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乡贤参事： 缘起、功能扩散与目标达成
赵定东 刘丽娜
[摘 要] 以乡村精英为主体的乡贤参事会在现代乡村社区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解决基层矛盾、构建基层社会自治体系、维护地方稳定方面，乡贤参事会及其成员扮演着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合作者等多重角色，促进了基层乡村社会资源整合、协商自治文化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凭借参事会成员本身在才学品德、乡土情怀、财力资源、信息资源、政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以介入乡土社会的中心活动、服务与工作为途径，乡贤参事会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发挥了资源枢纽与环境增能、文化涵育与意识增能、权利发挥与自治增能三方面的功能，推动了基层社区治理的发展。当然，乡贤参事会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从对外关系上来看，与基层多元自治力量之间角色关系不明确、权利界限模糊；从对内管理上来看，乡贤参事会的使命感不强且僵尸型倾向明显，甚至可能存在个人崇拜主义及黑化风险。
[关键词] 乡贤参事会；社区组织；社区治理；治理功能
农村问题的解决，是基层治理的中心工作，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的幸福。继十八大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等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指出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然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基层治理工作中，乡村振兴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运用这一手段，必须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乡村组织这几个方面的振兴入手，实现这一目标，客观上要求各地着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唤醒基层群众民主意识，激发主人翁的创造活力，盘活基层资源，创新自治与发展模式。2011年德清县洛舍镇围绕村级突出问题创造性地探索成立了新农村建设推进委员会，在实践中有效解决了矛盾，取得了重大成果。从此，以新农村建设推进委员会为雏形的乡贤参事会成为众多涉及村民事件中的重要参与主体。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时期，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但伴随着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以及大量的不和谐因素，党和政府有限的力量与扩大的问题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促使党政部门呼唤多元主体共担责任。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实现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依赖。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社会利益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考虑与满足是衡量其是否完成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由此引发了学界对于类似乡贤参事会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的高度关注。
作为一个本土化的社区社会组织，要研究乡贤参事会，首先必须搞清楚国内外关于乡贤的原型即乡绅或士绅的研究。乡贤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得较早，也称为“士绅”“乡绅”“绅士”等。“乡绅”在宋代就已经出现，[2]明代文献中绝大多数的场合称“缙绅”。[3]在士绅的概念研究方面，主要是士绅的构成演变。经历了从官员的代称至乡宦之家居者，[4]到本地、外来、告老还乡等群体。明清士绅研究的发端者日本学者认为士绅是身兼官僚、地主、商人的三位一体身份，[5]还有人按照与官界的关系将绅士划分为上层绅士与下层绅士。[6]与日本学者不同的是，美国学者将绅士按照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来理解，认为通过考试获得官位的绅士是狭义上的绅士，广义上的绅士是“一群家族”，因为个人既为官履职，还身处家族关系之中并依托这种关系维持个体生计，在农民看来，大地主也是士绅的一部分。[7]近代美日学者在许多研究中又发现，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士绅主要因土地、宗族特权以及参与地方管理而获得士绅角色，并不一定是功名。国内在绅士的概念研究方面与国外有着较大的区别，如费孝通先生认为，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者是官僚的亲亲戚戚，是手中没有政权但是有权势的人。[8]现代关于乡贤的概念，更多是一种多维度的、广义上的定义，如既包括本土精英，也包括外出精英，还包括流入农村的外来精英。
关于乡贤参事会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组织发展以及国家现代化治理背景下才进入学界及政府视野的，大致来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乡贤参事会基础状况的研究，如内涵、类型、组织化方式、偏误与核心特质、历史演变轨迹等，且基于个案的研究较多，如张春敏研究贵州个案，认为创建乡贤参与平台和乡贤人员甄别界定、健全规章制度和明晰组织职能定位、拓宽乡贤工作模式和参与路径、加强乡贤考核表彰和价值认同四个方面构成了参事会运行机制。[9]二是关于乡贤参事会的分类，杨琴等人从成立的来源将其分为内生型和嵌入型。[10]李强彬表达了较为相似的观点，即行政嵌入和村庄内生，且后者依赖于农村精英的推动。[11]三是关于乡贤的落地背景，崔凤军等人从文化角度分析德清的乡贤参事会，认为道德文化形塑现代公民气质、文化礼堂构筑“公共领域”、游子情结力促权威回归、自治文化王权止于县的政治文化基因是乡贤参事会得以存在的原因。[12]杨琴等人从乡村治理转型需要的必要性和乡贤参事会因其作为新型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乡土情结以及传统文化而参与治理的可能性两方面说明乡贤参事会能够发展的原因。[10]四是关于乡贤参事会参与社会治理效能的探讨。唐永从乡贤文化的角度指出，乡贤文化创新了乡村治理的理念、主体、载体、政社关系。[13]张露露等人认为乡贤参事会对我国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在于对传统文化以及官民共治的政治生态、参与意识与基层民主、社会矛盾与社会凝聚力三方面的积极作用上。[14]卢志朋等在充分肯定了乡贤参事会在构建乡村治理内生性秩序、提升乡村公共品供给能力、缓解基层社会治理诱发性矛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还指出我们需要注意“精英治理”的内在缺陷，防止乡贤作为特殊的精英阶层导致乡村治理的精英困境，偏离“乡贤能够促进乡村社会的善治”预期目标等。[15]
