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的伤吟——鲁迅的论争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评论
六十三年前，瞿秋白在他那篇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把鲁迅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莱谟斯——一位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
这是一个确当并为鲁迅本人所首肯的比喻；因为鲁迅虽然出身于绅士阶级，却从中国劳苦大众的母体上吮取着精神养分。他涤除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铸就的奴才式的家畜性，而具备了反叛一切邪恶势力的野兽性，最终成为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民族英雄。
绅士阶级的卫道士对于本阶级的叛逆者是深恶痛绝的。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其实是知识阶级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级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
那些对鲁迅作品浅尝辄止的人们常有一种误解，认为鲁迅尖刻，好斗，没有包容慈善的胸怀。其实，鲁迅待人是宽厚的，也很少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倒是那些反对过鲁迅的人们，对鲁迅采用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在政治上给鲁迅栽脏，扣帽子：说鲁迅靠日本特务的津贴出书，或被金光灿灿的卢布收买，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在学术成就上对鲁迅进行贬损：说鲁迅小说只有一两篇可取，鲁迅杂文嘁嘁嚓嚓，挑是拨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之作，读鲁迅的译文比读天书还难，鲁迅的文风是“流氓风格”……甚至还用污言秽语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说他“醉眼朦胧”、“南腔北调”、“满口黄牙”……个别对鲁迅恨之入骨的人，更以撤职、起诉、呈请通缉等方式对鲁迅进行迫害。直至临终前不久，鲁迅还梦见有人埋伏在两旁，准备在暗中对他进行偷袭。在世界文豪当中，像鲁迅这种被攻击得遍体鳞伤者，恐怕是绝无仅有。
面对五花八门的攻击，鲁迅最初采取的态度往往是隐忍退让——尤其是对青年，更默然甘受损失。直到退避到棺材里还有戮尸之虞，他才奋起反击。所以，鲁迅论争文字留存的“纸上声”，其中自然不乏战叫，但的确夹杂着被咬噬之后的伤吟，恰如他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中所言：“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然而，由于鲁迅是一位终生荷戟、寐不卸甲的战士，所以在他全部遗著中，最闪光的也正是他那些“驳难攻讦，至于忿詈”的论争文字。这恰如他对章太炎先生遗著的评价：“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且介亭杂文未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众所周知，最早为鲁迅赢得文坛声誉的是他的小说；而鲁迅日后的作品又有力地证明了他具有纯熟驾驭各类文体的卓越才能。但鲁迅终生选择的主要文学样式却是杂文。究其原因，无疑因为杂文是一种战斗的文体，更加适合于鲁迅的战士本色和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鲁迅将他作为哲人的睿智和作为诗人的激情全部溶入到他的近千篇杂文当中。他既吸取了英国随笔（Essay）形制简短、绵里藏针、微而显著、小而见大的特色，又借鉴了魏晋文章“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特别是继承了魏晋文章的“骨力”，使杂文这种文体成为了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利器，给封闭僵滞的旧中国注入了活力和生机。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肩负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历史重任，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大多围绕这一时代主题展开，尤其是他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犀利，具有内在系统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多变。鲁迅置身于反击国民党政权文力征伐的前哨——上海。面临明明暗暗的敌人，他更加重视发挥杂文这一武器短兵相接的功能，作品的主题也因之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针对性。鲁迅创作小说、散文、散文诗乃至于发表学术讲演（如《魏晋风度与文章及酒与药之关系》），也往往是为了表达他的思想和战斗哲学，决非“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学术而学术”。
五四时期中国现实社会中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反映在文学领域就形成了提倡白话文的激进派与维护文言文的守旧派的斗争。在这场论争中，鲁迅“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热风·题记》）。也就是说，鲁迅并没有跟旧文学营垒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展开正面交锋，而只是集中火力对付那些“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人物，如《学衡》派、《甲寅》派诸公。
《学衡》派以留美学生为骨干，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旗帜。与“孔教派”、“国粹派”的不同之处是，《学衡》派的学者主张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但在维护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维护旧文化中恒定的精神价值等方面，《学衡》派则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稳定的同盟军，同样是阻挡五四新文化潮流的顽石。《甲寅》派代表人物章士钊也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辛亥革命前主持《苏报》，倡言革命，颇为人们称道。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却一变而为皖系军阀的高级幕僚，并利用他担任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大权，镇压爱国运动。明令尊孔读经，其危害更甚于《学衡》派。
在跟《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过程中，鲁迅没有跟对手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扭打，在一些名词概念上兜圈，而主要凭借自己谙熟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戳穿这批自炫渊博的旧文学的卫道者“文且未亨，理将安托”？如他在《估〈学衡〉》一文中，只不过从该刊中随手拾来若干未通的字句，就“衡”出了他们的铢两，让这些跟国粹谬托知己的人窘态毕现。在《答KS君》、《再来一次》等文中，鲁迅以实例证明章士钊乱用成语，错解典故，文字庞杂，陋弱可哂，使他企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的角度证明文言文优越的图谋彻底破产。由于《学衡》派的人物尊杜威、罗素而贬马克思，而章士钊当时更是段祺瑞执政府中的核心人物，这就使得鲁迅跟他们论争的意义超出了文学领域而带有思想批判和政治斗争的性质。
