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永翥[1]2001年在《当代行政模式障碍性因素分析》文中指出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沿阵地”，一直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注的话题。 本文拟从我国当代国情出发，在追溯行政模式演变的基础上，主要对当代行政模式中的依法行政、以德执政及行政监督叁个方面的障碍性因素及其对策进行研讨。 论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结合当代社会转型的具体特点，考察了行政模式的演变并进而推导出当代行政模式的构建。鉴于依法行政的重要地位，故第二部分乃该文重点。它从政策执行紊乱、行政违法及政府权威弱化叁方面具体探讨了依法行政中的障碍性因素及其相应对策。第叁部分从目前“信仰危机”的前提出发，具体探讨了以德执政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将行政监督作为当代行政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其现存问题及监督模式进行了尝试性研究。文章末尾总结了叁者叁位一体的关系，并对行政模式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任桂芬[2]2003年在《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科学化的对策》文中研究指明在政府行政领域空前发展，政府行政功能全面统帅社会生活的今天，行政权力对整个社会发展影响日益明显。将行政权力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融入世界潮流的必然选择。 我国行政权力运行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设计联系在一起，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形成了当前我国行政活动的特殊性。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权力是人民通过特定的民主程序授予的，行政权力的运行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原有的旧体制的一些弊端，仍然具有很大的惯性，阻碍行政权力的运行；又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主体意识的激增，致使有些行政机关参与资源分配与争夺，造成政府角色错位，出现了“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利益法律化”的现象，这些导致政府的行政行为不规范化，缺乏法律约束，自由任意性较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法律的制约，势必导致权力的腐化。 本文以分析行政权力运行科学化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现状，深入分析阻碍行政权力运行科学化的障碍因素及其产生的原因，以建立立足于我国的民主法制的建设，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制约有效的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从而探寻实现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的对策。
赵崇莲[3]2011年在《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是高等教育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构建科学有效的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对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发展极不平衡,亦鲜有系统科学的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这必将影响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绩效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大陆最南部沿海省份,广东省在全国较早开展了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在推动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发展方向方面有一些与时俱进、先行先试的探索。本研究旨在以广东省为个案,全面系统研究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发展历史、现状及特色,思忖不足,提出对策,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和谐发展。要构建科学有效、重在“服务”的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首先必须以了解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为基础。为此,以文献综述为基础,本研究将“高校心理健康服务”界定为以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需求为导向、运用心理学专业理论与技术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需求服务,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和谐发展的一种服务性活动。同时,将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界定为在高等学校,由专业机构和人员以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为导向,遵循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规律,向全体在校生所提供的心理促进工作,以及围绕此工作的投资、教育培训、管理监督等所组成的系统。全文分为文献综述、问题提出、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研究、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研究及总的讨论与结论五个部分,7个系列研究,相对完整地解析了基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导向的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内涵及构成,并对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发展历史、现状特点、工作绩效、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为了解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基本维度,研究1自编研制了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问卷。以前人研究和开放式调查为基础自编初测项目,经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对初测问卷加以修订,最后以结构方程模型确定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正式问卷。该问卷各指标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作为测量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标准化工具。以研究1所编制的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问卷为基础,研究2对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讨。在充分了解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特点及影响因素等基础上,研究3提出了基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导向的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理论构想,并通过访谈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验证修订了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维度,编制了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问卷并对其信效度进行检验。该问卷各指标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研究4、5、6则运用研究3编制的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问卷,分别对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之管理监督体系、队伍建设体系和技术体系特点、绩效、存在问题等进行了探查。