](p.428)这些争论有的虽然没有最终行成定论，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也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先秦史、明清史、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
二、建国初期史学研究和史料整理的可喜成绩
建国初期，史学界在学术研究和史料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粗略统计，1949～1966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史学术著作达1000种以上。[6]
通史研究方面，范文澜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7]，分两册记述了从上古到清代中叶的历史，该书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对该书进行了修订，补充了大量的资料，1953～1965年共出版了4册，发行量超过百万册，直至今天还是某些高校历史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8]对建国以来考古及史学研究新成果充分、及时地吸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9]史论结合，系统、细致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吕振羽还提出关于编撰中国通史的一些基本原则，并循此修订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10]，侯外庐则通过对中国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综合考察，完成并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11]。通史著作撰写难度最大，也最能反映学术水平的高低。以上几部通史著作的完成，标志着建国后历史学研究的重大发展。
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方面也出版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主要有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12]、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13]、杨宽的《战国史》[14]、何兹全的《秦汉史略》[15]、杨翼骧的《秦汉史纲要》[16]、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7]、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8]、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19]、谢国桢的《南明史略》[20]、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21]等。从1956年开始，三联书店和中华书局先后将单篇论文结集出版，主要有《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22]、《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23]、《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24]、《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25]、《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26]、《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27]等。
在“百家争鸣”的促进下，不仅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代表性专著主要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28]上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29]再版发行；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30]第一卷、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31]、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32]和《中国近代史诸问题》[33]、牟安世的《洋务运动》[34]和《中法战争》[35]、吴玉章、陈旭麓、林增平三个不同版本的《辛亥革命》[36]、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37]等；“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论著也出版发行了不少，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38]多次修订出版；此外还有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39]、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40]等。
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也取得了巨大成就：(1)整理标点《资治通鉴》。1954年10月毛泽东委托吴晗和范文澜负责组织一批学者整理标点《资治通鉴》，1956年标点本《资治通鉴》[41]由古籍出版社出版。(2)标点、整理《二十四史》。1956年毛泽东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标点，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版了前四史，《南齐书》等五本史书完成了点校。(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撰出版。建国不久，中国史学会即着手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52～1961年，先后出版了《鸦片战争》[42]、《太平天国》[43]、《捻军》[44]、《回民起义》[45]、《洋务运动》[46]、《中法战争》[47]、《中日战争》[48]、《戊戌变法》[49]、《义和团》[50]、《辛亥革命》[51]等各个专题资料。此外还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52]、《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5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54]、《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55]、《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56]和《中国现代史补充参考资料》[57]等；其他还有《明清史料》[58]、《中国通史参考资料》[59]，宋、元、明、清史料笔记丛刊多种。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60]
世界史研究和资料编辑整理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编辑整理的《世界通史参考资料》[61]于1954～1959年陆续出版。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62]于1962年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构系统严谨，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水平，是新中国第一部多卷本综合性世界通史著作。
三、评价曹操引发争鸣热潮再起
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史学革命”，历史研究受到重大影响，趋于沉寂。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63]，给曹操以很高的评价。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打破了史学界沉寂的局面，争鸣高潮再起。
郭沫若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对被中国民间和戏剧脸谱化了的“白脸奸臣”曹操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把汉末崩溃了的整个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调剂。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他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把新起的乌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做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63]对这么一个“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奸臣”的人给予如此高的评价，真有些匪夷所思。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空谷足音，而是得到了众多人的回应。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64]翦伯赞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替曹操翻案》的长文，文章褒扬曹操的观点更加鲜明，对曹操的“军事天才和组织本领”、成功的“屯田”政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如此，还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65]此后，“对于曹操的评价问题于是便逐渐引起全国史学界、文学界、戏剧界的热烈讨论。到七月底止，见于报刊的文章即达一百三十篇左右。”[66]这些争论文章大多对曹操持肯定的态度，也有个别把曹操全部否定的。如有人主张根据战争来评价曹操，认为“曹操不止是战争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许多战争的发动者，许多重大战争的主使者，许多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责任者”，“曹操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全部服从于战争”。许多论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66](p.430)通过讨论，有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涉及面越来越广，由曹操的评价问题扩展到历史人物评价的一般方法和理论、农民战争的问题、当时社会矛盾问题、民族关系问题、屯田制度问题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相关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也有很大进展。
1959年10月，历史学家谭其骧在《文汇报》发表了《讨论曹操收获多》[67]的文章，对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作了小结。文章说，通过讨论“首先是活跃了学术空气”，“参加座谈的何啻几千人，真是人多热气大，不仅史学界的学术空气大大地活跃起来了，并且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界”，“推动了学术研究”，“把史学界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真正收到了百家争鸣政策的截长补短、集思广益的效果”。由于要争，就可以争出好文章来。许多人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各尽所知，提供资料，各尽所能提供看法，可以使“讨论越来越深入，文章越写越细致了”。不仅如此，“通过这次讨论，使广大学术界人士进一步正确认识到百家争鸣的积极意义”。[68]讨论的文章和发言也有不正确的，但正确与否，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许多无名小辈向郭沫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种平等的讨论，是学术发展的可能和保证。关于曹操问题的争鸣讨论文章，由北京三联书店于1960年结集为《曹操论集》[66]出版发行。
建国初期“百家争鸣”方针在历史学界的实施，推动了历史研究和史料的发掘、整理，对于批判教条主义、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大有裨益，推动了历史学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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