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歌无疑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唯美的表现形式。古代中国就是一个诗歌的王国，诗歌堪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大辐射力，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汉字，也同时成为了东亚国家共同的文字基础。正是因为汉字的借用，这些国家在文化精神、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日本在其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可以说是一直处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之下，日本文化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学作为文化的固化与载体，当然更不例外，日本汉诗就是一个良好的例证。
一、日本汉诗概述
1.与汉诗的师承关系
毋庸置疑，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过程中，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到日本单向的文化输送。汉诗是中日两国文学形式的交集之一，中日古代文学的交汇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籍由汉诗这一文体的共用而实现的。日本人自古以来，就羡慕中原文化的神韵与风骚，同时日本民族又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学习汉字、学习汉诗，并最终学会了自己创作诗歌。他们以汉诗的形式，并且借用中国的人物典故，寓理于情，抒发自己的民族情感。可以说，日本汉诗是日本人用汉字写成的中国古代诗歌式的诗，它不仅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影响并繁衍到海外的最大一脉分支。①
换言之，日本汉诗是在师承、因袭、借鉴中国诗学的基础上，诞生于日本的文学现象。在日本汉诗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汉诗都是作为源头，为日本汉诗提供活水，注入活力的，而到了中国晚清时期，汉诗已然式微，诗坛也已少有活气，日本汉诗的源头枯竭了。同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兴趣与目光已转向西方科学文化，也就是说，在“老师”已经无以为师，而“学生”又无心向学的大背景之下，日本汉诗走向了衰微与沉寂。可见，汉诗的“本场”在中国，主流和支流，老师和学生，是中日汉诗之间无可置疑的历史定位。②
2.日本汉诗的发展历程
从汉字传入日本(公元285年)到汉诗作品的出现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成书于公元751年，即唐玄宗天宝十年，这意味着最早的汉诗应该出现在此前的某个时间。尽管第一首汉诗的出现难以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汉诗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诗人和数十万首诗篇，可谓成绩斐然，蔚为大观。
对于这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日本汉学界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王朝时期(646-1192)、五山时期(1192-1602)、江户时期(1603-1868)、明治以后(1868-1945)。③国内学者也大都沿用这种划分方法。
(1)王朝时期(646-1192)
这一时期，大致涵盖了我国的唐宋，正好处于我国诗歌鼎盛的年代。准确地说，这是日本汉诗发轫起步进而成为文学大家庭中正式一员的时期。五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包括了日本的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以及平安时代，使得汉诗与日本本土文化水乳交融并最终站住了脚。王朝时期主宰诗坛的主要是皇室和贵族诗人。主要诗人有：大友皇子、文武天皇、长屋王、刀宣利令、藤原万里、大伴池主、阿倍仲麻吕(晁衡)、嵯峨天皇、巨势识人、小野岑守、空海、岛田忠臣、菅原道真、藤原忠直等。
主要诗集包括，《怀风藻》(751年)；“敕撰三集”：《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8年)、《经国集》(827年)；《菅家文草》(900年)；《扶桑集》(998年)；《本朝丽藻》(1010年)；《本朝文粹》(1045年)以及《本朝无题诗》(1162-1164)。
(2)五山时期(1192-1602)
