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良机与逆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良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的50年征途中，有两个特别关键的年份：1957年和1978年。建国头七年，古老而又新生的共和国，以无坚不摧之势，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从1957年开始，共和国的强劲发展势头受到严重顿挫，犹如一艘巨轮，因偏离航线而历尽艰险；1978年，经受十年浩劫的共和国，由拨乱反正而迈向改革开放，再现了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勃勃生机。回眸半个世纪的风云，本文将以1957年为切入点，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曲折坎坷的历史道路，以期引为鉴戒，获取教益。
一、生机盎然的1956年
只要尊重事实，公正的历史学家都能看到，从1949年到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注：[美]费正清主编，王健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长期处于最悲惨而贫困的国家行列中的中国，如同毛泽东在1949年十分自豪地宣称的那样，的确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注：[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481-48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版。）一部论述共和国头七年历史的专著，把《凯歌行进的时期》作为书名（注：林蕴辉等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可谓深中肯綮。基本事实和中国人民的切身感受表明，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一年，它提供了建国后第一次难得的最好的发展机遇。
从经济增长看，经过最初三年恢复时期和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达125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642亿元，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535.6亿元；从1953年到1956年，平均每年递增19.2%。这一年，中国不仅在工业技术水平方面有很大提高，而且建立与发展了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新的工业部门和基础工业，生产出了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使经济建设所需机器装备有半数能够自给，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而又重要的基础。农业总产值为610亿元，也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596.6亿元的水平；粮食总产量达到3854亿斤，平均每年递增4.8%。1956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上年提高14%；同期，全国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4%左右（注：以上数字均见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有关统计，恕不详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还可以从全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得到生动具体的印证：1950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36岁；1957年延长到了57岁，比当时其他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寿命长15岁（注：世界银行文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1卷，第98页，转引《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65页。）。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恶性通货膨胀的及时制止，物价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团结，吸毒、卖淫、赌博、黑势力等丑恶现象的基本清除，使绝大部分中国人从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中，真诚地敬佩、感谢和拥护中国共和党。党的威望是那样崇高，“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决不是官方炮制的政治口号，而是几万万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文教科技事业的进步显而易见。自1949年到1956年，高等学校的学生数由11.6万人增加为38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由126.8万人增加为586万人，小学生由2439万人增加为5770多万人（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全国范围高校分布日趋合理，中学县县都有，小学村村皆设，职工业余教育和扫盲教育遍地开花。1956年，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宽松、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心情比较舒畅的一年。新年伊始，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暖人心怀地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办法。更鼓舞人心的是，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和阐发了毛泽东“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他强调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为了急起直追，周恩来提议，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注：以上引文及内容详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18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重视。一件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听取34个部委汇报后，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屋建瓴地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注：全文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28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以下有关引文，不另作注。）的讲话。讲话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可以这样说，《论十大关系》充满实事求是精神，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是毛泽东全面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比如，在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说理十分透辟。另一件是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与会代表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归结而言，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版。）既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应该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八大”决议分析和处理国内主要矛盾，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能够按照《论十大关系》指出的道路，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又何至于发生狂悖的反右派斗争和荒唐的大跃进！
此外，八大政治报告和相关决议还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式确定为繁荣我国科学和艺术的指导方针，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39页。）中国共产党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随着革命暴风雨时期的过去，斗争的任务与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我们目前在国家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页。）而在党的建设方面则通过了一项富有远见的重要决策。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深刻指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上述决议，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而愈显其价值。
就国际关系而言，1956年也是建国七年来中国外部环境最好的一年。继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迫使“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之后，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又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展开出色的外交活动，促成了1954年7月21日签订的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签订印支停战协定当然是件大事，但更重要的是，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次以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的地位参预重要的国际会议，与美苏英法等大国共同协商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改写了近代中国因积贫积弱而备受耻辱的外交史。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缅甸，分别与尼赫鲁、吴努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关系的准则。次年4月，周恩来又在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上，挫败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亚非国家之间制造分岐、挑拨离间的诡计，坦诚地提出，以“求同存异”作为处理亚非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最后，与会各国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共同倡议，以十项原则作为世界各国实行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基础。由上可知，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已经由“一边倒”转变为“和平共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相当客观地评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政策奉行的是和平共处路线，亦可称万隆路线。中国的威望稳步上升，影响愈益增强，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似乎正成为世界新独立国家的旗帜。”（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78页。）为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第一次中美大使级正式会谈也于8月1日在日内瓦拉开帷幕。这一时期，中国不仅与世界各国进一步建立或发展了外交关系，而且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围绕对斯大林评价和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处理，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威望。
