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颂》十二篇之原貌索隐——兼论王国维之《说商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貌论文,王国维论文,商颂论文,十二篇论文,说商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6)05-0073-06
《诗经》中《商颂》这组作品，现在仅存五篇。但在早期的古籍记载中，《商颂》原有十二篇。这一记载最早见于《国语·鲁语下》：“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1]这里所说的十二篇，《那》以下有五篇作品保留在今本《诗经》之中，剩余的七篇作品在郑玄《商颂谱》中是这样记载的：“孔子录《诗》之时，则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备三颂，著为后王之义，监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是矣。”[2]孔颖达《毛诗正义》说：“今诗是孔子所定，《商颂》止有五篇，明是孔子录《诗》之时亡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3]
诗谱与正义都认为，《商颂》中的十二篇作品，在孔子编定《诗经》的时候，就已经有七篇作品亡佚了。“亡七篇”的其他情况，在古籍文献中很少提及，究竟宋正考父编定的“商之名颂”十二篇的原貌如何？作为宋之乐师，正考父所校录到的十二篇作品，是否有所谓“宋之颂”或纯粹为“商之颂”，这对于我们认定《商颂》的创作年代，应该说具有重要的线索上的意义。笔者正是想从这个线索上做一番尝试，以期考察出今存《商颂》大致的创作年代，并进而说明今本《商颂》的性质。
一 王国维《说商颂》中存在的问题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所存《说商颂》两篇文章，是现在学术界认定《商颂》创作年代的主要依据。静安先生依据文字学以及古籍的相关记载认定《商颂》创作于春秋时期的宋国。这种观点也被一般的文学史作者所接受。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鲁颂、商颂是春秋前期鲁国和宋国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4]（其修订本中仍保留了这种看法，只是增加了一条注释，对此作了简单的说明）。郭预衡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明确说：“《商颂》并非商诗，而是春秋殷商后裔宋国庙堂乐歌。”[5]只有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6]。
文学史的编写往往是对学术研究成果权威性的评判。上述三本文学史中，除袁本文学史认定《商颂》创作于殷商中后期而外，其他两本文学史则明确认定《商颂》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宋国。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中也说：“《商颂》的时代旧有二说：一是宋国；一是商代……只要明白《商颂》非商诗，则作者问题不妨存疑。”[7]可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还是有明显的分歧。而这种“《商颂》本是春秋中叶宋人做的东西”[8]观点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当是接受了王国维的看法。
王国维对《商颂》创作时间的认定，固然有其独到之处，但我们以为尚有以下三点不能令人彻底信服。
1.王氏依据现存的五篇作品来认定全部《商颂》的创作年代，方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商颂》原来有十二篇作品，这不仅在《国语》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也被历来的说诗者所普遍接受。在考订《商颂》创作年代时，这是不能被忽视的。换言之，说今本《商颂》中保留下来的五篇作品写成（非创作）于春秋时期的宋国则合情合理，但断言说《商颂》创作于春秋时期的宋国则未免有武断之嫌。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实际上是一个校勘、著录的过程，而不是创作。即便如王氏所言，“《鲁语》‘校’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二篇于周太师。”[9]那也不能理解为《商颂》是创作于春秋时期的宋国，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将王氏《商颂》是由春秋时期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这一结论中的“所作”更改为写定或著录似乎就更加合理。
