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粮食生产论文,建议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对长期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进行改革，逐步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将剩余粮食在市场上出售，从此开始自觉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和刺激粮食生产。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我国粮食价格一步步提高，目前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在今后几十年内，我国对粮食的需求持续旺盛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要求我国粮食生产必须继续不断向前发展。一方面，刚性增长的需求和居高不下的生产成本给我国粮食价格造成继续上涨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我国粮食的价格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继续大幅度提高价格，必然形成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强烈反差，同时也将给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增加工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人力成本，推动整个价格水平上升。因此，今后是否继续运用价格杠杆来促进和调节粮食生产，以及如何成功运用价格杠杆来促进和调节粮食生产，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价格影响粮食生产的周期变化
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增长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周期变化。粮食生产增长的周期变化与价格变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互影响和关联作用。
如表1所示，我国粮食生产从1980年开始加速增长，到1984 年粮食产量达到4070亿公斤，登上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粮食生产的快速增长，与1979年开始的粮食价格的逐年提高有着重大关系。从1979年国家开始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到1984年的6年间， 粮食收购价提高了98.3%，年均提高12.1%。提高速度高于改革开放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粮食收购价的迅速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粮食生产获得了前未所有的发展。1979～1984年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4.1%， 增长速度是建国以后历史上所罕见的。但是，紧随着增长高峰的1984年，1985年粮食生产增长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大幅度下滑。当年粮食减产6.9%， 是1961年以来减产幅度最大的一年。造成下滑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以来被束缚的潜在生产能力基本释放完了；另一方面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是1984年粮食供给出现暂时过剩，国家仓库积压，出现了“卖粮难”等问题；同时，粮食市场价也在1983～1984年出现连续2年下跌。 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生产增长于1985年出现大幅度下滑。
粮食生产增长与价格变化相互影响的第二个周期，是从1986年开始的。同样是价格变化采取了主动。1985年开始，国家改原来的粮食统购、派购为合同定购，适当减少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价收购的比重，同时大幅度地放开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加快了以市场为取向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步伐。为了摆脱粮食生产下滑和徘徊的局面，从1986年起，又开始逐年大幅度提高粮食的收购价，粮食和副食品的市场价格也在供给紧张的压力下和收购价提高的推动下开始较大幅度上涨。1984～1989年5年间，粮食收购价提高了75.9%，年均提高12.0%， 粮食市场价上涨了78.2%，年均上涨12.2%。但是，粮食生产并未随价格上涨出现按比例的相应增长，而是陷入长达数年的徘徊局面，粮食产量一直在4000亿公斤上下波动。直到1990年， 当价格连续5 年较大幅度上涨， 1989年粮食收购价提高幅度达26.9%，粮食市场价上涨幅度达21.3%后，粮食生产增长才迅速登上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高峰，粮食产量陡增9 .3%，达到近4500亿公斤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新台阶。1990年粮食生产增产的高峰，与1986年开始的价格连年提高和上涨以及农民对价格将继续上涨的预期有直接关系。与第一个周期相似，在1990年大丰收后又一度出现了粮食供给过剩的局面。加之1989年开始的全国性市场疲软，1990、1991两年，粮食收购价下跌幅度达6.8%和6.2%。粮食市场价也在供给过剩的压力下下跌4.8%，其中集贸市场价格下跌幅度达18.6 %。价格的下跌迅速反应到粮食生产上来。1991年粮食减产2.5%， 1992年也只恢复性增产1.8%。 粮食生产增长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低谷。
表11979～1996年我国粮食生产增长与价格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有关资料整理。
