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辩证架构
孟庆宇,苏 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灵魂”“基因”“人民”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列论述中的三个高频词。围绕这三个范畴，习近平架构了自己的文化哲学，即“灵魂论”“基因论”和“中心论”。“灵魂论”是关于家庭、阶级、社会视阈下的文化灵魂作用的论述，指认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文化建设任务，旨在拒斥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基因论”是关于文化遗传、重组、进化过程中的基因规律的论述，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针，旨在打击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心论”则是关于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文化需要的论述，要求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旨在克服“文化工业”现象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三论”分别从三个侧面诠释人与文化的理论关系，而又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的总体性认识，具有鲜明的超历史性。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灵魂论；基因论；中心论
论证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哲学理论”本质和超历史性是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课题①。如果仅仅满足于说明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列论述的外部联系，即其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人类文明成果)、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而未能对于相关论述的内部联系(即其系统性和总体性)予以恰当描述，则必然导致相关研究呈现分析论形式和实证化趋势，进而遮蔽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超历史性。因此，超历史性的问题也可以化为系统性和总体性的问题。
诚然，通过某种逻辑体系“链接”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意识形态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强国建设等问题的重要论述并不具有何等的理论难度。但是，仅将这些论述或者其他一些重要论述简单“链接”起来，也不足以论证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总体性和超历史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理不是一块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拿过来就用。”[1]简单援引和整理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意识形态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的重要论述，并不足以彰显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精髓。我们认为，唯有通过细致的文本研究，穿透复合的文本症候，领会习近平系列论述背后的总体性辩证法线索，即“灵魂论”“基因论”“中心论”所构成的“深层结构”(阿尔都塞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于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及其超历史性的宏观把握和透彻理解。
中国科协邓楠书记在“总序”中强调：“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瓶颈制约.”并解释说：“加快科学技术创新和跨越，必须了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了解人类文化长河中各个历史阶段科技创新人物的杰出贡献及他们的创新思维.”(本书)“介绍了各个历史阶段科技创新和发现的代表人物及这些著名科学家创新思维和发现过程.”我赞同邓楠书记的看法：“科普”具有提高创新能力的作用.
（1）对加强村级组织建设重视不够。地方党委对加强村级组织建设重视程度不够，对村干部和农村党员的教育管理抓的不严，对后备村干部的培养办法不多。尤其前些年，地方领导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到位，制定的发展计划与思路和当地实际脱节。将一些项目推广到农村，而对后续的技术、销售等环节缺乏有效的指导和帮助，让农民承受了较大的负担，村干部夹在中间工作比较难做，使村干部的形象、信誉、权威受到影响，也影响到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
一、灵魂论：把握文化外部作用机理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遇到的第一个理论问题是文化的现实性问题，即“什么是文化的作用机理，怎样概括文化的作用机理”的问题。
不同于家庭视阈中的文化灵魂，阶级视阈中的文化灵魂具有突出的斗争性和组织性。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成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12]469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是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我国，虽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但是阶级文化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地主阶级文化、官僚阶级文化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高度的组织性也是阶级视阈下的文化灵魂的一个主要特点。对于文化的有组织的控制就是对于阶级成员的有组织的控制。有组织的文化建设有助于提高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协调阶级成员的意志，团结阶级成员的力量，促进阶级政党的形成，并且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将文化的力量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和革命的实践。不难发现，阶级文化的组织性加剧了阶级文化的斗争性，而阶级文化的斗争性反过来又锻炼了阶级文化的组织性。于是，必然形成一种由政治组织巩固起来的阶级文化，即习近平所说的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是阶级文化的最高阶段和自觉形式。
要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文明、阶级文化、社会文化的牢固基础，必须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21]。一方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7]171，体现古圣先贤的思想、仁人志士的夙愿、革命先烈的理想[7]181。另一方面，也要积极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7]164，使革命文化“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22]。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引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新时代文化渐趋成型。新时代文化不仅传承着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而且引领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使其成为弘扬自身的重要手段[23][24]。
首先,“灵魂论”探讨了微观视阈中的文化灵魂，即家庭文明的灵魂作用。文化对于人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人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非生而为人。无论对于种系发生还是对于个体发育来说，人成为人都需要一个过程——人生产自身的过程。所谓人生产自身，不是指对他人的、量的生产，而是指对自己的、质的生产，即对人的力量、精神、关系、需要的生产。这种生产的起点，是人自身的现实活动；生产的过程，是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外部现实动作内化为观念和内部观念动作外化为现实的过程；生产的结果，是人的认知—思维结构、自我意识和对象性活动，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也就是人。习近平指出，在上述生产过程中，即在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之中，家庭文明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方面，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和预演。家庭和社会具有“部分”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关系[8]5。