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国共两党关系研究状况及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年来论文,状况论文,关系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共关系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自80年代中期形成以来就得到迅速发展，目前的研究已形成方兴末艾的趋势。本文拟总结10年来国共关系研究状况及特点，展望未来发展趋向。
一、研究状况及特点
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考察，国共关系研究现状及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接连召开。自1988年10月在武汉召开全国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以来，迄今已接连召开了7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这7次研讨会，从讨论的主题看，由国共关系的基础问题、规律到经验总结；由历史到现实；由探讨第三次国共合作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在内容上有由表及里，逐步深入之势，另外，7次学术讨论会共征集论文700多篇，编入公开出版的论文集的近400篇。
2.历史的研究底蕴丰富。1988年第一部《国共两党关系史》问世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此后国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张广信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苏仲波、杨振亚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991年王功安、毛磊在《国共两党关系史》的基础上又主编了150 万字全五卷本《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将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另外，还有刘建武主编的《国共关系七十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田克勤主编的《国共关系论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等。如果将十年研究分为两段，前5年为开拓创立时期，后5年为深化提高时期，那么，在后5年里，最引人瞩目的有两部著作，一是由马齐彬主编的90万字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另一部是由黄修荣著的150万字的《国共关系七十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共同将这一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专史也涌现出来，如杨世兰主编的《国共合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林家有等主编的《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郑德荣主编的《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马建离等主编的《海峡两岸对峙四十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等。
3.现实的研究全面铺开。在研究历史的同时，对国共关系现实问题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到目前已有全面铺开之势。其热点主要有：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问题，关于“一国两制”问题，关于国共两党政策的演变，关于新时期的国共关系等等。总之，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重点突出，视野也很开阔。
4.全国六大研究点基本形成。目前，全国基本上形成了六大研究点：武汉研究点、北京研究点、西北研究点、东北研究点、华东研究点、广州研究点。各个研究点均有一批专家、教授起骨干和领头作用。从地域上看，六大研究点均匀分布全国，在各研究点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带动下，国共关系的研究队伍呈网络状分布全国。在此基础上，全国国共关系暨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筹备会）于1990年成立，这对进一步推动国共关系的研究起了中枢和带动作用。
二、重要研究成果
（一）宏观研究成果（此特指对国共关系学科体系的总体把握及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作者注）
1.关于国共关系学科研究的对象。这一问题经过几次研讨会探讨基本为各方专家所认同，即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具体研究国共两党产生并发生关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背景；合作与分裂的经验教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及其对两党关系发展的影响；联合与斗争的实践活动，揭示其客观发展的规律。
2.关于国共关系的历史分期。这一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因分期标准不同，大致有三种模式：（1）以国共关系发展的典型形态，即合作与分裂为标志。但在这一模式里，由于对分期的原则、合作和分裂界定点的不同理解，出现两种典型板本。一种是武汉王功安、毛磊本（《国共两党关系通史》），其分期原则是：关于合作，只要一方提出合作意向，即视为合作的酝酿；关于分裂，双方都有明确分裂，才构成两党关系分裂时期的到来。据此，其分期为：第一次合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1927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对国民党通告》；第一次分裂，1928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1935年秋冬中共发表《八一宣言》；第二次合作，1935年秋冬——1947年3月中共驻南京代表全部返回延安；第二次分裂，1947年3月——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合作的提出及国共关系的新发展，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至今。另一种版本是南京苏仲波、杨振亚本（《国共两党关系史》），分期原则：合作一定是双方情愿，仅一方有意，合作不能成立；而分裂只要一方作出决定也会造成分裂。据此，国共关系史可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第一次合作酝酿及形成， 1922年1月远东民族大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分裂形成，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1927年11 月中共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第二次合作酝酿及形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9月蒋介石发布联共抗日的谈话；分裂形成，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3月中共和谈代表全部返回。（2）武汉萧德才对上述分法持异议，他主张以影响和制约国共关系发展的特有社会历史背景、条件和任务作为分期的标准，其分期为：大陆时期，1921年中共成立国共关系开始产生——1948年国民党退台前；海峡两岸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撤退台湾——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振兴中华时期，祖国统一——中华民族的复兴。（3 ）以国共关系演变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历史特点的阶段性来划分。这以西安张广信本（《国共关系史略》）为代表。具体分期为：第一次合作，1922年1 月孙中山正式赞同马林提出的合作建议——1927年7月汪精卫分共会议；尖锐对峙，1927年8月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1935年7月民族危机的加深；第二次合作，1935年8月中共《八一宣言》的发表——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战略决战，1946年6月——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期对立，1949年10月——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提出及其关系的新发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3.国共关系的主题。有学者认为，国共两党的关系受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牵引烘托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又从属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和今天国家的统一。两者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就国共两党而言，共产党始终代表着这两大主题，而国民党在同共产党合作时，更多地体现了这两大主题，在与共产党分裂时，则更多地背离了这两大主题。国共两党关系的主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题的延伸，它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同时又体现着社会主要矛盾。