五山时期包括日本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南宋至明末阶段。由于遣隋使、遣唐使的中断，为寻求新的教义，镰仓初期许多日本僧人纷纷来到中国，于是在中日禅僧的推动下，日本于中世纪又掀起了一次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五山文学就是这一高潮中产生的最直接、最辉煌的结晶。④至于汉诗创作，“五山时期的汉诗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在质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王朝时期”。⑤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人包括诗坛“三俊”：绝海中津、别源圆旨、雪村友梅；文坛“三杰”：虎关师炼、中岩圆月、义堂周信；此外还有梦窗疏石、江西龙派等。
就诗集而言，汉诗总集有《北斗集》(编者不详，1498年天隐藏龙泽作序)、《花上集》(文举契选编，室町时代后期，具体成书年份不详)等，基本上都是五山文学后期的收官之作。
(3)江户时期(1603-1868)
江户时代亦称“近世”，是指从江户(今东京)幕府的创立(1603年)到明治维新前夕的历史阶段。大致处于我国的明末到晚清时期。在这一阶段，日本汉诗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虽然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算不上太长，但由于施政者对儒学的大力扶持以及江户时期印刷技术的提高与出版业的发展，都为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此外，经过室町末期的长期战乱，江户时期迎来了长达两百余年的和平时期。并且由于德川家康和历代将军的提倡，江户时期形成了争相开办学校，积极培养人才的尚学风气。⑥这一切都是日本汉诗得以臻于全盛的基础。
江户时期的诗集可谓门类各异，五彩纷呈。其中最大的三部汉诗总集是江村北海所编的《日本诗集》正编十卷、续编八卷，辑录了江户时期502家诗；市河宽斋所编的《日本诗纪》五十卷及卷外集、别集、系谱各一卷，选辑了王朝时期420家诗3204首，句527条；友野霞舟所编《熙朝诗荟》一百卷，选辑了江户时期1467家诗14318首。据此，我们完全可以窥见江户时代日本汉诗的全盛气象。
(4)明治以后(1868-1945)
从时间上说，这是我国的晚清至民国时期，是中国古诗走向式微，日本汉诗失去了源头活水的时期。实际上，在这段时期日本汉诗的存续也就是明治、大正时代以及昭和前期的七八十年的时间。客观地说，明治汉诗坛(1968-1912)还曾有过一时的繁荣，但与江户时代的全盛景象已然相去甚远。明治前期活跃于汉诗坛的有三个派系：广濑淡窗咸宜园一门、冈本花亭一门、梁川星岩一门。就影响力而言当属星岩门下的大沼枕山、小野湖山、森春涛最大。明治后期以森槐南(森春涛之子)的星社为汉诗坛的中心，参加者有国分青崖、本田种竹、野口宁斋等。
明治汉诗坛的一个特色是汉诗文杂志的创刊以及报纸汉诗专栏的设立。汉诗杂志有《鸥梦新志》、《明诗综》、《百花栏》等；报纸专栏有《每日新闻》的“沧海拾珠”、《日本新闻》的“文苑”等。这为汉诗的发表开辟了新的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明治汉诗得以延续。
大正(1912-1926)、昭和前期(1926-1945)，基本上是由国分青崖、岩溪裳川、饭冢西湖等诗坛老将极力撑持，虽然也有田边碧堂等诗坛新秀的出现，但随着西学的进一步隆兴，汉学则更是一步步走向衰落。汉诗淡出日本社会生活已然定势。
以上是对日本汉诗发展史的简单梳理，从中我们能体会到汉诗从无到有，由盛至衰的发展脉络。日本汉诗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文化财富，其中许多作品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作为中国学者，我们研究这些用自己的母语创作的外国文学，不单能品味到情感上的天然亲近与好奇，而且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国古代文学流派与风格在域外的消长流变；有助于我们拓宽比较文学视野，提高域外汉籍整理研究的维度；有助于我们在认识自己的同时更清楚地认识对方。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以日本汉诗作为研究对象，历时地追踪汉诗东渐的同时，更关注日本汉诗的异质特征，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二、汉诗的东渐与受容
1.汉诗的东渐
