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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化的历史
商业文化这个概念，是89年由我首先提出的，时间不长，算起来只有八年历史。八年中，商业文化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也出了几本书，写了不少文章。在研究组织上，成立了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出版有《商业文化》杂志。不少商业企业把商业文化运用到企业的经营之中，创出了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地方特性。我认为，提倡推广商业文化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思想上、文化上，创造转轨的氛围。进一步来讲，商业文化是一种流通领域文化，乃至一种社会文化。
商业文化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商品文化，因为商品是商业文化的载体，商品本身体现着文化，没有商品文化就没有商业文化；二是商业营销文化，企业营销是一门很高的艺术，有很高的技巧性，营销文化促进了商业文化的实现；三是商业环境文化，商场的装璜和营业设施，处处渗透着文化现象，从装璜上观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商店的装璜差别很大，分别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现象；四是商业伦理文化，主要是讲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爱岗问题，经营要讲伦理道德，要形成一种商业伦理文化；五是商业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历史较早，国内外对它研究的比较深；六是新商人文化，实质上是市经济条件下的职业企业家问题。
一、商业文化的灵魂
商业文化的灵魂有两方面，即商业精神和商业道德。
（一）商业精神。中国商业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伴随着商业的产生和发展，商业精神也从无到有，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商业精神即商业文化体系。为了追根，我看了一些书，发现白居易还是非常重“商”的。他说“苟利之所在”，即只要有利，“虽白刃昌焉，水火蹈焉”，他可以赴汤蹈火。马克思说，资本若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跃跃欲试；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愿意上断头台。这两句话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只不过是表达语言不同。白居易的话比马克思早讲了一千年。孔老夫子也是重商的，他的弟子子贡就是个商人，他说当个小官是为了发展流通，减少税务。孟子也是如此。问题是，古人有些东西让后人给篡改了，曲解了，扭曲了，好象孔子、孟子只“轻利重义”。中国历史上也有重商的传统理论家，比如说范蠡，日本人把他称为中国的“经营之神”。专门有本书叫做《陶诸公商训》，日本出版了，台湾将它翻译过来。我在绍兴考察时，提到这本书，我说这是中国第一个经营之神，中国第一个“下海”的，而且还是跨国经营。山西在五百年的商业历史中，涌现出了许多商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虽然现在衰落了，但晋商的贡献是永恒的。
重商精神，在资本主义的中世纪也是十分缺乏的。对资本主义要从两个方面去研究，其中之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等学说就是从它发源的。我考虑，资本主义从萌芽、发展发达，到高度形成现代文明，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资本主义的精神在其中。时间就是金钱，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有个很形象的比喻，说美国人善于从“人身上刮钱，牛身上刮油”，本事大得很。有个电影叫《十七号俘虏营》，讲的是美国兵被俘后，其中有个人商业头脑比较发达，他在俘虏营用土办法做酒，然后跟别人交换，从此拥有了很多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与德国兵交换。在没有市场，没有货币，没有等价交换的环境下，他有商业头脑，因而生活得很好。这就是美国人的厉害之处。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由深圳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当初，人们对此感到非常新鲜，孰不知，这个观念美国人在一、二百年前早就讲了。问题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这些东西淹没了。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于欧洲的宗教革命。外国有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据说欧洲中世纪的人也是非常勤奋刻苦的，一个星期工作五个工作日，生产力水平很低，后来出现了新教伦理，它的意思是说，你去合法地致富，这是上帝的意志，是符合天职的。这种伦理激励人们去求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一定历史阶段，人们认识了它。