如果说，在鲁迅眼中，《学衡》派、《甲寅》派的人物“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答KS君》）；那么，跟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则是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经历的一次时间最长、鏖战激烈的重大战役。现代评论派跟中国现代的其它文艺社团一样，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现代评论》周刊的作者也倾向不一，流品不齐；但就其核心成员而言，则是一群曾沐浴欧风美雨又身着五四衣衫的学者。他们在政治上持自由主义立场，标榜精神独立，平和公正，不尚攻讦，但在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他们的舆论客观上却偏袒站在爱国民众对立面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他们在文章中有时也流露出对旧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但那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比照中常流露出民族自卑感和媚外崇洋心态。鲁迅跟现代评论派的矛盾，除了源于他们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的深刻分歧外，还存在着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中庸与反中庸的分歧。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跟以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成员的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这场论争虽然常常围绕一些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展开，但同样具有不容低估的政治意义。
鲁迅跟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围绕革命文学展开的论争，是中国革命文学阵营内部进行的第一次大论争，也是对鲁迅思想发展最具意义的一场论争。创、太两社的年轻作家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中奋起，两眼喷发出向屠杀者复仇的怒火，首先在战友的血泊中撑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旗，其历史功绩自然是不能抹杀的，但这群认为自身就是革命、立志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事务的作家却对中国国情十分隔膜。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盲动主义影响，文艺上照搬苏俄拉普学说和日本福本主义的观点乃至词句，因而错误地把长期关心文艺和革命关系问题的鲁迅作为了“革命文学”的祭旗人。论争中涉及的那许多艰深的理论问题迫使聯迅认真阅读了大量科学的文艺理论著作，纠正了他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在论争中就文艺与宣传、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革命人”与“革命文学”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意见，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
革命文学论争的积极结果，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左联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6年，但却是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中度过的。鲁迅以左联盟主身份参与过三次论争，其中第一次是跟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的论争。
梁实秋是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忠实信徒，新月派的主要批评家。鲁迅跟他的论争主要围绕文学中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进行。需要澄清的是，梁实秋并非简单化地否定阶级性、阶级斗争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只是强调“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偏见集，人性与阶级性》）；人性与阶级性有轻重表里之分；文艺与政治虽有关系，但文艺表现的只是政治生活的背景。由于梁实秋肯定现存资产制度的合理性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左翼文艺运动，在文章中过多强调人性中共同的亘古不变的成份而对阶级性时有简单的排斥，因此新兴的左翼文艺阵营跟他的论争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鲁迅也并非一般地否定人性，而只否定抽象不变的人性。他在论争中将深刻的人生经验及其感情体验用于理论说明，独具慧眼的戳穿了梁实秋杂糅着封建等级的人性论与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的矛盾空虚，使整个论辩过程有声有色，高潮迭起，有力地动摇了新月派文人的理论基础。据冯雪峰回忆，这是鲁迅参加左联后以最愉快的心情打的第一仗，表明了鲁迅自我思想斗争的胜利和快乐。
继新月派之后向左翼文艺进攻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这是国民党政府为配合军事“围剿”而发动的一场文化“围剿”，其基本队伍中没有几位像样的文人而以暗探、特务、军官、党棍为骨干。其宗旨是取缔文艺民主而使文艺统一于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专制。由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无理论可言，鲁迅在论争中仅仅揪出他们的几部代表作（如《陇海线上》《黄人之血》）进行示众，证明他们的政治目标是要“日支亲善”，消灭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上是在“民族主义”旗帜的掩护下出卖民族利益。由于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揭露，“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开场不久即偃旗息鼓。
与所谓“第三种人”苏汶（杜衡）的论争是鲁迅加入左联后被卷入的第三次论争。这场论争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和革命文艺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问题。苏汶是作为胡秋原的间接支持者参加论争的。在他看来，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非功利的创作理论，而左翼文坛则持一种目前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创作理论。他所说的“第三种人”并非指政治上的中间派，而是指那些在两种截然不同而互不让步的文艺观面前一时感到无所适从的作家。他指责左翼文坛只要行动，不要理论；只要革命，不要文学；只要煽动，不要艺术。苏汶的观点虽然在某些程度上触及了左联常犯的机械论、简单化、左倾关门主义等错误，但他把新文学创作的障碍主要归之于左翼作家的“左而不作”和“第三种”人的欲作而不敢，却放过了摧折进步文艺新芽、奉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国民党政权，显然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谈。鲁迅在论争后期撰写了带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文章深刻而形象地批驳了超阶级和超政治的文艺观，以及蔑视群众文艺的贵族老爷态度；同时也指出左翼文坛在向文艺神圣之地进军的过程中应着重克服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因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苏汶承认鲁迅的意见是公允的，尤其赞赏鲁迅声明左联并不拒绝“同路人”的态度。1934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加剧，苏汶的态度日益右转。鲁迅1934年4月11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揭露苏汶“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今年压迫加紧以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证实了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所谓“第三种人”每时每刻都在分化，不会两脚着地，骑稳一道矮墙，真正做到不偏不倚。