4.国共关系的历史特点。有的学者认为国共关系既不同于一般情况下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国共两党与其它党派的关系，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情况最为复杂而又多变的一种党派关系。其历史特点主要是：两党关系基本形态演变的反复性，经历了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再次向合作发展演变的过程；两党关系主要内容的延续性，始终围绕着政权与军队的合作与对峙这两个主要内容；两党关系具体形式的多样和不平衡性，除合作与分裂的基本形态外，还有介于两者间的形态，如对立和斗争，接触与谈判、磨擦与冲突等等。
5.国共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多数学者认为，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及再次酝酿合作，是国共关系发展的主要规律，每次合作与分裂又不是前次的简单重复，而是曲折发展，螺旋上升。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主次地位的变化决定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这才是国共关系发展的主要规律。有的学者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的关系，迄今为止，没有绝对的合作，也没有绝对的分裂，历史上出现的是大联合中的小分裂与大分裂中的小联合。
6.国共关系的基本经验。这也是历次研讨会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许多专家学者总结70多年来的国共关系，得出一条根本经验即“合则两利，分则两损”，因此，积极推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和海峡两岸的统一，对国共两党和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利的。
“求大同，存小异”，这是诸多专家学者总结的又一条根本经验。几十年来，国共两党寻求大同时，就出现合作，强调大异时就发生斗争。因此，正确处理大同与大异的关系，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祖国的前途。而“一国两制”就是这一经验在当今条件下的体现。另外，有的学者认为，让步政策是处理国共关系的一个准则，缓解两党矛盾是大势所趋等等。
（二）微观研究成果（此特指对国共关系具体问题的研究——作者注）
国共关系的微观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从7次全国学术讨论会收到的700多篇论文看，绝大多数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下面仅介绍带倾向性或具突破性的观点。
1.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这是研究较为集中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党内合作形式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实际早已有之，但现在不少学者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第一次合作的实现，是由共产国际带包办性的帮助和两党领导人会商迅速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是靠组织改变党员的态度；国民党则是靠孙中山的权威推行这一政策。可见，合作形成前，两党从中央到地方，从骨干分子到普通党员，对合作大都缺乏积极的思想准备。特别是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对合作持敌视和怀疑态度，已隐伏下分裂的种因。有的学者认为，党内合作形式，是马林照搬印尼革命经验的结果，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党内合作形式必然加强国民党的主体意识，束缚中共独立发展的手脚。在党内合作形式里，保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保证统一战线不破裂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公式，沿此种形式发展，要么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政党；要么就是使统一战线破裂，中国革命发展进程走向了后一种结果。还有学者认为，共产党过左的土地政策，如“没收地主的土地”等，使阶级矛盾激化，加速了国民党右转。
2.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的学者根据新挖掘的材料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初期，国民党曾通过四条渠道主动沟通国共关系，表达谈判意向。有的学者突破传统观点，认为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有60万军队进入敌后，其中一部分爱国官兵坚持团结抗战，国共军队形成了敌后共同抗战的局面，表现在政治、军事及作战物资的相互合作和支援。有的学者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与“一国两制”联系起来研究，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抗日政权，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共产党的“中华民国特区政府”。这种两个政权组织的合作和未来的“一国两制”尽管其具体环境和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政权的领导关系和组织形式上，却是十分相似的。这种合作形式的政权概况、经验教训，对于促进“一国两制”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启迪。
3.关于第二次国共分裂。有的学者提出了解放战争的第三条战线的新观点。传统观点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开辟有两条反蒋战线，一是国共军事战争，二是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民主运动。现在提出的第三条战线是指中共发动领导的国民党爱国官兵的起义运动。起义运动中起义人数共达114万人，如以整个解放战争国民党800万军队计算，起义占其军队总数的1/7强。由起义而导致和平解放的国土面积为55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1/2强。
4.第三次国共合作和“一国两制”的问题。许多学者都从国际国内环境、大陆与台湾的现状、历史与现实等多方面的论证了其可能性和必要性，并认为，“一国两制”是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最好方式。有的学者论证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另外还有：对两次合作与分裂经验教训的总结，国共合作在某一地区的实现，著名人物对国共合作的贡献，中间党派与国共关系，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国际形势对国共关系的影响，对国共两党具体政策的研究，对“台独”问题的研究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
三、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由于国共关系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初始阶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十年来国共关系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线性研究模式，历史痕迹较浓，大多数学者普遍采用的是历史研究法。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是系统化，对于开拓学科领域来说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带来以“史”为主，而现实问题研究不够的倾向。
2.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研究多局限在国共两党的“合”与“分”这两种特殊的形态，而对于介于两者间的中间状态、过渡阶段以及国共关系的旁枝系统的研究，显得薄弱。
3.研究内容存在片面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共产党研究得多，对国民党研究得相对少。其二是对政治问题研究得多，而经济、法律、思想及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
另外，一些研究者往往满足于对经典作家们的某一论述或结论作注解或论证，而对一些问题的创见性则较少，这尤其表现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上。
四、发展趋向
在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认为，学术界今后的研究动向将有以下几个特点。
1.理论性的研究将更加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国共关系学科总体上的理论研究，将有一批新的成果出现，如《国共关系概论》（已出版）、《海峡两岸关系概论》（即将出版）等专著。其二是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将进一步深化，这方面，待挖掘的领域还十分宽广。
2.专题性的研究将成为主流。一批视野更开阔，角度更独特的专题研究著作已在最近和今后两三年内将相继问世。如《国共两党谈判史》（已出版）、《前苏联与国共关系》、《美国与国共关系》、《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毛泽东与国共关系》、《邓小平与祖国统一》等等。这批专著的出现，将把国共关系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3.海峡两岸关系及祖国的和平统一将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