中国的商业精神怎么样呢？我看晋商是很好的代表。晋商在500年历史中，高度发扬了商业精神，执全国商界的牛耳，山西人应该为之骄傲。晋商曾经有很辉煌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商业精神被淹没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商业的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因此人们都认为流通不创造财富。从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角度看，这当然是对的，但我有点不太同意。我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马克思讲了这么一段话，“一个歌女在大街上自己卖唱，它是非生产性劳动，如果这个歌女被老板雇用，在舞台上卖唱，是生产性劳动，因为它生产资本，”这话在《马恩全集》28卷1分册432页中。这样来看，商业怎么不创造财富呢？我算了个帐，百货商店的固定资产加上自有流通资金是企业的资本，银行贷款是另外一个问题。它的资本利润率远远高于工业的20%、30%，甚至更高。“投机”是个贬义词，但也要一分为二。所以，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商业精神被淹没了，因而导致在整个经济建设中缺乏一种动力。我说的商业精神不仅是指传统上的百货、供销，而是大商业，文化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文化，是大文化。讲商业精神，应该是覆盖全社会的。马克思讲，现代社会人人都是商人。88年抢购风时，新华社记者采访我，问我形势怎么样？我说物价是平中有不平，不平中求平。当时正好是春天，我说就像春天到来之前，要刮一场风沙，但这一场风沙过后就春暖花开，老百姓是会高兴的。后来就批评全民经济商热，《中国妇女报》采访我时，我认为对经纪人、皮包公司要一分为二地看，我认为全民经商是中国国民的觉醒，不是坏事。重商有什么不好，虽然它有弊病，但是它是可以克服的，商业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商业文化的灵魂。我们提出商业文化就是要倡导商业精神，当然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商业精神。
（二）商业道德。商业精神与商业道德是什么关系呢？它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亚当·斯密写过两本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是讲伦理道德的，一本叫《国富论》，是提倡发展经济的。他认为经济和道德是不可能调和的。我想也是有道理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在初期阶段，假冒伪劣商品比我们现在多的多了。资本主义积累从哪里来呢，靠残酷的掠夺与剥削。例如海盗，海盗讲什么道德？贩卖黑奴，极其悲惨。美国有部电影叫《根》，其中有很多人是不讲道德的，只要自己富起来就行，这是强盗行为。可中国人历来是讲商业道德的。从古代春秋战国开始，就鄙视那种不讲道德的商人。童叟无欺，买卖公平，这是我小时候就知道的，这就是中国的商业道德。我们有优良的传统，这一点应该说我们比他们高明，我们不能完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讲“法”，用“法律”来制约，而不是用道德来制约。咱们是两个都要，又要讲法律，又要讲道德。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是经济规律，一只是文化，在影响、调控、制约和激励。我们提倡商业道德，但不能忽视商业精神。商业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当然这里的商业精神不是指违法乱纪等不道德的行为。它包括公平、公正、效率，这种商业精神要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联系起来。
江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的大会上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也有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精神，但我认为要有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精神，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不知这个命题能不能成立？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就谈了这个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我们讲公有制、市场经济、按劳分配，这当然是对的。但我想，比如说朝鲜、越南、古巴也是公有制，也是按劳分配，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跟它们还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根本的区别还在文化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个精神支柱，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怎样理解呢？我讲了三个统一：一是“利”和“义”的统一；二是“富裕”与“奉献”的统一；三是“团结”和“竞争”统一。过去我们光讲服务，服务当然要讲，这是咱们的传统文化，但也要讲“竞争”。按马列主义的学说来看，资本主义才有竞争，私有制才有竞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竞争的。