但是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和介入社会治理创新、在参与中的作用空间如何、成效如何，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和进一步探索的。社会组织的培育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组织的存量与发展问题，资金有了，没有能力，项目开展不下去，怎么办？有资金，有人员，居民发动不起来怎么进行？僵尸型社会组织逐渐增多、居民发动不起来、组织难以维系生存，这些问题困扰着行政顶层，也困扰着基层行政末梢，也使社会组织发展举步维艰。乡贤参事会作为一个熟人社会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什么功能、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对于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有什么启示等都是值得本土社会组织与外来社会组织在地化发展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环境增能：乡贤参事会兴盛的缘起
社区建设的目标在于立足地域性和社会性这两个社区的本质特性，通过硬件和软件的协同建设来促成和改善人类生活共同体。[16]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目标在于发掘和整合服务对象所在环境中的各项资源，为个人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机会，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最终实现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也就是增能理论所强调的改变阻碍个人权能发挥的外部资源环境。乡贤参事会与乡村社会作为两个独立的社会主体，一方是资源的持有者，一方是资源的需求者，互助双方在物质、信息、情感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致使双方进行供需之间的链接。农村社区建设中，乡贤力量因乡心、乡情而为家乡做贡献满足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从村民自身来说，作为受众群体，为了更好地“搭便车”实现个人利益；从基层治理者的角度来讲是为了创新治理体系，更好地发挥基层治理资源、解决治理难题。实现以上各主体目标的本质方式在于乡贤的资源链接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乡贤参事会成员个体自主性的援助行为
个性化服务是社会组织精细化服务的内容之一。个性化服务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聚焦个体的具体需求，提供一对一的精准化的直接服务。乡贤参事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由若干个充满资源的乡贤组成，参事会拥有的资源既是集中的又是离散的，因此其资源枢纽方式既可以是个别式的，也可以是打包式的。乡贤参事会成员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充满奉献精神，这种乡贤的人格特质使得个人义举的发生频率比较高，再加之中国文化所孕育的游子文化，对于本身充满资源的乡贤群体而言，发起或参与乡村互助是个人更高层次的追求，是光耀祖宗、反哺桑梓、实现自我的心理需要。因此，乡贤参事会基础的资源枢纽形式就是乡贤出于个人情感等因素的自主互助行为。通过乡贤个体的关系网络，发现和发展“潜在服务对象”，并与个体建立信任关系，促进资源的需求对接。
熟人社会是我国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基础，伦理本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交往规则，礼尚往来和守望互助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交往规则，尽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乡村社会的市场化与去组织化趋势比较明显，但总体而言，乡村社会依然秉持儒家几千年文化的道德核心。在农村，熟人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比较畅通，信息通过熟人网络也传递得比较快。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乡土中国环境中，一个人依赖家庭乃至家族的支持，通过学习、参加考试成为一名官员，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整个家族的依赖对象。[17]作为贤能乡亲，本身与乡村社会之间有着较为浓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乡亲们会有意识地寻求周边资源以求得最大的便利与帮助，相关的行业乡贤因其与乡村居民之间在文化上、地缘上的亲近关系成为村民的求助对象。因此，在乡贤参事会的部分乡贤本身参与乡村建设资源链接的源起是通过乡亲链接、乡贤回馈行动促成的资源互动参与方式。
社会资本是促进个人发展过程中可运用的资源之一，资本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实现流通。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掺杂了地域、文化、利益、情感、道德等因素，[18]各个网络之间的互相转化使得扩大化的互助与资本流动成为可能。乡贤传递行为背景下的资源链接得益于不断扩大的社会资本网络之间的链接。乡贤之所以能够将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本着自愿原则输入乡村，实质上是一种表达对于乡土社会的情感以及泽被乡土道德义务的履行，是一种熟人社会牵引下的文化心理。乡贤之所以能够推动社会组织的构建、公共服务职能提升，原因在于乡贤不仅有贤，还有能。这种“能”不仅表现在有形资源的输入，还包括无形支持的建构。乡贤个体通过自身的关系网络实现资源链接行为的传递，即乡贤个体充当组织者的角色，吸引和带动更多的人(包括乡贤和居民等众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与社区行动，共建美好家园。通过乡亲关系的链接达到资源链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链接的一种间接形式。
相较于针对个体的资源枢纽服务，以某一类或某一群成员为对象的枢纽服务的开展能够获得投入低产出高、社会支持建构、同伴增能、契约精神形成等多重效果。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社区及以社区为中心的人和事成为公共产品、各种资源、信息的流向对象，通过这种外卷式的流动方向能够促使社区向上生长，提升社区发展品质。
（140）扁萼苔 Radula complanata（L.）Dumort.刘胜祥等（1999）；马俊改（2006）；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余夏君等（2018）
(二)以同质性因素为联结的交互往来
社区是基层治理工作中社会工作的主要开展阵地与开展对象。社区居民在长此以往的交互往来中基于兴趣、职业、血缘、宗族等因素形成不同的群体，在社区中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小群体，进而在不断的往来中形成认同。所谓的社会认同是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群体资格会赋予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19]
乡贤参事会的成员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其文化背景、资源性质、兴趣偏好、社会心理等方面差异性明显，但其参与动机较为相似，即始于乡情牵绊，终于社会责任，正是由于乡贤参事会同质性与异质性相伴而生的基本特性，才使得不同群体因身份认同和社区社会认同而促成集体行动。
