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与我国农业的国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农业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农业国际化的必然性
所谓农业国际化是相对农业贸易保护主义而言的，其要点是主张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取消对农业领域，特别是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一切干预造成的竞争和贸易的扭曲，在充分发挥本国经济比较优势、提高国内资源配置整体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农业生产、流通、消费与国际的对接，从而使全球农业资源配置最优、经济福利增长最多。农业国际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农业领域的直接体现。（注：陈武：《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人大出版社，第203页。）据此定义， 农业的国际化可以整合国内农业资源，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的效率，实现资源和产品的国际市场双向流动，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农民收入，提高国家总体经济效益和国民福利。中国农业必须走国际化道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随着人口增加、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对农产品尤其是对动物产品及酒类等间接粮食消费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长期以来，我国的总人口及新增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一直存在。同时，进入90年代后，我国经济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在较高水平，随着经济在高水平持续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自然相应提高，对肉、蛋、奶、水产品、饮料和酒以及蔬菜、水果等消费种类的需求将有较大增加。同时，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的饲养业会逐渐发生饲养方式由小规模家庭喂养向大规模工厂化喂养的转变，这些变化也将使我国面临日益明显的粮食需求的压力。
第二，我国农业资源相对短缺，投资不足并且生产方式落后，直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提高。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资源较为稀缺的国家之一，这使我国农产品的供给在先天环节上便具有较大压力，加上在以下方面的后天不足，压力就更为明显。首先，今后我国农产品供给的增加是在粮食单产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基础上的再提高，这其中的难度会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粮食单产逐步接近和越出其产出边界，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会变得强烈起来。其次，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业比较利益已明显下降，农业资源向部门外转移明显，使它已难与其他行业在资源利用上进行竞争。如我国未来增加农产品供给的一个措施是对中低产田和旱地的改造，但在农业比较利益下降、机会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恐怕难以吸引到足够的资金和劳动力对这些中低产田进行大面积改造。再次，制度创新曾是推动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持续的粮食增产，1978—1984年，我国粮食增产率年递增4.9%。（高于前30年1.4个百分点）（注：《中国的粮食问题》，经济日报，1996—10—25（2）。 ）但从更直接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更应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事实上，由于农业科技是典型的“公共物品”，自1985年以来，我国在农业科研方面的投入至少是停滞不前的。尤其是农业科技缺乏重大创新，使农村经济的新一轮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难获科技这一基础保障，这对今后我国农业发展必将造成重大影响。最后，我国农业的生产方式落后，农村改革后广泛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但其暴露的问题也日益明显，主要是农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与现代社会化大农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农业的规模效应难以出现，先进的农业科技手段难以有效利用，使得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
第三，我国农业将越来越受到国际上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压力。进入90年代以来，农业国际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趋势。一些对国际农产品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修改自己的农业政策或粮食出口政策，以适应农业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这对正谋求加入WTO的我国农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如果我国今后继续封闭农产品市场，便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原则相矛盾，也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经济国际化的要求不相符。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和赶上了国际市场价格水平，这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已逐渐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如何经济地配置资源、选择合适的农业发展道路成为我国政府和人民必须面对的难题。而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放弃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尽可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利用相对廉价的进口粮，弥补我国日益扩大的粮食供求缺口，将成为我们不得不采取的合理选择。
总之，鉴于以上诸方面的压力，我国农业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成为必然的趋势。
二、农业国际化的后果
农业的国际化，对于克服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基础设施落后，投资不足，提高农业综合能力，进而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下，随着加入WTO 步伐的加快，农业国际化将会危及我国粮食安全和农民就业的担忧也越来越普遍起来。系统地分析，我们会看到，农业的国际化，不会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也不会危及农民就业。
1.农业的国际化，不会危及中国粮食安全。农业国际化会引起中国粮食安全的隐患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国农业基础条件差、生产方式落后，国内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将越来越少，对国际农产品尤其粮食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这种担忧又具体演化为这样的三个问题：一是在我国粮食需求绝对量较大的情况下世界上有没有足够的后备耕地资源为我国稳定、长期地提供粮食？二是在遭遇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我国的粮食需求怎么办？三是我国有无能力取得用于支付大量粮食购买的外汇储备？