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观点变了。89年1月1日，我到古巴参加建国30周年庆典活动，我问他们有没有竞争，他们说有，但一听是咱们在五十年代初引进的社会主义竞赛。我问有没有市场？说有，我问东西卖给谁，他们说卖给国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无情的竞争，有情的服务》，如果倒过来，是有情的竞争，无情的服务，那就错了。对现在的竞争我要说明一下，我们的竞争不是说要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这样的竞争太可怕了。应当是同向的竞争，如赛跑一样，你赢了，我也能得个名次。外国现在有一种“双赢”的观念，就是说竞争中你胜了，我也胜了。我们的商业精神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的组成部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如果没有这种商业精神，经济怎么发展起来呢？同时还要有商业道德。当然要引进借鉴西方的一些观念，如价值观念，这是我们过去缺少的。还有如公平、公正、效率等。这种商业精神怎么表达呢？可以研究。中国的商业精神首先是要“爱国”，要创业敬业，要共同富裕，公平竞争，这都可以探讨。同时要提倡商业道德，它们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不能把它们分割开。不能只讲商业精神而忘了商业道德或者讲商业道德而忘了商业精神。
二、商业文化的根本
中国商业文化的根本，是培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商人。我的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社会与经济背景的。从商业角度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业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有很大区别。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人是商人，人人是文人。所谓文人，就是要有现代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思维。现在，很多人会唱歌，会跳舞，这不等于有文化。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象唐伯虎那样，以画名流青史，当然每个人都应具备绘画方面的修养，还是比较重要的。现代商人，还要具备马列主义理论知识，既要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有实践经验。这样的新商人，越多越好。我在92年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要积极培育现代职业企业家群体。最近，吴邦国同志也提出要重视职业企业家的培养问题。目前，中国职业企业家的数量很少。职业企业家可以受雇于国有企业，可受雇于集体企业，也可以受雇于三资企业，甚至是私营企业。职业企业家要有一定的任职资格。曾经营过什么企业，有何业绩，否则，没有企业聘用你。
我还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新型企业家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这个提法是比较勇敢的。传统上我们只认为劳动人民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企业家不可能是生产力的代表。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很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属于工人阶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企业家也是生产力，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曾写过文章论述过这个观点。新型企业家就是新的生产力。中国要富强，企业要发展，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是几千万个新型企业家。晋商要重振雄风，再创辉煌，需要的是现代化、集团化了的新晋商，而不是牵骆驼走单帮的老晋商。
新型企业家理性的追求目标应该是什么？先从一个故事说起。明朝朱元璋统治时期，苏南有位商人叫沈万山，号称富可敌国。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据说是他个人修建的，其富裕程度可见一斑。后来沈万山头脑发热，要奖励朱元璋的军队，朱元璋很紧张，认为沈有野心。于是将沈抓起来，准备杀掉。后经人求情，朱将沈发配到云南充军。按明代法律规定，充军到70岁，就可返回老家。沈万山最终没有回来，客死在云南。临终时，沈说，人不能大富、大红，他就是因为太富有，太红了，才落得如此下场。我认为沈万山错误地接受了教训。对现代企业家，我要把它倒过来讲。人要“大富，大红，大德。”大富就要富可敌国，能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企业相抗衡，跻身全球500家大型企业之列。大红呢，我看要有时间和空间两个概念。时间概念，就是不能昙花一现，红一阵，就看不见了。90年前后，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搞承包，曾轰动一时。马到处搞承包，但很快销声匿迹了。这不行，不算数。我说红，就要红它个几百年，能经受住历史考验。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同仁堂”药店，有三百多年历史。