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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辱的过去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部分，面积106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为600万。
1793年和1816年，英国政府曾两次派专使来华同清政府谈判，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当时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在世界市场是抢手货，出口量很大，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则使中国根本不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品。英国每年却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和丝绸，使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不断增大。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地位，贪婪的英国人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招毒计：用魔鬼的诱惑——鸦片，去赚回失去的银元。
1839年6月3日，这个令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广州的虎门海滩浓烟滚滚，林则徐点燃的焚烟的火焰，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人对鸦片的切齿之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腐败的清政府妥协了。当英军攻到天津时道光皇帝急忙派直隶总督琦善同英军谈判。懿律坚持索要赔款和岛屿，并蛮横地要求清政府查办林则徐。琦善满口答应。
当琦善因“退敌有功”受到道光帝“嘉奖”时，他心里并不安。他许诺的割香港给英军一事，事关大清国体面。当道光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去广东代替林则徐与英军交涉时，他才试探向道光透露了英军的条件。
道光听后问：英国人所要的香港是个什么东西？
琦善道：是个小渔村，在南海边上。
道光问：那能有多大呀？
琦善道：小得很，中国是一个鸡蛋，香港是鸡蛋上的一个小点，拿袖子一抹就去了的。
道光说：那就给他们好了。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为：（1）割香港给英国；（2）赔偿2100万银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
香港由此开始了溢满血水和泪水的长达150多年的沦陷历史！
得到香港后，英国的下一个目标便落在了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九龙半岛上。
1856年，英国以“亚罗号事件”（指清军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货船上搜捕海盗一事）、法国以“马赖神甫事件”（指法国神甫马赖以传教 为名，为非作歹，被击杀一事）为借口，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英军即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 得到了南九龙4平方公里的永久租借权。
1860年2月，英国领事巴夏礼派兵占据了九龙。3月，又强迫劳崇光签订了租约。同年10月24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再次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根据中英《北京条约》，又将九龙南部一区拱手正式送给了英国。
1898年，英国以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对香港构成威胁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了租整个九龙半岛作为军事基地的无理要求。6月9日，中英签署了《拓展香港界址专条》。
根据这个专条拓展的地区叫“新界”。总面积达975平方公里， 比原界址扩大了差不多100倍。全部“租期”为99年。即从1898 年开始，到1997年6月30日止，至于“租金”，那是分文没有的了。
英国对新界的接管，从1898年7月1日开始，至1899年5月完成。 英国在50多年的时间，逐步地掠夺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这三部分习惯上统称香港），实现了其蓄谋已久的野心，在其殖民史上留下了极期丑恶的一页。
繁荣的形成
香港1841年就宣布为自由港，但此后100 年的发展并未给香港带来繁荣。1950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只有31.5亿港元，以经济发展水平衡量，当时香港既落后于东京、大阪，也落后于上海、广州。
香港经济比较快的发展是本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而真正可以称得上繁荣，则是最近20年左右的事情。
50年代初，以上海、宁波为主的江浙企业家带去几十亿元资本、机器设备以及生产管理技术，开始投资于香港纺织工业，为香港轻纺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时，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对中国实行“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下降，也促使不少企业家转而从事加工工业，以谋求生存。
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工业转型，在本土优先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而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转移海外。香港华人工商界及时抓住这一机遇，集中力量发展服装、塑胶、玩具、钟表、化工、电子等轻工业，逐步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到60年代末，香港的制造业产值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则由50年代初的一成左右增加到八成左右，标志着香港经济由转口贸易为主转向轻工制造业为主。
70年代后期，香港工业面临劳动力短缺以及高地价、高工资、高通胀的威胁，很难就地扩展生产以应付竞争。这时，国内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香港企业家就利用地理之便，将劳动密集的产品生产线移往内地，在香港则着重发展金融、贸易、运输、地产、旅游、信息等服务性行业，逐步实现了香港经济结构由工业经济形态向服务经济形态的转变。到1994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已达10192亿港元，人均折合21800美元，超过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同时，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货柜港、第三大银行中心、第四大黄金市场、第六大外汇市场、第七大股票市场、第八大贸易经济体，以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而驰名全球。
回归风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立即明确表示对香港的坚定立场，即：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当历史进入70年代，随着1997年的日趋来临，香港的归属问题也渐渐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为此，英国首先决定派人到中国进行试探，了解中国方面对解决香港问题态度意向。