尤其是在以伦理为本位、以差序为格局的中国社会，家庭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的细胞”[8]2，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8]2，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直接影响人的生产。另一方面，家庭文明也是社会文化的萌芽。借助于语言、文字、文艺等物质中介，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家庭文明和社会文化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哲学高度的考虑，习近平作出了“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注重家教”的重要批示，要求培育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引导孩子欣赏真善美，远离假丑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便培育可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其次,“灵魂论”探讨了中观视阈中的文化灵魂，即阶级文化(含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作用。在阶级社会中，所有制支配着家庭形式和家庭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阶级社会中的“个人的生活条件总是和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相一致”，因而个人不免成为阶级性的存在。[9][10]研究阶级社会的文化灵魂，如局限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视野，仅着眼于各色家风家训家规的“育人”作用，而不考察阶级文化的特征、属性及其“化人”作用，则不免犯了毛泽东多次批评的“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11]的错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曾援引“政治是骨髓、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的哲言，初步探讨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在中央工作期间，习近平更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9[3]6[4]40；“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2]9。这些论述不仅突出强调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的反作用，从而与机械的、庸俗的、经济的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划清了界限，而且通过重塑“灵魂”这一哲学范畴，在“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内，彰显出文化所不同于经济政治的独特作用机理。不同于“血肉”和“骨骼”[5]149，灵魂本身并非物质的力量。文化灵魂唯有掌握群众，掌握“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320，即实现所谓“以文化人，以文育人”[7]164，才能转而成为革命的实践和武器的批判。由此可见，同样是强调文化力量，“灵魂论”与唯心主义文化观或文化唯物主义文化观也有本质差异。习近平关于家庭文明、阶级文化(含党内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的外部作用的重要论述，均是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一根本观点来展开的。
其次，“基因论”要求推动文化基因遗传，正确把握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关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习近平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7，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滋养着中国人民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9]。而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也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20]，成为中华文化的“新传统”(张岱年语)即“近代传统”(冯契语)。继承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具有同样重大的现实意义[4]23、53。
(3)老空区积水。经本次勘查，区内沿煤层露头见多处老窑，老窑均已封闭，给调查带了诸多不便。本次通过访问当地村民了解老窑开采及积水情况，再结合实地调查，发现多数老窑封闭不严，有大量积水，并从裂缝流出地表。由于矿井已生产多年，形成一定采空区，亦有大量积水，故在煤矿开采要特别注意本区老空积水，在老空区附近应预留隔水煤柱，防止老空水引发突水事故。
此外，正如共产党“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12]44，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也使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文化成长为成熟的文化形态。习近平一方面要求全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革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消灭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宗派主义、好人主义[4]63，另一方面要求全党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握在手中，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14][3]18[2]6。显然，相关指示意在充分发挥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以使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旗帜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最后,“灵魂论”探讨了宏观视阈中的文化灵魂，即社会文化的灵魂作用。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文化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社会文化。众所周知，社会文化具有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灵魂作用。但是，这并不是习近平的论述重点。习近平虽也强调社会文化对于个人的熏陶、教化、激励、指引作用[5]149[4]23，但是显然更加重视社会文化对于人群的凝聚、润滑、整合、团结作用[5]149[4]41。不从后一角度审视文化的作用机理，就不能深刻认识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的重大影响。
文化对于社会的“黏合剂”作用、对于人的“黏合剂”作用是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作用和政治文明的“导航灯”作用的必要条件[5]149。生产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6]520，而社会交往是在社会文化的统摄下进行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所规定的文化灵魂，赋予占据统治地位的交往形式和生产方式以组织效能和助推作用。同时，文化“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导向和引导作用十分明显”[5]149。政治历史是一个复杂系统。新兴生产关系如风，阶级斗争似浪，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之舟的走向。而文化作为个人和各种社会集团的“导航灯”，则深刻影响着政治之舟的舵手的意志。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在推进全民守法、贯彻民族宗教政策、推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总之，“灵魂论”的主要旨趣，在于遏制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弘扬马克思主义正确文化观。轻视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那种完全错误的观念，曾经长期存在于我国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苏联早期也曾存在严重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因而这种错误思潮常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示人。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2]13“灵魂论”阐明了文化对人、对经济、对政治的作用机理，无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基因论：驾驭文化本体发展规律