为间接探测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绩效,本研究以SCL-90为调查工具,对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进行了测量。在总的讨论里,以前述研究为基础,对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特色、绩效加以凝练,发现问题反思不足,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其它省市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提供借鉴。7个系列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问卷包括心理健康服务质量需求、心理健康服务队伍需求、心理健康服务形式需求、心理健康服务内容需求四个维度。总体而言,广东省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服务四个维度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需求,尤其在心理健康服务质量方面表现出较强烈的愿望；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不存在显着性别差异,但存在年级、学校类型之间的显着差异(p<0.001);(2)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影响因素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服务认知可以预测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其中,年级和学校类型是显着影响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因素(p<0.001)；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认知与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显着相关。SCL-90均分对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有显着正向预测作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认知对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表现为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性认知越积极,对心理健康服务人员认可度越高,越可能主动寻求心理健康服务。(3)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由管理监督、队伍建设、技术体系叁个维度构成,它们分别对应着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叁个层面,即“管理监督”对应“心理健康服务质量需求”层面；“队伍建设”对应“心理健康服务队伍需求”层面：“技术体系”对应“心理健康服务内容与服务形式需求”层面。(4)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形成了自身特色。管理监督方面,以专业协会为依托实施“柔性管理”,建立了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叁级管理模式；督查与自查相结合,以督导检查为抓手引导全盘工作；校—医—家多方联动,广泛寻求与外部系统合作。队伍建设方面,建立了专兼结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工作队伍；加强上岗资格证制度和职业培训制度,促进从业人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技术体系方面,拓展内容形式,营造浓郁氛围；改变服务理念,强化全员育人：强化安全监护意识,实施“叁预”工程。就整体而言,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较好绩效,表现在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好,学生对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满意度、参与度、危机事件干预效果较好,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得到了社会、政府和教育界广泛认可。(5)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存在一些不足。管理监督体系方面,认识待提高,发展欠平衡；心理咨询师督导亟待加强；工作经费不够充分,来源狭窄。队伍建设体系方面,心理健康服务队伍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技术服务体系方面,服务主渠道有待加强；研究生、教职工心理健康问题有待进一步重视。(6)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重点建构策略主要包括：提高认识,缩小差距；加强队伍建设,重视心理咨询师督导；发挥主渠道作用,拓宽服务内容与形式；整合资源,关心研究生和教职工心理健康。(7)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对我国其他省市高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领导重视是关键；其次,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形成合力。广东省“校—医—家多方联动机制”、全员参与开展师生互助计划等举措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第叁,开展专项培训、定期督导,切实关心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人员：第四,关心研究生、教职员工心理健康状况,拓宽高校心理健康服务范围。本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理论方面,将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联系起采,丰富并提升了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内涵。研究首先对广东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进行了理论构建及问卷编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理论,据此编制并验证了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问卷；国内首次系统研究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这对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将是一个重要补充,同时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方面,尝试采用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整合的研究思路,运用了文献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探讨,推动了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研究的多元化与综合化。本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为调查法,并且在测验中使用的工具也多是自我报告组成的问卷,自我报告量表在施测过程中可能产生许多问题,如反应偏差、评价忧虑、社会赞许效应等。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他评和自评相结合以及干预实验法等对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进行研究,从而为在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提供基本经验和发展思路。
