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视域下的青年道德涵养
——基于《群书治要》的教化思想解读
刘海天
(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广东 深圳 518034)
摘 要: 德育是青年发展所应关注的首要问题。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和精神标识，其形式简明、受众广泛，易于理解且深入人心，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父子有亲”是传统伦理思想的发端，孝道精神有助于增强个人进德修业和民族凝聚力。“夫妇有别”五伦构建的枢纽和保障，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理念对于导正青年家庭意识、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具有积极意义。“君臣有义”及“朋友有信”是社会伦理的主要内容，良好的工作关系与朋友关系对于青年就业创业，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五伦思想重视人类情感发展的自然规律，对于青年实现自身和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传统伦理思想；五伦；青年德育；《群书治要》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批示，研究制定中国青年发展规划。201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青年群体为对象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聚焦于当前我国青年成长发展迫切需要关注的核心权益。2018年12月3日，《规划》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青年群体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承担着建设本国乃至更美好世界的重任。“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年德育工作至关重要，也是《规划》所关注的首要内容。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青年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了解传统、认知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1]青年德育工作的展开，要吸收借鉴传统伦理道德建设的宝贵经验。
《群书治要》为唐太宗下令魏征等大臣编纂的资政巨著，取材于唐前经、史、子三大部类典籍，“上始五帝，下迄晋年”，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群书治要》后失传于世。新中国成立后，原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时期(即1781至1788年)的《群书治要》，后经考证、点评、标点、勘误而集结成书，取名为《群书治要考译》。该书得到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大力支持，并于2001年2月25日亲笔题词：古镜今鉴。[2]贞观时期民风趋向淳厚，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在道德建设领域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内容，本文即以《群书治要》为主要历史文献依据，探讨现代青年德育工作问题。
一、伦理文化与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
中国文化遗产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所涉领域广泛，对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都有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从物质载体上看，这些丰硕的成果在《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大规模图书编撰中已得到直观体现。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能读书、被称为“士”的知识阶层属于小众群体，直至清末，识字教学还远未普及。以现代观念而言，中国古代“文盲”的比例是相当高的。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却并未因此受到消极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以少数知识精英阶层，而是以全民共建的方式完成的。这就涉及到了文化本质的问题，即什么是文化？《周易治要》指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根据这种观念，文化是一种根据特定人类群体而施行的教育引导，目的是协调统一观念，使社会生活和谐有序。这样一种指导人类社会生活的观念体系，就传统文化而言，可以称为中国的伦理文化。
伦理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自然结果。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在部落制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明确的伦理观念。《孟子》中记载：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4]
《周易治要》概括天地之道以指导人事，指出“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3]12意思是易于理解、操作性强的政策才能发挥长久巨大的效能。在认知层面上，五伦思想易于理解；在实践层面，五伦思想易于操作。在当代而言，这种理论形式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年身心发展特点，同时又避免了复杂深奥的学理之争。这种普通百姓都能听得懂、行得实的价值理念，可以真正在全社会普遍推行乃至形成风尚。道德建设既要“仰望星空”，寄托美好理想、确立价值理性；也要“脚踏实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落实。
这种伦理文化在周朝以礼乐文明的形态得以丰富和稳固，其后在汉朝通过孔子思想的发扬光大而被保存和传承至今，成为了中华民族于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的精神标识。通过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等家庭教育为主的传承方式，伦理文化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逐渐深化，进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即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之下，很多“文盲”却恰恰是合格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传承的重要力量。这种不完全依赖知识阶层的文化传承方式，是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惯性使然，是重视实践的文化特质所产生的功效。伦理文化中孕育的民族意识，使得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融合、壮大，历经内外部考验而终不解体，至今仍维持着统一局面。可以说，“家国一体”等伦理观念成为了政治稳定背后重要的文化支撑。