“灵魂论”不仅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作用机理，而且促使我们进一步探索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以便扩大其正面效应，压制其负面影响，更好实现对于文化外部作用的掌握和占有。因此，“什么是文化的发展规律，怎样驾驭文化的发展规律”便成为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所必须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习近平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是围绕文化基因范畴展开的。所谓文化基因，即指中华民族“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和“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2]12。习近平向大学师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15]；向文艺工作者强调：“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16]；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7]17在相关论述中，习近平以文化基因测序为逻辑起点，以文化基因遗传(不忘本来)为实践重点，以文化基因重组(吸收外来)为主要创新点，以文化基因进化(面向未来)为最终落脚点，阐明了文化本体的发展规律，同时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使文化本体发展规律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实现了对于文化本体发展规律的真正驾驭。
杜春云[11]以患者的疗效、睡眠总时间、睡眠潜伏期、睡眠效率等为评价指标，比较了黛力新单独用药和黛力新联合地西泮用药的情况，结果显示，黛力新联合地西泮用药治疗患者的睡眠总时间、睡眠潜伏期、睡眠效率以及治疗的总效率均优于黛力新单独用药的患者。王洁[12]将69例急性心肌梗死后焦虑患者随机分为三组，分别给予患者服用参松养心胶囊、地西泮和参松养心胶囊与地西泮联用。结果发现，参松养心胶囊和地西泮单用来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焦虑的疗效相当，无差异，而同事服用参松养心胶囊与地西泮的患者，疗效要显著优于单一用药。
2.3.1 降低医疗保险报销门槛。虽然现在的空巢老人办理了社会医疗保险或参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可以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老人都是离退休人员，农村地区这些人所占的比例很小，一般老人参与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这种保险需要老人定期交付费用，对于经济条件好的老人来说可以负担得起，而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老人来说无疑加重了生活负担，更有甚者不交费用，因而也无保险金可领取。但是，医疗保险仅能支付老人少部分的医疗费，由于大多数医疗保险报销手续繁多，报销额度较少，大部分医疗费用都是由老人自己解决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看病贵的问题，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力度也不够。
作为阶级文化的组织性的充分发展，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方面。诚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定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归根结蒂是用政治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13]。基于列宁主义的相关思想，习近平将“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写入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十四条基本方略。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将“软建设”同“硬建设”结合起来，将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文化建设同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协调起来，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
2.5 TCI开始至达到ECe、气管插管、血压下降时间 结果(表3)表明：各组TCI开始至达到ECe、气管插管、血压下降的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再次，“基因论”要求推动文化基因重组，正确把握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文明交流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中华文化的基因遗传，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17]18。文明交流互鉴既是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大法宝，也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18]14、15。因此，习近平特别强调文明多样平等包容的特点和交流互鉴的意义[18]10-12。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密不可分的。文明交流互鉴既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限于真理层面。习近平明确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5]这一论述对于价值问题研究和文明交流互鉴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普世价值有真有假。西方世界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排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虚伪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其实质是资本—帝国主义价值；而习近平所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涵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可以说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即人类的一定程度的价值共识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同一性：前者是后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体现，而后者也必将在其他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当中，不断扬弃其精神实质，逐步趋近前者。两者互为训解，彰显了人类文明的价值原则和前进方向。任何一个国家开展文化基因重组工程，都应该遵循这样的前进方向，谨慎对待那些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资本—帝国主义价值。
【案例3】B公司为降低公司的成本、提高财务方面的管理水平及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引进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但引用共享中心后B公司的财务人员一方面因为不再与子公司及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局税收管理人员进行接触，所以对税务风险的敏感性锐减；另一方面由于税务专员与公司财务人员的沟通方式变化而带来许多的不便，导致申请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难度加大，使得企业丧失许多税收优惠的机会成本。
最后，“基因论”要求推动文化基因进化，正确把握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成的关系，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方针，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不仅重视文化基因的历时性遗传和共时性整合，而且重视文化基因的沉默、变异和进化。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讳言，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2]52。所谓“传统的观念”，既包括一国独有的，也包括世界性的。习近平一方面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2]11，“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3]15[17]17；另一方面强调，别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华文化立场和当代中国现实，必须拿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精神加以认真鉴别。
为了正确处理观念传递和观念决裂的矛盾，习近平借鉴“有无相生”的传统哲学，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方针，以及“辩证取舍”“融通生成”这样两个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理论关注的重要范畴。[17]16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融通生成，逐步实现古今中外各种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总结，也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唯一正途。