粮食生产增长与价格变化相互影响的第三个周期，是从1992年开始的。1991年，国家开始提高城市粮食销价，1992年实行购销同价，粮食市场价又开始上涨。 同时， 粮食收购价也于1992 年重新开始提高。 1993年，国家宣布放开粮食经营和粮食价格，并准备从1994年起实行“保量放价”的粮食收购政策。但由于1990～1991年价格下跌造成的阴影仍然存在，粮食产量下跌和徘徊的局面短期内无法摆脱，粮食供给又趋于紧张。在政府放开粮价政策的刺激下，1993年市场粮价出现大幅度上涨，迫使国家不得不于1994年宣布再次启动粮食定购制度。在市场价格上涨的压力下，为了增加产量、确保收购，地方政府迫不得已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在收购价大幅度提高的推动和刺激下，1994年市场粮价出现新一轮大幅度的上涨，幅度达50.7%。无论1992～1994年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连续大幅度涨价，终于对粮食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1995年粮食产量摆脱了1990年以来的徘徊局面，增长4.9%。 1995年，粮食市场价和收购价继续上涨，促使我国粮食生产增长于1996年登上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高峰，粮食产量达到4800～5000亿公斤的新台阶。
由上述分析可见，价格对我国粮食生产增长起着明显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同时，粮食产量也引起价格的波动。二者的关系基本上循着下列轨迹变化：价格提高和上涨刺激产量增长→产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供给相对过剩导致价格下跌→价格下跌引起产量下降→产量下降造成的供给紧张重新迫使价格上涨和提高→价格上涨和提高再次刺激产量增长。其中除恢复性增产外，价格上涨需要至少数年的时间，才能对粮食生产产生较强烈的影响；而价格下跌，却会在第二年就立即反应到粮食生产上来。原因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闲置农业资源很少的国家里，粮食生产的长期增长，基本上是一个技术进步和投入增加的过程，并不仅仅取决于价格上涨。价格提高，只能加速技术进步和投入增加，却无法代替技术进步和投入增加本身。从农民接受价格信号的角度来讲，只有当农民预期价格上涨将是持续稳定时，才会下决心加大投入。而要使农民产生这样的预期，至少需要数年时间。相反，对价格下跌，农民却可以通过减少播种面积和投入作出迅速的反应，并不需要一个艰难的爬坡过程。
二、价格对粮食生产影响的深层原因
从表面趋势上看，要实现粮食生产新的增长，需要付出的价格上涨的代价越来越大。如1979～1984年间，粮食收购价每提高1%， 粮食产量增长0.47%。到1992～1996年间，粮食收购价每提高1%， 粮食产量只增长0.072%。但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 对粮食生产增长起刺激作用的并不是价格本身，而是价格变化背后的利润和收入变化。由表1、 表2知，1979～1984年间，粮食收购价年均提高12.1%， 同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年均上涨只有2.8%。因此，粮食生产的效益增长很快。 1980～1984年间，全国农民实际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4.2%；1981～1984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7.5%。 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1981年，农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48.8%，1984年提高到58.5%。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调动了农民技术革新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导致粮食生产的快速增长。
1984～1989年间，粮食收购价年均提高12.0%，粮食市场价年均上涨12.2%。而同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年均上涨9.4%， 将粮食价格上涨的收益大部分抵销。加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农民实际人均收入出现负增长，1989年比1984年下降了3.3%。同期，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递增2.55%。1989年，农民人均收入下降到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47.7%，低于1981年的比例。农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粮食生产的发展。1984～1989年间，粮食总产年均增长0.05%，发展速度远远低于上一个周期。
1989～1995年间，粮食收购价年均上涨13.4%，粮食市场价年均上涨20.1%，同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年均上涨11.6%。粮食收购价提高的收益基本上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所抵销。但粮食市场价的上涨速度比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涨速高出8.5个百分点， 农民从市场获利增加。1989～1996年期间，农民实际人均收入年均增长6.04%，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7.85%。1995年，农民人均收入下降到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40.5%。因此，这期间虽然粮食的价格上涨很快，农民从市场的获利增加，但农业生产效益仍然不高。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快于1984～1989年期间却慢于1980～1984年期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民技术革新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比1984～1989年期间增加却无法与1979～1984年期间相比。1989～1996年间，粮食总产年均增长2.64%，增速高于1984～1989年期间，却低于1979～1984 年间的快速发展时期。