除此之外，还有些“百年老店”，一百来年时间太短。日本、德国有些企业的历史很悠久，日本住友企业有四百年历史，是从炼铜起家的。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没有蕴育出大量历史久远的老企业，是个缺憾。山西的晋商，当时是富可敌国，有五百年历史，但没有延续下来。红的空间概念，就是不能只局限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应该红到全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大红。我有些不太服气，我们的总书记、总理一批又一批接见外国大企业家，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都有。我国企业家去外国，外国的总统、总理这样接见吗？我看很少。但我坚信，这个时代会到来的，中国人一定能扬眉吐气。大德，就是道德，大富、大红之后，必须有大德，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企业要极为重视自己的信誉，维持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金字招牌。
在培养新商人方面，有种新学说，即新商人要具备“德、智、美、情”四个方面的高素质。德是道德，智是智力，美是人格完美，情就是感情。这是我引进的观点。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认为人的发展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叫IQ，是智商，一个叫EQ，是情感商，或叫情绪商数。台湾翻译了这本书，叫《EQ革命》，大致意思是，人的事业发展，智力因素很重要，傻瓜不可能当新商人，但智商只占事业成就的20%，事业成功因素的80%来自于非智商因素。智商、情感商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可培养的。学习成绩出众的学生，成年后的事业可能是平平的，没有大的作为，倒是那些调皮学生的事业成就可能更出众一些。这里就有情感商因素的作用。情感商在人脑里有两个调控中心，一个是理智调控中心，这是最高的；一个是情感调控中心，外界信息要经过复杂的生理反应过程才起作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做过一个试验，一组受试者的智商高，一组受试者的情感商高。事业成就方面，情感商高的人比智商高的人要多20%。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智商高的人成绩会很高。而在社会经济环境下，人际关极为重要，若没有极高的情感商，在生活、工作、婚姻等方面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人如果适应了环境，他的情感商就高。我再举个例子，三国时周瑜的智商应该很高，智商不高能当东吴的大都督吗？但诸葛亮三气周瑜，就把他气死了。我的看法是，周瑜的智商很高，情感商不高，情绪控制力不行。诸葛亮舌战群儒，不管人家怎样挖苦他，丑化他，都能平静地对答如流，应对自如，就是智商高，情感商也高。诸葛亮使用空城计，如果情感商不高，他在城头就控制不了自己。拿近代来讲，文革时批判三家村，吴晗受到批判，思想上想不开，很早就死了，可能文人的情感比较脆弱，情感商低，所以有这样的不幸。邓拓呢，是人民日报总编辑，高级干部，也由于同样原因，不幸早逝。三人之一的廖沫沙，不管怎么批他，怎么斗他，他呢，心态极平静，看得很开，结果一直活到73岁。
晋商经营的成功，是高度的智商与高度的情感商相结合的产物，远不是在屋子里打算盘那般容易。对任何艰难，都能应付自如。对晋商的研究，这也是一个独特角度。高智商和高情感商可以看成是文化修养的一部分，因为它是后天的，是可培养的。我们是在人际关系的包围中做生意的，营业员如果情绪不好，老跟顾客吵架，那生意没办法做。商场如战场，当经理的若不能自若应对各种问题，决策就要失误。所以说，在研究商业文化中，情感商问题是一个新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有一些，专门的书还没有见到。在高校教育中，要研究引入情感教育问题。总之，培养新商人，是商业文化的根本。
三、商业文化的外延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有一定区别，商业文化是一种经济社会的文化。我的观点是，经济与文化是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文化要协调发展。商业文化作为市场经济整体的一部分，与相关的许多文化现象是什么关系呢，怎么处理好呢？这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比如说我有个观点，认为下个世纪中国要出现一个文化高峰。这个高峰怎么到来呢，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继承，继承中国的优秀文化；融合，融合未来的进步文化；创新，创造新的既不同于过去的，也不同于外国的新文化；超越，超越历史，超越自身，超越世界。欧洲有过文艺革命，经过文艺复兴，然后出现了资本主义。中国应该有个文化高峰，就可以实现我们伟大的战略目标。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文化高峰，夏周文王时代、春秋、汉代、宋明，此后再也没有文化高峰。高峰一个比一个高，才叫高峰，现在我们还处在历史高峰的下面。我想，应该有一天会形成新的高峰，这个当然要经过一定的历史实践。文化高峰应该有大思想家出现，能够把古今中外融合以后的文化吃透，能够把马列主义、中国的优秀文化、外来的进步文化，融会贯通以后做出新的解释。我们传统的文化，作为政治文化，我看是基本上不能用，什么君为臣纲，这不行，作为一种社会的家庭的文化，当然也包括一种经济文化在内，还有它的可取之处。