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出版研究的发展路径与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特色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版研究的历史并不短，但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现代出版研究却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最早提出了“出版学”概念，而日本和韩国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出版研究学术化、体系化的努力和探索。① 欧美出版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出版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此前以各种视角对出版现象和出版问题进行的研究却并不少见，在不少学科领域中早已包含了出版研究的成分和有关出版的知识内容。
一、欧美出版研究的历史渊源：多学科介入的历史与现状
传播学的奠基人施拉姆曾说过：传播学好比一个公共汽车站，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这里上车，也可以随时在这里下车。传播学实际上存在于各种学科对于社会传播现象的研究之中。欧美出版研究的发展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这一比喻，欧美国家的出版研究具有多学科介入的特点。
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顿于1644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他认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前提。《论出版自由》是欧洲历史上较早探讨出版问题的论著，它与19世纪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论自由》一起，被称为西方出版自由理论的两大经典。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曾对出版自由、人类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书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过精辟的阐述，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出版问题的一系列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是现代西方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两个重要学术流派，它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两个学术派别的研究中有不少内容在不同层面涉及到对书籍、杂志等传播媒介的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研究重点是从哲学、社会学视角考察现代传媒和大众文化，传播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② 建议以之取代“大众文化”的概念，并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对大量制作并传播文化产品的“文化工业”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批判。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将“文化工业”的主要特征和内涵概括为：商品化、技术化、同一化和强迫化。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文学批评家本杰明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与阿多诺、马尔库塞有所不同，他提出了“技术复制文化”的观点，认为技术复制是对文化的革命和解放。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中，包括了他们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的生产和传播进行思辨研究而得出的理论成果，“文化工业论”从某种视角给出版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文化研究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语境限制性的特点，即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决定了文化研究的视角具有多样性；因受研究者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状况的影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内容和关注的重点也会存在差异。在英国和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将较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传媒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中。文化研究学派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文化霸权理论等理论学说是欧美出版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20世纪西方新兴的传播学研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出版传播媒介研究，如对传播模式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传播效果和责任的研究等。而在历史更为久远的西方目录学、书志学、图书学、文献学等学科领域，也有许多出版研究的成分。
西方的“目录学”(bibliography)一词，源自希腊语bibliographia(公元2世纪)，其字面意思就是抄写图书。自18世纪以来，此词用来表示系统地揭示图书和图书的历史。《美国百科全书》(1977年版)对目录学的阐释如下：“目录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包括与书籍的物质方面和知识方面有关的一切研究，凡有助于对书史、个别图书的状况或与其他图书关系的了解，都包括在其范围之内。因此，对羊皮纸和纸张、装订、木板印刷术和活版印刷术、图书插图、书籍如何由零散到集合成册、著者事迹、图书出版及传播情况等的研究，均为目录学所注意。”③ 可见，在西方历史中的较长时间内，出版研究的许多内容是为目录学所包容的。
西方的文献学研究也涉及到对文献出版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德国较早就产生了文献学，至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的文献学领域中诞生了一门将古典文献学和近代文献学予以融合的新学问——编辑文献学(Editionsphilologie,Editionswissenschaft)。
近现代西方历史学界对书籍等印刷媒介的历史以及印刷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影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西方的印刷媒介史研究运用了社会史、经济学和数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印刷媒介的编辑、复制、传播、阅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西方历史学领域，关于印刷媒介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法、德、英4国。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是印刷媒介史研究领域最早的开创者之一，而且年鉴学派学者的研究至今仍领导着国际近代印刷媒介史研究的潮流。年鉴学派的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的角度切入的。费弗尔(Lucien Febvre)、马丁(Henri-Jean Martin)、孚雷(Francois Furet)、夏蒂埃(R.Chartier)与罗歇(D.Roche)是20世纪不同时期年鉴学派在印刷媒介史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人物。德国是欧洲近代印刷术的发祥地，在西方印刷媒介史研究领域，自然少不了德国学者的一席之地。斯坦伯格(S.H.Steinberg)和赫尔施(R.Hirsch)是德国印刷媒介史学者的代表。英国学者阿尔提克(R.D.Altick)和瓦特(T.Watt)在国际印刷媒介史研究界也有着重要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西方印刷媒介史研究的中心在美国。