乡贤参事会与社区在成员内部结构上的相似性，促成了两个整体的同质性部分之间形成交互往来的行动关系，形成了类似于网状的稳固的互助关系。另外，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因业缘结成的联结行动较多，而且，这种联合方式实现了在社区发展中注重引导和鼓励非户籍人口参与社区建设，丰富了社区建设参与主体。
社区是居民生产生活最基本的依赖空间，社区中存在着社区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财力以及各种信息、政策资源，盘活社区资源对于社区发展而言，是一股强大的内生力量。
乡贤参事会成员在来源上具有多元性特征，来自于不同背景的乡贤参事会成员决定了组织的高度异质化特性，这一特性使得乡贤参事会的成员能够立足差异、因势利导。对内方面，在地的本土乡贤对社区的情况十分熟悉，能够发现和发掘社区的可利用资源，如社区发展所拥有的物质、资金、政策以及领导资源，也能够充分发挥乡贤自身在凝心聚力方面的独特作用。对外方面，拥有制度背景、掌握体制内资源的乡贤，能够扮演搭建政府和村民之间沟通的桥梁纽带，促进居民和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更好地实现问需于民，转变“替民做主”观念，做到“让民做主”。如乡贤参事会有效引导各村社，相继建立了法制村官、百姓留声室、社会工作室等工作机制，及时了解村情民意，反馈群众意见建议，参事会“聚人心、促和谐”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说正事，你母亲反复说，见李碧汝，是她一大愿望。苏楠省了几个字，没敢说是她临死之前的愿望。
乡贤参事会在一步步的发展中，从最初的参事会成员个人义举走向当前的组织化、专业化运作，实现了扩大化的互助、资源链接。国家发展乡贤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一方面可以帮助政府减少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所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利用民间自身力量组织起来的团体，其自身的乡土性与乡贤魅力在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构建社会秩序方面更具有先赋性优势，有利于形成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三)推动传统民间互助机制的融合
在工农业以及技术发展极其落后的传统社会，我国的民间互助比较发达，并形成了十分牢固的互助机制。如以父系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多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宗族，[20]形成的宗族互助机制；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邻里守望互助；由传统行业关系产生的行会互助等。而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主体之间的互助关系依赖于市场化平等交换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符合市场遵循的效率和公平原则。
乡贤参事会兼具了传统互助的文化内核与现代市场交换关系的交往规则，而且乡贤自身才学以及眼界开阔，本身具有来自于人格魅力的领导权威，再加上国家对于多元共治的政策呼吁，基于此，在传统与现代互助力量发展中，乡贤参事会秉持传统互助的道德文化内核、遵循市场化原则，担当起组织者、推动者、改革者的角色，帮助和促进形塑现代互助机制，促成多元交往关系网，满足个体的多元化需求。如举办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的结对互助、外来子女与户籍子女的牵手游园、社区文化节、邻里一家亲活动等，将市场化的流动人群与保持传统熟人关系的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有效减少了户籍身份差别产生的邻里冲突，同时促进了社区包容性、开放性文化的建设。
从乡贤的流动方向来看，可将乡贤分为本土精英、外出精英以及外来精英三大类。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需要我们去挖掘和发现的资源，我们称之为“准乡贤”，将这一部分潜在的“准乡贤”团结起来，即动员鼓励党员、离退休干部、机关干部、退伍军人、企业经营者、社会工作者、科技人才、文化骨干等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乡贤与准乡贤仅一字之差也只有一步之遥，要团结这部分潜在乡贤，对于当前乡贤参事会力量的借用必不可少。乡贤参事会通过众多途径为各参事会提供交流机会，充分利用乡贤的资源优势以及道德修养、成功经验、学识以及财富，发挥乡贤参事会引领带动作用，凝聚各方力量，激发准乡贤的参与活力，形成自治合力，为农村社区建设注入了发展活力。如莫干山镇高峰村乡贤参事会邀请当年的下乡知青返乡看发展，众多知青在若干年后再次重逢，共同回忆当年的生活与学习，此外，还积极投身家乡发展，促进乡村社区发展水平的提高。
内部优势因素是抗逆力的概念之一，内部优势因素强调像增能理论一样关注事物自身的能量，强调充分利用服务对象的潜在优势实现个人发展。社区治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目标，一方面是任务目标与过程目标的共融发展，二是兼顾未来的治疗、预防和发展，这在目标内核上与增能理论具有一致性特点。乡贤对于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虽作用重要，但并不是像警察一样去做秩序的维护者，而是像老师一样做知识的传播者，告诉民众遵守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进行意识观念的灌输与实际执行能力的提升，促进居民综合素质的提升。
乡贤参事会成员多为每个家族或宗族里德高望重、有出息、有成就的人，每一个乡贤背后牵引的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宗族，从横向上看，乡贤参事会不断吸纳各类精英加入乡贤参事会，并根据乡贤各自优势及特长、身份行业，分组分类开展服务，促进了乡贤与居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建立信任关系，实现乡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亲民服务理念，使居民放心说、暖心帮、全心建，积极建设和谐美丽乡村。如乡贤参事会坚持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开展返乡驻村活动，鼓励体制内工作人员尽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反哺活动”，用自己的智慧学识、用心、用情帮助乡亲，为民解困、为民排忧、为乡村谋发展。利用走出乡村、走入城市的干部乡贤扎实的群众基础以及对村里实际情况的切实掌握，与村民开展深入交流获得最真实的需求表达，顺利开展基层治理工作。从纵向上看，每个牵连着家族或宗族成员神经的乡贤参事会成员之间的融合与交往，都带动和促成了乡贤参事会组织与由不同宗族组成的社区居民这两大主体间的交互融合。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渐成一种社会服务方式和一种制度安排，逐渐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建立能人汇聚平台，整合社区内外发展资源，解决社区发展困难，培育社区骨干，推动社区健康、自主发展。在发展形式上，各地坚持因地制宜、百花齐放的原则，采用行政村单建、跨村联建、村企(片区)联建、农村社区联建等形式；各乡贤参事会在社区内开展有偿与无偿相结合的活动或服务，既有市场交易功能又兼具社会交往功能；有条件的地区还以成立公益创投资金为依托，为乡贤参事会的发展提供保障，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社区自主发展的生命力，有利于发掘更多的资源实现整合。乡贤参事会的这些组织与行动方式，促进了精英力量汇聚，还促进了共建村之间村民的互动与往来，扩大了居民的社会互动与交往圈，促进了资源的流动速度与范围，有助于形成互助共治的乡村风貌。