强调重视我国粮食安全是正确的。上述观点提出的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是这种把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国际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正像农业保护不能带来粮食安全一样，开放的农业生产并不会与粮食不安全相伴随，相反，在较大的国际市场上调节粮食生产和供求要比在较小的、封闭的国内市场上方便得多。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是：首先，担心和怀疑世界粮食的供给能力没有依据。过去几十年世界粮食市场一直处于买方市场，按90年代水平计，全球粮食生产量年平均为17.05亿吨，消费量年平均为16.9 亿吨，（注：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PS数据库，转引自马洪等主编《中国发展研究》，第437页。 ）粮食价格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近40年来的发展趋势看，世界粮食的产量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人们的粮食消费已达饱和，使世界上大部分人的食物需求加速上升阶段已经过去。目前，世界后备耕地资源仍然十分丰富，北美、拉美、澳洲尚有大片土地荒芜。而且世界各国土地利用率都偏低，原因无非是在当前的比较利益下不愿意开发，而且随着世界粮食价格在供求影响下发生上扬，科技发展将对农业产生巨大推动，届时，世界粮食供给能力更会有巨大的提高。何况，近十年来，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量年均仅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2.33%，（注：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转引自马洪等主编《中国发展研究》，第439页。 ）世界粮食市场的波动对我国的粮食安全的影响是有限的。其次，担心或害怕经济封锁没有必要。历史研究证明，西方国家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因为种种原因很少成功。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中国当前如能顺利加入WTO， 则从根本上使这种可能变为不可能。而且，即使万一出现了这种禁运和封锁，我们可以在农业政策和贸易方式上采取种种方法来规避风险。何况，从长期发展看，世界粮食库存水平较高，粮食的出口替代性很高，使个别具有粮食垄断地位的粮食出口国期望用粮食作武器控制和干涉粮食进口国经济的时代一去不返。相反，进口国在当前世界粮食贸易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具备一定粮食安全基础、正在迅速工业化的粮食进口国，在价格和出口国的选择上都有前所未有的主动。最后，能否争取足够的外汇进口粮食的问题，不单是对农业的问题，同时也是其它产业所必然面对的。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靠我国政府加快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引导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引导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等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逐渐优化贸易条件，实现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
实际上，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已稳定地越过粮食温饱的安全线，我国并不存在“粮食危机”，倒是如何在农业国际化的过程中防止国内农产品总量供给有余而结构性不足这一“农业危机”值得我们重视：伴随中国农产品成本和售价开始全面超过国际市场，国内一些新兴需求的食品市场已经为国外商品所占领。进口农产品乃至食品的品种、品质和价格等，同国内供给性差异的对抗将是中国农产品面临的巨大危机。一旦国内新增、优质、高效食品需求大量依赖国际市场，再试图调整国内结构将会非常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有“农业结构的危机”但并不存在“粮食危机”。（注：参见马洪、刘中一、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版，第444—445页。）
2.农业的国际化不会危及中国农民就业。走农业国际化道路，一定程度上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在短期内可能会冲击本国农业发展，影响本国农民利益和就业。但是，它不会从根本上危及农民就业。首先，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一体化，通过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必然，粮食和其它商品一样，同样应该在比较优势的原则下进行合理的国际分工，从而带来各国农业的福利收益。相反，采取农业保护，虽能在短期内会保护农民的利益及就业，但会在长期上导致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导致总产出的减少，而真正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及就业。其次，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目前的产业比较优势并不存在于农业，也不存在于高技术密集产业，而是存在于低劳动成本基础上的加工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断发展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劳动力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是在这种国际产业分工的背景上完成的。最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任何封闭的产业保护，实质上都是保护落后。在封闭的农业保护中，中国的农业将永远落后，中国农民永远解决不了贫穷与就业问题。相反，采用开放的保护政策，即在开放的前提下适度保护政策的运作，会使我国的农业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长足的发展。有限度地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适度进口粮食，会加强国内农业的有效竞争、提高我国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而在关税水平、关税税率及关税配额方面的保护政策则又可以在一较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程度的我国粮食自给率，保证近阶段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而且，在这种开放的保护中，会逐渐形成和发现较多的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产业，当国内有较多的农业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时，我国各级政府和农民自然会有积极性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三、加入WTO与我国农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世界贸易的发展已使每个WTO 的成员国既是世界贸易规则的执行者也是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者。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10个贸易国之一，已经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听任他人来制定贸易规则，而尽快加入WTO 是改变这一状态的唯一路径。加入WTO， 将使我国的经济面临更多的机遇和全新的挑战。同样， 我国农业也将面临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 在加入WTO的前后， 确定农业国际化的思路和战略选择是我国农业适应这一全新环境的必然选择。
我国农业国际化的基本思路应当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通过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对接的资源转换机制。引导农民将生产要素投向土地节约型的高效农业和劳动密集型的非农产业，从而在提高要素报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实现收入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注：陈武：《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人大出版社，第205页。林毅夫：《制度、 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第94—96页。）而我国在当前的农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上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农业政策的宏观选择。我们知道，改革以前我国农业发展政策是典型的剥夺农业剩余、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服务的扭曲政策。80年代初期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后来的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为农业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林毅夫教授曾用计量经济学检验农业改革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实际效果，结果表明：1978—1984年期间，农业增长42%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通过刺激作用，对农业增长作出了约16%的贡献。）但1984年以后，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再对农业增长作出贡献；而市场价格取代国家收购价格对农业增长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耕地稀缺的资源禀赋特征日益明显，我国农业经济比较优势的下降速度逐渐加快，而农业比较优势的降低通常导致一种新的农业宏观政策的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农业政策从农业征税政策到农业保护政策的转变时机已经来临。（注：蔡昉：《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武汉出版社，第183—197页。）