《汉书治要》中记载：“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3]356周朝末年诸子学说兴起，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形态所折射出的，是人们对何去何从问题的艰难求索。秦朝建立结束了战国政治分裂实现统一王朝，但在文化措施上，由于强制偏激执行了法家思想，使得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日益深刻，最终导致了秦的盛极而亡。这种失败从根源上说，是一种伦理观的错误。汉朝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推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最终实现了四百年的统治。汉朝的成功，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伦理观上的成功。
二、伦理文化的独特价值
(一)形式简明性与受众广泛性
伦理文化是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内核。传统伦理思想得以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形式上的高度概括性。《老子治要》云：“少则得，多则惑。”[3]814，唯有简单明了，才易于传播和传承。如果概念过多，普通民众没有能力掌握，就毋论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践了。法家思想也有相似的见地，如《商君书治要》云：“圣人为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3]888统一思想行为标准需要高明的法则，而高明法则的特点之一就是简单明了、易于知晓，从知识分子到文盲都能掌握理解，才能实现全民推广。一种道德体系的构建亦复如是。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被概括为“五伦”，具体而言，仅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二十个字，容易记诵。虽然古代传播渠道有限，但即便不依靠文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这种概念在历史传承中也很难出现讹误的情况。这是简明形式在古代传播所体现出的优势。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多元化，信息在易于保存的同时趋向了另一极端，即“知识爆炸”时代的到来。青年所接受的信息量巨大，是非善恶美丑的观念也很容易混淆，如何让传统美德有效进入青年群体的头脑是个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在形式上，传统伦理文化的高度概括性提供了很好的选择——其概念形式简短却内容丰富，价值体系稳定又可以随着时代要求进行新的阐释。
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随着工具的使用和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尧舜时代已经开始了大规模基础工程的建设，如兴修水利、驱赶野兽、开荒种地等。在解决了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问题后，人们的生活相对安定富足，人口数量增加，人际关系趋于稳定，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与人应该如何长期有序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普及于民众的文化观念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其实质是教导人认知和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以实现部族的团结和延续。舜帝解决民众教育的问题，任命契为主管教育官员“司徒”，以推行五种人伦教化，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以说，中华文明以群体方式传承至今一个基本元素，即是伦理文化。
统一国家要求统一的文化观念，统一文化观念也必须有核心精神作引领。在多元价值观念激荡的当下，伦理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仍能发挥鉴别扬弃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我国青年群体而言，深入理解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精华，有助于其在爱国、处世、修身等各个方面明辨是非，清晰认知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推广以及智能电网概念的兴起，国内外都在智能用电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探索，并逐渐对智能电网概念在用电侧体现出的特征内涵和典型建设内容形成了共识；同时，国务院“三网融合”的开展对于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生产、生活服务需求，拉动国内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智能小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就传统伦理文化而言，民族性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传统伦理观念已经形成一种超越时空的潜在勾连。一个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处，其内心所秉持的返本报始、认祖归宗、饮水思源的品格，使其始终不能与祖宗之国割裂联系，亦将始终怀揣着浓烈的报国情怀。伦理精神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是在华人世界中最容易形成共识的一种文化观念。在当代，其在培养两岸三地青年，乃至海外华人青年的文化认同感、民族归属感方面，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综上所述,应用集束化护理措施,能够显著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呼吸机相性肺炎发生率,并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与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广泛推行。
