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标榜“全盘西化”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于“国故”，他提倡科学地梳理；对于传统文化的糟粕，他毫不留情地弃之而后快；对于传统文化精神，他认为只有经过“西化”的洗礼后才能实现“复活”或“复兴”。用文化“函化”理论看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更能认清其偏激言辞的背后对传统文化的依恋。
胡适一生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学者地位，即他以学者的身份引进西方文化，改造甚至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借以实践他理想中的新文化思想。在30年代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胡适亳不妥协地称自己是“西化派”。但站在西化派阵营中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一笔抹煞，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认识。
（一）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挑战。如何应付这种挑战基本上有两种策略方案，一是排斥，一是学习引进。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后一种，从师夷长技、开办洋务到维新改制、共和革命，五四时期更要求伦理革命，学习和引进的内容与形式不断深化，这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的主流主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化派基本上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大多归属于西化派，他们以彻底的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以不调和的态度明确主张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领袖角色的胡适，在这场文化论战中必然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其实，我们读一读胡适早在1914年发表的《非留学篇》，就可以看出这位留美学生极其鲜明的思想见解：“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人将以飞行机无烟炮袭我，我乃以弓箭鸟铳当之。人方探赜研几，役使雷电，供人牛马，我乃以布帆之舟，单轮之车当之。人方倡世界平等，人类均产之说，我乃以天王圣明君主万能之说当之。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之理，我乃以躬让不争之说当之。人方穷思殚虑，欲与他星球交通，我乃持天圆地方之说，以为吾国居天下之中，四境之上皆蛮夷戎狄也。——此新旧二文明之相隔，乃为汪洋大海，渺不可渡。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而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胡适对自己这个“篙师”、“舵工”在过渡时期建设“新旧泯合之新文明”的巨大责任的清醒认识和自觉服膺。在他看来，中国古老文化一旦经受了西方文化的滋润和洗礼，必然会焕发生机而“发扬张大”。
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不适时”而“宝贵”的心态，所以在五四对传统文化震聋发聩的批判中，胡适虽然表不“不赞成孔教”，但更热衷于“白话文运动”，并深入思考“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他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1]。他的结论是：“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2]胡适这里的结论显然排斥了以西方文化“取代”或“替换”传统文化的方式。其实，胡适的这一思想早就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没有像其他留学生那样选择时髦的西方哲学，特别是没有选择他所崇拜的实用主义哲学作博士论文题目，却在大搞《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当然，这并不能说他不服膺实用主义，西方的思想、科学和方法都备受胡适的青睐，但作为一个对民族文化有着特殊感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竭力从中国古代的学说中搜寻与西方同宗的一鳞半爪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他说：“我渴望我国人民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陌生的。”经过研究考证，胡适惊喜地发现，在古代中国非儒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3]。这里的“移植”是引进而决不是“替代”。他诚恳地指出，如果“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接受新文化，必然要“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对全人类来说确是“一大损失”，是非常可惜的[4]。
在这种“移植”西方文化的心态下，胡适加入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但正值“五四”新潮人物大谈“民主”和“科学”之际，胡适却一头钻进“旧”书堆里去，大搞其“国故”来，并总结说：新思潮的唯一意义是“再造文明”，其基本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他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主张“整理国故”[5]。表面上看，“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与“国粹主义”在口号上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有质的区别。“国粹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站在“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排斥西学的传播，执意护卫传统。而胡适一再声称“整理国故”是为了“捉妖”、“打鬼”，因为“‘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6]。这种态度无疑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但胡适又一再强调，“国故”包含“国渣”，但也有“国粹”存于其间，我们不了解“国渣”，又如何懂得“国粹”[7]？以上两个方面便是他整理国故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新文化运动凯歌高奏之时，他却“马首”一掉，跑到故纸篓里去掏宝，这不能不说是缓不济急、不合时宜之举。尤其是他那“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明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8]的口号，以及他开给青少年的包括185种之多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虽然有其学理和事实上的合理性，但这无疑让传统文化占据了青少年的部分思维空间，甚至是把他们从奔向新文明的道路拉回到“故纸堆”中去。鲁迅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拿“整理国故”的口号要求青年，“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9]。
（二）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思潮大势，并没有按照胡适的设想发展。“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巨潮进入20年代后渐行消褪，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出版更激起了不少人对西洋近世科学文明的厌倦与怀疑，国内的文化保守派学者一时又卷土重来，一股吹捧“东方精神文明”的风从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学者那里吹出，一时迷惑了不少人。国外又有一些大学者也加入了崇拜东方固有文明的合唱，如英国哲学家罗素，特别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泰戈尔访华四处演说，吹捧“东洋文明，最为健全”，指责“亚洲一部分青年”，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追随“泰西文化之思想”，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欧战而破产[10]。一时间新文化派的先驱不得不站出来应战。
胡适在这场论战中公开亮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请大家来照镜子》、《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等文章中。从此，他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胡适看来，20年代后期，“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尤为严重者，居然出现了“政府下令提倡旧礼教，而青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11]的危殆情势，而“偏向理智的新文化运动往往抵不过这种感情的保守态度”[12]。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胡适以思想领袖自居，努力把青少年拉向新文化一边，不惜与东方文化派针锋相对，劝慰青少年朋友“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13]，并危言警告道：“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14]因为我们拥有的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文化”，而因“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必须“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模仿人学”[15]。胡适以纯学者的姿态，从历史的角度总结说：“中国是一个很老的民族，在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里，在一个地大物博的环境内——向无很大文化上的劲敌……这样的民族在这样环境里的可积的成绩有几样特色。”胡适在他一篇题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未刊稿”中曾列出四条中国文化成绩的所谓特色：“一、因为是古老的民族，所以富于惰性，而尚保守。二、因为在长期统一的国家内，所以思想很是平庸，而不走极端。三、因为在此大物博的环境内，所以只求实际，而不尚玄妙，以故宗教观念及哲学皆不离伦理、物质及人生。四、因为无文化的劲敌，所以竞争进取之心非常薄弱。”