2.王氏结论最明显的矛盾之处在于无法解释宋戴公时代的正考父活到宋襄公时代年岁太长的疑难。这一点袁本文学史在其有关《诗经》的注释中已经指出[10]。关于正考父，《国语》韦昭注曰：“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11]《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说：“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12]据此记载，正考父乃宋戴公时代的人，孔颖达《毛诗正义》，苏辙《诗集传》，朱熹《诗集传》等著作也转引认同。如果正考父生活于宋戴公之世，当周宣王时代，那么，他又如何能活到宋襄公时代而将《商颂》十二篇献之周太师？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载，宋戴公立于周宣王（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1年）二十九年，享国34年。宋襄公立于周襄王（公元前651年-公元前618年）二年，享国14年。自戴公至襄公，中间经历武公、宣公、穆公、殇公等七世，历时102年。如果再将正考父活动于周宣王（宋戴公）和周襄王（宋襄公）时代的时间计算在内，那么，正考父的年寿当在百一二十年以上，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对此，《史记·宋微子世家索引》辨析道：“今按，《毛诗·商颂序》云正考父于周之太师‘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国语》亦同此说。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谬说耳。”[13]
当然，说正考父生活于自周宣王至周襄王时代因年代过长而与事实不符，这还不是笔者所要论述问题的关键[14]。值得注意的是，《诗序》和《毛诗正义》都认为正考父校理的是商亡后所散佚的商代颂诗，《国语》中所说的“校”应理解为校订、校勘之意，而并非是在写作赞美宋襄公的颂诗。由此可以看出，《商颂》中确有部分作品“是商家祭祀乐章”，经过漫长的流传过程，到宋襄公时代，才由正考父将其校勘成册。这种结论既见于郑玄《诗谱》、孔颖达《毛诗正义》以及所引《史记·宋微子世家》“太史公曰”中，也早已见于今人的著述之中[15]，只是不被一般的说诗者所注意而已。
3.细读王氏《观堂集林》中《说商颂》一文，总有一种结论不能自圆的感觉。在《说商颂上》中，王氏的结论是：“然则《商颂》为考父所献，即为考父所作欤？曰：否。《鲁语》引《那》之诗，而曰：‘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可知闵马父以《那》为先圣王之诗，而非考父自作也。”这明是承认，《商颂》乃先王之诗歌，或赞同《正义》所言——《商颂》为商代诗歌。但在《说商颂下》中却又说：“然则《商颂》果为商人之诗与？曰：否。”“由是言之，则《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这其中观点的转变，主要依据是王氏对《商颂》中个别语句的考证（王氏的考证也有难以立足者，如认为“景山”系专有名词，指宋国景山。然此“景山”与《鄘风·定之方中》之“景山与京”之“景山”相同，实乃“大山”，并由此得出结论：《商颂》“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16]。
我们知道，先秦古籍的成书状况是有别于后世的，其大多先是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流传期，然后才著录于竹帛之上。更有甚者，很多先秦古籍，题为某人所作，但却记载了大量作者身死之后的事件，如《晏子春秋》、《韩非子》等。这与古人“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的习性相关，这种冠名方式实在是一种“凡古书之题撰人者，皆所谓意必之辞也”的无奈之举。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将这些古籍目为伪作或怀疑其成书的时间。同理，从《商颂》个别语句的运用上也是不能得出其作于宋国的结论。“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抑或正是一个以“当下”语句校勘、整理古之《商颂》的过程[17]。
二 宋人称为商人，“宋颂”也可称为“商颂”
春秋时期的宋国是周王朝统辖下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诸侯国，它是不属于以周王为大宗，其他诸侯国为小宗的以血缘亲情所维系的宗法关系网的。宋人是商之遗民，西周王朝分封宋国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阳尊阴治的统治策略。《尚书》等古籍对此都有大量相关的记载：《泰誓上》：“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18]《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19]《史记·周本纪》也记载：“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易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20]
西周人反复申述这种殷商“自绝于天”、“商罪贯盈”而周代殷乃“时惟天命”思想的目的，除了表明自己得天下的合理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宣扬一种“惟命（天命）不于常”[21]的思想，努力使商人安于现状，臣服于周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上的消灭才是对一个民族本质上的消灭。限制商文化的传播就是西周人阳尊阴治商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途径。但是，商人的文化信念是坚定的，西周初年以武庚为代表的商族叛乱，以及《尚书》、《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就是这种信念的有力证明。春秋时期的宋人，从本质上是对商文化的继承或至少可以说他们与商文化是属于同一文化体系。商之遗民的宋人，虽然隶属于周人，但在他们的内心还是以商人的后代自居，并且使这种自我定位意识保留了很长的时间。