(二)地位基础性与内容合理性
在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中，伦理文化具有木之本、水之源的地位。《论语治要》记载，弟子子贡向孔子请教“有一言而可终身行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234这种推己及人的修身思想，是“我”与“他”的同理之心；《孔子家语治要》中探讨治国理政的纲领问题，提出了治理天下有“九经”，亦即九种常法，分别为“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3]260，其实质是处理不同的人伦关系，就是五伦之道的展开；而《礼记治要》开篇即指出礼的核心精神“毋不敬”[3]149，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系统完备、内容丰富的礼乐制度都是“主敬存诚”精神在不同社会情境下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同样也是伦理问题。
我的姐姐们整天跟着父亲下地，不是薅草，就是栽苗挖苕，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母亲虽然不允许我走出院子，但她有时候竟忘了我的存在。她喂了更多的鸡和猪，每天要打几背篓的草，还要切细剁碎，哄着那些牲口吃光。我沉闷极了，孤零零地坐在院子边，等着有人经过时和我说上几句话。
青年的思想是最容易受到外部影响的，如何培养青年群体责任意识、爱国情操、天下观念，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曾郑重提出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5]在当今多元文化融合与纷争的胶着态势中，伦理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更突显出重要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传统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青年德育工作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的五伦观念，以崇尚和谐与秩序为基本取向，其对于家庭与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概括引申推演开来，则涉及到社会生活、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在整个中华文明的体系中，伦理文化处于基础性地位，具有根本作用。
伦理道德观念在历史推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更新，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传统伦理观念的发展表现在内涵阐述与具体实践形式上会随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融合借鉴而升华，具有时代特征。但要注意的是，文化借鉴不能生搬硬套，而应从本民族历史经验出发，因应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我所用，而不能喧宾夺主。脱离历史现实土壤盲目崇拜所谓的“先进价值观念”，势必会产生“异体移植”的弊端。特别对于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这一点尤应清醒。“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必须清醒地保持文化独立性和民族性。
一方面，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多媒体课件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化学资源，例如，燃料电池在航天科技中的应用、高能电池在手机中的应用等，这些化学资源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开阔视野、拓宽思维，促进其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提高了教师的业务水平。教师在研制大学普通化学多媒体课件时，不仅要掌握更多的计算机知识，还要了解更多的前沿信息，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学习与钻研，无形中就会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
三、伦理文化的内在逻辑与现代意义
传统伦理思想精华对于当代青年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继承和学习中华传统优秀伦理文化精髓，就需要对伦理文化的内部逻辑有深入的理解，这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进行符合现代生活的义理阐释，进而实现青年德育工作的扎实推进。
(一) 伦理发端与青年道德基础
五伦关系的起点为“父子有亲”，父母与子女双方的伦理自觉体现在父慈子孝，即父母对子女慈爱，子女对父母孝顺。这是五伦关系的起始点，也是中国古人对伦理道德发端的认知。这一认知反映出中华先祖对于伦理道德天然属性的认知。
纵观中西方文化可以发现，人类的一切美好品德皆可用“爱”之一字概括。而中国古人意识到，人从出生就已具备爱的品质，这直接体现在婴孩对父母的亲爱之情。这种亲爱不需要通过学习而获得，是与生俱来的。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也不需预设前提条件，同样出于天性，这是同体之仁的自然流露。因此，父慈子孝是人的本能和天性。《孝经治要》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3]16阐明了孝德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道德教化起点。中国古人把伦理道德的起点确立在父子自然亲爱的基础上，进而延展构建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礼记治要》中记载曾子论孝的文字阐明了这个观点：“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3]168可见孝德的外延十分广阔。
与西方宗教文明不同的是，中华文明这种道德观念突出了人的价值，其对德性的认知所依据的是人的本然天性和自然情感规律。观察其他文化乃至自然界均可发现，亲爱是一种生物本能，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认知。
Jiang G M等[31]用硫酸铁在640 ℃下焙烧含锌渣1 h，在硫酸铁/铁酸锌摩尔比为1.2的条件下，进行水浸提取有价值的金属硫酸盐进行回收，锌的回收率可达92.4%。
中华文化中用一个文化符号表达父子之亲，即是“孝”。“孝”者，《说文解字》释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段玉裁先生引证《礼记》，补充解释为“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6]综合两种解释，可知孝之浅义即善事父母。从深义来讲，即是随顺于自然规律和人伦情感。