综上可见，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各方面审视，建国头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人民是以满腔爱国热忱奋不顾身地建设和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则因建树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受到全国人民的由衷爱戴。可以自豪地说：“新中国完全是以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制度、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65页。）当时，共和国若能顺势而为，执著前进，必将迎来一次难能可贵的极好的发展机遇。然而，1956年固然生机勃勃，但在生机中已蕴含“左”的隐患。就三大改造（对个体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从1955年夏季批判“小脚女人走路”开始，就已步子过快、急于求“纯”，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结果，只化了一年时间便在敲锣打鼓的报喜声中，匆匆完成了本来打算12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以致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就经济工作而言，不仅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病日益暴露，而且不断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开道，急于求成，指标过高（1956年初就不切实际地提出，到1967年要年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埋下了大跃进的祸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左”的倾向愈演愈烈，总是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视为“异己势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的胜利越大，成绩越多，领袖的威望越高，对他的批评监督却越来越少。作为上述因素的综合与蔓延，我们很快便不能不尝到历史的苦果。
二、错失良机的1957年
1957年春天，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夏天，情况突变，形势陡然逆转。
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讲演《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到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前后历时将近4个月。其间，由最初的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表稿，累计改了14遍，留下15份文稿。《正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处》还指出，专政的作用，一在“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一在“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的侵略”；而“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最完整的论述。《正处》在指明“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之后，强调我们之所以在此时“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注：以上引文及内容详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37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显然，沿着毛泽东上述理论指引的道路前进，中国人民完全有可能抓住良机，进一步发展1956年的上升势头，更加朝气蓬勃地向自然界开战，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防止产生脱离人民的新的贵族阶层，毛泽东几年来一直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7页。）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全党在新的形势下，把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这次整风的根本指导思想。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整风问题，要求全党严肃认真地“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热诚欢迎“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在论述双百方针时，毛泽东不仅深刻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而且特别强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只有采取“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才能“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注：以上引文内容详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0-415页。）。4月30日，也即《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前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还在天安门城楼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5月1日公开发表的整风指示，则把“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规定为指导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5月4日，毛泽东更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强调，这种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和间断”，因为，*
“没有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07-608页；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99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这真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一边是对国内社会矛盾有正确认识、对国际共运和波匈事件有明智分析，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向自然界开战，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为此而开展新的整风运动，欢迎人民群众批评监督，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一边则是洋溢爱国热情，充满忧患意识，富于政治敏感，既有“修齐治平”、“为民请命”的人文传统，民主自由、人格独立的现代意识，又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世界观受西方影响较多、思想容易偏激、行动又偏于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前者以自己的历史功勋和在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循循善诱，组织鸣放，鼓励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后者终于被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和信誓旦旦所感动，逐步消除了“怕挨整”、“怕钓鱼”、“怕扣帽子”、“怕遭打击”等顾虑，在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条件下，克服了欲言又止的心理障碍，响应党的号召，勇敢投入运动。从5月初的小心翼翼、泛泛而谈，到6月初的推心置腹、直言无讳；从《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刊登帮助党整风的发言内容，到《文汇报》的所谓“呼风唤雨，推涛作浪”，“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一时间，整个中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遵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教导，怀着庄重的社会责任感，向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在工作中所犯的缺点、错误进行了大胆公开的批评。一而再的动员，再而三的鼓励，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报导，终于引出了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那样石破天惊的言论。