《史记·宋微子世家》“武王崩……（周公）乃命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爱戴之。”这说明在西周初，商民族还是一个保留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部团结且难以融入周族大家庭的特殊社会群体。
“九年春，宋灾……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22]至春秋后期，宋国人仍然是以祭祀殷商十世之君盘庚作为自己避灾禳福的主要方法的。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23]（杨伯峻先生引盛昱《欎华馆金文商丘叔簠名》云：“商，宋也。”然其不曰宋而曰弃商者，亦以见“寡人虽亡国之余”之意）所谓“亡国之余”，标榜的仍是一种独立的民族意识。
宋人不仅自认为是商的后裔，甚而拒绝以宋人自称，以表明自己是商文化的继承者。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说商颂》中也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宋人即商人”的问题。而且还从文字音韵的角度指出：“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然则商之名起于昭明，讫于宋国，盖于宋地终始矣。”[24]
“商人即宋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从这种“商”、“宋”文化一体的角度出发，我们是否可以对《商颂》这组诗歌做出这样一个不违反学理的推测：古《商颂》中的十二篇作品，除了今存的五篇作品之外，“亡七篇”中的作品，即使是春秋时期的宋国人所作，那么从文化继承或仅仅从民族情感的角度讲，他们也会将其命名为《商颂》。这是可以肯定的。《毛诗正义》中说：“此《商颂》五篇，自是商世之书，由宋而后得有，故郑为《谱》，因商而又序宋也。”[25]《正义》的意思是清楚的：《商颂》现存的五篇作品，是商代产生的颂诗，只不过是由宋人校订而成册的。
当然，对这组作品产生时间的认定，前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史记·宋微子世家》就说：“太史公曰：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26]但这种看法很快就受到《史记索引》的质疑。《史记·宋微子世家索引》引《韩诗·商颂章句》说：“亦美襄公，非也。今按：《毛诗·宋颂序》云正考父于周之太师‘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国语》亦同此说。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考父追作也。”[27]
三 《商颂》的产生、结集方式
关于《诗经》的成书与结集，赵逵夫先生曾有详尽的论述[28]。按赵先生的论述，《诗经》是分两次编辑成书的，《商颂》大约是在第二次即公元前6世纪前期被编入《诗经》之中的。朱光潜《诗论》中说：《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郑’、‘卫’、‘齐’、‘陈’等字只标明属于这些分集的歌谣在未写定之前流行的区域。在每个区域里的歌谣都各有早起的，有晚起的。我们不能因为某几首歌谣有历史线索可以推测年代，便断定全区域的歌谣都属于同一年代。”[29]我们认为，正像国风的产生起自公元前11世纪，终于公元前6世纪那样，颂诗或说商颂的产生恐怕也会是这样一种漫长的创作过程。所以，袁本《中国文学史》也承认从体裁和风格上看出，《商颂》中的五篇的创作年代也是出自于不同的时期之内[30]。程俊英《诗经注析》也说：“《那》、《烈祖》、《玄鸟》为祭祀乐歌，不分章，产生的时间较早。后二篇《长发》、《殷武》是歌颂宋襄公伐楚的胜利，皆分章，产生的时间较晚。”[31]其实这种看法在《毛诗正义》中就已经申述得极为清楚：
此三王（汤、中宗、高宗）皆有功德，时人有作诗颂之者。《那》序云：“祀成汤。”是颂成汤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颂中宗也。《玄鸟》、《殷武》序皆云：“高宗”。《长发》居中，从可知是《玄鸟》三篇颂高宗也。此颂之者，皆在崩后颂之。《那》祀成汤，经称“汤孙”，笺以汤孙为太甲，则《那》之作当太甲时也。《烈祖》祀中宗，笺称“此祭中宗，诸侯来助”，明是其崩之后，或子孙之时，未知当谁世也。《玄鸟》祀高宗，笺以祀常为袷，高宗崩而始袷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是崩后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则亦在其崩后。《玄鸟》、《殷武》既是崩后，则知《长发》之作亦在崩后矣。《长发》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修治寝室，皆是崩后追述之也。[32]
从《毛诗正义》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现存的《商颂》五篇确实非一时之作（具体论述见后文）。
颂诗有别于风、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33]作为祭祀的乐章，颂诗往往只能产生于某位国君“崩之后”。因此，颂诗的产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存《商颂》中的五篇作品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几乎与商王朝相始终的漫长的创作过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想，这种创作在商代后期甚或在商亡后的宋国是否会得到延续呢？如果这种猜测能够成立的话，《商颂》十二篇中是否就应该有宋国的颂诗呢？