总之，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思想文化激烈碰撞激荡，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并起；如何在保卫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革新，已经成为横亘在许多民族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开展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发展，建设文化强国，这是我们提出的中国方案。而要实现这个方案，必须按文化发展规律办事，透彻认识和充分利用文化灵魂的基因特性。
三、中心论：实现文化深层价值追求
“基因论”着眼于文化的规律性和人的自主性，说明了人怎样利用文化的基因规律来掌控文化的灵魂作用，但是却未考虑人的创造性，未说明人怎样通过对象性活动来锻造文化按照自身发展规律所不能产生的属人的文化世界，未阐明“什么是文化的价值追求，怎样实现文化的价值追求”的问题。所以说，在“中心论”趋于完善之后，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才真正成为一个完满的理论体系。
真正的文化的价值追求，即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追求，其实就是人的价值追求。在研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习近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26]25。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更进一步将“以人民为中心”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条基本方略，要求全党将群众路线贯彻到包括文化工作在内的全部治国理政活动之中[4]21。显然，这些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群众史观、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又绝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相关思想的无谓的表述变化。不是“换汤不换药”，而是“旧瓶装新酒”。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丰富性决定了“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的复杂性。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辩证统一的理论基础上，借助“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核心范畴，习近平紧紧抓住人与自然关系这个关键哲学问题，提出了环境和民生直接同一的重要思想，分从两个方面展开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丰富意蕴。
首先，习近平以人的有机身体为中心，使“发展思想”走出“思想环节”。“三少三多”③、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的重要特征。这个特征，突出体现在“中心论”中。习近平强调，不能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作“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使之“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26]24。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紧抓下述三个关键问题不放，实现了“人民中心”从理论到现实的伟大转变。
首先，“基因论”要求推动文化基因测序，正确把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关系，实现“四个讲清楚”，坚定“四个自信”。驾驭文化基因遗传重组进化规律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而要认识“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18]32。经过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艺工作座谈会、新加坡国立大学、德国科尔伯基金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场合，习近平多次探讨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基本因子，勾勒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大致图谱。其核心内容包括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
一是满足人的自然特质的文化需要，大力发展体育工作。习近平认为，体育不仅是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的主要手段，而且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是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精神的有效途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将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功地将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二是满足人的精神特质的文化需要，实现国家文化建设和人民精神需求的有效对接。在文化惠民工程、重大公共文化工程(项目)、重点文艺创作生产工程中，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根据其功能定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并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和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在文艺工作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文艺这个重大命题，要求文艺工作者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在文化产业方面，围绕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经济政策、文化企业制度、文化市场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行业组织建设等重要问题，特别是国有文化企业如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问题，作出一系列新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了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独特作用。
要想进一步促进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就不能闭门造车，要经常横向了解其他烟草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情况，并吸收先进经验，这就要求小组要拥有共享信息平台。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和共用，各烟草专业合作社往往是各自为营、独立作战，不清楚自己的优势、缺点，也看不到其他合作社的优点、缺点，闭门造车，降低了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效率。
三是满足人的社会特质的文化需要，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的文化需求。在民主法治文化和公平正义文化方面，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思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人民民主意识。在文化公平正义方面，建立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均等化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促使公共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加强对“老少边贫”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改进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的特殊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安全和安全文化方面，制定并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文化安全的基本要求；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展一系列相关教育宣传工作；借助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并向各国政府提出“培育核安全文化”的共同使命。
这种文化基因测序其实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要前提。在习近平眼中，坚定文化自信是统筹推进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于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全局性意义。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的“四个讲清楚”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才能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7]155。也就是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必须统一起来；“文化自卑”(即缺乏文化自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负”(即缺乏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威是根本不相容的。