“两个口号论争”是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又一次论争，也是使临终前的鲁迅情绪十分愤慨、心情格外苦痛的一场论争。这场论争虽然是由建立新的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发的，但实际上与鲁迅跟左联某些领导人长期存在的隔膜和分歧密不可分。比如1932年鲁迅批评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刊登文风不正的诗歌，被某些“战友”视为“落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陷井”。1934年，又先后发生了廖沫沙挖苦鲁迅杂文是“花边文学”和田汉指责鲁迅跟叛徒杨村人“调和”的事件。事实上，周扬率先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和鲁迅嗣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都是文学战线抗日救亡的口号，但“国防文学”的倡导者在对这一口号进行阐释的过程中有左的（如排斥非国防题材的作品）或右的（如忽视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与相互批评）错误，而鲁迅对新口号的解释则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既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又抵制了以创作题材划分政治战线的关门主义倾向。但论争中夹杂了人事纠葛与意气成份，以致影响了团结，分散了力量，这在徐懋庸致鲁迅的信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鲁迅在《华盖集·杂感》中写道：“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的。但是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我们了解了鲁迅的上述观点，就能真切体会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抑郁悲愤的心情。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不愿称自己是一个思想家，却愿意视自己为一个战士——虽然他的思想是富于创造性的，也是有系统的。（《回忆鲁迅》）林语堂说“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鲁迅之死》）鲁迅夫人许广平也追忆了鲁迅的名言：“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许广平忆鲁迅》）冯雪峰、林语堂、许广平跟鲁迅的关系不尽相同，林与冯、许的政治倾向也很不相同，但作为鲁迅的同时代人，他们对鲁迅战士本色的观察和认识却是一致的。
作为一个战士，鲁迅最关心的并非人们对他文坛地位的评价和文学观念的认同，而十分重视对他战斗动机与目的的理解。瞿秋白在论文中指出鲁迅攻击的章士钊和陈源并非单纯的个人而是一种标本，一种社会典型，鲁迅对此有知己之感。他自己也强调，他跟章、陈的论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他也多次强调，徐懋庸虽然一人出面，但代表的是一群，所以他答复徐懋庸的信也绝非针对个人。只有正确评价鲁迅参与论争的动机与目的，我们才能够正确理解鲁迅的战斗历程。
历史是一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矛盾的发展过程。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也都跟他同时代人的活动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鲁迅在历次论争中既批驳了错误论点，也提出了真知灼见。就这样，他在论争中逐步获得了对真理的比较全面的认识，从而也在他所涉及的领域中发展了真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论争中提炼出了一批类型式的典型，如脖子上挂着铃铎专将胡羊引入屠场的山羊，暂时失足落水而随时准备泅上岸来咬人的“落水狗”，见到一切穷人都狂吠见到一切阔人都摇尾的“丧家犬”，当面说好背后鸣鞭的“奴隶总管”以及“商定文豪”、“革命小贩”、“才子+流氓”式的文人……鲁迅对这些人物的个性加以捕捉，共性加以概括，特征加以夸张，使这批典型既形象可感，又具有更普遍的社会意义。
在论争中，鲁迅提出了一系列战斗原则：既是对他战斗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后继者的昭示。鲁迅的原则中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杂文《死》中所说的：“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都不宽恕”，对象仅限于“怨敌”，即指那些坚持错误立场、对进步文坛心怀怨恨的人，而不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改正了错误的论争对手。所谓“不宽恕”，就是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不以背弃真理为代价进行个人的情感交易。作家王任叔指出，高尔基的爱是伟大的爱，他的憎也是伟大的憎。鲁迅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作家应该有热烈的爱憎，分明的是非。真正的爱，就包含了对恶的深恶痛绝，所以，这本书以“一个都不宽恕”作为书名，只是为了突出鲁迅在论争中坚如磬石的原则立场，而不能理解为鲁迅对于跟他进行过笔战的人一律咬住不放。鲁迅自己就说过，他跟郭沫若虽然曾以笔墨相讥，但因为大目标相同，并不日夜记着个人之间的恩怨。“一个都不宽恕”，更不意味着鲁迅以一贯正确者自居。鲁迅无情面地解剖别人，更加无情面地解剖自己。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加速了他的世界观转变，就是他勇于正视自己弱点和局限的一个明证。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争对手》[①]，为鲁迅参与的历次论争提供了完备而新颖的史料，也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史料。翻开书页；我们便可以闻到当年文坛浓郁的硝烟味，可以看到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新军跟形形色色、明明暗暗的敌人进行较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鲁迅光辉一生就是在文征笔战中度过的，中国新文学走过的历史道路也是前驱者用战斗来开拓的。在鲁迅逝世60周年之际，以这部战斗的记录来纪念这位文坛斗士的光辉一生，我以为十分恰当，十分厚重。
注释：
①本书即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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