⑤对探孔时发现涌渗水量大的情况，压力注浆结束达到初凝状态后，可在涌渗水量大的孔位附近布设一个或多个效果检测孔，确定防治水效果达到预期效果后，再进行掘进施工，否则，应增加压力注浆孔数量。
三、意识增能：乡贤参事功能扩散的基础
乡村社会治理始终是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在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将公共服务的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结合，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经调研发现，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双重支点，而乡贤组织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一)修建文化场馆等提升社区要素培育空间
社区倡导是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社区增能的过程。乡村精英的流失，影响了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21]传统文化是我们祖先在生活生产劳动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是各民族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它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可以反映出一个村庄文化的特色。[22]公共空间参与技术是我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技术手段之一，其目的在于为居民提供开放的、自如的、平等的交流环境，能够使居民在该空间内自主交流互动、获得被倾听、被理解的尊重感，同时实现过程目标——居民自治意识觉醒。
乡贤参事会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中心工作，利用资源类乡贤、文化型乡贤、工程技术类乡贤以及政治类乡贤所拥有的有形与无形的资源优势，积极搭建文化礼堂、文化博物馆、宗族祠堂等文化活动场地，为居民提供公共文娱空间，形成乡贤引导、居民自发组织、主体商议、活动开展等多样化形式，甚至有的地方还根据自身特点编村歌、著村史、建乡贤祠，歌颂和记录乡贤事迹与功德，以文化渗透方式，不断引导居民形成互助意识与村庄建设责任感，形成圈层效应。
提升道德水平和道德修养，成为一个被主流社会价值观所接纳的社会人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社会化功能的重要体现。扶贫济弱是一种美德，助人是一种道德选择，将民间互助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职能是社会组织重塑乡村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手段。乡贤参事会成员在选拔和认定上，首先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是普通大众的道德楷模、拥戴对象。
以乡贤为领头人的乡村文化道德普及凭借标杆化的形式带动学习氛围，发挥名人的感召作用，通过漫画宣传、长廊展示、评选榜样、文艺演出等多种途径，能够发动居民掀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区营造行动，在乡村社会形成浓厚的道德学习氛围，推动形成农村文明新风尚。
发掘和培养社区领袖是社区要素培育中促进社区增能的方法之一，一个优秀的社区骨干或者居民领袖能够对社区文化乃至文明形成巨大影响。乡贤参事会成员本身就是家族或宗族乃至全村的先进和典型，然而乡贤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长期依靠乡贤参事会的参与力量，难免使乡贤产生耗竭感。说到底，农村社区建设还是需要依靠居民全体的力量，因此，培育居民力量，接力乡贤事业是乡贤的努力方向也是基层治理的实践要求。
一楼的老爷爷坐在自家的阳台上，阳台前的一小块空地上，没有了以前的几坛花草。老爷爷的老伴儿是院子里人人都敬而远之的人物，也许她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她侍弄的几坛花了。其中茶花开得尤其好，阳台前的一小块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摆放了几坛，空旷的空地因此多了几分活力。
武康镇民进村确定每周三为“村务议事日”，邀请乡贤理事、党员组长和村民代表共同召开村务议事会，把关乎集体发展的事项摆在桌面上商议，通过集中智慧、群策群力、协商解决，推动各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钟管镇南舍片区结合自身工业功能区实际，搭建村企联系平台，以乡贤参事会为有效载体，以村企互利共赢为目标，建立了大事共议、实事共办、急事共商的三事商决制度，解决了村企发展中职工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推进村企和谐发展。[28]
乡贤参事会针对乡贤群体和居民的相关延伸性的规则进行调节，如宣传、倡议、聘书、证牌、监督、奖惩等相关机制，利用多媒体电视、群众意见箱、社区微信平台、社区文化馆、文化礼堂等载体开展评选表彰活动，扩大先进及典型人物的影响力。在各级各类评选中，把贡献度作为重要依据，不仅激发了参事会履职活力，还实现了居民认知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行为和技巧能力的培养、情感价值观的培养。
文化背景以及文化认同是乡村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功能的基础，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社会治理机制无不与之有着密切关联。我国早期社会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敬宗睦族”“和睦乡邻”“联乡谊，敦乡情”等基本的群体认同意识作为社会思想基础。但在经历了新中国之后的乡村体制变革之后，乡土社会已经演变成半熟人状态，[23]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流动速度也随之加快，乡村社会网络进一步扩大，熟人网络与陌生人网络交织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个体之间的交往热情，再加上高度发展的互联网，使得个体能够通过现代化的手段满足自身需要，对于外部人际关系的依赖性变弱。政府权力下沉使得当前居委会越来越扮演着“政府的腿”的角色，基层行政主体即村“两委”的行政化现象比较严重，“两委”的日常工作围着各种行政任务各种考核指标展开，较少能够深入群众了解民之所需，解决民之所困，与民众建立融洽的关系，导致基层自治主体与自治的主要力量之间的疏远关系，出现“各种各的地，各干各的活，各吃各的饭”，“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自己赚钱自己花”，“家中有事(即需要帮助的大事件)找村委会没得用，还是自己靠自己最靠得住”等现象，既不利于社区共同体关系的维持，也有碍于正常治理工作的推进。
(二)运用组织信任感“促民联合”