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还要靠中国的文化来解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但说马列主义完全是外国人送给我们的，也是误解。马列主义是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的。红军的长征精神，马列主义里面有没有？延安精神与井岗山精神马列主义也没有，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发明的。在山东参观孔繁森展览馆时，我问陪同人员，孔繁森为什么会出现在聊城这个地方呢？这个问题研究过没有啊！我说山东是齐鲁之邦啊！孔繁森的事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忠：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党；孝：孝顺父母；仁：对他的乡亲是一种仁爱之心；还有一个是义。这四个字，在有关孔繁森的电影、电视、话剧、报告文学里都没提起，不敢提，好像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其实这是误解。社会主义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要对传统的文化加以新的注释。这需要有大思想家出来，就象当年的朱熹董仲舒那样的人。这样的人应该是已经出世了。关于都市文化。我在天津讨论过，在上海也讨论过。大都市应是商业都市，是商业中心。都市文化与商业文化关系非常紧密。上海一条街一条街的实施商业文化，整体上有个大都市的形象，这就是文化的问题了。上海实行三个中心，一个龙头，都有商业文化的内涵。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中国商人有海派、港派、京派。上海人接过去，叫海派商业文化。海派商业文化作为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内容，是广义的商业文化。关于这个问题要很好地研究。
关于地域文化，或者叫地缘文化，它与商业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到绍兴时对有关人员说，一般人认为，绍兴人形象有点不太好。在人们眼里，“绍兴师爷”是个贬义词，还有“孔乙己”，“阿Q”，这都是比较落后的。我不这样看，我说绍兴有三个中国第一：第一个经营之神即范蠡；第一个公关小姐也是出在绍兴，即西施。在人们的心目中，西施的容貌是如何如何美，但她还有内在的高贵品格。一个青年妇女（大概十七、八岁）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青春。绍兴还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王”，中国的尧舜禹，下面的夏、商、周，夏是第一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不叫皇帝，叫“王”，王的名字叫启，启是禹的儿子。禹取了一个绍兴姑娘，这不是绍兴人生了中国第一个“王”吗？在陕西时，我对程安东省长讲，流行乐坛刮开了西北风，其中有一首歌，叫《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唱的时候，画面上就出现了黄土坡，“不管是五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这首歌”，难道永远是黄土高坡吗？按照对外开放的政策来讲，越唱越没有人来。从宝鸡到西安八百里平川，不比江南差，要好好宣传这八百里平川。我到安徽，和省委书记卢荣景谈话时，还是谈到地缘文化。当时我说，安徽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也不怎么好，小保姆、民工潮、历史上要饭的如凤阳花鼓等等。但是我认为你们安徽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很多。安徽的“桐城学派”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持续了四百多年。戏曲方面，有“徽班进京”等等，还有很多。在近现代史上，清末重臣，洋务运动的创始者李鸿章，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思想文化界巨子胡适，就是安徽人。安徽的文人很多，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皖江崛起”，是安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这是安徽的一笔宝贵财富。在我的倡议下，安徽正在着手编写《安徽文化史》这本书。书的大纲我看了看，还不错。从全国范围来盾，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优势，“谁不说俺家乡好”！要发挥文化优势，带动经济发展。山西的文化历史很悠久，内容极其丰富，晋商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地缘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地缘文化带来的是商业效益。比如说旅游业，把历史文化变为旅游观光景点，就把历史文化变为旅游文化，这样，与商业文化就联系在一起了。历史上许多文化遗产，要么与经济有关系，要么与政治有关系，要么与军事有关系，涉及面很多。扬州文化中就有商业文化，商业精神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农商文化。农民经商带来的文化现象，可以叫做农商文化。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前几年有一句话说“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九亿经商者中大部分是农民。农民从事流通带来了巨大冲击力，近八千万农民外出打工，给所在地和本省创造了很大效益。仅四川一省民工每年寄回去的钱就达100多亿元，有的回家后办起了企业，当了小老板。我去温州考查过。温州商人都是农民，温州人的经商精神了不得，温州商人的足迹不但遍布全国各地，如北京有个“浙江村”。温州人还走出国门到外国去经商，如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就有温州商人。温州人大多根本不会外语，有的连普通话也讲不好，只会说温州方言，但是他不怕困难，敢于去闯。晋商发起初期，据我了解大部分人也是农民，农民经商富起来后，他的文化就会提高，智商也相应高了起来。我认为，农商文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起到重要作用。
