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城市国际化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特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特区在基本建成综合性特区之后，特区城市国际化就突出地提上特区发展的议事日程上。10多年来，特区城市国际化已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对这种变化进行考察，无论从特区理论研究还是从特区建设实践的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
一、经济特区与设“区市合一”加速特区城市化进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10年间，中国在东南沿海先后设置了6个经济特区；一般简称为“5+1”，指5个经济特区加上1个不叫特区的特区。这6个特区，起步有不同：一是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上海5市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范围办经济特区；二是海南岛建省同步办经济特区。
中国经济特区借鉴了、又高于二次大战后世界盛行的出口加工区，这是经济特区理论研究中的共识。所谓高于出口加工区，是指在经济特区内不仅发展出口加工业，而且商业、农业、牧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多种行业都获得发展。从产业结构这个角度看，经济特区不同于、高于出口加工区之处，就在于一起步就确立多种行业的综合发展。“综合性”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方面。其实，中国经济特区还有一个大异于世界出口加工区的特点，这就是“区市合一”，即经济特区和设区市合为一体，成为经济特区市。随着综合性特区基本成型，这一点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区市合一”有4种“合”法：
其一，一起步就合为一体。“区市合一”是深圳特区的创造。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设置的4个特区中，中国政府要把深圳建成综合性特区。深圳市划出了327.5k
兴办特区，市政府就设在特区内，深圳特区不设管委会。深圳特区一起步就实行经济特区与深圳市合二为一的管理体制。同时期恢复宝安县建制，深圳经济特区市管辖一个非特区的宝安县。“区市合一”，体现了深圳经济特区体制的创新，为其他3个同时期建立的特区树立了发展的样板，显示了中国经济特区高于世界盛行的出口加工区的发展道路。
深圳特区起步后即着手进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在空间布局、结构功能上，既从建设综合性特区的要求出发，又从建设现代化城市的目标考虑，在110k的建设用地中，规范了工业、仓储、居民住宅、公共建筑、公共绿化、道路广场、文教科研、对外交通、公共事业、旅游等的用地比例，从而使综合性特区和特区城市同步发展。
其二，特区开发到一定程度时扩大到设区市。随着特区实践的扩大和深入，“区市合一”这一创新模式的优越性，日益吸引着其它几个特区。按规定在珠海、汕头、厦门3市划出一定区域面积兴办经济特区，都以设区市为依托，区市分开，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体制上的碰撞。当时特区所依托的都是中小城市，特区的经济审批权大于所依托城市，而行政级别低于后者。为了促进特区和所依托城市的发展，解决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可行的做法，就是仿效深圳，把区市分开转为“区市合一”。
在中国政府的最初决策中，珠海和深圳一样要建成综合性特区，但珠海市仅在靠近澳门的地方划了3块互不相连的海滩洼地一共6.81k作为特区，显然不能满足综合性特区发展的要求。1983年6月珠海特区区域范围扩大到市区，面积达15.16k，珠海经济特区市管辖一个非特区的斗门县。1998年4月珠海经济特区区域面积再扩大，达121k。珠海特区扩大到市区后，开始走上综合性发展的道路，同时也更着力于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的海滨花园城市，并且实施大型基础设施超前发展的战略（限于主题本文不作评价）。
与深圳、珠海不同，厦门、汕头两特区最初被定位于出口加工区，区域面积都划得小。厦门的湖里出口加工区2.5k，汕头的龙湖出口加工区仅1.6k。由于出口加工区不可能肩负中国经济特区功能的多样性和艰巨性，因此，厦门、汕头经济特区很快转向综合性特区，并使特区范围扩大到市区。1984年5月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即厦门市区），面积131k，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厦门特区市同样管辖一个非特区的同安县。同年11月，汕头经济特区也扩大区域面积，达到52.6k，1991年4月汕头特区第二次扩大区域范围，这次扩大到市区，面积达234k。汕头特区市管辖非特区的潮阳、澄海、南澳3县。厦门、汕头都是老港口城市，传统的轻工业比较多，因此，这两个特区都肩负着改造市区老工业的任务。
其三，特区发展起来后转为设区市的一个新城区。“区市合一”是我国经济特区的创新模式，被称为不叫特区的特区——浦东新区也沿着这一模式迅速发展。1990年4月中国政府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新区，1993年1月成立浦东新区管委会，作为上海市派出机构，2000年8月，浦东新区举行第1届人大会，选举产生区人民政府，代替管委会，从此，浦东新区成为上海市的一个城区。
其四，建省办特区从一起步就实行“区省合一”，成为“区市合一”的扩大形式。1987年底1988年初，海南岛撤自治州建省，同时成立经济特区，面积达3.4万k，经济特区省辖岛内19个市、县和南中国海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特区省的开发开放最终要落实到特区省内的市，按照《海南岛综合开发规划》，海南岛要重点开发海口、三亚2市，逐步形成若干城市为中心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区。海南特区省内的市成为特区优惠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区省合一”实际是“区市合一”的扩大。
