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试论论文,本质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它来源于实践，又回归于实践，既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又在实践中指导和实现。实践使邓小平理论获得勃勃生机，邓小平理论又给实践带来成功和希望。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只有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特征，我们才能更正确地看待邓小平理论，才能使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在总结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形成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决定了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客观需求。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产生、思考和解决，才会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这个基本问题的提出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为基础和根据的。若离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发展，就不会有这个基本问题的产生，当然也就不会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的和必要的产物。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其一，时代主题的变化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既创造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从而给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提出造成了客观的时代背景和可能性。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随着和平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必然造成以下两个实践的变化，并因此而引起相应的关于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一是和平的时代主题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原来的激烈对抗而逐渐转向加强对话和接触，这客观上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这实际上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认识，特别是关于怎样充分利用国际环境和外来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认识。
围绕着上述问题的解决，邓小平理论一方面提出一系列有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观点：“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又提出一系列有关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等主张。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甚至包括中国的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需要努力营造和平、合理的国际环境和秩序。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但我们也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对世界搞霸权主义。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当今的确有人要搞霸权主义，战争的危险性是客观存在的，既成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要积极促进形成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存、竞争和发展，如何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就成为一个越来越急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灭亡过程问题。
首先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我们还需要有新的飞跃，而且也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地以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一旦建立，可以一好百好，甚至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和社会弊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也会因此自然而然地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会很快得到充分的实现。结果证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这么顺利，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实现中要经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进一步消灭贫穷落后和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还有一个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以至于可以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应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若没有这种飞跃，中国便不可能有今天这种经济建设乃至各方面建设的伟大成就。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产生是必要和必然的。
其次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来看，我们也要根据实践及其变化的新特点，作出更合理的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过去，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理解同样过于简单，以为它一进入垄断阶段就完全失去存在的根据，就是垂死的、腐朽的、行将灭亡的。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利于我们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东西，特别从中学习对我有用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等。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在其丧失了优越性以后，仍然有一个逐步走下坡路的过程；尤其是在当代，由于其尚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再借助已有的科技和经济优势的作用，可以程度不同地缓解劳资矛盾，使自己保留甚至获得一定的生命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就急需去建立与之相应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不但和平成为时代主题对中国实践和理论的影响很大，而且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另一个主题，同样也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也给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提出了客观的需求。发展主题改变了世界竞争的焦点，从而也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式和方法，促使人们更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以更有效地同资本主义开展积极的斗争。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的面貌，从而使社会经济领域越来越成为竞争的焦点。世界各国都在利用新技术革命造成的良好契机，寻找一种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以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更多地是表现为经济实力的较量，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已经成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面对这一时代主题的新特点，我们应该真正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充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正是这种时代主题的变化，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要求，给邓小平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某种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性。
其二，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引起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反省、总结、反思，从而在思想和理论上达到新的升华，为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思想基础。
由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大都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内，这注定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况且社会主义建设毕竟是开拓性的事业，世界上没有任何成功的实验经验可借鉴，需要人们去进行原创性的探索和研究，以寻求一条符合各自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这种探索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给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抹上一层浓重的阴影，当然也促使人们去做新的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和发展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建国伊始摆在中国人民、尤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难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虽然比较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但由于当时的基本思路仍是以苏联既有模式为根据，所以走了一段很大的弯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步暴露，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是这一探索的开始，而1956年8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遗憾的是，到1957年以后，这条基本正确的探索思路没有得到应有的坚持。由于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的干扰，中国共产党未能对当时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以致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对此，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正是在反省、总结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开始逐步清楚地意识到，尽管我们搞了那么长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推动了人们去做新的思考。通过这种新的探讨，使我们逐步形成了三点共识：一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二是“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能照搬、照抄他国的经验或“本本”中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三是“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科学、全面，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逐步形成了比较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从而确保我国能够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其三，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根据。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中国现实社会实践的科学总结。特别是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使我们的理论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从而迫使我们要对这些实践或现实作新的探索和思考。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固守不变，还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实践的变化而及时地加以丰富和发展？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改革不行，但改革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又卓有成效，真正开创出一条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和国际环境的关系，坚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一切对我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又要增强鉴别和筛选能力，以切实避免西方不健康因素的影响或侵袭？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总结党的领导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业已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等等。这些问题说到底，也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应该解决甚至不容不解决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的思想或理论还仅仅停留在邓小平理论产生之前的水平上，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绝不会取得预期的成功。所以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由此可见，当时创立邓小平理论是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乃势在必行。