任何文明的传播与文化的交流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在我国的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日本在奈良的东南部建立起了大和国。几乎就在隋结束南北朝对立，统一中国(公元589年)的同时，日本也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国家。效法于成熟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文化，以巩固完善新生的中央集权制，对于日本来说乃是不二法门。于是日本开始向中国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这些官方的遣隋使、遣唐使无疑充当了主要的担当者。汉诗走进日本，为日本人民所接受、喜爱，与这些使者的积极传播密不可分。空海和尚(774-835)即“弘法大师”，是日本德高望重的僧人。他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随第17次“遣唐使”藤原野葛麻吕入唐。他创作的《文镜秘府论》(820年)被誉为日本的“诗话之祖”。空海创作《文镜秘府论》时曾览阅中国诸家格式，《诗品》等中国六朝文论都是由此传入日本的。编入《文镜秘府论》中的内容兼容并包了诗学的不同侧面，但主要着眼点仍在于那些实用性强的内容。这是因为在空海所处的平安初期，日本文学不论是汉文学还是和文学，都亟待进一步发展，当时他们需要能直接指导文学创作的东西。⑦因此，具体诗文作法之类实用性强的内容便受到广泛重视。换言之，《文镜秘府论》关注的重点是诗的写作技巧与规制，是为介绍诗格、指导初学而作的诗话。⑧也就是说，《文镜秘府论》是实践性的诗歌创作指导，它对汉诗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人认识汉诗，学习汉诗乃至创作汉诗影响深远，作用卓著，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不同于官方的使团，中日诗人之间个人的、民间的互动也直接推动了汉诗的东渐。唐代中日文人之间的汉诗往来作品，多达一百二十九首。⑨许多著名的诗人如李白、王维等，都有与日本友人之间的诗作互动。天宝十二年，晁衡和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返日，王维送别他时写五言排律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相送，表现了与好友的惜别之情。而晁衡亦作诗回赠，并将自己的一柄宝剑赠与王维留念。诗作如下：⑩
王维 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螯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晁衡 奉使衔命使本国
衔命将辞国，菲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李白也与晁衡情意深厚。晁衡返日途中遇风，当时传说他溺死，李白便赋诗哭悼，诗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短短一首七绝，反映出唐代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挚友情。
到了五山时期，由于官方使团的终止，民间的、个人的交流更加繁密。我们从别源园旨的《送僧之江南》中即可窥见一斑。“闻兄昨日江南来，珣弟今朝江南去。故人又是江南多，况我曾在江南住。江南一别已三年，相忆江南在寐寤。十里湖边苏公堤，翠柳青烟杂细雨。高峰南北法王家，朱楼白塔出云雾。雪屋银山钱塘湖，百万人家回首顾。南音北语惊奇叹，吴越帆飞西兴渡。我欲重游是何年，送人只得空追慕。”(11)
受到地理、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影响，我国江南文化具有浓郁的自然诗性特质。在自然诗性的江南文化氛围里，玄学和佛学开始汇合，产生了精妙的江南禅学思想。(12)别源园旨是五山时期的著名诗僧，僧侣是五山汉诗坛的主宰者，他们主导汉诗坛长达400年之久。五山诗僧所向往追求的诗禅合一，正好与江南独特的文化禀赋相契合。
另外，日本众多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及其他来中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生归国时都要携回一些诗歌典籍，如《诗经》、《离骚》、《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等。同时，由于他们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使得许多汉诗中的优秀作品也得以及时流播于日本诗坛，并左右日本诗坛的风会。这些，不仅使中国诗歌得以在日本广为流传，而且也刺激、指导了日本人的汉诗创作，对日本汉诗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2.汉诗在日本的受容