四 现存《商颂》祭祀对象的特点及其他
祭祀祖先与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中特殊而突出的文化现象，同时中国古人又总是将这种祭祀文化观念与强烈的“劝善惩恶”的历史意识结合在一起，以期在对祖先的祭祀之中体现出以史为鉴的社会理想。商代社会是一部兴衰交替的发展史。尤其当社会衰退的时候，商代人往往会通过祭祀来追述先王的德行，并通过先王的转述诉诸上帝，请求赐福。现存《商颂》中的五首颂诗正是按照这样的文化意识传统形成的。那么，这五篇作品的祭祀对象又有何特点呢？其作品的排列顺序又是什么特点？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第一，颂诗的基本创作动机是诗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诗也”，即其表达的是后人对前代先王（当然是有功先王而非所有的先王）的歌颂。由于先王的离世前后时间不等，故其创作时间自然就是非一时之作。值得注意的是现存《商颂》中的五篇作品，就可考者而言，基本上是按照商代世袭的顺序排列的。具体而言，五篇作品的具体创作时间大致是：《那》是成汤崩后所作之歌。按《正义》的说法，“《那》之作当太甲之时”[41]。《烈祖》是中宗崩后所作之颂歌，只是崩后“之后”到何时，则“未知当谁世也”[42]。
《玄鸟》、《殷武》两首都是祭祀高宗的祭歌。据《正义》所载，《玄鸟》还是“高宗崩，三年丧毕，始为袷祭于契之庙，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43]，指正出了具体的创作时间。而《殷武》则是“诗人追述其（高宗）功而歌此诗也”[44]。
比较特殊的是《长发》一诗，《诗序》将其主旨解释为“大禘”。《正义》解释说，它是“殷王高宗之时，以正岁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于南郊。诗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诗也焉”[45]。那么，此诗当不属于祭祀祖先的颂歌，其具体的创作时间大致也当是在高宗之后不久。
第二，《商颂》中的五篇作品，不仅表达的是后人对前代先王歌颂，而且祭祀的对象都是商代历史上先王中的“美者”或说是有“盛德”者。这一点从上表中所引《史记》、《正义》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
现存《商颂》中五篇作品的上述两个特点，不禁使我们很容易又想起《商颂》中的“亡七篇”。这七篇作品的祭祀对象又是何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商代以及商之后裔宋国的历史上，有“盛德”的“美者”，绝不仅仅只有上述几位。仅《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到的贤德之王就有：“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称太宗。”“帝祖乙立，殷复兴……”“是为帝盘庚。……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爱戴之。”“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太史公曰：……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
表1 《商颂》中的祭祀对象及其排列顺序
篇名被颂者 郑笺对被
诗歌中涉及的
《毛诗正义》中关于 《史记》中关于
颂者的解释
其他被颂者
被颂者的解释 被颂者的记载
《那》 成汤 成汤创业垂统，制礼作乐，及其崩也，后世 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
以时祀之，诗人述其功业而作此歌也。[34] 子位，平定海内。[35]
《列祖》中宗
中宗，殷王太成汤
中宗既崩之后，子孙祀之。诗人述中宗之……殷复兴，诸侯归之，
戊，汤之玄 德，陈其祭时之事，而作此歌焉。经称成故称中宗。[37]
孙也。 汤王有天下，中宗承而兴之，诸侯助祭，神
明降福，皆是祀时之事，故言祀以总之。[36]
《玄鸟》高宗
高宗，殷王武契、成汤
高宗崩，三年丧毕，始为袷祭于契之庙。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
丁，中宗之玄孙 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兴汤驩，殷道复兴……帝武丁
之孙也。
之功，下能垂法后世，故经远本玄鸟生契崩，子帝祖庚之。祖己嘉
……高宗之功，泽流后世，因袷祭而美其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
事，故序言袷以总之。[38]庙为高宗……[39]
《殷武》高宗
成汤
祀高宗之乐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
宫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兴殷
道，伐荆楚，修宫室。既崩之后，子孙美
之。诗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诗也。[40]