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践与理论、特别是实践发展要求与思想观念落后、保守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若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便不会有邓小平理论的产生。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也是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于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和继往开来的时代交错点上，邓小平同志不但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而且认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如此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溶入了“解放思想”这一新的内容，尤其把它作为“首先”要坚持的加以肯定，从而使得体现邓小平理论精髓的思想方法具有明显的特色。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同坚持实践标准是完全一致的。
一方面，解放思想是直接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针对人们思想和观念上的相对滞后而提出和加以强调的。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国家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坚持走“老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沿着既定的“左”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或者完全抛弃以往的选择，告别社会主义，向西方国家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抑或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子？正确的选择当然只能是第三条，就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实践发展的要求，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受到了人们既成的思想和观念的阻滞，从而出现了相对滞后的理论、思想、观念和实践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正是针对这种情况，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谈了解放思想的问题。他指出：“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而思想僵化，导致了一系列的怪现象。所以邓小平同志告诫人们：“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3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或思想路线，就是这样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的需要，在解决实践与理论、思想或观念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相互呼应、相辅相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歪曲和“左”的思想的干扰，它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样，竟然也成为一个必须澄清和拨乱反正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也是前者的应有之意，不坚持后者，前者是不彻底的。但是坚持实践标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可，特别对解放思想的依赖会表现得非常突出；即便是在通常情况下，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标准也难免要成为一句空谈。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突出“解放思想”为特色，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有机统一。
首先，把解放思想融入党的思想路线，并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邓小平理论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对此，邓小平同志有过非常明确的肯定：“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但在邓小平理论产生之前，既成的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都没有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直接联系起来用以表述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解释也具有这个特点：“‘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8页。）这同其经常强调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是一致的。尽管他也曾说过：“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个系统，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注：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5页。）但这里的“解放思想”主要是针对人们的思想还不够“活泼”来说的，而不是为了要打破某种特定的“思想禁锢圈”，尤其没有将之提到和“实事求是”并论的高度，从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或思想路线的意义上予以肯定，从而不具有邓小平理论所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特殊境界和深刻意蕴。所以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在思想方法上的区别来看，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其次，作为邓小平理论精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虽然是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但把解放思想放在“首先”的地位，从而赋予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方法以特定的内涵和意义。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同之前的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人们的思考，存在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就是必须冲破种种人为的思想和实践“禁区”，从而要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根本的拨乱反正，若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只能是一句空话。50年代后期直到邓小平理论创立之前，人们在思想方法上包含着许多“左”的成分，甚至一定程度地掺杂着形而上学或唯心主义因素的干扰，如“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显然不利于人们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权力意志论的色彩还比较浓厚，过分倚重于领袖的权威来判断是非对错，这给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特别当实践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既成理论中找不到直接的根据，甚至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思想、观点存在不一致时，不是根据实践或实际来修正和完善理论，而往往是运用既成的观点和理论来“裁剪”或“规范”实践，大大伤害了人们创新的积极性，也使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当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两个凡是”思想曾一度在中国甚嚣尘上，更给人们坚持实事求是增添了新的困难。若不打破这个精神“禁锢圈”，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实践将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打破“个人崇拜”，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才能真正实现实事求是。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有了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就能敢于根据实践的变化突破既成的思想、理论或观点，敢于承认并纠正以往实践或理论中的错误或不足，敢于摒弃的确已经过时了的原有认识，而且善于在新的实践中及时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的思想或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映照着人们关于实践的反思过程，其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伸延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历史是基本一致的。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经历一个过程。关于它的起点和形成阶段的区分，理论界迄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起点，有的人认为应该是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因为从这时起党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的人认为应该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根本任务开始转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自己的建设路线，邓小平同志也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有的人认为应该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因为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志，已经提出有关邓小平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重要观点；有的人认为应该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尽管这些看法彼此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以中国当时的实践为依据，使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起点直接统一起来。
本人以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应是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只是一个时间标志。若严格说来，具有极其丰富内容而又充满创新精神的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不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事件”点，而应该表现为一个过程，是一个体现这种过程性的“时段”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应该是从1978年9月至12月之间。因为，在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其间他“走一路讲一路”，开始逐步明确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涉及改革开放的问题。例如，9月16日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他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既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又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9月18日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汇报工作时，他提到关于“鞍钢如何改造”的问题，认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鞍钢减人、减机构的设想，我看是好的。”“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1页。）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已经明确谈到“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问题。特别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的，这是实现邓小平同志个人意识向党的群体意识转化的重要环节。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这种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转化的基本实现，从而也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开始。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所经历的历史阶段，至今理论界同样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仅就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区分来看，有的人主张，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探索阶段，从十二大到十三大是总体命题的提出和理论升华阶段，十三大到十四大是理论体系的形成阶段；有的人主张，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是“新道路”的开辟阶段，从十二大到十四大是“新体系”的产生阶段；有的人主张，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拨乱反正阶段，从十二大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是系统提出理论阶段，十三大是理论体系形成阶段；有的人主张，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是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探索阶段，从十二大到十三大是在全面改革中形成理论轮廓阶段，从十三大到十四大是理论体系走向成熟阶段；也有人主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或基本形成）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后到党的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的完整形成（或正式形成）阶段；……。