其次，习近平以人的无机身体为中心，以“人民中心”整合“生态中心”。近年来，生态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26]18。倘若要把人民摆在文化建设的中心位置，那么势必要把生态文化建设摆在文化建设的中心位置。马克思早已指出，自然界其实也是“人的身体”，即所谓“无机身体”[6]161。在此基础之上，习近平提出了“环境就是民生”“将来生活的最高标准就是生态好”等重要警语。这些论述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思想的本质差异，历史性地拓宽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在理论方面，习近平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抽象继承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认真总结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两山论”[27]、绿色发展理念[26]16、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相统一[7]209、生态与文明共兴衰[28]164、“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7]211、山水林田湖草人是一个生命共同体[4]50、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8]163等一系列重大思想。
主流的矿物生成顺序为：围岩（微细晶方解石）→细粒黄铁矿→自形晶闪锌矿→方铅矿→他形晶闪锌矿→重晶石→粗晶白云石（粗晶方解石）→胶状黄铁矿→沥青。
在实践方面，习近平要求统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文化建设[29]，“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30]。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一园三基”建设，高度重视森林、海洋、湿地、草原、沙漠、园林、华夏古村镇的生态文化建设，高度重视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美丽乡村、民族生态文化原生地等生态文化旅游业和各式各样的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努力增强公民环境意识，弘扬中华生态文化，推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促使中国重新认识、评估国际政治的各种力量和格局，其中也包括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1953年6月5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这样总结说，朝鲜战争“把我们对国际问题中许多不清楚的事情都解决了”。[46]首先，经过这场战争，中国对世界格局的总体判断是：美国在朝鲜战场的表现说明其并没有那么强大，不会轻易挑起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对立是基本的局面，但形势没有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世界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因此，推迟战争，争取和平，“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47]成为中国新外交政策的基本点。
总之，习近平“中心论”的主要旨趣，在于防治“文化工业”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资本主义在文化上遮蔽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扭曲人与社会的关系，生产“幸福意识”取代“不幸意识”，生产“单向度的人”取代“双向度的人”，生产以“主人”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的“非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扭曲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经济理性”取代“生态理性”，生产“金钱关系”取代“自然关系”，生产以资本的需要为自己的本质的“非自然”。而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模式显然也未解决上述问题，不仅没有践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真义，而且创造出一种计划经济的“文化工业”。中国文化建设唯有遵循习近平“中心论”，把满足人与自然的文化需要作为一切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真正实现和充分彰显自己的社会主义本质。
综上可见，“灵魂论”从文化的能动性和人的受动性的侧面概括文化外部作用机理；“基因论”从文化的规律性和人的自主性的侧面阐明文化本体发展规律；“中心论”从文化的对象性和人的创造性的侧面重塑文化深层价值追求。习近平文化“三论”分别从三个侧面诠释人与文化的理论关系，而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建设的总体性认识。从理论价值方面来看，“三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通项公式”，从总体性的维度证明了自己的超历史性，指出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发展路径。从实践意义方面来看，“三论”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建设的意见主张和方针政策的总纲，是广大文化工作者必须永远坚持的行动指南。
注释：
① 这里借用了马克思《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著名范畴。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467页。参见赵家祥：《澄清对马克思一个命题的误解——“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江汉论坛》2009年第6期。
② 参见陈先达：《论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即少空论、少高调、少自我欣赏，多明确意见、多具体现实、多实际知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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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56.
[15]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
[16]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6.
[1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8]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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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21] 习近平.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N].人民日报,2015-12-31(01).
[22]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N].人民日报,2016-02-04(01).
[23]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2017-1-25).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24] 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25]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5.
[2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7]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9.
[28]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9]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30]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2.
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 2019) 010-0019-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正义论》诠释与批评”(17BZX013)。
作者简介： 孟庆宇(1994-)，男，山东济宁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苏杭(1957-)，男，河北秦皇岛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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