表2影响粮食生产效益的有关指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与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显著相关。农民收入的增长既是粮食生产增长的结果，也是下一年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因。而价格的上涨与粮食生产的增长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价格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质是价格变化带来的利润和收入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由于粮食价格并不是孤立地上涨，而是伴随着一系列其他价格的变化，各种相关价格的变化综合决定了粮食生产的利润和效益。农民虽然接受价格变化的信号，但增加投入的决定更主要取决于各种价格变化带来的利润和收入的增长与否。
三、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增长的两种价格
1979年以后，我国粮食价格开始实行“双轨制”，即国家计划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并且国家计划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影响粮食生产增长的就有两种价格。这两种价格各自的作用如何呢？有人认为，粮食产量的边际增长只取决于市场价格；另有人认为，计划价格对粮食生产起主要调节作用，市场价受计划价的左右。香港学者郑毓盛等认为，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两者都对粮食生产产生调节作用。他们给出了中国粮食生产在“双轨制”下价格反应的微观静态模型。他们的模型不能用于分析宏观层次粮食生产对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不同反应。因为其中有两个假设条件不成立：一是微观层次上对单个农民来说，市场对他们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后的剩余产品的容纳能力可以认为是无限的，而宏观层次上这一条件却不成立；二是静态来看，可以假定成本曲线以及计划价格或市场价格二者之一是不变的，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三者却都处于变化之中。尽管如此，郑毓盛等给出的这一模型仍然有助于在宏观层次上分析两种价格各自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和作用。
1.1978～1984年间，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年均上涨1.35%，其中1978～1981年三年小幅上涨，1982年基本未变，1983、1984两年有所下跌。可以认为，这期间粮食市场价格基本未变，其中集贸市场价是下降趋势，1984年比1978年下降25.5%。1978～1984年间，我国粮食收购价年均提高12.1%，与集贸市场价格的差距迅速缩小。粮食社会收购量由1978年的602.5亿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1172.5亿公斤，年均增长14.2 %，由占粮食产量的18.1%上升到28.8%。增产的商品粮绝大部分被国家收购。在市场方面，一方面由于农民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后可用于在市场上出售的粮食数量非常有很；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平价供应粮的存在，城镇居民对市场议价粮的需求非常有限，所以粮食的自由市场交易量很小，增长也很慢。1980～1984年间，全国城乡集贸市场粮油交易额年均增长7.3%，1984年交易额只有45.6亿元； 农民对非农居民的粮食零售量只有47.5亿公斤，仅相当于当年粮食社会收购量1172.5亿公斤的4.05%。因此，虽然集贸市场粮价远高于国家计划收购价（1984年集贸市场粮价相当于国有商业零售粮价的2.02倍），却由于交易数量的微小，农民从自由市场的获利很少。在国家收购方面，由于国家计划收购价在迅速提高，与集贸市场价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农民按计划价出售给国家的绝对量上大得多的那部分粮食的价差损失在大幅度减少，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从自由市场的获利。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期，从全国整体范围来看，国家计划收购价对粮食生产起主要刺激和调节作用，市场价格起的作用不大。
2.从1985年，国家取消粮食的统购、派购，开始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适当减少收购量。这为一部分粮食向自由市场分流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国家平价供应粮仍未取消，遏止了粮食自由市场交易量的增长。1984～1990年间，全国农民对非农居民粮食零售量年均增长4.1 %；1990年，全国农民对非农居民粮食零售量只有60.43亿公斤， 仅相当于当年粮食社会收购量的4.3%，与1984年相比没有多大改善。
一方面，由于国家取消了统购、派购，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议购，农民在卖粮时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选择，可以更多地采取惜售、寻求市场高价等策略；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取消了硬性收购，在给农民更大自由的同时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为了保证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只能采取提高收购价的办法吸引农民签定收购合同。这在供给紧张的情况下，极易形成国家计划收购和自由市场争夺粮源的局面，导致国家计划价与市场价互相推动，争相上涨。1985年以后在粮食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下，就出现了上述情况。1986～1989 年间， 全国粮食收购价年均提高14.6%，粮食市场零售价年均上涨12.6%，其中集贸市场粮食价格年均上涨24.7%。