温州人经商有种奇特现象。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城市与城市之间理想的辐射半径是800—1000公里，因为这是汽车通过高速公路当天可以到达的距离。城市之间经济活动能够相互辐射，没有中间环节。温州有通往全国各地包括黑龙江、新疆等边远省份的长途客车，乘客主要是经商的温州人，所以我说西方的上述理论要修改，为什么呢？温州距乌鲁木齐相当远，远远超过西方理论认定的800—1000公里半径。温州人的文化并不高，智商和情感商却高，非常能吃苦。文化水平高的人，其智商不一定高。因此，农商文化是中国商业文化中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领域。
关于华商文化。所谓华商文化就是海外华人经商形成的文化现象。明、清时代，很多中国人下南洋到海外谋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业绩。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祖籍在广东，据考证，他与台湾的李登辉，香港的李嘉诚是一个村子的，三李同源。但是，同一时代去关东，到东北谋生的人也相当多，可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有名望的人。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是农业文明，移民垦荒，农业经济发达，但没有市场经济。关东是满清政府的“后院”，后被日本人侵占，沦为日本殖民地。在日本人统治下只有统治经济，而没有市场经济，企业家当然成长不起来。在东南亚的华人，经过几代人几百年的艰苦创业，涌现出了大批成功的企业家。所以，华商文化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就目前来看，海外华人中的大企业家也比国内的要多，我们的不少企业是国有的，企业家是“官商”，而不是企业家个人开创的。
四、商业文化的研究、推广与应用
对商业文化的研究刚开始，理论深度还不够。我认为，应该百花齐放，形成若干个商业文化学派，“海派”是一派。“晋派”也是一派，晋商从五百年前的古代晋商，一直到现在的山西新商人，当然算作一派。对商业文化除了在理论上需进一步研究外，对它的推广与应用也要组织起来实施。山西有“晋商文化研究会”，是个良好的开端，不光要研究古代晋商，更关键是要研究当代晋商，在全国重振晋商雄风。在商业文化的实际运用中，要注意不能误导。商店、饭店越建越大，档次越来越高，只追求投入，不讲产出，这不行。商店、饭店的装璜只是外在商业文化，是表象。商业文化的普及推广程度尤其在中小城市还不高，要扩大推广。
对中国商业文化的研究要同对西方商业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如中西商业文化的差异等方面。平时中国人强调繁荣，人越多越好，似乎一派兴旺发达。国外则不这样，不看人多，只看销售额大小。这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在用人方面，我们讲求要德才兼备，外国企业却是唯才是举，这就是中西两种文化观的碰撞。关于中西文化的交汇融合，我有一种观点，叫“鼎文化论”，两种文化的融合，不象炼钢的熔炉那样，是钢是渣，一清二楚。文化的融合，如一只三足鼎，每只足各自独立存在，各具特征，共同托起上的鼎口。如果说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我们象炼钢一样，要把它消灭掉，那谁还敢进来？两种文化现象经过碰撞融合起来，相互渗透，达到一种协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可以由此创造出新的文化现象。希望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学术研究组织，要好好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专家、领导与企业家可以联合进行研究，发挥各自优势。特别要说的是，山西财经学院在晋商文化研究上成果很多，在全国也可以说独树一帜，应该继续发挥这种优势。对晋商研究也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如五百年的商史与同时代的世界商业史比较研究，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点，这样研究下来，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应用价值。
（该文系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会长、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同志在山西财经学院所做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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