然而，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向朋友们致衷心感谢”时，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风暴已经迫近。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他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有反共情绪的知识分子……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文章威严地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7页。）这篇文章表明，风向已经转了——毛泽东从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转向引蛇出洞，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由5月中旬到6月初，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定下的最重要的斗争策略便是：让右派大吐毒素，任意鸣放，愈猖狂愈好，愈嚣张愈好；要党的干部硬着头皮听，按兵不动，诱敌深入，准备后发制人。6月8日，时机到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社论，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
回过头来清理一下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上苏共二十大触发的强烈“地震”，波匈事件怵目惊心的连锁反应，以及国内从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区接连出现罢工、罢课、请愿、闹事甚至要来一个“匈牙利”等不安定因素，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中引出了两方面的认识与决策。一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在党内开展新的整风运动的决定；一是在实践过程中，由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到出乎意料地发现批评竟如此尖锐激烈，再联想到可能出现的匈牙利事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于是，整风运动转向在全国范围开展反右派斗争。顺着这条思路，我们就能把握毛泽东关于“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433页。）这一指示的真正意义；就能理解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段时间，《人民日报》及一切党报之所以“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这一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政治韬略之应用自如。“有人说，这是阴谋”。毛泽东却说，“这是阳谋”（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6-437页。）。
其实，历史走到了这一步，阴谋阳谋之辩已毫无意义。人们目睹的是，中共八大的决议被置之不理，阶级斗争的大旗又高高举起，反右派斗争的狂风暴雨席卷神州大地。响应毛泽东号召的人挨了毛泽东的整，按照最高指示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一再鼓励而终于掏出心窝的人发现自己是被引出洞来的“蛇”，是欢喜吃人的“鲨鱼”，是该被歼灭的“丑类”，成了昨天还是秘不示人的阴谋今天却是堂皇文告的“阳谋”的牺牲品！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不是《正处》讲话稿所原有，而是6月19日公开发表时，为适应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而添加的；直到省市以上机关和大专院校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时，中共中央才于10月15日下发了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注：详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93、621页。）。误入白虎堂的“右派”们，在后悔莫及之余，只能把“陷人于法，不教而诛”的怨言埋进肚里。
毛泽东说：“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8、456页。）。从1957年6月开始反右派斗争，到按百分比“深入挖掘”，再到1958年“补课”，全国一共划了多少右派分子呢？当年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八届十中全会后被作为“投降主义”的典型受批判、十年浩劫中沦为阶下囚的李维汉，在他告别人世前留下的《回忆与研究》中沉痛地反思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55万余人，是个概数，具体数字则是552877人（注：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占了全国约500万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以上。“错划”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扩大化”到了何等地步呢？根据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正状况和1980年的认真核查统计：“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8-619页。）经过审查，全国只摘帽子但维持右派原案而不予改正的，不到5000人，约占原戴帽“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一；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5位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注：据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626页；虞宝棠：《当代中国四十年纪事》第3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无怪乎吴祖光将反右派斗争指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
综览全局，通观国史，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后果远不止此。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29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直接导致1958年的大跃进。1957年7月，就在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已经浪漫主义地描绘了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注：《1957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3页。）的宏图。10月，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鼓吹农业“亩产两千斤”、“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个高产的国家”、“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注：《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9-474页。），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经过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敢于直言进谏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被划为右派、被当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象、被剥夺了政治上的发言权；没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谨小慎微、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或不愿多嘴。于是，土法炼钢、高产卫星、消灭四害、赶英超美、吃饭不要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以及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令人瞠目结舌的“发明创造”，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在全国大众媒介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为流传，畅通无阻。这一切，没有谁敢在大庭广众讲一个不字。以左倾和狂热为特征的大跃进，也就这样轰轰烈烈地以排山倒海之势祸殃全国。
原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难得的一次发展机遇，却因自己的失误，错过了；一场有可能使党的领导更健全、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的整风运动，一变而为“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斗争；先前已经存在的隐患，不是被清除，而是加重了。“福兮祸所伏”，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踌躇满志，更将毛泽东捧上了神坛。于是，良机向危机逆转，共和国遇上一连串灾难。
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多难兴邦”，这是中国古代非常富于哲理的政治格言。然而，多难未必兴邦，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从自己的错误和灾难中吸取教训，找到病源，对症下药，就很可能重蹈覆辙，继续在错误和灾难中挣扎。五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就在这五十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走过了生机勃勃→由治而乱→拨乱反正→再现生机的坎坷历程。此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邓小平说得对：“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注：《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1957年的顿挫，给了我们哪些难忘的历史经验呢？
第一，“左”是共和国发展的最大祸害，“左”害不除，国无宁日。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世界范围优胜劣败的生存环境中奋斗。亡国灭种的阴影，“开除球籍”的威胁，激励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英勇献身。因此，对于先贤急于求成的心态、“只争朝夕”的激情和某些非理性的过激行为，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历史主义地予以理解、同情甚而尊敬。但是，形成一股“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将“矫枉必须过正”视为革命定律，无视中国国情和事物演变的客观规律，就势必给共和国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害。为什么在三大改造中那样急于求成、急于求“纯”、争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什么在经济建设中那样过急过快地上项目、压“高指标”、批判“反冒进”而更冒进？为什么八大政治决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轻易被否决，“阶级斗争为纲”却始终紧箍人们的头脑？其源盖出于“左”！“过犹不及”。翻一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左”的错误造成的祸害和灾难，难道比右小吗？！以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而言，由于“宁左勿右”的错误导向，过分夸大敌情，把极少数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说成是“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十级台风”和“惊涛骇浪”搅得中国“天昏地黑，日月无光”，以至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全国各种范围内需要点名批判的右派数字，由6月9日最初估计的4000人，到7月10日加码为8000人，再到9月透“底”约15万人，最后至反右派斗争结束，全国实际划定的右派分子竟高达55万余人（注：以上数字均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620页。），比最初的估计数多了137.5倍！