可以看出，虽然这一时期粮食收购价在以较快的速度提高，但与集贸市场粮食的价差却拉大了。一方面，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那一部分粮食由于交易数量的微小获利并不大；另一方面，农民按计划价出售给国家的绝对量上大得多的那部分粮食的价差损失却由于价差的拉大而增加了。所以这一时期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家计划收购价和市场价对粮食生产的增长都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这导致1985～1989年间我国粮食产量的徘徊局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集贸市场粮价的涨速超过了国家计划收购价，与1978～1984年间的市场粮价下跌形成明显差别。农民求助于市场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从市场的获利虽然总量上不大，但已有了一定的增加。
但如何解释1990年的粮食大幅度增产呢？笔者认为是粮食收购价和市场价连年提高和上涨使农民形成价格将继续上涨的预期产生了作用。1988、1989两年，粮食收购价和市场价均大幅度上涨。其中1989年收购价提高幅度达26.9%，是1979年以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年；市场价上涨幅度达21.3%，创造了历史记录，其中集贸市场粮价1986～1988年三年间年均上涨21%，1989年涨幅更高达36.6%，也是历史上所未有的。所以，尽管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的实际收益并不大，却使农民产生了价格在不断并将继续上涨的预期，并以增加投入作出了反应。这可以解释为1990年全国粮食大幅度增产的价格原因。
3.1990年粮食丰收以后，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尽量增加粮食收购，当年粮食社会收购量比上年增加185.7亿公斤， 相当于当年增产粮食的48%，是历史上除1983年外增收粮食最多的一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仓储、资金、流通等问题，国家不可能收购过多的粮食，这迫使剩余粮食向市场转移。在1989年开始的市场疲软和需求不振的大环境下，市场粮价下跌。1990年集贸市场粮价下跌18.6%，是历史上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年。同时，市场交易量也出现萎缩，1990年农民对非农居民粮食零售量下降了2.2%。这形成国家与市场争甩包袱、 争压粮价的局面，导致粮食收购价1990～1991年连续两年下跌，集贸市场粮价1990～1992年连续三年下跌。收购价和市场价的同时下跌，使农民无法从国家和市场的其中一方找回在另一方造成的损失，由此抑制了粮食产量的进一步增长，导致1991～1994年间粮食产量的数年徘徊。
1993年，国家决定放开粮食经营与粮食价格，并准备从1994年起国家粮食收购全部实行“保量放价”，迈出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并轨的一大步。但实践证明，单纯由市场决定粮价是不可行或时机不成熟的。国家收购采取随行就市，意味着国家进一步放弃了与农民之间在生产周期开始之前的“合同契约”，使农民获得了处置自己产品的更大自由，同时国家也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保量”的唯一办法是提价收购。这无疑增加了粮食市场上卖方要价的“砝码”，市场粮价上涨的趋势是必定无疑的。结果1993年年底市场粮价开始暴涨，迫使国家不得不于1994年重新收回计划定价的权力。在市场粮价暴涨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提高收购价来吸引农民签定收购合同，以确保定购任务的完成，重新形成国家与市场争夺粮源的局面，导致计划收购价与市场价互相推动，轮番上涨，市场价的涨幅超过了国家计划价的涨幅。1992～1995年间，粮食收购价年均上涨22.4%，市场零售价年均上涨28.4%。
1991年，国家开始提高粮食销价，减少粮食差价补贴，1992年实行购销同价。这大大缩小了国营粮店与集贸市场粮食的零售价差。在价格相差不大或相同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加大了对集贸市场优质粮食的需求，导致城乡集贸市场粮食交易量和交易额的迅速增加。1992～1995年间，城乡集贸市场粮油交易额年均增长53.1%，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增长速度。1995年，全国农民对非农居民粮食零售量估计在300亿公斤左右， 占当年粮食社会收购量的21%以上。与1991年以前相比，有了相当大的改善。
一方面，由于国家提高粮食销价后，国有粮店在粮食零售市场上再没有优势可言，城镇居民转向集贸市场购买粮食，增加了农民从自由市场上获利的机会。尽管有市场交易费用高等因素的限制，1992～1995年间，农民从在市场上出售粮食中的获利大幅度增加了。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定购粮的价格在迅速提高，与市场价的价差却仍在扩大，导致农民按定购价出售给国家的那部分数量上超过集贸市场上出售量的粮食的价差损失增加。好在国家减少了定购粮比重，加大了议购粮数量，同时粮食社会收购量中非国有粮食系统的市场收购比重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交售定购粮给农民造成的价差损失，所以，1995～1996年间的全国性粮食增产，主要得益于市场粮价上涨的刺激，国家计划收购价的作用不大。
综上所述， 1984 年以前， 是国家计划价刺激和调节粮食生产； 1985～1990年间，国家计划价和市场价对粮食生产的调节作用都不明显，但市场价格的作用在逐步增加；1991年以后，市场价对粮食生产起主要调节作用，国家计划价处于次要地位。
四、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价格对我国粮食生产起着显著的调节和刺激作用。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价格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刺激和调节作用越来越小，而是价格刺激和调节没有达到相应的力度。这里所说的“力度”，并不是指价格表面的涨幅，而是指价格变化背后的利润和收入的增长幅度。在国内价格已达到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国家定购价在1996年大幅度提高后已接近甚至超过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我国粮食价格上涨的空间越来越小。那么，今后如何继续发挥价格对粮食生产增长的刺激和调节作用呢？