汉诗在日本受容的基础是汉字的共用。汉字是汉诗的载体，没有汉字就谈不上汉诗。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公元285年，当百济国博士王仁被且本国聘为皇太子之师而赴日时，带去了《论语》和《千字文》，这是汉字传入日本最早的正式记载。此后，汉字开始在日本大规模使用，并最终成为了日本表记文字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汉字的受容为汉诗的受容创作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汉诗在日本的受容离不开日本人的认真学习，没有学习就没有进步。日本汉诗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除了汉字的因素外，更主要在于日本诗人认真地学习了汉诗。这种学习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于特定诗人的详细了解。我们发现日本汉诗作者对中国诗人的了解熟悉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一昙圣瑞(生卒年代不详)的《赞孟东野》诗曰：龙钟白首据吟鞍，棘句钩章卒未安。快意看花春一日，溧阳寂寞老微官。程千帆先生评曰：“抵得上一篇东野传”；孙望先生评曰：“前两句可作东野先生小像看，如李洞赋‘敲驴吟雪月’之为浪仙写像同。所以‘棘句钩章卒未安’者，以见东野谋篇构想之不苟，掐擢胃肾，皆从肺腑出而不蹈寻常蹊径也。后两句一暖一冷，相去奚啻万里。信非高手莫能出。”(13)可以说这首诗的作者对孟郊非常地了解，不单是他的生平，连他的诗风、诗词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第二是对于汉诗点化的娴熟运用。例如，森槐南的《夜过镇江》：他日扁舟归莫迟，扬州风物最相思。好赊京口斜阳酒，流水寒鸦万柳丝。诗中名词几乎都能在唐宋诗中找到用典来源。其中“扁舟”典出唐李白诗“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以及宋代贺铸词“尽任扁舟路，风雨卷秋江”(《水调歌头》)；“扬州风物最相思”，显然是承袭了王维的名句“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斜阳”用典缘出唐代温庭筠词“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菩萨蛮》其十一)；“寒鸦”则语出南宋刘子辉的诗“寒鸦散乱知多少，飞向江头一树栖”(《天迥》)；而“万柳丝”则是点化唐代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咏柳》)而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恰如南宋杨万里《过下海》一诗最后两句的模式：“行人自趁斜阳急，关得归鸦更苦催”。而就全诗而言，我们又能依稀捕捉到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神韵。“京口”、“斜阳”、“扬州”、“神鸦”都在这首辛词中出现过，只是森槐南将“神鸦”化用为了“寒鸦”。可以说“点化”是汉诗创作的基本技法之一，化用得当，等于活用前人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胸中意旨，不仅大大精炼了语言，而且每有夺胎换骨、袭故而弥新之妙，结果往往使原来一般的诗句变成名句，或让原来的名句倍增光辉。(14)但要熟练掌握这一技法离不开后天的学习揣摩与练习积累，森槐南不愧是明治末期的汉诗大家，他如数家珍般地将汉诗句和典故化为己用，达到了运化无痕的境界。
日本汉诗的受容表现出了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汉诗初兴之时，日本诗人还无法自如地使用汉诗这种外来形式来表达内心情感，出于确立统治秩序和经国济世的需要，他们笼统地受容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范式以及其中的儒家功利文学观念，所创作的游宴从驾、歌功颂德之作，几乎无法表现作为文学主体的个人的内心世界，这是日本汉诗“公的性格”阶段。而从奈良、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汉诗的创作主体从皇室贵族转化为一般社会士庶，创作内容也从政治表征走向审美内省，一步步脱离政治，不断靠近自己的文学传统。也就是日本汉诗开始进入“私的性格”阶段。日本汉诗从“公”到“私”的嬗变，既体现了它从崇拜、模仿中国诗歌发展到融入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总体趋势，同时也是日本社会从“国家”发展到“市民社会”的一个形象写照。(15)如果说从盲目的追步到有选择的受容是日本汉诗发展的第一阶段，那么不断提高受容水平则是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前者的发展结果使日本汉诗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性，而后者的发展结果则使其民族性体现得更为自如、自然，并最终使日本汉诗达到了“日本的汉诗”之境界。(16)
三、日本汉诗的发展变新
