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天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起步最早、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自清末辛亥革命以来，许多仁人志士就开始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进行研究，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又不断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罗尔纲、简又文、萧一山等一批学者开始搜集、整理、考订和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和专著，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周年》社论，拉开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中各种问题争论的序幕。随着太平天国史机构的不断设立、学术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各种学术成果的不断出版和发表，使太平天国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可是，“文革”的十年动乱，却使太平天国史研究遭受严重的迫害。在“评法批儒”的左倾思想干扰下，神化洪秀全、鬼化李秀成，把太平天国历史遭踏得面目全非，学术研究更是变得萧条零落。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冲破了禁区、拨乱反正，学术界真正迎来了实事求是的春天。学术著作与专论的大量增加、各地学会组织的纷纷成立、大型学术研讨会的不断召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和深化，使太平天国史研究再度出现空前的活跃气氛。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研究者视野的不断开阔，研究的内容、范围、重点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98年发表的太平天国论文达5千篇以上。正如郭毅生所说：“太平天国史研究成果之丰富，研究之深广，在近代史研究中名列前茅。”以下笔者就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争论较激烈的问题作一概述，以供参考。
一、拜上帝教的作用研究
关于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史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拜上帝教始终起消极作用。戎笙认为：“宗教对农民革命始终起着消极作用，只是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不同的程度罢了。尽管在革命初期，宗教为宣传提供了某些语言材料，为组织群众提供了蒙骗敌人的有效形式，但这不是宗教本身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是不能持久的。”（注：戎笙：《洪秀全与劝世良言》，《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近来马先彦也指出：“拜上帝教作为一种宗教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地说：其一，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团结和发展反清力量方面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其二，模糊了太平天国领袖们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本质的认识；其三，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的主要原因；其四，加快了太平天国悲剧的进程。”（注：马先彦：《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悲剧》，《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周孚政在《论拜上帝会的消极作用》一文中提出：“拜上帝会的过激行动严重触犯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传统，”“从而不能不认为是失败的原因。”（注：周孚政：《论拜上帝会的消极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二种观点认为前期起积极作用，后期才起消极作用。杨立强把拜上帝教的作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以定都天京为界。他认为前期的作用是：一、冲击了封建专制的“君权神授”论；二、用平等思想鼓舞了农民的反清斗争；起到了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作用。定都天京后，“它的消极作用也就随之愈益呈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一、麻醉了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二、某些宗教活动是导致领导集团分裂的重要因素；三、模糊了敌我界限；四、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发展。（注：杨立强：《论“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两重作用》，《学术月刊》，1983年第8期。）张寄谦认为：“曾经起过动员、组织群众作用的拜上帝教，后期竟成为阻挠革命的障碍，”“洪秀全虽然利用宗教为工具开创了太平天国，但也因迷信宗教而贻误了太平天国，导致它早日灭亡。”（注：张寄谦：《论洪秀全》，《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三种观点认为前期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刘兴华认为：在金田起义前后，宗教同时起着积极与消极的两方面作用。积极作用在于：吸引和鼓舞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建立了人间天堂的神学思想，创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奠定了太平天国的建国基础。消极作用在于：一、拒绝天地会丘二、肖三娘等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二、拜上帝会由原来作为团结群众和打击敌人的工具，变成了领导者杨秀清谋求私利的工具
。（注：刘兴华：《洪秀全与拜上帝会》，《北方论丛》，1979年第5期。）段本洛也指出：“拜上帝教依靠迷信和神启来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对于将士不是用理智来说服，而是用禁欲主义来约束和神秘主义、蒙昧主义来压服，固然在起义初期，曾经起过维系和统一意志、鼓舞斗志的作用，但不久人们就会发现它的虚妄和欺骗。”（注：段本洛：《论拜上帝教的创立》，《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四种是基本肯定的说法。持此说者为苏双碧。他认为这个宗教组织“不能简单地否定”，其积极因素有四：“一、针对着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制度和外国侵略者的压迫掠夺，宣传国与国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二、根据拜上帝教要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使命，提倡斗争哲学，这和基督教主义提倡忍让，把希望寄托于死后上天堂享福是根本不同的；三、把宗教理想和社会现实统一起来；四、宣传天人合一，把神的人格化和人的神化统一起来。”因此，他指出：“尽管拜上帝教也给太平天国带来消极的影响，但事实上，它确实直接地组织和发动了这场空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注：苏双碧：《论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方志钦则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他认为拜上帝会是一种政治改革。他在文章中阐述到：“太平天国在短短的14年间，把一种变了形的基督教传遍了半个中国，并起到了西方殖民者所不愿看到的作用，即与西方基督教国家分庭抗礼。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世界史和宗教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完全是洪秀全及其创立的拜上帝教，没有任何外国人和外国教会插足于其间。这种现象在倍受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侵略的东方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充分显示出拜上帝会的独立性和民族性，无怪乎它受到当时东南半壁的中国人的拥护。”文章在最后评价指出：拜上帝教这种宗教，“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意识形态并使之与传统意识形态相结合的首次尝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有现象。”（注：方志钦：《拜上帝会与宗教——政治改革》，《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二、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问题