社区治理终极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居民参与，参与的基础在于社区认同与社区归属。简单来讲，认同与归属就是社区居民将自己与社区视为一体，认为自己是社区的一分子，关心社区事务、参与社区建设，具有主人翁意识。乡贤参事会参与社区工作，从物质与意识两个方面推进，注重资源链接，注重意识观念和情感的支撑，从社区居民的感性认知出发，促成文化涵育功能的实现。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以熟人关系为联结，兼具较强的独立性与较强的隐私性，众生皆具“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生命轨迹，人与人之间的熟识度与交往性程度较高，熟人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时间成本较低。此外，在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属于多次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信用会增加他的社会声望，从而增加他的社会资本。乡贤参事会成员本身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认同度较高的多重角色，如道德模范、价值观引导者、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角色，在持续性的围绕社区居民与社区公共事务开展工作与活动的过程中实现村民的组织化，实现村民之间的联合与共同体建设。
对于乡贤事迹的评选、居民参与典型案例、先进个人等进行评选和宣传，如有的村社“百姓设奖、奖励百姓”的现象普遍，居民的积极性、热情度明显上升，涌现出一大批影响居民行为规范与社会美德的先进典型。
乡贤参事会是在乡土社会上成长起来的社区组织，自身具有良好的社区文化积淀，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乡贤很少会受到社区的排异，这为乡贤开展工作提供了和谐的社区空间。以“乡贤+居民”的形式参与社区公共物品的供应、社区文娱活动的开展、社区困难帮扶、社区矛盾调处等，一方面实现了自身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在互动与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实现了过程目标，既增进了成员对乡贤组织的认同，进而增进了社区的凝聚力以及实现了共同体意识的建设，也彰显出乡贤参事会的“亲民”形象。乡贤参事会通过群众互相指导、群众互相帮助的“亲民”模式，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有所提升。
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外贸易的兴起，各式外语学馆在沿海通商口岸次第开办。在清末新政期间全国性教育改革开始之前半个世纪内，东南沿海的五个通商口岸已经设立66所新式学堂。[5]
(三)以乡贤之“贤”树立道德榜样
社区文明是社区发展的缩影，社区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乡贤是在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孕育下茁壮成长的，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与悠久的历史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自两宋以后，乡贤是基层社会的重要治理主体，在为基层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后来历史的变迁以及其他原因，乡贤曾一度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多元治理理念的提出，乡贤重新进入大众视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前文曾提到，乡贤之所以为“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乡贤个体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优于常人的能力以及人格吸引，他们可以为人们所信任，为人们所响应。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之祖陆九渊认为，“千虚不博一实，吾平生学问无他，只是一实。”[24]乡贤的重要功能在于构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职能，引导村民参与自治，营造现代文明乡风。因此，乡贤的贤能以及实干精神使乡贤在乡村社会中获得支持与信赖。诚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乡贤本身除了引导价值观之外，良好的个人品德使其成为居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乡贤良好的道德示范是一种无形的组织规范，在不知不觉中引起村民自觉的学习与模仿，正是这种示范效应，使得乡贤参事在塑造现代新的乡风文明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能够起到自主性的约束功能。
乡贤参事会本身具有民间性、非盈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共利益属性，使得乡贤参事会在日常工作与活动开展中潜移默化地充当了榜样的力量，发挥了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其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如雷甸镇双溪村乡贤参事会成立后，积极推动修订村规民约，提炼9条村民公约，并弘扬好家风好家训，通过漫画宣传、长廊展示、评选榜样、文艺演出等多种途径助推农村文明新风尚，弘扬了社会正能量。
（2）在保证车辆时刻有电的前提下，便需要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平衡充电费用与出行时间之间的优先程度，达到“既节省时间又比较便宜”的模糊需求。
乡贤参事会的工作本质是一种社区工作开展方式，社区工作的核心是激发居民的意识，促进居民参与，形成社区建设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因此，在参与社区事务中，乡贤参事会依托乡贤本身形成的乡贤文化引导居民形成社区互助意识，倡导社区文化道德正能量的传播，将社会工作所秉承的利他性和助人自助理念传播给广大居民群众，形成了良好的社区氛围。
社会组织通过项目化、活动化形式协助服务对象与外在场境之间达到适应性平衡，它执行社会功能，得到社会认可，分配社会资源，指引个人行为，规范社会角色和资源分配，从而呈现出“制度”的品性。[25]价值观是在社会资源基础上引导个人行为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社会工作改变服务对象的根本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词语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提出不同的要求，学习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社会全民教育的必要一环。
参事会以乡贤的社会威望高为行动优势，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他们感恩回报、治家创业、行善修德等事迹垂范乡里，对良好乡村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如乾元镇联合村乡贤参事会以乡贤为推手，联合居民力量，将村规民约精练化修订，使好乡风好家风好家训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每一位村民的言行。
四、自治增能：乡贤参事的目标达成
增能理论认为个人的潜能得不到发挥，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存在负面经验，这些负面经验使得他们无法与环境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我国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基层自治潜能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参与意识以及参与能力极其缺乏。乡贤参事会以社区发展为重，以客观存在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为努力方向，促进居民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自决，促进基层治理主体增能，提升自治能力。