胡适上述的“西化”言论，很大程度上是受封建卫道士的刺激所致，复古思潮将其推向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他这种在论战中往往走向极端的行为，又表现在30年代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中。
1935年新年萨孟武、何炳松等10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对中国文化建设方向与西洋文化的取舍态度有了一个折衷调和的新提法，一时引起了国内文化学者的广泛注意。胡适细续了这篇“宣言”，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写下了他的那篇著名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文章，交天津《大公报》作“星期论文”发表。胡适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毫不客气地指出，10位教授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张之洞“中学为体，两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10位教授的“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他们的“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胡适又进一步点明其实质：“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对于固有文化，他们的主张，‘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对于世界新文化，他们主张‘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这就是最时髦的折衷论调”。
胡适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了“中国文化本位”的荒谬。他认为，“文化本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因而胡适告诫“今日有先见远识的领袖们”：“不应该焦虑那个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该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他说：“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桔。”“政治上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嵋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方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八股文，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胡适在文章中表态：“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正是基于这种理想，胡适在这场文化论战中也就“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了。
时隔三个月，胡适又发表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宣布放弃“全盘西化”的主张而鼓吹“充分世界化”。“充分世界化”的口号被胡适说成是“易得国情的赞助”，这实际上是胡适对中国文化命运深层思考后而提出的文化主张。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源流流长，经过悠悠几千年的曲折发展，变得格外成熟、保守，要将中国文化“连根拔去”，让西方文化取而代之，这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不必为“中国本位”担优，“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的……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16]。
胡适这种别开生面的西化观，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即拼命走极端，再让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调和。因此，胡适的这种激进的文化革命观决不意味着要根本否定祖国的历史文化，而是想让“那一部分不可靡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17]。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30年代高倡“全盘西化”，严厉批评中国文化时，他于1934年写了一篇近五万言的文章《说儒》，给孔子作一历史的再评价。他提出一个大胆看法，认为老子早于孔子，是“正宗老儒”，有消极、柔弱的特点。而孔子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那‘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儒’的大事业”。《说儒》是胡适“对治中国思想史的深思熟虑之后的意见”[18]。台湾学者韦政通认为，胡适的《说儒》“比任何一位国粹派或传统主义者，都更能描绘出孔子的伟大形象”[19]。郭沫若则说，此文“是有近代的‘民族复兴’的气运在里面流荡”[19]。《说儒》的确是客观地反映了胡适对孔子儒家文化的敬重。
从思想到行为，我们不难看到高扬“全盘西化”旗帜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依恋情。
（三）
历史地考察，胡适晚年的文化主张仍然固守他的西化立场。1961年11月6日他逝世前的3个月，应国际开发总署之邀，胡适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作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发言，这可以算作他对自己一生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的盖棺性论定：东方老文明没有多少精神价值，我们东方人必须学习尊敬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然后才能够真诚而热烈地接受近代科学与文化。……正是这个短短二十五分钟的发言，遭到台湾政界和学界不少人士的攻击，有的甚至抨击胡适：“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20]
公正地讲，胡适这种激进言辞的背后跳动着一颗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急切之心。1960年7月，他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作《中国的传统和将来》的演讲，旗帜鲜明地道出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主张：“那种自动的革除淘汰，那种数不清的采纳吸收，都不会破坏这个站在受方的文明的性格与价值。正好相反……只会使那个老文化格外发扬光大，我绝不担忧站在受方的中国文明因为抛弃了许多东西，又采纳了许多东西而蚀坏，毁灭。我正是说：‘慢慢地，悄悄地，可又是非常明显地，中国的文艺复兴已渐渐成了一种事实了’。这个再生的结晶体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有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体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21]这就是胡适以复兴中国文化为目的的“西化”论。在这里，“西方的色彩”仅仅是“表面”的，“中国的根底”才是内在本质性的“结晶品材料”。
总之，胡适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40余年没有多大变化。对于文化糟粕，毫不留情地批判，弃之而后快，对于文化精华，要经过“西化”洗礼而后实现“复活”和“复兴”。这是一种特殊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应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注释：
[1][2][3][4]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言。
[5][6][7][8]《胡适文存》卷四、三集卷二、二集卷一、一集。
[9]《鲁迅全集》第2卷，第153—154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0]《申报》1924年4月14日。
[11][13][14][15]《胡适文选》第18、16、16—17、18页。
[12]《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册第152页。
[16][17]《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第145号。
[18]《胡适自传》第271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19]《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年。
[20]《民主评论》第1卷第24期，1961年12月20日。
[21]韦政通编撰《现代中国思想家》第七辑，台北巨人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