中国诗歌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众多的经典诗篇。日本汉诗在其发轫、起步阶段确实有模仿、因袭中国诗歌的一面。然而，艺术贵在创新而不在因袭。对外来文化不断受容并加以创新，正是日本国民性中最富于进取型和生命力的特质之一，也是日本文化最根本的特性之一。(17)实际上，早在王朝时代中后期，被誉为日本“文神”的汉文学巨匠菅原道真(845-903)就开始了积极推动汉诗的创新，他在《菅家遗诫》中首度提出了“和魂汉才”的观点，强调必须摆脱迄今为止对汉诗的单一模仿，要由模仿转向独立，要以日本精神来活用从中国引进的诗学，创造日本式的汉诗。他的汉诗文集《菅家文草》就努力尝试在汉诗文中加入日本式审美因素，汉诗创作更是打破了唐诗过于严格的格律以及过分整齐的形式，较多地采用自由的、长短句夹杂的杂言体形式，不拘泥于古典词藻，而倡导使用朴素的日常词汇，因而他的诗独树一帜，即便是仿照中国诗歌的创作，也具有浓郁的日本式的生活情趣。可以说菅原以后，日本汉诗加强了本土化的倾向。而正是这种“本土化”使得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最终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文字的增新。现代日语采用汉字与假名(片假名和平假名)的混合表记方式。汉字传到日本后，在受容过程中，一部分字形、字义乃至用法逐渐发生了变化，脱离了汉语原来的形意。日本汉诗从一味地模仿因袭中国诗歌转向本土化之后，一些纯日语式的文字表记法开始在汉诗中出现。昌泰三年(900年)日本醍醐天皇在给菅原道真的赐诗中就有“更有菅家胜白样，从兹抛却匣尘深”一句，其中的“白样”是对诗人白居易的敬称。“样”是日语的表敬接辞，接在姓名后表示“先生”、“阁下”等意思。从这首御制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平安中期，一些诗人开始将日语中的汉语词直接咏入诗中，产生了带有所谓的“和臭”(亦称“和习”)的日本式汉诗。最为极端的表现是，有的诗人甚至将片假名写入汉诗之中，如《五山堂诗话》曾这样评价宇庞卿的诗：“‘月新题ノ字’，五字亦佳”。其中的“ノ”乃是日语片假名，是汉语中绝不可能有的文字符号，汉和文字杂糅，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汉诗。但是马歌东先生认为，“ノ”宛如初月之形，用入诗中颇见新巧，虽不宜提倡，偶尔为之则无妨。(18)特别是到了明治以后，日本开始转向西学，许多反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词汇以及纯日语词汇更是大量出现在了汉诗之中。
原田道义 《东京开化梵唱诗选·马车行》(19)
白头贫婆伴孙行，忽听马车警跸声。老髦耳远被突倒，幼儿脚弱亦之横。
往来立止皆惊愕，引起介抱是实情。欲捉别当言理屈，看看遥隔一町程。
在原田的这首诗中“马车”“警跸”属于新词，而“耳远”“突”“立止”“介抱”“实情”“理屈”“町”都是典型的日语词汇。汉诗通常采用典雅的语言虽然雍容精致，有浓郁的文化气氛，却难免与生活中的语言脱节。在日本汉诗本土化的自我调节中，语言的增新无疑是最直接的表现。“和习”应该看成是汉诗日语化(本土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得日本汉诗的内容与形式更趋于和谐统一。
第二，题材内容的拓展。中日汉诗在言志述怀(包括一部分羁旅、征戎题材)、写景咏物、咏诗怀古、情爱相思等题材方面都有一定的共性。但日本汉诗表现的是日本的自然风貌、社会生活和民族情感。与汉诗相比，其在题材上的拓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代表性风物题材。这首推富士山和樱花。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具有当之无愧的代表性。所以富士山就有“自有名山常不负，千秋辞赋试仙才”一说(高野兰亭《冬日登楼望芙蓉》)；樱花也有“此花飞后春无色，何处吹来风有情”的美誉(广濑旭窗《樱花》)。日本汉诗中吟咏富士山以及樱花的诗作非常多。如：石川丈山《富士山》、草场船山《樱花》等。(20)
2.自然灾害题材。日本是个火山众多，地震频发的国家。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日本文学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灾难文学”。石川丈山的《咏地震》、菅原道真的对策文《辩地震》，都是生动的地震题材。难能可贵的是，日本汉诗人在反映这些自然灾害时能做到写实与议事的统一。
向山黄村 《盘梯山喷火崩裂纪以诗》(21)
泣诉吾将叩九阍，氓蚩何罪死何怨。阴磷明灭影相逐，鬼哭晓昏声互吞。
河有热砂尸暴骨，野无青草血留痕。陵迁谷变寻常事，莫向昊天怨寡恩。
这首诗没有单纯描写火山的喷发，而是着眼于火山喷发所造成的“河有热砂尸暴骨，野无青草血留痕”的灾难，表现了作者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既关心百姓疾苦又无能为力的复杂心态。同时，自然灾害题材在汉诗创作过程中，还出现了隐喻化。小室屈山《放猫行》诗中就有“岂測震灾起官途，电线切断系不得”一句，形象地隐喻了一些人把丢官比作地震，视丢官就等于丢掉一切的社会现实。这种隐喻更加证明了灾难题材在日本汉诗中的独特地位。中国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但在中国诗歌中却鲜有这方面的诗作。