(一)促进社区居民自我效能感
为有效促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遵守社区秩序，共同营造美好社区，近年来许多村社发起并起草制定村规民约，将社区生活的点点滴滴、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大小事务串联起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规章制度。河西埭村村规民约修订首先由当地的乡贤权威发起，过程中得到村社“两委”以及广大居民的强烈响应。乡贤参事会成员、村委会主任以及分管领导等曾召开部署会议，形成具体草案，并通过社区宣传渠道向居民公开此项工作，多次聚集村民商讨斟酌村规民约中需纳入的事项，形成最初的草案，在此基础上，法律方面的乡贤参照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审核村民所提事项的合法性，经一遍遍商讨，最终形成居民一致认可的、合乎法律规定、能够起到约束居民行为、促进社区发展的村规民约，并将内容通过印制口袋书、水杯、宣传折页等方式发放给居民。
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课程改革标准也对学校体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着力突显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要提高对学生积极参与精神的重视程度，要在全面了解学生个体差异的前提下因材施教，要保证每一位学生在体育教学中都能受益。”因此，学生可以在体育课的自主性活动中尽情展示自身的特长，挖掘自身的运动潜能，要积极转变学生一味被动接受的局面，使其能够自主探究学习，并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学习的乐趣，通过不断丰富学生的运动体验来达到唤醒学生创新精神的目的[2]。为了能在活动中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们独立探索创新的热情，活动组织者应当以以下几点内容为教学活动设计的参照点：
现代村规民约本质上是一种草根宪法，是社区居民在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基础上，基于村民自治权与乡村实际共同制定的一种自我约束规范和自治规范。[27]乡贤参事会的社区参与是围绕社区发展而展开的全面参与，既有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社区软实力的发展。在村社“两委”的领导与支持下，乡贤参事会联合发动居民参与起草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广泛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使居民在参与过程中增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发挥个体的能动性，为村规民约的起草与修订工作建言献策，体会到民主参与的意义与价值，增强参与自信与参与能力，也确保了村规民约的落地实施质量。
靶向OPN基因shRNA慢病毒载体的构建及其对人肺腺癌细胞A549侵袭能力的影响 ………………………………………………………………………… 罗 猛，等(9):1012
效能感简单来说就是个体对于自我能力的主观判定。长期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社会的公民意识普遍比较弱化，参与积极性与参与能力普遍不高，公民社会尚未形成。社区民间组织具有培养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的内在性、本土性和不可替代性等优势。[26]乡贤参事会属于纯民间社会组织，在乡土社会中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信任关系易建立，活动和服务也更容易开展，因此，通过不断吸纳各类精英加入乡贤参事会，并根据各类乡贤优势特长、身份行业和兴趣爱好以及各村社的具体实际有序开展各类特色服务，在有效推动基层公共服务多元化的过程中同步促进基层民主意识发展，增强居民的参与信心。
乡贤参事会推动了各界精英对乡村发展的关注，营造了良好的协商议事氛围，打通了乡村治理与建设中决策咨询与政策制定的通道，切实发挥出“智库”作用。如钟管蠡山村，古代范蠡与西施曾经隐居于此，近年在乡贤参事会的集体智慧决议下，瞄准范蠡西施文化，投资5.8亿元启动旅游强村建设项目。
(二)互助服务中实现增能
项目化、活动化是当前社会组织进入社区、营造社区的常见形式之一。乡贤参事会的活动设计上具有内容喜闻乐见、形式轻松自在等特征，项目涉及不同群体利益，这些要素使得在社区中开展服务得到更多居民的支持与参与。对于居民而言，参与不仅仅会带来生活上的某些利益，如磨剪刀、理发、微公益超市积分兑换、公益维修等，还在参与中获得了自我增能，如通过技术讲座、培训、知识普及等获得了潜在的自我提高，此外，参与使得个人感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小我，大家”“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着办”等方面意识的塑造及提升。如雷甸镇洋北村乡贤参事会，启动和推动组建了多支乡贤服务队，涉及美丽乡村建设、平安建设、环境保护、文化服务等，并陆续在社区开展各类活动。
增能理论认为人在情境中会受到其所在环境的外在影响，因此社会服务的开展也要注重外在硬件的改变。开放、安全、舒适的制度环境与阵地环境对于活动的开展颇有助益。乡贤参事会的运行得到了镇街层面乡贤参事联合会的支持，建立了运营、激励、支持、孵化机制，还有县级层面提供的资金保障，因此工作开展得保障性强。在此条件下，乡贤参事会申请在社区公共空间或社区集体用地的空间领域内开辟居民活动空间，社区办工场所开设专门的接待室与畅聊室、居民热线、意见箱等设备及空间，确保每一位参与的居民都能够被倾听、被接纳，满足其表达的愿望与参与的能力发挥。在社区公共事务、活动中，广泛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吸收合理意见、分析澄清非理性观点，为民负责、促民增能。
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能力的组成分为两部分。一是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相关资源的能力（即“硬件能力”），二是将已有资源投入到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活动中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的资源运用能力（即“软件能力”）。
(三)增强居民依法解决内部矛盾的能力
乡贤和居民作为两个独立的基层治理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是互助、合作、共赢的，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也应是在实现社区整体发展目标前提下的社区大融合。
社区治理的直接目标之一在于解决社会矛盾，其解决根本在于形成居民自觉，形成法治自觉。乡贤参事会运用内部资源即与法律相关的从业者和具有矛盾调解能力的非从业人员以及链接外部资源即非会员性质的专业法律从业人员，由会员牵头成立矛盾调解队伍，“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邀请法院乡贤或法院志愿者做客社区，开展“家门口的法律讲堂”；组织部分居民代表走进法庭，感受“第一庭审现场”；印制读写两用法律读本，实现“法律知识送万家”；组织社区青少年开展模拟法庭，为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贡献部分力量。乡贤参事会多措并举，取得了乡村社区治理中的法治保障实效。