张齐平[4]2014年在《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量化分析模式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解决政策问题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特别是政策执行工作面临着更多复杂的情形。迫于政策实践的要求,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并更加关注政策执行研究方法的发展。构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量化分析模式,针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量进行模型规范或数学演绎等,实现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以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常见问题作为切入点,应用内容分析法总结并分析了我国政策执行中的四类常见问题；接着,以文献分析为基础,研究公共政策执行中应用量化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适配性；最后,针对我国政策执行中的常见问题,分别构建了一般与具体的量化分析模式。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基本状况,并通过分析我国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同时,绪论部分也概括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还以图示说明了总体的论文框架,并指明了论文的创新尝试与不足之处。论文主体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别界定了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执行、及量化分析模式的概念,并展开了包括政策执行过程分析、系统分析与综合分析等在内的政策执行理论分析。第二部分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常见问题”,以政策执行理论分析为基础,应用内容分析法,总结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较为常见的四类问题,具体包括“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偏好导致执行偏差”、“政策执行者素质水平低下”、“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间的利益冲突”、“目标群体持非合作态度”、“政策执行监控环节缺失和监控不力”等七项问题表现,并分别针对这些常见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第叁部分为“量化分析方法在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应用”,主要包括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应用量化分析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以及在文献统计分析前提下进行的适配性研究；同时,论文简要介绍了七种适配性较强的量化分析方法,包括因子分析与方差分析等统计学分析法、以博弈分析为主的运筹学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系统科学分析法、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等经济学分析法。第四部分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量化分析模式”,针对我国政策执行中的常见问题,构建了包括公共政策执行量化分析的一般模式、政策目标群体态度的量化分析模式、政策执行评价量化分析模式叁个总体模式；以及政策执行者执行行为偏差分析模式、政策执行者素质系统演化分析模式、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间的博弈模型、不同政策目标群体态度的方差分析模式、政策执行效果影响因素量化分析模式、以及政策执行效果模糊综合评价模式共六个具体模式。第五部分为“研究总结与展望”,总结了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从论文的不足之处出发设想更进一步的研究。另外,论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第一,应用内容分析法,统计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常见问题及其表现；第二,进行了政策执行研究与具体的量化分析方法应用的适配性分析。
刘培军[5]2015年在《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学校的连续扩招,在校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生群体的学习适应性问题日趋严重,民族地区高校尤甚。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大多为本地生源,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各民族乡镇的农村地区。由于其生长环境的差异性以及高校缺乏多元文化的教学策略,致使有相当部分同学在适应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学习环境过程中遇到一些由其自身的特殊性引起的困难。适应大学学习成为了民族地区高校部分学生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其适应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学业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牵涉到民族地区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供给质量。因此,关注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学习适应性问题很有必要。本论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大学生学习适应性进行了研究。本论文研究的问题是:第一、影响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结构要素有哪些?民族地区高校(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现状如何?大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学习适应性上有无差异?第二、对于不同的背景变量,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有何特征?有哪些背景因素与学习适应性显着相关?其对学习适应性的解释力有多大?在相同背景下,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学习适应上有无差异?第叁、针对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学习适应的现状,高校应如何帮助或促进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学习?本论文问卷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式,从广西15所普通本科院校抽取了3700位问卷对象,共收回有效问卷3054份。访谈以半开放式访谈为主,访谈对象为学生21人(汉族9人,少数民族12人),一线辅导员5人,科任教师5人。研究发现: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倾向从“能力”视角解读“学习适应性”,把学习适应性视作学习适应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在“学习态度与动机”、“学习方法与能力”、“自我认知与心理”、“学校教学与管理”和“学习环境与社交”这五个层面的调节与改善的能力。整体而言,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位于中等稍偏下水平,特别是在学习态度、学习方法、自我认知、心理状况、教学管理适应以及对社会环境适应这六个维度上接近低水平;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在学习适应性上具有显着的差异性,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适应水平明显低于汉族大学生。在背景变量中,不同“性别”、“民族”、“大学类型”、“父母职业”、“家庭所在地”、“家庭经济条件”、“交流用语”、“教养方式”的大学生学习适应性差异显着;其中,“家庭经济条件”、“教养方式”、“家庭交流用语”、“父母职业”、“父母学历”、“家庭所在地”等11个变量与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显着相关,且“家庭经济条件”是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最强预测变量。在某些相同背景下,大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学习适应性上也有显着差异,诸如:一年级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父母职业为农民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在中间层次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等等。在另一些相同背景下,大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学习适应性上没有显着差异,诸如:父母职业社会地位较高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很富裕、基本温饱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独生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等等。基于上述发现,研究者提出了帮助学生提升学习适应性水平的四方面对策建议:首先,学生自身需要端正学习态度,尽快掌握大学的学习方法,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对环境的适应力。其次,辅导员要了解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的成长特点,要关注贫困生,做好团体心理辅导工作。再次,科任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要设计基于学生差异的课程内容与学业评价标准,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并适当开展对学生先有学习经验的研究。最后,大学管理者要优化管理服务,健全各类咨询服务体系,创建学生学业支持中心,合理地引导大学生、特别是农村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发展。