“孝”字的上半部分代表老人，下半部分代表孩子，父母呵护子女，子女扶持父母，生动展现了父子相亲爱的和谐状态。而“孝”字更为深刻的内涵，则是父母与子女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历史勾连，使得中国人无论身居何处，都会怀有一种尊祖敬宗、不忘本源的报恩情怀。
《礼记治要》指出，“礼有五经，莫重于祭”[3]169，《论语治要》也记载“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也”[3]221，都表明重孝念祖对于民风淳厚、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孝经治要》中，孔子把孝道作为先王能够“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至德要道”[3]213，倡导以孝道来治理天下。观察历史可以确认，几千年来，炎黄子孙都是在重孝的观念中发展壮大，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凝聚力。在复杂多变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中华民族经受过无数次考验，但总体仍保持了统一稳定的局面，可以说是尊祖敬宗的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县级财政能力研究综述 …………………………………………………………………………………………… 刘 芬（5/06）
具体的做法以我公司需要开发的产品或教学资源为校企合作课题，让学校的骨干教师来参与合作开发软硬配套的新产品，这样可以达到培养教师和企业产品研发一箭双雕的目的。为此我们设计了校企合作课题研究“四控”方案，“四控”即控人数保质量、控内容保交流、控过程保流畅、控质量保成果。
在现代社会，尊祖敬宗的观念对青年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个人德业的增进，得益于“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3]209的孝道观念；良好家道、家风、家学文化的传承，得益于对祖德的敬畏和效法；忠于国家的爱国情怀，得益于对祖宗之地、华夏之邦的历史认知。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孝道文化是立德修身不可或缺的德育源泉。
(二)伦理保障机制与青年家庭意识
夫妇关系是传统文化特别重视的一伦，古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而夫妇是家庭的核心。《礼记治要》指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3]176有夫妇之道而后有父子、兄弟之道，乃至君臣、朋友之道，这是从伦理意识逻辑推衍角度的认知。中国古人把夫妇作为五伦关系运转的枢纽、引擎。
从人类繁衍的角度看，有夫妇而后有人类，有人类而后有社会国家。从伦理构建顺序看，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之本，社会伦理由家庭伦理拓展而成。因此五伦关系的根本在家庭。父子之情是伦理情感的发端，而合理的夫妇关系正是维护伦理情感的保证。《周易治要》“家人卦”指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3]8《周易》的思想意旨，在于女子主内事而男子主外事，内外皆得其正，则家齐。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亿万之家齐，则国治而天下平。因此，社会风气之兴衰，其根本在于家道风气之兴衰。
德威特表示，更多数量的带有铬涂层包壳的EnCore先导试验组件将于2021年装入反应堆。足够数量的EnCore组件可于2023年供商业机组使用。
归根到底，复制能力决定了企业能做多大。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如何复制成功。比如创业，无非是建立业务模式，满足创业成功的条件，这种模式是可复制的；找到核心团队，这些团队是可复制的，能够形成裂变。大企业建立的基础就是复制能力，能一个一个地往更广的市场，更大的资源空间上，复制简单的成功。
男女主人是家庭的支柱。孟子强调“男女有别”，也是指男主外、女主内，强调夫妇双方在家庭生活中分工角色不同。由于男女天生有生理、心理方面的差异，因此所擅长的工作也不同。在中国古代农业生活，男子体力充沛，适合从事生产充实家庭经济收入；女子细心，适合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夫妇有别，其实质是建立物质与精神二元并立的家庭结构，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反观现代家庭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夫妻双方均把主要精力投放于物质文明，把子女教育的责任推给了学校和社会，疏忽了家庭教育的基础性作用。随之而来的，就是现代社会一系列青少年价值观偏颇等德育问题。
《毛诗治要》指出，夫妇伦理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3]50，是领导者端正社会风气、教化黎民百姓的起始点。可见中国古人对夫妇伦理的重视程度。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义之邦”，重礼敬人是中国文化特别推崇的。但是中国古人也意识到，如果夫妇伦理不能完善，就会直接导致对老者之敬、对幼者之慈、对兄弟姐妹之悌等方面的亏失。因此中国古人特别重视婚礼，也就是重视夫妇伦理的构建和维护。父子之亲虽然是天然情感，但是如果夫妇失和，也会直接导致父子失亲。一旦父子亲爱的天性被蒙蔽，整个价值体系的基础也就随之动摇。因为从教育的自然顺序而言，人生而受父母影响，从父母习得处理不同伦理关系的方法。如果夫妻关系不和睦，就很容易导致子女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心理障碍，甚至产生违反道德风俗乃至法律法规的行为。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尤其值得关注。青年群体的反社会行为，甚至走上违反犯罪的道路，很多都与良好家庭教育的缺失有直接关系。因此，构建良好合理的夫妇伦理，不仅关乎青少年群体的道德观念问题，也直接影响着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念。父母错误的示范很容易对子女造成消极影响，导致其婚姻观念的偏差。因此，“夫妇有别”“夫义妇德”的观念，在指导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幼有序”是指在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应兄友弟恭，兄姐友爱弟妹，弟妹恭敬兄姐。兄弟皆为父母所生，兄弟之亲也是源于天性，是同体之仁的表现。兄弟和睦，即是孝亲。“长幼有序”也指家庭中长辈与少辈相处要有秩序，因为长辈对家族的贡献要多，晚辈理应心存感恩，不可不敬重之。在中国古代，家族生活是群体性的，群体生活如果丧失规范准则，就会失序混乱。因此，在家庭内部的三种伦理关系中，亲爱是共同的基础，但同时应注意互相尊重体谅，构建有原则、有秩序的家族生活。每个个体在家族生活中懂得忍让、礼让、谦让成为习惯，在社会人际交往中，也就自然能够与人和睦相处。因此，家道家风的构建，对青年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群体，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对培养个体社会美德及维护整体社会秩序作用甚宏。