“区市合一”，大大加速了经济特区的城市化进程。深圳以不到1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边陲小镇，拔地而起，成为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现代大工商业城市，令世人大开眼界而誉为“一夜之城”。“一夜之城”是对经济特区高速度城市化的形象概括，在其他特区的发展轨迹中都可得到印证。
二、特区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逻辑
在中国决定设置经济特区的那个时候，整个国家仍处于封闭、半封闭的农业经济阶段，工业化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20世纪80年代设置的5个经济特区都选择在海防、边防城市的海滩、沙丘和海岛，这是一些连传统农业都不发达的落后地区，工业化更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特区借鉴出口加工区的成功做法，要利用外资、发展地方工业、工业品要以外国为市场，这是开发落后地区的基本手段。
由于认识不足，也由于经验不足，特区确立以外国为特区工业市场的工业化路线是付出了代价的。在特区初创时期，要不要以工业为主，特别是特区工业市场如何定位，都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焦点。1985年底1986年初召开的“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从战略方向、战略路线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纪要提出：特区应努力建立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型经济，其要点是逐步建立有本特区特色、结构合理的外向型工业，作为特区产业结构的主体，而工业投资应以外资为主，工业产品以出口为主，并且规定了工业制成品60%的外销比例，为此特区就必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从1986年以后，特区执行外向型工业路线，推动特区经济国际化。具体来说：第一，外向型工业路线的确立，使特区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二次大战后世界产业结构第三次大规模重组和调整的机遇，吸收从“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发展特区的制造业，加工业和装配业，尽管大部分为低端产品，但已进入现代国际分工体系。第二，外向型工业路线的确立，使特区能够集中力量去吸引国际工业资本的直接投资，而伴随着国际工业资本而来的还有其设备、技术、管理、人才，特别是其产品市场，从而使特区的生产、流通、消费的整个再生产过程进入国际轨道。第三，外向型工业路线的确立，使特区能够日益广泛地发展为出口工业服务的国际贸易、国际航运、国际结算、国际认证等服务业，不断推动着特区参与国际经济活动。
国际资本不断直接进入特区投资设厂，特区产品不断输往国际市场，这是特区经济国际化的两大特征。特区经济国际化，表现为一个发展过程，到综合性特区基本建成时，各个特区都获得或大或小的国际发展空间，这就为特区城市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中国对外经济特殊政策的产物，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中央政府赋予经济特区的各项优惠政策。然而所有优惠政策都有时效性，因此，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个生命周期问题。当特区的优惠政策到期失效，这意味着特区完成了一个生命周期。在这一点和出口加工区有相同之处，但从周期长度来看，经济特区较之出口加工区略长些。外国学者认为出口加工区的生命周期“约为8～10年。”中国经济特区，大约为10～15年（个别优惠政策可能更长一点）。由于经济特区的起步有先后，时间差8～10年，因此特区的周期呈现交叉。当深、珠、汕、厦4个特区进入第1个生命周期的后期时，海南、浦东才起步。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致同时起步的深、珠、汕、厦4个特区，经过10年的开发、开放和建设，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部分特区的优惠政策因到期而退出历史舞台，而这4个特区也大致同时基本建成综合性特区，“特区不特”、“特区普区化，普区特区化”已成大趋势，特区哪里去，摆上历史议程。
上面我们说到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同样有一个生命周期，但在完成一个生命周期之后，两者的发展路向是截然不同的。出口加工区在完成一个生命周期之后，大体有两个去向：一是使其消亡；二是给予更优惠政策促进其转型。中国经济特区肩负着试验、示范、辐射、带动的任务，要发挥4个窗口和两个扇面的作用，都远未实现，因此取消特区是不可取的，特区人和关心特区的人纷纷主张，要求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把特区发展为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但更优惠的特区政策，并没有给予最先设置的经济特区，而是给予后来者，而且一个更比一个优惠，形成对外开放的后发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后者的优惠政策，不论有多特殊，同样有时效性，同样存在着一个生命周期。这就等于告诉前者，要政策已成为历史，尽管这在感情上不易接受，但事实是严峻的，要求把特区变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大保税区或科技特区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属无用劳动。