1991年，著述、阅读与出版历史研究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Authorship,Reading and Publishing,SHARP)在美国成立，目前已有10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美国学术界不管所研究的印刷出版物的形态如何，都将这方面的研究统称为“书史研究”(book history)。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和达恩顿(Robert Darnton)是美国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西方书史研究的核心观点是：“书籍记录了历史，历史创造了书籍。”这一理念已经影响到西方历史、文学的书写方式。在西方国家，书史研究界创办了专门的书史研究期刊，开设了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并出版了一系列专题论文集，在一些大学还建立了书籍史研究中心。在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权威的多卷本书籍史已经出版或正在编写之中。法国在这方面走在前列。2002年，法国出版了《书籍百科辞典》(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的第一卷。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历史学者在中国出版史和出版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例如，早在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美国学者卡特(T.F.Carter)的研究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如上所述，欧美国家的出版研究历史并不短，但从商业和产业的视角对出版业进行系统的研究则始自20世纪30年代。1931年，O.H.切尼(O.H.Cheney)受美国书商协会(ABA)的委托，发布了著名的《图书业经济状况调查》(Economic Survey of the Book Industry)，该报告又称《切尼报告》(The Cheney Report)。此后，欧美国家系统的出版研究以专题研讨会、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得以广泛开展。
美国学者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书籍研究(book studies)，这一领域包括各种对书写、印刷传播活动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书史研究也在其列。乔纳森·罗斯进一步提出，和文化研究、种族研究、女性研究、人权研究等领域相类似，书籍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将整合来自出版研究、历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信息科学、图书馆学、文献学、新闻学、教育学和艺术设计等众多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力量。书籍研究是现有的出版研究和教育的两种发展模式的结合体，即实践主导型和学术主导型相结合，纽约大学的出版学理学硕士项目和南卡罗莱纳大学、伦敦大学的书史研究硕士项目分别是这两种模式的代表。乔纳森·罗斯的这一观点说明，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具备了对出版研究进行跨学科整合、学术深化的自觉意识。
二、欧美出版研究的现实路径：技术主义和经验主义居于主流
世界各国出版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科学主义的视角和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出版研究中占主流。另一种是在技术主义和经验主义视角下进行出版技术和出版经济、出版经营管理的研究，为加速出版业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而构筑更精细的实用知识体系，这一路径在现今欧美国家出版研究中居于上风。
在研究内容方面，当今欧美的出版研究者较为重视技术研究和市场研究。总体而言，20世纪欧美的出版类著作中，涉及出版实践操作知识和经验总结的著述较多，研究出版史的著作也比较多，但真正将出版研究作为一个领域，从理论和学术层面来进行研究的著作并不多。在研究方法方面，欧美的出版研究者注重定量分析与实证研究，更多地考虑研究的技术性、统计性，比较依赖数据、图表等资料。
例如，英国的斯坦利·昂温(Stanly Unwin)于1926年出版了《出版概论》(The Truth About Publishing)一书，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多次再版，被誉为西方“出版界的圣经”。该书系统总结了出版工作的实践经验，论述了图书印刷、装帧、发行、版权贸易等方面的知识，是一部很好的出版业务指南性著作。美国的小赫伯特·史密斯·贝利(Herbert Smith Bailey,Jr.)于1970年出版的《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The Art and Science of Book Publishing)在世界上影响也较大。该书论述了出版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图书出版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出版流通的程序和决策、微观出版经济学以及出版的计划和出版新技术等内容。美国的J.P.德索尔(J.P.Dessauer)于1974年出版了《出版学概说》(Book Publishing:What It Is,What It Does)，该书在对出版业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出版从业人员的素质，图书生产的各个环节，图书市场和图书销售，出版社的财务、计划与管理等知识内容进行了阐述。可以说，这三部著作在内容上以出版实践操作知识介绍和经验总结为主，所选择的正是一种技术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
在1931年《切尼报告》发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欧美出版研究的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色彩一直比较浓厚。之后，欧美国家出版研究界进行的主要出版研究活动包括开展“图书业经济状况调查”、“人与图书：阅读和图书购买习惯的研究”以及“从书业界的视角对公共图书馆的调查”等调查研究活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专门的出版研究机构在欧美国家先后成立，如德国图书市场研究所、美国书业研究集团、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法国书业学会、加拿大出版研究中心等。1976年，书业研究集团(Book Industry Study Group,BISG)在美国成立，这家跨国出版研究机构吸收了欧美顶尖的出版研究人员，它的成立标志着欧美的出版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书业研究集团成立后，先后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1978年，集团资助了“阅读和购买图书的消费者调查研究”，该研究一直延续至今，现在该集团每年都发行题为《图书购买消费行为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自1977年开始，书业研究集团每年还推出有关美国书业的调查研究报告《书业趋势》，深受美国出版界的欢迎。
自1931年至今，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欧美国家出版研究的热点、重点问题也在不断变化，例如，从研究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对出版构成的竞争，图书馆体系对出版的影响，大众阅读和图书购买习惯等问题，过渡到研究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及其对出版业迅速渗透，欧美学术界和出版界积极参与到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的研究中来。除了专业出版研究人士之外，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研究领域还吸引了来自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新闻传播学、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法学、伦理学等领域的众多研究人员。此外，出版国际化、出版法律和版权研究等领域也是当前欧美出版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不同欧美国家的出版研究也是各有特点：欧洲大陆国家(以法、德为代表)的出版研究，受其思辨学术传统的影响，以出版文化研究、出版史研究为重点；而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及英美社会体制的影响，英美的出版研究形成了注重现实研究的特点。