乡贤参事会扮演组织者角色，充分利用当前的民主化环境，以社区居民增能、最终实现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为目标，或以社区搭建的协商议事阵地为平台，或以居民日常闲聊的固定开放空间为阵地，将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或任务以协商议事的形式组织开展，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培养居民的自治能力。大力开展协商民主，弘扬协商文化，先后推动创设了协商议事厅、圆桌会、红凳子议事、草帽议事等多种协商议事形式，其目的就在于放手居民，还权于民，落实居民当家作主，促进自治。
社会组织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为指引，崇尚道德，重视道德对个体的社会化作用。一个正直的、行为被社会所认可的人是处在社会环境中被不断社会化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种被称之为礼治的儒家文化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仁理型统治，即通过说教的方式将一套道德规范传播到民间，让民众自觉遵守。
社会秩序的稳定离不开道德对个体行为的约束。费孝通先生在阐述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时曾指出，差序格局的维系得益于道德观念。[29]道德观念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应当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涵盖了行为规范、制裁机制、个体信念。社区公共事务的开展最关键的部分在于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上，良好的人际互动交往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
乡贤参事会成员的贤德是其显著标签。乡贤成员通过在各社区制作简约化的宣传载体，如将乡贤文化、德育等相关内容印制成口袋书、宣传折页等宣传品分发到户，促进百姓对美德文化的学习与了解。利用居委办公点、党员服务站、志愿者服务驿站、电子滚动屏广泛宣传乡贤文化及乡贤资源的使用与运作状况，引导居民以身践行。依据村社特色开展“乡贤论坛”系列活动，举办“优秀乡贤开展巡回宣讲”“文化讲堂”“孝心节”“全民清洁日”“暖万家文化汇演”等活动引导民众以德润心身、以德促发展，弘扬地方优秀道德传统，树立中华传统文化提倡的文明德行。
一般而言，专业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乡贤参事会与非正式的专业化社会组织相比，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具有非专业性。但是专业社会组织在地化发展面临某些困境，如对社区了解不够，与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难建立等，而这些困境又恰好是乡贤参事会作为熟人网络具备的优势。因此，乡贤参事会与专业社会组织力量联合，“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在社区相关的活动或者公共事务中，乡贤参事会成员以社区事务为重，以团体意识为纲，致力于与社区内社会组织之间的牵手、沟通与合作，共同商议社区事务及活动，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了互利、共赢。
五、乡贤参事会的问题与局限
近年来，乡土型非专业化社区社会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进行了多方有益探索，丰富了多元社会治理网络。通过培育发展乡贤参事会，整合了多元资源，激发了自治活力，将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农村自治发展与乡土文化延续、公序良俗形成有机结合，推动了农村社会人、文、地、产、景的综合性发展。
以下是系统仿真参数：电感为1×10-4 H，电阻为0.001Ω频率为50Hz，线路首端电压为6.3kV，下一级负荷额定电压为6.3kV，下一级负荷有功功率为1.2MW，线路阻抗为3Ω。
自首个乡贤参事会成立以来，人民网、新华网、浙江日报等媒体相继进行报道转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乡贤返乡助力故土建设的热潮。在2014年12月的第五届“中韩社区治理研讨会”上，[30]德清县向与会人员作了典型经验交流。省内外兄弟县区纷纷前来学习取经，借鉴浙江德清模式陆续成立了基层乡土型自治组织，有力促进了全国基层治理工作的推进。但综观现有参事会运行状况，发现乡贤参事会在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发挥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
对外关系层面。主要表现为角色定位不清与权利界限模糊。乡贤参事会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与多个基层治理参与主体互动，在与每一个主体的互动中，乡贤参事会不能准确把握好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处理好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导致角色关系混乱、权责不清晰，甚至因此引发过度参与、权力争夺、权力欺凌等问题。另外，在讲究关系和重视人情的社会环境下，有事托关系、走后门是普遍的社会心理，乡贤参事会在参与社区协商议事、社区矛盾调处、社区资源输入等方面弱化了权利界限，容易以权谋私、因权徇私、丧失中立与公正性。
对内管理层面。主要表现为僵尸组织、组织黑化风险与个人崇拜主义。在乡贤参事会的管理问题上，除了现有文献中提到的乡贤组织的资源来源渠道相对单一、个人权力腐败等问题以及潜在的风险，本文在深入访谈过程中还发现，参事会的管理上还存在着僵尸型会员乃至僵尸型参事会、组织黑化现象。乡贤参事会本身虽是由贤良、贤德之人组成，但是不得不承认个体的差异性，有德有善之人只是说明了他具有向善的某种可能性，但是并不一定有便民利民的行为倾向，而且，以家族或宗族为根基的乡贤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际网络。因此，会出现僵尸型现象、组织黑化现象。另外，个人崇拜主义滋生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又一问题。有的成员不能很好地管理自我，将乡贤身份视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标签，以致不能及时反省自己并产生自我膨胀心理，使得个人崇拜主义盛行。
鉴于乡贤参事会在发挥其社区治理功能时存在的上述问题，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乡贤参事会应本着全面发展的战略方式，从内外两个方面，从组织与个人两个主体入手，实现组织目标，促进参事会自身的发展。
1.配送线路的选择无序。嘉兴A配送中心的产品主要是家电产品，其销售具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特点，进入销售旺季时公司的物流配送就没有了系统的调配与管理，中心站点既缺乏了合理的路线选择，也没有了合理的时间安排，出现了物流配送路线选择与车辆搭配的无序性问题。