实际上，中国经济特区具有极大的弹性。因为特区范围划得很大，特别是“区市合一”，“区省合一”，小者1百多k，大者3万多k，世界上盛行的形形式式的经济自由区，都可在特区城市内举办，各个特区城市内不仅举办了为数不少的出口加工区，而且举办了科技工业园、保税区（被译为自由贸易区）等等，成为特区城市内的一个个具有特殊功能的城区。当最先成立的4个特区很快就要完成一个生命周期进入另一个生命周期时，特区城市的今后发展，是不可能由市内某一个特殊城区来认定的。但是特区城市内这些特殊的城区，其经济国际化程度很高，却是经济特区从国内城市转向国际城市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经济特区在其新的生命周期中能够“特”起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经济特区的发展，不应在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等形式的经济自由区中绕圈子，应在城市这个层面上，努力使特区从国内城市转向国际城市发展。外国研究中国经济特区的学者，有人早已注意到这个方面问题。1989年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就提出：“在深圳像香港一样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城市时，珠海利用自己的国际联系成为地区经济中心。”当时综合性特区尚未基本建成，作出这样的判断，不能不说极具预见性。
特区城市国际化目标的确立，不仅是特区内在的逻辑发展，而且还有国内、国际条件。从国内看，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对外开放大局，已出现了质的飞跃，即从落后地区的开发开放，转向发达地区的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就是新一轮对外大开放的标志。新一轮对外大开放，要重塑上海的国际形象，以期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形成新的重心，这无疑给经济特区一个启示：必须摒弃传统观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更高的层次上展示经济特区的国际形象。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加速发展，二次大战后世界产业结构第三次重组和调整以更快的速度，更为深入地展开，经济特区必须与时俱进地以新的姿态去获取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所以，在经济特区基本建成综合性特区之时，走特区城市国际化的道路，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经济特区提出了建设国际城市的发展目标：1991年深圳提出要建成“国际性城市”，1993年汕头提出要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1994年厦门提出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城市”，2000年珠海提出要建成“国际休闲度假、会议、会展、旅游城市”，2001年海南省三亚市提出要建成“世界知名的滨海旅游城市”。比较来说，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气势更为恢宏，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以浦东新区为龙头“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不难看出，特区城市国际化目标有综合性的，也有专业性的、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在城市国际化这一点上，发展路向却是一致的。
三、特区城市国际化进程的分野
西方有句谚语：“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要实现特区城市国际化目标，也不是一蹴而就，所谓“化”指的是一个发展过程，要达到目标，要走好长的一段路。如上所述，特区城市国际化目标的提出，不过是近10年的事，迄今为止，特区城市仍然是国内城市，可以肯定，在特区城市国际化目标实现之前的特区城市也仍然是国内城市。
特区城市的建设，十分引人注目。概括来说有3条：第一，速度快。仅10年的时间，无论深圳还是珠海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建设成为一个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现代工商业城市，无论厦门还是汕头则老枝新发，从一个落后的老港口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城市，浦东新区把100k的农村地区城市化，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新城区，拥有天涯海角的三亚成为南中国海的明星城、博鳌水城更是横空出世。第二，起点高。特区城市大都从国际城市要求的高度进行规划和建设，大都注重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所以无论新城区的建设还是旧城区的改造都塑造着现代化的新型城市形象。第三，样板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城市都从各个不同领域进行创优评选活动，以树立样板，特区城市多有入选者，例如获得“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首批投资环境40优”、“双拥模范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绿化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等。珠海于1999年还获联合国人居中心颁发的“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深圳于2000年获“国际花园城市”称号等等。
特区城市的建设，对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具有典型意义，被列入中国具有代表性的50个城市进行研究。据不久前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50个城市发展“真实能力”评估的基础上，6个特区的排序如下：上海第1名、深圳第3名、厦门第12名、珠海第15名、海口第30名、汕头第39名。特区城市发展“真实能力”略高于工业化水平的排序：上海居工业化水平第1名、深圳第4名、厦门第13名、珠海第20名、汕头第43名、海口第45名。实际说明，特区发展“真实能力”包括比较发达的第三产业。