黄亮[6]2017年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要素与模式》文中认为地方政府创新是全球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年来,创新动力不足成为各国政府创新实践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关地方政府创新的晚近研究几乎都会涉及创新动力的讨论。这些研究在讨论创新动力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倾向于穷尽创新的动力要素,另一种则更多地关注单一动力要素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这些研究在发现创新的动力要素、创新动力的类型学分析以及揭示部分创新动力要素的作用机制等方面,已经做出了较多贡献。但是,已有研究尚无法提供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全局性解释。本文借鉴了制度变迁理论的部分概念,构建了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综合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假设地方政府处于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之中,根据创新的动力是否来自于地方政府内部,将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分为间接动力和直接动力。间接动力是触发地方政府创新意愿的外部要素,根据其影响力强弱,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强制性动力和诱致性动力;直接动力则是地方政府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对特定创新的主动推动力。如果预期的创新收益大于成本,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开展这一创新,即产出新的制度安排;如果预期的创新收益低于成本,则会偏向于维持现状。同时,为了检验分析框架的结构效度和理论解释力,我们以浙江省为例展开了问卷调查,运用SPSS和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我们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对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分析框架进行了部分修正。修正后的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综合分析框架具备了较好的结构效度和理论适切性,够较好地反应现实的地方政府创新动力。进一步地,我们根据地方政府创新受到强制性动力要素的影响更多还是诱致性动力要素的影响更多,以及地方政府在推动创新方面的主动程度不同,尝试构建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分类模型,归纳了八种主要的动力模式:命令指派型创新、内部竞标型创新、央地互动型创新、应景响应型创新、主动探索型创新、专家推动型创新、技术驱动型创新、压力回应型创新等。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运用了制度变迁理论解释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第二,提出并验证了系统化、分层次的地方政府创新动力分析框架;第叁,基于分析框架的分类方式,构建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分类模型,总结了八种主要的动力模式。
宋振超[7]2005年在《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探讨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问题。文章首先对行政权力,行政权力运行模式和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内涵作了总体概括,然后对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必要性进行了价值分析,并阐述了当前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的现状和障碍性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现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叁个方面:正确把握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实现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目标的途径——具体化措施;对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其中基本原则是基础,具体化措施是关键,问题应对是保障,叁者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实现体系。
刘书明[8]2013年在《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域中,跨行政区政府合作是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而引起各国学者广泛关注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明显加快,给各国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复杂变化,各国政府都在进行适应性转变,并且进行了各种层次、方式和模式的跨行政区合作,正在从根本上塑造着政府治理的价值、运作、责任和结果。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不同行政区划的政府通过彼此间积极务实的合作,以应对单一政府部门或机构难以应对的复杂多变的公共事务；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组织中，打破政府科层制的垄断以提升公共组织绩效,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尤以欧盟各国政府合作最为典型,也最为值得学习与借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随着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地方政府所面对的不再是单一行政区域或单一行政部门所能够独立应对和分散解决的公共问题,更多的则是跨地区、跨部门的具高度外溢性和辐射性的区域公共问题。强化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促进政府功能的有效整合和部门资源的共享,以合作实现共赢,最大限度地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整体绩效,已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因此,在社会转型中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无论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同样给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保持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维持和扩大政府合法性基础,提高政府回应性与责任性,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各种原因,区域自然和历史条件,如地理环境、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交通运输、人口结构、产业特色、发展基础、分工模式等,与行政区划和行政管辖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且受这种客观规律的制约和影响。经济发展需要突破一切人为的体制性的障碍才能持续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超越了行政区划界限,要求在不同的省、市之间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组织和分配生产要素,形成了跨越行政区划的经济区域。