清人方玉润说：“盖天子七庙……其有功德之君，则后世宗之，……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预限其数。”[46]古代的祭祖习惯是“有功德者皆然”，而且是“不可预限其数”的。由此，我们便很容易推测出，《商颂》“亡七篇”作品的“美者”，当大致不会也不该溢出上面所列的这些被司马迁称之为贤德的商、宋诸君。那么，《商颂》“亡七篇”的内容，便有了两种可能：其一，“亡七篇”所祭祀的可能仍是殷商时期的君王，其产生时间应该是在商代，流传到商的后裔宋国，才被正考父校订成集，并献之于周太师；其二，“亡七篇”中的作品，可能既有祭祀商代君王中的“美者”，也有祭祀宋国君王中的“美者”，而且如果参考“三颂”中“鲁颂”的情况看，后者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鲁颂》中的四篇作品祭祀的就是春秋之时鲁国的君主。如果这样的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商颂十二篇的内容不论是以上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其中有产生于商代的作品，则是可以肯定的。换言之，《商颂》中的十二篇作品，是由殷商时期到春秋时期宋时所陆续形成的，其中既有殷商时期产生的作品，可能也有宋国产生的作品。
五 宋国之颂：从《鲁颂》看《商颂》“亡七篇”的祭祀对象及其亡佚的原因
我们推测得出古之《商颂》十二篇作品的祭祀对象中很有可能包括春秋时期宋国的君主这样一个结论，除了从现存作品的内容上得出结论之外，另一个依据，则是来源于对三颂中《鲁颂》的比较参考。
今本《诗经·鲁颂》有《駉》、《有駜》、《泮水》、《閟宫》这样四篇作品，考其内容可知，四篇作品都是祭祀或说是颂扬鲁僖公的作品（依毛诗序：《駉》颂僖公也；《有駜》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閟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鲁僖公是《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君中的第五位君主，生当春秋中期。那么，《鲁颂》为何不祀鲁国历史上的其他盛德先王，却只选择了鲁僖公这样一位并非鲁国历史上非常出众甚至还可以说是较为平庸的君王大肆祭祀呢？《诗序》的解释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榖。”[47]
除了认为鲁僖公是鲁国历史上能够“遵伯禽之法”，安宁鲁国，值得祭祀之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考虑到周、鲁同宗，周之先祖即鲁之先祖。《周颂》中已有大量祭祀周、鲁先祖的作品，故《鲁颂》中则只保留了祭祀鲁僖公的作品了（另一种解释认为鲁、宋无风诗而只有颂诗）。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回答上述疑问，但却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我们对《鲁颂》中为什么只祭祀鲁僖公的疑问。问题在于，既然《鲁颂》乃祭祀鲁君的作品，那么《商颂》则为何全为美先王之功德的作品？
顾炎武《日知录》对此的解释是：“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48]
顾氏的意思是说《鲁颂》为当代之诗，《商颂》则是先代之诗，其着眼点或许是在寻找这两类作品的差异并解释上述疑问。但他还是忽视了对《商颂》“亡七篇”的考虑。那么，如果我们顺着顾炎武的思考进一步向前推测，我们是否可以说，今本《商颂》五篇乃先代之诗，而其所亡之七篇作品，则很有可能是属于《商颂》中的当代之诗，是祭祀宋国之君的祭歌，只是被《诗经》的编者有意识地将其删去罢了。那么《诗经》的编者删节《商颂》的原因又是什么？方玉润的解释或许最为可取：“愚谓颂之体始于商，而盛于周。鲁，其末焉者耳。然必合三诗而其体始备，亦犹后世之论唐诗有盛、中、晚三唐之分，此三《颂》之体所由辨也。而乃先周而后商者，何哉？盖先周者，尊本朝；后商者，溯诗源，编《诗》体例应如是耳。”[49]也就是说，《诗经》的编者在编辑此书的时候，主要的编辑原则是基于两点：其一是从文学的角度考虑，要编辑一本能够体现颂诗发展历程的诗集；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则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考虑编辑一本能够“监三代之成功”的政治治乱之书。考虑到春秋时期宋国特殊的诸侯国地位，是难以和周、鲁相提并论的。如果将宋之颂也收入颂诗之中，则很难实现郑玄《商颂谱》所说的“以备三颂”、“监三代之成功”的编著目的。所以顾炎武说：“《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50]也即是说，孔子对三颂的编著体例的认可，正是考虑到了这层意义。
按赵逵夫先生的论述：“《商颂》在此时（指宋戴公、武公、宣公之时）以单行存于周太师，传之宋大夫。到它编入《诗》之时，又失去了七篇，可见在正考父之后又经过较长时间才编入《诗》。”[51]只是需要引申强调的是：《商颂》经历了一个自商代至春秋时期宋国漫长的创作时期，至正考父时代，“平王东迁，其时宗周既灭，文物随之。宋在东土，未有亡国之祸，先代礼乐，自当无恙，故献之周太师，以备四代之乐”[52]。正考父于周太师处将原来保留下的商颂（可能包括宋之颂的一部分）校理成册，计十二篇，献于朝廷。后来《诗经》的编定者将其中属于宋之颂的部分再删节编入颂诗，从而形成了今天颂诗的结构。这种结论也正好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言：“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53]
收稿日期：2006-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