第一，厚植乡贤参事会的发展土壤。基于相同的文化根基与乡土情感，乡贤参事会在社区能够赢得信任。乡贤是乡贤参事会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以历史文化底蕴作为积淀的身份符号，因此，重塑乡贤文化对于促进精英回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力。再者，乡贤之所以被政府重视，关键在于乡贤是携裹着社区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人才，资源的输入必须有可承载的经济土壤作为基础，因此，为乡贤组织及乡贤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才能将乡贤资源视为源源不断的治理活水。最后，厚植培育乡贤参事会的体制土壤。乡贤参事会是一个组织，中国人向来信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制度化管理对于乡贤参事会的规范化运营与发展极为重要，通过建立乡贤参事会的监督与规范化运营机制，整顿参事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预防乡贤参事会的黑化风险。
从个股的角度看，本期有333只个股实现净买入，较上期增加了51只。其中上汽集团（600104）获融资客买入最多，金额高达8.49亿元，远超于排名第二的招商银行（600036）3.70亿元的净买入金额；信维通信（300136）、中国平安（601318）、民生银行（600016）、万科A（000002）、兴业银行（601166）
为完善行洪道分流的洪水调度模式，让行洪道成为安全的分流通道，建立中小洪水分流运用常态机制，实现适时适量灵活分洪运用的目标，现提出以下措施和建议：
第二，做好顶层设计。乡贤参事会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缺乏坚强明确的引导与顶层设计。因此，在当前及今后乡贤参事会发展过程中，国家层面应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作用，重点探索促进乡贤尤其是在外退休乡贤回流的方式与策略，使更多的乡村精英愿意扎根乡土，留下来为乡土社区建设发挥余光余热。另外，当前还要做好鼓励响应乡贤参事会参与多元化社区治理的号召及与相关政策匹配的顶层设计，做到科学合理的方向引领，使乡贤参事会能够清晰界定自身的角色，处理好与各方的合作关系，用好权力，用对权力。
综上，在强调社会治理多元化的今天，乡贤参事会作为精英组织在乡村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各领域都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要实现各领域的协调发展离不开社会组织的作用。乡贤组织需要培育各方面的自主性，构建更为完善的组织架构，形成科学合理的组织运行模式，进一步优化组织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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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Elites Council in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Origin ，Function Diffusion and Goal Achievement
Zhao Dingdong ，Liu Lin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China )
Abstract ： The Village Elites Council，which is dominated by rural elites，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modern rural communities.The study found that in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building a grassroots social autonomy system，and maintaining local stability，the Village Elites Council and its members played multiple roles as organizers，guides，participants，and collaborators，and promoted grassroots rural social resources，integration，negotiation of autonomous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rvice capabilities.With the advantag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learning morality，local feelings，financial resources，information resources，policy resources，etc.，and taking part in the activities，services and work of the local society，the Village Elites Council will play a part in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governance.The functions of resource hubs and environmental empowerment，cultural conservation and awareness empowerment，rights development and autonomy and energy enhancement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Of course，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in the Village Elites Counci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relations，the ro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ulti-level self-governing forces at grassroots level is not clear，and the boundaries of rights are vagu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management，the mission of the Village Elites Council is not strong and the tendency of zombies is obvious or even the risk of blackening and personal worship.
Key words ： Village elites council；Community organization；Community governance；Governance function
[中图分类号] C9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9)05-0071-012
[收稿日期] 2019-05-07
[DOI] 10. 19669/ j. issn. 1009-5101. 2019. 05. 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私合作视角下的农民养老福利可及性问题研究”(19BSH1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赵定东，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后)，主要从事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刘丽娜，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研究。(杭州 311121)
【责任编辑 王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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