但是从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划都不完全一致,经济区往往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要求从更为宽广的地域空间范围来审视区域整体发展,实现区域内的合理分工协作与联动协调发展。区域之间能否形成和建立协调的经济关系,实现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与相互协作,对区域经济格局形成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行政区域以特定辖区为载体、以行政层级为依托、以属地管辖为原则的管理特点,使得政府的行政管辖权仅限于特定的地域范围之内。行政区划导致的市场条块分割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与阻力。同时,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大量跨行政区的区域公共问题出现,而地方政府的单边行动对此类问题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如何创新政府合作治理机制,消除行政壁垒,实现跨行政区域合作治理,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009年6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正式获批。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成立,解决了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由于无核心经济区所导致重点不突出的矛盾与问题,有利于形成支撑和带动西部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有利于优化和构建区域合作开放发展的新格局,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关中一天水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内各级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逐渐向毗邻行政区域外溢、渗透和延伸,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无界化的发展趋势。区域公共问题的渗透性、外溢性与辐射性的特点,超出单一地方政府的能力域限,地方政府单边治理模式已力不从心。构建针对区域性公共问题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环境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实际构成来看,该经济区横跨陕西与甘肃省两个省份,包括陕西省的7个市(区)和甘肃省的1个市。整体而言,关中一天水经济区为处于西部内陆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国家级经济区,同时又是发展实力极不平衡的典型的“7+1”构成模式,陕西省以及经济区涉及的西安等7市(区)发展潜力普遍高于甘肃省以及天水市。无论是从区位条件还是从发展状况来看,都具有不同于长叁角、珠叁角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国家级经济区。就区域合作这一主题而言,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只是两省之间发展实力较为悬殊部分市区之间的合作,而非陕甘两省之间的全面合作。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中政府合作具有不同于国内其他经济区发展中政府合作的特点,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整体落后、发展差距大且非全面合作叁个方面。因此,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以该经济区为例分析和研究政府合作问题,对于探索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跨省区政府合作模式与机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论文围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政府合作两个主题进行系统的文献述评后,在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政府合作机制基础理论阐释基础上,分析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区域差异分析与区域协调度测度。运用锡尔指标及方法对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区域发展差异及其演变趋势进行科学分析与预测；运用区域经济一社会一人口一资源一环境综合系统协调度测度方法对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各主要城市协调度进行测度,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政府合作目标科学具体。同时基于产业关联在政府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2个主要产业进行产业关联分析。为加强陕西与甘肃两省合作进而推动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地方政府合作找到产业依据。通过投资环境评价,以政府合作改善区域整体投资环境,拓宽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领域。重点分析目前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的现实依据、主要领域、方式以及加强合作的对策。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对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的实证研究。最后以治理理论为指导,就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中政府跨区域合作治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同时构建了“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跨省区政府合作模型与机制,并对于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合作治理中行政体制改革的诸多方面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政府合作开始成为经济区发展中重要问题。区域政府合作在完善区域公共事务治理机制,应对区域公共事务治理失灵,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关中一天水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政府合作意识逐步增强,区域政府合作方式多样,合作成效逐渐显现。但是存在着行政区域分割、利益协调困难；合作时间晚；合作领域相对单一；合作体系不完善、合作机制不健全；合作稳定性差等诸多问题。因此,建议进一步提高区域政府合作意识、完善区域机制,拓宽区域合作领域,创新区域合作方式以实现区域合作持续推进。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现实,地方政府在共同利益和认同基础上的实现跨省区合作,针对不同层次、类型的区域公共问题,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等混合机制,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以实现区域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将是区域治理的主要方向。