第一种是肯定意见。侯外庐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下文简称《制度》）是进步的、革命的，它表现出的平均思想也是进步的。他指出：“《制度》是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独占，以企求平均的享有”；“‘圣库’制度是反对封建浪费，以奉廉洁的军事共产供给制。”“‘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平等理想，在现实变革方面，达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务使天下共享’，这是逻辑规律的合理步骤。”（注：侯外庐：《论洪秀全与洪仁玕》，《新建设》，1952年第4期。）郭毅生认为：《制度》“是民主性的精华”。同时指出：“评价《制度》主要看它是否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特别是要看它是否反对和旨在彻底推翻封建地主所有制。太平天国所提出的‘田亩制度’旨在铲除封建大地产，符合广大贫苦农民热望平分土地的要求，那么，《制度》的本质无可怀疑是进步的和革命的。”（注：郭毅生：《是民主性的精华，还是封建性的糟粕》，《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陈占元认为：《制度》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制度确立方面的一个创举，它为农民所建立的新政权作出如此明确的各项规定，是有助于太平天国运动自身的发展和强化天京政权自身的功能。尽管《制度》里含有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和体现着洪秀全的皇权主义等不良因素，但从它的整体内容来评判，《制度》是充满着积极的因素和反映了农民群众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追求与愿望。”（注：孙占元：《〈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评议》，《江海学刊》，1994年第6期。）第二种是否定意见。董楚平是此说的代表。他认为：《制度》是洪秀全的一个复古方案，是完全反动的。其主要理由是：《制度》“没有得到过当时农民的拥护”；“太平天国领导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思想”；《制度》“是以一种封建制度代替另一种封建制度”；因此，他指出：“《制度》的反动，不在于它是空想的——历史上空想的东西也可以是进步的；也不在于它是封建的——洪秀全时代，封建还不等于反动。《制度》的反动性在于它的倒退，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注：董楚平：《〈天朝田亩制度〉性质问题再评价》，《文史哲》，1982年第3期。）第三种是一分为二的说法。范文澜在《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零五周年》的文章中指出：《制度》“表现了农民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一方面有巨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又带有反动性。”其革命性表现在：“纲领提出消灭地主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从而使得农民获得土地，解除封建压迫，这是完全合乎当时农民的要求的。因此，这种主张是革命的。”其反动实质表现在：“他们企图把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巩固起来，幻想每个农民都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永远保持一份平均的财产。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即使实现了，也不可能使农民改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不可能使农业生产大量发展。农民的前途还很黯淡。这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空想，它的反动性质是显然可见的。”（注：范文澜：《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零五周年》，《人民日报》，1956年1月11日。）金冲及和胡绳武也认为：《制度》具有两重性质。其革命性是：“这个纲领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自然是带有革命性的。”其反动性表现在：“它在主观上梦想超越这个反封建主义的界限，不愿限制在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的范围以内，而且要平分所有农民的全部财产。这样就会打击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刚刚从封建土地所有制中解放出来时，又受到了新的束缚而不能继续前进。”（注：金冲及、胡绳武：《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问题》，《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近来，何继龄又提出了一种既有合理性又有矛盾性的两重性质，“即反封建的彻底性和封建色彩互相交织；美妙的理想和纯粹空想互相交织；朴素平等观念和行政权力支配一切互相交织；丰衣足食、里睦人和和平均主义、禁欲主义互相交织。而这些恰好说明，农民所向往的未来，正是以他们无法忍受的现状为前提的；根本无法实现的空想，恰恰是他们可能提出来的办法。这是矛盾的，但又是合理的。”（注：何继龄：《再论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江汉论坛》，1995年第3期。）
三、失败原因研究
关于失败原因研究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研究，它直接涉及到如何认识和理解太平天国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因此，也是学术界多年来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以往的争论中把失败原因归结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时代决定说”、“军师负责制遭破坏所致”、“缺乏一统战略家”、“宗教的狭隘性”等等。近年来，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层次的不断深入，研究内容和范围已从单层面研究转向多层面的研究。就失败原因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又有了不少新的说法。孙祚民在《天国遗恨今庆消》的文章中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最终失败，从内因看是“天京内讧”，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自身，使革命陷入难以逆转的危境。从外因看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再次造成力量对比的变化。外因只是通过内因而起到作用。因此，他不同意有的学者认为外因是造成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注：孙祚民：《天国遗恨今庆消》，《东岳论丛》，1991年第2期。）陈旭麓在遗作《太平天国的悲喜剧》一文中认为，“它是‘不成熟’的封建化，因为单纯的农民起义如果想夺取政权，必须由农民性转向封建化，这样它才能被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与制度所容纳所接受。否则，作为主流的生产关系的异己产物，它是注定不能长久的。”（注：陈旭麓：《太平天国的悲剧》，《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张一文就此问题阐述了几点意见，认为，“其一，是由于领导集团过早地封建化和分裂；其二，是军事战略上的一再失误，多次丧失战胜敌人的机会；其三，策略上操之过急，吓跑了群众；其四，外交上天真鲁莽，加速了西方列强与清廷勾结的进程；其五，思想上迷信、愚昧，未能冷静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注：张一文：《略论太平天国战争失败的基本原因》，《历史档案》，1994年第3期。）贾熟村从文化方面进行探究，他认为，“太平天国提出反封建、反孔孟之道的主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没有到土崩瓦解的地步，中国地主阶级还没有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要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封建主义的条件还远未成熟，因而又超越了时代，脱离了群众，首先是不为读书人所接受，并且成了其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注：贾熟村：《试论太平天国失败的文化原因》，《学术论坛》，1994年第5期。）康沛竹则从另一个角度展开研究，即对太平天国时期的灾荒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太平天国辖区连年不断的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太平军的粮食危机，加之瘟疫流行，夺去了许多太平
军及辖区内人民的生命，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太平军一些战役的失利，从而构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康沛竹：《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
回顾一下多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随着研究层次的不断深入，领域的不断拓展，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太平天国史研究将会更加繁荣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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