第三，汉诗训读的创新。面对与中国诗歌几可乱真的日本汉诗，我们也许会疑问：日本人的汉语水平真的如此之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关键就是汉诗的训读。所谓汉诗训读通俗地说就是以日语来吟诵汉诗。简单地说，汉诗训读涉及两个方面，即日语发音与日语语法。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两句汉诗，训读就是“空山人を見ず、但だ人語の響きを聞く”。也就是说，日本汉诗的“写”与“读”分别属于汉语与日语两种语言体系。当然，在日本汉诗发轫起步的初级阶段，由于大量精通汉语的日本使节以及留学生的存在，汉诗的读写是一致的，即都是采用汉语的文字、语音体系。但是随着汉诗受众的不断扩大，训读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汉诗训读，实际上是日本人发明的沟通中国语与日本语的一种语言转换机制，是对汉诗“似是而非的翻译”(22)。日本人还以此进行逆向思维，进行汉诗创作。因此，“训读法是一种双向处理汉语与和语，使二者相互训译转换的语言机制。即是说，阅读时将原文之汉语训译转换为和语予以理解；创作时，又将和语的构思转换为汉语写出”。(23)
不容否认，汉诗的训读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诗歌特有的韵律美，但是汉诗之所以能够从域内走向一个“言语不接”的域外文化场域，训读无疑是沟通的津桥。没有训读，一方面中国诗歌无法进入日本，日本汉诗就会失去源头；另一方面，普通的日本社会士庶就无法欣赏、接受汉诗，日本汉诗也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汉诗训读堪称是日本吸收接纳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创新，是日本汉诗续存活力的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伴随着汉诗的东渐与受容，日本汉诗在13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由王公贵族走向普罗大众，由因袭模仿走向本土创新，产生了辉煌的成果，成就了汉诗在域外的最大支脉。今天，日本汉诗虽然失去了其在主流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但并没有在日本消失。2003年3月21日“全日本汉诗联盟”在东京宣告成立。我们相信汉诗这一中日共用的文化财富将会继续发挥推动中日友好交流的纽带作用。
注释：
①⑤(18)(23)马歌东：《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6、34页。
②蔡毅：《略论日本汉诗在中国的传播》，《2010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中国古代文学部分)，第393页。
③[日本]猪口笃志：《日本汉诗鉴赏辞典》，日本：角川书店，1980年，第1页。
④高文汉：《日本近代汉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⑥(19)(21)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67、37、92页。
⑦卢盛江：《从〈文镜秘府论〉看日本诗学的继承与创新》，《学术研究》2002年第3期，第110页。
⑧张伯伟：《论日本诗话的特色》，《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第20页。
⑨⑩张步云：《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21页。
(11)王福祥：《日本汉诗撷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
(12)姜晓云：《江南禅学的内在发展理路》，《学术界》2010年第7期，第23页。
(13)程千帆、孙望：《日本汉诗选评》，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14)李定广：《从点化唐诗看李煜词对于北宋词的范本意义》，《学术界》2010年第1期。
(15)(22)吴雨平：《日本汉诗研究新论》(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88、18页。
(16)尚永亮、黄超：《日本汉诗对王维诗之空寂、幽玄美的受容》，《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第130页。
(17)马歌东：《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受容》，《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20)两首诗出于王福祥：《日本汉诗撷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第270、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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