作为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者和历史实践的权威见证人，邓小平以他特有的率直指出：“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注：《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致认定：“左”害不除，国无宁日。
第二，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尊重基本人权，坚持依法治国。
1945年，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热烈欢迎。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到了他和毛泽东之间一段非常深刻的对话。黄炎培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多没有能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这一周期率的支配力，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黄炎培：《延安归来》第34-35页。华中新华出版社1945年11月版。）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是世界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进步潮流，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防止政治腐败、走向繁荣富强的命脉所系。
建国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确实是谦虚谨慎地沿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人民监督的方向前进的。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宪法还在许多条文中庄严地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等等。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注：《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5页。）遗憾的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无情践踏，公民的基本人权被置之脑后，“监督”国家机关的公民被打成“右派”，宪法中的上述规定不少成了一纸空文。就拿以言定罪、以私人通信定罪而言，它滥觞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垂范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泛滥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言论和通信竟成为划定右派分子的重要“罪证”。至于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更是在全国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时才下发。类似做法，岂不是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宪法至高无上，还是政策与策略至高无上？
历史反思是民族觉醒的阶梯。在总结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教训时，邓小平的理论特别值得人们思索。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表明，决策程序必须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国家机关任何官员必须接受公民的严格监督，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沿着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毛泽东的权威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胜利不仅使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胜利也塑造了毛泽东即真理、毛泽东即救星的金身。伴随着延安人民《东方红》的嘹亮歌声和由衷赞颂，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的同时，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注：《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尽管在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分散的特殊条件下，这个规定的形成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在制度上、组织上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定权，并在实际上使中央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失去了与毛泽东平等讨论、民主决策的机会。如果毛泽东头脑清醒，党内多一些民主讨论、科学决策与制度监督，错误可能会犯得少些小些，即使犯了，也容易得到及时纠正；若是情况相反，人化为神，并且神圣不可侵犯，就会因个人专断、决策错误、权力过分集中而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大跃进和十年文革的灾难，不就是与此类“不好的制度”密切关联吗！？“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注：[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版。）——孟德斯鸠的名言，值得我们三思！
第三，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前途息息相关，离开知识分子，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证明，争取民族独立，追求民主自由，向往国家现代化，是中国绝大多数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品格。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毛泽东曾充分肯定：“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1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也是不可能的。道理很明显，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准，离开知识分子行吗？要实现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离开知识分子行吗？要实现科教兴国的宏伟战略，离开知识分子行吗？因此，我们决不能从单纯的“统战”角度和工具主义来“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而必须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治国兴邦的高度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帮助知识分子进步，克服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崇高理想。
回顾五十年来共和国的历史行程，凡是以知识分子为异己势力，以阶级斗争为纲，蔑视民主科学之时，知识分子便挨整，共和国便遭殃，发展便停滞，甚至倒退——反右派时期如此，文革十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以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奋斗目标，强调向科学进军，以教育为立国之本，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民主与法律比较健全之时，知识分子便心情舒畅，国家便繁荣兴旺，社会主义建设便快速增长——1956年已现端倪，1978年后更显昭彰。这是不是一条规律，毋须匆忙做结论；但若逆势而行，势必受到历史的惩罚。
自50年代起，“兴无灭资”的口号便如日中天，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座标。其实，这个口号是很不妥当的。且不说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等等，根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问姓“资”还是姓“无”，即使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观念甚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姓“资”的这一家，也是既有该灭的东西，也有不该灭甚至该借鉴、该继承的东西。经过反右斗争和兴无灭资，“百家争鸣”事实上连两家争鸣都不是，而成了一家独尊。1958年初，当中宣部反映：反右以来，大家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说话时，毛泽东颇为不满地发问：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注：转引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4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谁能当面回答呢？没有。只有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十年文革的历史，才作了子规啼血的回答。
历史机遇，稍纵即逝。抓住机遇，劣势可能转化为优势；错过机遇，优势可能转化为劣势。这也是1957年留给人们的宝贵启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敢于并善于从巨大的历史灾难中，实事求是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打破“左”的枷锁，坚持改革开放，使中国如同再生的凤凰，展翅飞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世纪之交，共和国正处在自己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机。机不可失，我们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发扬人民民主，坚持依法治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为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顽强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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