欧美国家的出版研究历史较为悠久，出版研究的学术资源也较为丰富，但系统的现代出版理论研究却起步较晚，作为一个领域的系统的出版研究尚未成熟。个中缘由或许从美国学者E.M.罗杰斯的论述中可知一二：“在美国大学里建立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事件。自1900年左右，即当5个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建立以后，只有极少的新的学术领域能够发展起来。”④ 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是缘于“最有名望的美国大学往往是私立的、古老的，抵制激进的教育创新思想，包括开创一个新的学术领域”。⑤ 以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为例，美国最有名望的大学在接受传播学这一学科的时间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出版研究和出版学在欧美国家的命运与传播学类似。此外，欧美出版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出版研究，受出版业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其学术化、系统化进程自然尚需时日。
三、欧美的出版研究组织：与业界、市场联系紧密
出版研究组织是出版研究的重要主体。一国出版研究的发展不仅有赖于许多单个的研究者的努力，而且离不开一批专门的出版研究组织的推动。出版研究组织的发展状况是一国出版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欧美国家一些大学里设有书籍史、出版史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但这类学术主导型的专门研究机构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出版研究与教育机构，如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佩斯大学出版系、丹佛大学出版学院等，应归于实践主导型或职业导向型机构。除了高等院校专设的出版研究中心、出版学院系等机构之外，欧美国家还有不少直接服务于出版业界的专业的出版研究组织。因此，当前欧美出版研究专门机构中占主流的应是面向社会、与出版业界和市场紧密结合的出版研究机构。
美国的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佩斯大学出版系、丹佛大学出版学院、弗吉尼亚大学出版和传播学系，英国的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瓦特弗德出版学院，加拿大出版研究中心等机构都是从事出版专业研究、高等教育、在职培训、行业咨询的专业机构。这些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直接服务于出版业界，与业界联系紧密。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和加拿大出版研究中心是此类出版研究组织的代表。
1961年，牛津布鲁克斯工艺学院更名为牛津技术学院，开始颁发出版专业文凭。1994年，牛津出版研究中心在升格后的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成立。1999年，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与出版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其研究与教学都得到了出版界的指导和支持。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培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也积极参加出版科研活动。该中心还承担国内外的出版咨询顾问工作，并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大学和出版行业协会合作，以推进出版教育和培训工作。
1987年，加拿大出版研究中心成立。该研究中心是一个集出版研究、教育和信息咨询于一体的机构。在出版研究方面，该中心致力于收集出版统计资料，整理出版社的档案与记录，进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目前出版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有：出版物市场调查、新媒介对传统出版物的影响以及新技术给传统出版业带来的革新等。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国家出现了不少独立于高等院校的专业出版研究组织。此类出版研究组织的典型代表有书业研究集团、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德国图书市场研究所等。
书业研究集团于1976年在美国成立，时至今日，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出版研究和信息服务机构。在过去30年中，书业研究集团的研究成果是出版领域专业人士的重要参考资源。书业研究集团在为出版商、书商、图书馆设计行业标准，开展关键性的产业研究等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它的专业范围包括：系统收集、精确分析关于书业市场、出版商、发行商的信息，分析、预测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引导和推动网络信息交流标准化工作；设计并调整图书数字化信息标准，以使图书供应环节和销售环节之间的信息交流、业务处理和产品流通更加高效与快捷；为出版行业的新进入者和中小出版商出谋划策；为所有的出版界人士提供一个探讨业内热点问题的平台，推进书香社会的建设。⑥ 目前，该集团正与美国书商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和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等行业组织紧密合作，开展市场调查，充分利用这些行业组织的资料，对出版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研究。
成立于英国的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是一家很有国际影响的出版市场信息研究与服务机构。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在出版界最知名的成就莫过于其BookTrack系统。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于1992年启动了BookTrack系统，以期建立一套以实际销售数字为基础的图书销售数据监测系统，在广泛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较为精确、全面地掌握图书销售的实际情况，帮助业界进行理性决策。作为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的知名品牌，BookTrack目前已走在国际书业数据调查行业的前列。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拥有的庞大的书业数据库系统，可以准确监控销售收入，其资料被广泛用于设定出版量和出版时间、预测市场趋势、分析竞争态势。出版商利用这一系统，可以减少盲目性，降低业务成本。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的图书销售数据监测系统已成为影响英国书业乃至世界书业的重要资料，这一系统堪称书业的风向标和度量表。
除了上述出版研究组织外，欧美国家的出版商协会、书商协会、大学出版社协会等行业组织也参与出版研究、市场调查分析等活动。这些组织给予专门的出版研究机构以重要的帮助和支持。
面对变化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技术环境，欧美出版研究界正在革新现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创建科学的、理性的现代出版理论，以适应新环境下出版业发展的要求。这是出版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出版实践前行的需要。
注释：
①1933年，中国文献学家杨家骆在其所编《图书年鉴》中首次提出了“出版学”概念；1969年，日本、韩国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出版学会。
②“文化工业”一词最早被阿多诺在他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次使用，它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文化的总称。
③彭斐章、谢灼华、乔好勤编，1996，《目录学研究文献汇编(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63页。
④E.M.罗杰斯，殷晓蓉译，2002，《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69～470页。
⑤同上，第502页。
⑥书业研究集团的资料来自http://www.bis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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