我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应该是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基本一致的，要结合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划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党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摆脱“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坚持以实践为标准，全面清理以往工作的得失成败；在弄清是非对错的基础上彻底拨乱反正，恢复和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改革，在农村吹起了进军的号角，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的思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在部分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
与这一阶段实践的特点相应，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这一阶段，围绕拨乱反正，主要解决四件事：一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二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三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四是进一步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基本方向。这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最全面、最系统的阐述和说明。
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二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重在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下，逐步开展科技和教育体制等改革，巩固和拓展改革的成果；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开展全面整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这个阶段，邓小平理论形成中的主要任务也是与上述实践一致的：首先是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到本世纪末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小康”战略目标；其次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及时总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在改革理论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再次是在1985年3月7日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了改革科技体制的重要性，即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并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85年3月13日，中央通过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促进了邓小平理论科技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其四是在1983年为景山学校作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的题词之后，邓小平同志又在1985年5月19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他批评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其五是在党的十二大通过新党章的基础上，十二届二中全会又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不但推动了党的建设，而且也推动了人们关于如何在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探索和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正在形成中的邓小平理论的党建思想。最后是在党的十二大上，高度肯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并作出要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规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最重要阶段，也是邓小平理论体系最终形成阶段。当时实践的发展，主要是在认清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明确和实施“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和深化改革，并初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规范经济发展；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抵御苏东剧变的冲击，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通过对这段实践的总结和反思，邓小平理论得到越来越全面的阐发，其理论体系也随之逐步建立起来。第一，党的十三大首次系统地阐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精辟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战线，既明确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确立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即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提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基本点”，即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最后还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党的基本目标，十三大还第一次完整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即“三步走”战略；为了进一步深化经济、科技等改革，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准备之后，十三大认为我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从而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和近期目标，在邓小平理论的政治改革思想上又添上了重重的一笔。第二，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三，通过平息1989年的政治风波，人们进一步深刻理解了邓小平同志1989年3月所说的这样一段话：“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后来，邓小平同志也对此作了补充说明：“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强调指出：“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稳定压倒一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四，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创造性的阐发。他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重申改革和革命一样，“也是解放生产力”，认为过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讲发展生产力，这“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针对人们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看作基本制度的片面性理解，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的重大突破，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第五，党的十四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发展，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确肯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分别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系统概括和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注：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这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第六，鉴于邓小平理论及其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在其形成中被实践证明是符合国情的科学理论，十四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肯定了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必要性和意义。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它确保了我国十四大以后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能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胜利。
四、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是以实践为不竭的动力源泉的，它不断地在实践中证实、检验、丰富和完善自己，并通过实践充分展现自己的生命力和意义。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也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深化发展，才能促进邓小平理论在新的思考和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理论的意义不在于自身，而在于能够指导实践获得成功，并通过实践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科学性和力量。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发展，使邓小平理论获得了勃勃生机，呈现出了无限的生命力。
在党的十四大以后，由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被确定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一种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运行机制正在逐步形成，邓小平理论也随之进入了实践和发展的新时期。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对思想和文化建设的新挑战，在上述《决定》已经明确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加强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1996年9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以确保精神文明建设能够更规范、更健康地发展；随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不但为精神文明建设制定了跨世纪的行动纲领，而且根据实践的变化和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其主要贡献包括四大方面：一是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特别是十四大以来的实践经验，第一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表述为“邓小平理论”，并强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且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郑重地写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二是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特别在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而且首次明确提出，正是它们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三是在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上，特别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也作出了新的贡献。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划清了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或集体经济的界限，也使人们能够更全面地估计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关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问题，江泽民同志强调这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上，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有效控制，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上。而国有经济的这种主导作用，又主要体现在它的实际控制力上，而非单纯的数量规定。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十五大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也提出了新的观点：“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李鹏同志说：“这次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注：199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但这种思想解放，显然不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而是因实践的发展而引起，又是由实践的理论思考而造成。四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上，十五大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发展的需要，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实行“以法治国”的重要性，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而且对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大大丰富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政治建设的思想和理论。
总之，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造就了邓小平理论，并为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邓小平理论也正是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才能“英雄有用武之地”，才能以勃勃的生机在迎接新挑战中使理论“常青”，进而创造着实践的奇迹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