《礼记治要》云，“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3]172。伦理文化不仅具有生发整个社会文化的根系作用，也具备统领鉴别的作用。周朝末期，诸侯争霸，“君臣父子”的伦理观念作为正名之利器，在春秋战国的动荡中，时时发挥着“寓褒贬，别善恶”的功效，“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4]96。伦理观念虽然是一种柔性的文化因素，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具有强大的舆论规范性。孔子所口诛笔伐的，是颠覆人伦大义的行为。
《尚书治要》记载：“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慎徽五典，五典克从。”[3]19尧帝有意将帝位禅让于舜，首先要进行一系列的考察。第一项就是“慎徽五典”。根据注释，“五典”即“五常之教也。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中华文明中，推动落实家庭伦理是治理能力的首要体现，这一观念在历朝历代传承不息，是衡量政绩的重要方面，体现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价值取向。
马尔库塞通过对比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异同来阐释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在他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不同在于一个是有关社会和历史的，一个是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而二者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三)伦理延展与青年社会融入
现代社会产生了“私德”与“公德”的概念界定及关系辨析。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或可将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比类为私德与公德的两个方面，那么就其关系而言，则可以说私德是公德之本，私德延伸而成公德，二者相统一。如《孝经治要》云：“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3]218孔子的“公私德行论”于此可见一斑——私德即公德之根本，公德即私德在公共领域之起用，二者不是相互独立、分离或矛盾的关系，可谓一存则俱存，一损则俱损。社会道德的构建必有其基础，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能够真正成立的。具体而言，“君臣有义”是由“父子有亲”延伸而来，“朋友有信”是由“长幼有序”延伸而来。
“君臣”是古代的专有名词，其所蕴含的概念用现代语言表述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人类社会存在各种类型、功能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运行的本质是人际关系的处理，组织之间或组织内部一般都会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优劣直接影响着社会效率和社会秩序。国家安定与否，同样取决于领导者与人民的关系把握。因此，君臣之道是社会伦理的重点。
“君臣有义”具体阐述为“君仁臣忠”，表现为领导体恤仁爱和下属的忠于职守。传统文化中，以“忠”为核心精神的君臣伦理是由以“孝”为核心精神的父子伦理延伸而来。《孝经治要》就指出，“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3]215。父母生养之恩深厚，而国家领导人安民护国之恩同样深厚。以对待父母的诚心对待领导，即是“移孝作忠”，自然推演而成。
《礼记治要》中收录了《文王世子》[3]155的一段文字，记载周文王在为太子时，对父亲王季尽事孝道，在履行“孝子”义务的同时，也完成了“忠臣”的职责。“忠臣”与“孝子”是一体之两面，兼具亲爱与敬畏两种情感，在忧疾、匡过、劝善、效忠等方面，也均无二致。因此，“忠”之情实由“孝”而来。周文王的案例虽然发生在皇室内部，但在中国古代，君父通理，一般士庶也同样怀持此种心态。这在古籍记载的文字中是屡见不鲜的。所谓“忠君”，并非仅指代领导者一人，而是忠于其所代表的整个国家或地区。这是需要明确的一个概念。
想找保姆照顾患病老年人，发动亲友却发现很难找，通过中介找，三个月换了四个保姆。最近，市民李阿姨就遇到这个难题。
君臣伦理“仁”与“忠”的概念对青年投身社会进行就业、创业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因为无论是作为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都是推进个人事业和集体发展的重要基础，均需得益于一种良好伦理秩序的实现。合理的伦理观念对于引导青年群体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着力促进青年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朋友有信”是“长幼有序”的延伸。在社会生活中，除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外，就是朋友关系。“同门为朋，同志为友”，狭义上而言，志同道合者才能称为朋友。《论语治要》中孔子指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3]235。说明朋友关系不仅讲求信义，更要在德行、学问、事业上相互砥砺扶持。
青年群体爱好交友，朋友之间的影响甚为巨大。《孔子家语治要》中指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者焉。”[3]259朋友的影响潜移默化，是否能交到好的朋友，直接影响到青年群体的进德修业或是腐化堕落，这一点在青年德育工作中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项。
社会伦理中，除了君臣、朋友两种比较密切的社会关系外，其他关系都相对疏远。但孔子也提出了“泛爱众”的原则，即对一切人皆应以爱敬之心待之，这是仁爱的扩充。爱众必有其本，有了“忠”“信”的社会道德，才有可能去泛爱众人。而社会伦理又建立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有了“父子有亲”的原点和“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维护，天性之爱才得以保存和扩充，依照人类自然情感规律构建起来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才得以稳定和持久。
青年群体步入社会，在纷繁多变的社会生活中很容易迷失理想和方向，以致感到痛苦和迷茫。在《礼记·中庸》中，五伦被称为“天下之达道”，可以说，这五种关系是人一生常存不变的基本坐标，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对自身而言也就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和价值，对家庭社会而言，也就实现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效果。