1.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将价格调节的主要任务交给市场，同时充分发挥和运用好国家计划价格的“稳定器”作用。过去十几年中，国家计划价格曾经对粮食生产起过很大的刺激和调节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计划价格的作用逐步减弱，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逐步增强，这是符合改革目标的。但在改革过程中，在如何准确定位国家计划价格的作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偏差。一个偏差是放弃国家计划价格的干预调节作用，如1993年粮食收购制度的改革。实践证明，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保量放价”。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对市场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实际上失去了国家价格干预的“主心骨”。正如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所说过的：在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中的自由市场定价已成为一个神话。随行就市，意味着完全让市场决定价格，国家将失去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立足点。而失去国家宏观调控和干预的粮食流通市场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完全放开副食类及其他农产品价格的同时，要始终坚持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国家计划定价收购和干预。这是由其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价格与产量波动“蛛网不稳定条件”所决定的。在改革中发生的另一偏差， 是国家计划价试图与市场价争夺对粮食生产的主导调节权， 如1996年，在粮食市场价涨幅不大或下跌的情况下，国家定购粮价格大幅提高42%，以致出现了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倒挂”现象。一般来讲，国家最低保护价通常低于市场价，只有当市场价过分下跌伤及农民利益时才高于市场价。国家收购价一般高于最低保护价但低于市场价，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的粮食购销系统顺利运行。1996年一些地区不但定购价高于市场价，而且最低保护价也与定购价相差无几。这样过分提高国家计划价，虽然可以稳定下一年的粮食生产，却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和危机。因为最终决定粮食生产增长的是市场有效需求，而不是国家计划需求。1984年粮食丰收，虽然收购价提高了12%，涨幅高于1980～1983年各年，1985年粮食产量仍然出现了减产的局面。原因在于国家计划收购已达到了边际，仓库积压，出现了“卖粮难”等问题。1990年粮食丰收后，也出现了减产，原因同样是国家计划收购一下子消化不了过多的粮食，市场粮价也出现了整体下跌。1996年丰收，市场粮价基本平稳，整体上上涨6.5%，只有个别品种价格出现下跌。 这说明粮食过剩只是局部性的，国家只要发挥最低保护价的作用，就可以达到调节的目的，没有必要大幅度提高整体收购价格，以致为下一步设下障碍。因为如果1996年收购的粮食不能及时顺利销售出去，势必影响1997年国家计划收购的能力。这样如果1997年粮食再次丰收，难免不出现“卖粮难”的问题。届时将酿成更大的过剩局面，导致市场粮价下跌，国家也难以负担。
由国家计划价对粮食生产起主导调节作用，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因为它无法准确反映供求状况和优化配置资源。今后，国家计划价应摆脱与市场价争当调节粮食生产的主角的纠缠状况，处于一种比较超脱的地位，对粮食生产起保护性调节作用，防止“谷贱伤农”；对粮食流通起“稳定器”作用，防止价格暴涨伤及消费者利益。
按照上述要求，制定粮食价格政策，第一，在最低保护收购价上，实行“定价放量”。第二，将原来的合同定购改为在适当的时机宣布“定价收购”。“适当的时机”意味着国家对某个粮食品种的产量以及未来的市场供求已有了较为清晰的预测和认识，能科学、准确地制定并宣布收购价格，并且一旦宣布就不可轻易改变。这样既可保证国家收购任务的完成，又消除了“合同定购”对农民形成的强制性，同时也可以稳定市场。第三，在最高限价销售上，实行“定价放量”。第四，把握好收购与销售的节律和时机，不随市场大流。在市场状况异常时，进行反向调节。第五，继续实行国有粮店粮食销售与市场基本同价，取消平价供应粮。这样便于城镇居民更多地根据质量、品种来选择粮食，有利于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有利于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更有利于农民根据整体价格状况，包括市场价格、国家最低保护价、国家宣布的收购价格以及最高销售限价等综合考虑生产计划，而不是仅仅根据国家计划价或市场价来制定生产计划，以致造成粮食生产的过剩或短缺。
2.治理宏观价格环境，使其有利于粮食价格杠杆调节作用的发挥。价格对粮食生产调节作用发挥的好坏，与宏观价格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在整体物价稳定的情况下，价格容易对粮食生产产生刺激和调节作用。如1981～1984年期间。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对粮食生产进行调节所要付出的价格代价要大得多。如1988～1989年和1993～1994年期间。1995～1996年间，价格对粮食生产刺激和调节的成功，也与这两年整体通货膨胀治理的成效有关。
3.今后，我国粮食生产的长期增长，要更多地依靠非价格因素的促进，其中主要是科技进步的作用。在科技进步显著的情况下，即使某一作物的价格没有提高、甚至下降，也会导致该作物的增产。因为新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在科技进步缓慢的情况下，即使某一作物的价格上涨、甚至大幅度上涨，产量也可能不会有大的增加。因为它的边际生产成本在不断增加，边际生产效益在不断降低。所以，在国内粮食价格已超过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今后我国要更多地求助于科技进步等非价格因素来促进粮食生产的长期增长，这样将更有利于价格调节手段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