1979年3月下旬，英国驻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在首席非官方议员简 悦强、港督政治顾问魏得巍（后任27任港督，改名卫奕信）的陪同下访华。29日，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接见他，他对麦里浩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者放心。
1982年1月4日到8日， 中国政府在北京会见英国副外交大臣艾金斯时，系统地阐述对香港问题的立场。这次谈话，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回应。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着大批智囊谋士、 新闻记者来到了中国，中英两国围绕香港的前途问题，开始了国际社会所说的“摄人心魂的反复较量”。
9月24日，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这两位被国际社会公认的铁腕政治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解决香港问题正式摊牌。
撒切尔夫人的立场甚为强硬：中英谈判只有在承认“三项条约”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下去。
1982年9月27日， 撒切尔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英国立场是根据三个条约，其中一项是占香港面积的92%的土地的租借，将于1997年到期。另外两项条约是关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主权，占整个土地面积的8%。这番话的意思是，中国只能照三个条约行事。到1997年， 英国最多也就是还个新界，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是不还的，中国要收回，那就是毁约，英国将对任何新方案不予执行。”
邓小平针锋相对：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肯定要收回主权，而主权包括治权；英国必须下旗归去，英国总督必须离去；中国政府唯一有权决定对香港未来的适当政策；不迟于一两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撒切尔夫人切转话题，危言耸听地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给香港“带来灾维性的影响。”
邓小平面带微笑，平静地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此次会谈结束，撒切尔夫人走出人民大会堂门口，面对天安门广场跌倒于地，当场被记者摄入图片，载入历史！
尽管分歧如此大，但两位领导人还是达成了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的共识。
可惜，以后英国政府的谈判代表仍然坚持三项条约“有效论”为谈判前提，在遭到中方的驳斥后，又抛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致使中英双方近10个月的第一阶段会谈，一度陷入僵局。所谓治权，就是治理权、管理权。这个方案意思是：英国可以放弃对香港的主权，把它让给中国，但要让它继续统治香港，治理权归它。中国这不成了“丫环拿钥匙，当家作不了主”吗？
对此，中国政府作出相应对策，敦促谈判继续进行。1983年6 月香港报纸披露，邓小平副主席在会见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代表时表示：中英谈判若于1984年9月尚无协议， 中国届时将公布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一消息的披露，立即引起了英政府的惊慌。女王在国会年会上，不得不表示：“政府将会继续就香港前途与中国谈判，以期达成一项为本议会、中国及香港居民都能接纳的解决办法。”
然而，7月21日在北京重新开始的第二阶段的谈判， 起初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英方又打出了“民意牌”和“经济牌”。这意思是英国管理香港是香港居民的意愿，否则，香港的经济就会一落千丈。英国造起这个舆论之后，还假戏真唱地搞了个“访英团”，这是香港立法、行政议员组成的，说是向伦敦反映香港人的意愿，这个意愿是：1997年之后的若干年里，由英国和中国共同管理香港，作为一个过渡。这当口，由于谈判僵持，香港前景不明朗，人心不稳，香港股市暴跌，港币对美元的汇价一个劲儿下滑。这就是“九月风暴”。谈判桌这边，英国借经济跌宕压中国，港英政府那边一个劲儿放风，中国如对香港前途没明确表示，港元还要下跌。
在这片悲观气氛中，经济恐慌发生了。先是最敏感的金融市场大震荡，港元一路下跌，黄金价格直线上升，股市底线不断击穿。市民人心惶惶，成批涌入超级市场抢购大米、食油、罐头。有的超市的大米、食油甚至被购一空。香港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当时正在访港的中国经济学家许涤新指出，香港当局应对港元汇价下跌负责，因为钞票是政府发行的。香港各界人士也纷纷激烈批评英国为打“经济牌”不惜损害香港经济的做法，9月18日，5000 多市民举行集会示威，强烈要求香港当局立即采取措施，制上物价上涨，稳定经济形势。“九月风暴”后，英国不再闹着要香港的治权了，却又提出要在1997年后继续发挥英国行政管理作用，比如保留一个英总督。中国方面认为，这仍是原则问题，我方立场是1997年后英国在香港不能出任任何管理角色。英国现在知道，拖延谈判只能越来越使民意的天平倾向于中国，自己将完全陷入被动，于是，双方在1984年1月到4月又举行了五轮会谈，会谈主要涉及1997年以后的问题。
历经1年多的谈判，英国终于正视现实， 真正将谈判落脚点放在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上。8月1日，中英双方公布了成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这预示着中英双方最后协议的签订，已经为期不远了。
1984年9月5日，中英双方的第二阶段的第22轮谈判开始了。9月 26日，中方首席代表周南和英方首席代表伊文思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郑重宣告：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
——中英谈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984年12月19日，17时30分，邓小平和撒切尔失人等中英领导人参加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举行了。当时的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和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上各自的名字。《中英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如下三条：
第一，中国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英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根据宪法第31条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除外交和国防外，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家、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等等。50年内不变。
第三，在过渡期内，英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
这个承诺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人民来说，是一颗巨大的“定心丸”。它表明，香港结束“飘泊”的状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第二天，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跃升到1187.54点， 成为这一年的最高峰。这说明，香港的回归，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