①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推断，这些藏品除了李铁夫去世时留给学校的之外，有一部分应该是之后补充进来的。但由于账本没有相关记录，而现有的资料还不足以证实，在此暂且不议。
四、结 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6]“五伦”是中华文明中对于人伦关系的高度概括。与古代相较而言，虽然现代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这五种关系仍然是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现代社会出现的诸多伦理问题，也可以在中国古人长时期的历史实践中找到镜鉴。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青年群体站在文化的十字街道，很容易产生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困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深厚的历史、成熟的传统文化精髓，青年群体实应多一些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从历史的维度看，青年人只有了解到这个民族作为群体如何走到现在，才能更明确作为其中个体的自己该如何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 张明宇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EB/OL].(2014-02-25)[2018-12-2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5/c_119499523.htm.
[2] 刁兴泽.《群书治要》的“博而要”[N].学习时报，2016-06-06(A16).
[3] 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群书治要[M].北京：中国书店，2015:5.
[4] 绍南文化编订.孟子[M].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09:76-77.
[5] 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0-13.
[6] 段玉裁(著)，袁国华(编审).说文解字注[M].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402.
[7] 新华社.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EB/OL].(2014-10-14)[2018-12-28]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14/c1001-25826596.html.
Youth Moral Cul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 of Qunshu Zhiyao
LIU Hai-tian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Innovation and Practice Base for Post-doctoral of Shenzhen Party School, Shenzhen,Guangdong， 518034)
Abstract : Ethics should be ranked among the biggest concerns when it comes to youth development. As a symbol of the Chines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spirit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al culture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for its immense simplicity and popularity. The father-son bond has been the source of traditional ethical thinking and the fidelity culture has helped to improve personal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ethnic cohesion. The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bond of husband to wife, which is also the pivot of the Five Bonds philosophy, focuses equally on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is having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help them build a correct family awareness and marriage attitude. The bonds of ruler to the ruled and friend to friend make up the majority of the social ethics, and a well maintained workspace relation or friendship wil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society. The Five Bonds philosoph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of human relations and thus serves as an important example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whether personal balance, or family and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 traditional ethical thought; Five Bonds; youth moral education; Qunshu Zhiyao
中图分类号: D43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446(2019)02-0039-07
收稿日期 ：2019-01-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10016)
作者简介 ：刘海天(1987-)，男，吉林四平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哲学博士，从事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责任编辑:何丽娟]
标签：传统伦理思想论文; 五伦论文; 青年德育论文; 《群书治要》论文; 中山大学论文;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