对外开放，意味着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意味着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意味着经济国际化。中国由点到面的对外开放，使包括特区城市在内的全国城市都或先或后地参与了经济国际化进程。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城市经济国际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全球化水平成为考察中国城市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上述研究报告关于这个指标构成的设计包括：外商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外商实际投资占外商协议投资比例和外商实际投资占GDP比例，外商工业总产值占GDP比例和外商工业总值与内商工业总产值之比、国际旅游收入占GDP比例等。根据指标汇总结果排序：上海第1名、深圳第4名、厦门第9名、珠海第10名、汕头第22名、海口第40名。特区城市全球化水平较高，有2/3进入前10名，这和特区城市在对外开放中先行一步有关。但是，城市全球化水平指标设计，定格在外商投资，侧重在工业投资和国际旅游业，应该说定得比较窄。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投资与贸易是互相推动的，因此，这个指标构成，还有可考虑之处。不过，经济国际化问题已提出，应予肯定。一个城市在经济领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意味着这个城市就已经是国际城市。经济国际化仅仅是城市国际化的一部分。近200多年来的世界历史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但各国出现的大量城市都属于国内城市，只有极少数的国内城市发展成为国际城市。实际上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城市为数不多，而且没有一个能够进行界定的权威机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去努力建设可让世界公认的国际城市，而且人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毕竟在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出现了时至今日为世人所公认的国际城市，那么创建未来的国际城市的种种努力，也应是合乎逻辑的行为。
自从深圳特区首先提出“国际性城市”的发展目标以来的10多年间，包括其他特区和沿海、沿江城市和省会城市在内，纷纷提出城市国际化目标。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更形成为热潮。城市化理论研究，力图从现实的国际城市中概括出可资参照的“国际城市标准”，提供决策参考。国家职能部门也着手对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调整，在这一调整中，特区城市的定位发生了变化。
据报导，今年6月初国务院批复珠海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将珠海定位为“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东南沿海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从国际城市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内城市要发展成为国际城市，首先成为其国内区域中心城市是必由之路，因此，这样的定位，应可以成为珠海实现城市国际化目标的基础。同时，国务院批复汕头城市总体规划，将汕头重新定位为“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粤东中心城市”。珠海、汕头都定位为区域中心城市，“都具有生产、流通、服务以及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功能”。显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各自的独特区位，珠海城市功能侧重于旅游，汕头侧重于港口交通，如果从这方面看，新的定位和原先的发展目标，从根本上看有一致之处，这将有助于这两个特区市制定实现国际化目标的时间表。
据报导，目前厦门执行的城市总体规划，是2000年1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国务院的批复确定厦门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根据国务院批准总体规划的审查规则，今年7月中旬建设部及福建省和厦门市专家对《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编修纲要进行技术性审查，厦门市域大幅修编，从560k调整为1565k，规划期限从2010年延长至2020年。
深圳自从提出建成“国际性城市”以来，一直受到中央和广东省的肯定。据报导，因应CEPA的运作，上月底国务院调研小组到了深圳，寻求为深圳重新定位。目前虽然对调研的结论，人们尚一无所知，但关于“深港一体化”的构想再度成为热点。自邓小平提出“内地要造几个香港”的思想以来，“深港一体化”一直便影响深圳制定发展战略的一大因素，这次重新研究深圳定位，旧话必然重提。深港互靠，共建世界城市（或称世界大都市），这种设想具有很高的实践品格。但是否一定要把上海拉上？例如，有的人认为上诲可以建设成为“区域性的国际化城市”。据报导，此前，即2002年11月上海已提出要建成“世界级城市”的目标以代替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提法。显然，“世界级城市”高于“区域性的国际化城市”。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囿于美国只有一个纽约、英国只有一个伦敦、日本只有一个东京。谁能来规定正在成为当代世界工厂的中国只能建设一个“世界城市”？如果世界工厂集中的地区就要产生世界城市这一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当代世界工厂最为集中的趋势地区正是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因此，港深、上海都有可能建成世界城市。对两者的任何抑扬，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上没有什么好处，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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