当然，我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与国际通行的农业保护远不是一回事，彻底的农业保护政策意味着一国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来保证其食品自给自足，而且其农业劳动力比重已降到很低水平以保证一个较大比例的人口来补贴一个较小比例的人口。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比例高达71%，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为54%，显然不具备对农业实行全面保护的条件。我国的农业保护是应该有其特定的政策涵义的：这种有限度的农业保护是在发育国内农业市场的基础上，通过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或其他直接补贴以增加农民的收入，通过一定的产业政策运作来保证农业的长足发展并逐渐发掘出越来越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部门，从而避免在保护下出现这样一种要付出较大政策代价的局面：一方面国内农产品价格超过了国际市场水平，一方面价格又没有达到农业生产者所寻求的支持水平。
2.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走进WTO的过程， 也就是我国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在WTO框架下，除粮食外， 其它农产品在原则上都应该按照比较优势来生产，即适当让出部分产品的国内市场，把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品的生产减少到最低水平，同时将用于这些产品生产的资源转向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以扩大具有竞争优势产品的国际市场，实现国内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从我国的现实来看，虽然农业的比较优势大大下降，但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另外，在农业内部，我国因人均耕地少在某些经济作物上具有比较优势。这些都是我国在加入WTO 的过程中农业发展可资利用的方面。
具体来看，利用国际贸易发挥比较优势，我国农业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从目标上按照资源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实行出口替代。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随着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与此同时，我国应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取代东亚国家，加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根据要素禀赋和产品特征加快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即在农作物的选择上更偏重于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作物，增加单位面积上的劳动投入。最后，发挥这种比较优势，必须基于建立和发育国内统一的农产品市场。我国各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不一，资源禀赋差异巨大，构成各地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只有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后，这种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才可以转变为经济上的比较优势。
而从产业的竞争优势状况来看，进入WTO框架后， 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重点应该是以下这些产业：（1）牛、羊、猪、禽肉类产品。 我国是世界上肉类生产大国，生产优势突出：在价格方面，除禽肉外，我国肉类价格均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市场方面，除港澳地区外，日本、前苏联国家、印尼、以及中东地区国家都有较大的出口市场，所以肉类生产将是我国农业的一个重要优势领域。（ 2）苹果、梨等水果类产品。我国水果资源十分丰富，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目前国内主要水果价格大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在进入WTO后， 在保持这类产品价格优势的基础上引进国际竞争提高产品质量（特别是产品的外在质量），将为水果业扩大国际市场提供有利机会。（3）水产品。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渔业大国，综合生产能力较强，特别是水产养殖和劳动力资源丰富。进入WTO框架，有利于我国水产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加快水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同时有利于扩大我国水产品的出口市场，改变出口布局，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水产品作为优势领域发展的重点是，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包装及营销水平。
3.充分利用WTO规则内的“绿箱”政策措施。WTO规则内的“绿箱”政策措施具体包括：（1）政府的一般性服务，基础设施服务， 市场促销服务等；（2）为食品安全而建立的公共储备；（3）与生产不挂钩的直接收入支持；（4）作物保险与收入安全计划；（5）结构调整援助；（6）不利地区的援助计划；等等。“绿箱”政策的存在， 实际上为政府支持农业生产开辟了一条路径，因此，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一定要抓住有利机会，用足用够“绿箱”政策，把“绿箱”政策作为WTO 框架下政府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手段。结合“绿箱”政策，今后我国农业生产的国内支持应建立以农产品价格支持尤其是以粮食价格支持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这一支持体系在建立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方面：支持目标要由短期化转向长期化；支持方式要由投入补贴转向产出补贴；支持运行要由随意性转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注：冯海发：《论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我国农业发展的宏观对策》，《经济研究》1997.1，第52—53页。）而具体地支持政策运作应包括：一是应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包括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农民职业培训等，通过科技活动，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推动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农业的整体竞争能力。二是应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包括水利、道路、通讯、能源、市场信息等，通过基础设施投入活动，间接减少农民用于生产农产品的成本支出，缓解农产品成本的上升速度。二是应建立和完善能源保险体系，利用保险降低能源生产的自然风险，稳定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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