曹阳[9]2008年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所选论题为“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研究”。围绕此选题,主要运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贸易分工理论、地区专业化和部门专业化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价值链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协同发展理论、交易协调理论,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切入点,在对我国现行跨行政区的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实践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明确了一国范围内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合作的内涵;提出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及类型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各不同模式类型的基本含义、主要特点及其适应性;分析了影响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因素及作用机理;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评选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中,构建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选择模型,以层次分析法为支持,探寻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的评选方法,并以东北经济区为对象,对东北经济区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的评选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探讨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以上研究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分工、实现东北经济区产业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决策依据,同时在关于跨行政区的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选择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实践指导意义。
邵士官[10]2012年在《小城市发展的阻滞因素及消解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小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结晶,是县级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中心。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尤其是后危机时代,城市在以扩大内需拉动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来看,大中城市的发展都达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而小城市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也将迎来一个快速度、高质量的发展期。诚然,我国小城市发展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却仍面临诸多阻滞因素,其中的矛盾与症结亟待破解。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小城市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定位于城市理论体系中较为薄弱的小城市研究,通过系统阐述,廓清小城市的内涵,破解小城市发展的桎梏,提高对小城市的科学认识,对于推进我国小城市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小城市发展的研究需要一个全面扎实的基础。本文一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小城市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小城市与城镇体系各个方面的关系和联系入手,提出了从小城市的确定内涵、清晰标准、完整形态等方面认识小城市的新观念。第二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我国小城市发展的现状,已经形成的特点,面临的矛盾问题以及成因,把握小城发展的总体情况。第叁个方面,深入总结梳理、借鉴国外小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本文从这叁个方面入手,并以山东省小城市发展为重点案例分析,同时搜集运用全国小城市发展的有关数据、信息、案例以及部分研究成果,夯实了小城市发展的研究基础。我国小城市的发展普遍处于起步阶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的小城市大多在秦汉以降的县城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且经过了建国以后六十多年的发展,为何至今还处于城市发展的起步阶段,值得我们深思。本文首先运用理论做指导,深入剖析小城市的发展、走势、机理,同时在大量调查研究、案例分析、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影响和制约我国小城市发展的内生性主要阻滞因素,即城市区位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人口的相对封闭和停滞,影响城市的发展；对城市选择的历史性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产业这个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在小城市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同时,本文又深入探讨了影响制约小城市发展的外部阻滞性主要因素,即国家对小城市发展的支持政策始终滞后；小城市发展的规划指导普遍缺乏；小城市的规范和高质量建设没有形成良性循环,缺乏法律的约束；小城市的管理还处于较低水平,有的小城市管理甚至还处于尚未起步阶段。这八大内生外生性阻滞因素的相互交织,形成了阻碍小城市发展的道道樊篱,导致小城市发展的动力不足,甚至畸形发展。研究应当在分析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正确途径。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城市发展理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等知识,着眼于当前制约我国小城市发展的内生外生八大主要阻滞性因素,构建了消解当前制约小城市发展的主要阻滞因素的路径和机制,即以优化特色产业、推进城市治理、形成市民社会,叁者有机结合来消解八.大阻滞因素。小城市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制约小城市的阻滞性因素消除以后,小城市如何取得更好更快地发展,是我们下一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关系着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社会能否尽快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和振兴。因此,本文着眼于今后叁十年发展的历史阶段,围绕打造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尽快完成我国城市化进程,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小城市的发展,创造性的在小城市的空间功能布局、特色产业发展和户籍、土地、创业政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合理的实践性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小城市科学发展提供有力参考。
参考文献：
[1]. 当代行政模式障碍性因素分析[D]. 靳永翥. 四川师范大学. 2001
[2]. 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科学化的对策[D]. 任桂芬.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3]. 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研究[D]. 赵崇莲. 西南大学. 2011
[4].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量化分析模式构建研究[D]. 张齐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5]. 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研究[D]. 刘培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6].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要素与模式[D]. 黄亮. 浙江大学. 2017
[7]. 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研究[D]. 宋振超. 苏州大学. 2005
[8]. 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政府合作机制研究[D]. 刘书明. 兰州大学. 2013
[9]. 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研究[D]. 曹阳. 吉林大学. 2008
[10]. 小城市发展的阻滞因素及消解机制研究[D]. 邵士官.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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