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技术化倾向及其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缺失论文,倾向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逐渐把学术规范的讨论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探讨，经过十余年来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目前学者们的规范意识的确有了明显的加强，并逐渐变成一种学术常识与官方规定，如果说这一阶段古代文学的研究有什么进展与改变的话，规范意识的加强可能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如果今天的研究者再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样，写文章不顾及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的梳理把握，引用材料不注明版本出处或注释非常简略笼统，严肃的学术著作竟然不开列参考文献目录的话，恐怕很难被学界所接纳，为此许多刊物还特意设立了各自的论文发表的技术规范，比如内容提要、关键词及注释的体例等等。又比如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必须在文章的开头要有对本论题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的叙述，介绍前人在这个论题上都做了什么工作，还存在什么问题与不足，自己在这篇文章中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哪些开拓与进展，这种开拓与进展对本学科具有什么价值等等。如果你所选的论题是别人没有做过的，则需要说明与本论题相关的学术领域中的进展状况。当然，学术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是创新，也就是获得新的学术结论，但技术规范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种训练就会失去学术研究的基本资格。
这些规范的讲究的确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进展或者叫做学术规范的建构，是现代学术品格的鲜明体现。拿当今的学术论文与二十年前的相比，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它们属于不同学术阶段。但是在此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并不全都是令人振奋的正面效应，规范化的另一面其实就是突出的技术化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技术规范就成不了学术规范，既然学术研究是一种专业操作，当然必须掌握相关的研究技术。这是最为基本的职业训练，许多人由于缺乏这种技术训练而草率进入古代文学领域，从而破坏了学科规范，降低了专业的水平。眼下流行的所谓学术明星，将戏说当学术，把猜测当考证，认知识为学问，说到底还是没有弄清学术为何物，这也是学术界还要继续强调规范的原因。但是，文学研究并不能仅靠规范化便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技术化的本质其实就是模式化与统一化，它是以学术的市场化作为基本前提的。过于追求技术化也会造成研究的平面化与僵硬化，从而导致研究的简单化与琐碎化。文学这个领域是最讲究感性化、个性化、独特性与生动性的，过于技术化的模式追求却失去了文学研究最宝贵的创造性与生动性。就目前我所接触到的情况看，起码在下述三个方面已经由于技术化的追求而导致了文学研究中更为重要的学术特性的缺失。
一是技术化的客观性讲究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现代学术深深地受到西方科学精神的影响，认为在研究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主观偏见的介入，从而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于是在研究中一切都成为技术处理的对象，材料的罗列，不动声色的叙述，貌似公允的评价，都把活生生的文学弄成僵死的东西。什么人格节操，人生境界，生活情趣，人间亲情，都被客观化与技术化掉了。多少年来，人文学科以探讨规律为目的，把丰富的文学经验与文学思想最终抽取成一些所谓的规律，但这些规律既难以进行科学的验证，也找不到什么用武之地。目前再加上规范性的技术化要求，更加重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冰冷面孔。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公开指出，这种貌似客观公正的叙述已经丧失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能，从而主张应该回归到元史学的文学叙事。司马迁写作《史记》，目的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既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认真的材料准备与实地考察，同时又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写作过程中，从而成就了他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古不朽之作。作为最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的文学，应该担负起重建人文精神的职责。古代文学的研究在这方面似乎比文学理论研究界要落后一步，在后现代要解构掉由科学主义所设置的种种藩篱之时，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些学者却还在以技术性的规范来限制甚至丢弃人文的精神，这不仅是方向的迷失，同时也是责任感的放弃。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技术化的追求也磨平了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在前辈学术大师中，每个人均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优势与鲜明个性，诸如梁启超的广博敏锐，王国维的博大深刻，闻一多的充满灵性，陈寅恪的扎实严谨等等，都形成了他们各自难以为他人所替代的学术个性，从而成为后来学人的楷模。但是有一点可能是容易为人所忽视的，那就是这些学界大师的学术个性是与其人格节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对文化传统的强烈责任心促成了他们鲜明的学术个性。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所作的铭文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也就是说只有高尚脱俗的节操境界，才能具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所以他最仰慕王国维的并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独立的人文精神，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6页）。其实，这又岂止是王国维的可贵之处，如果陈寅恪本人缺乏此种自由的精神与坚毅的人格，又如何能够构成其严谨的学风与独立的学术品格？陈寅恪先生一向以拥有纯粹的学术品格而著称，但是在其扎实严谨的研究里，依然可以感受到其深切的人文关怀，这只要读一读他的《柳如是别传》，便会有真切的体会。可是看一看目前的学者与著作，有多少人视学术为谋生之职业，甚至为糊口之手段，从而将古代文学研究变成一种匠人的技术，其所呈现的学术成果也就只能是迷失了目标的技术化材料处置。
二是考据的技术化倾向造成理性思辨的缺失。学术规范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是说话要有证据，而且是可靠的证据，这是中国乾嘉学派与西方现代史学所共同看重的历史研究的基本属性之一，于是考证材料的真伪就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功夫与鲜明的学科特征。应该承认，这些年古代文学研究在证据搜集的完备性上，在统计数据的科学化上，都体现出鲜明的技术化优势，特别是拥有了携带方便、检索功能强大的电子文献数据库之后，原来被学者视为学问的许多东西，现在都可以轻松快捷地获得。许多年轻人看不起老一代学者，认为他们研究多年的东西自己几天内就能轻松解决。但是过于技术化的倾向也使得许多学者尤其是研究生只知道分类与统计，却不肯认真地阅读文学文本和下艰苦的思辨功夫，从而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了。比如考证一条材料的真伪，许多人认为只要通过文献书目的排比与不同版本的校勘，能够确定作者与著述年代以及版本的演变，也就可以确认材料的真实性了，因而也就有了作为文章证据的资格。其实材料的真伪绝不仅仅限于作者的真伪与刊刻的是否无误，同时还存在着内容的真伪与选择的是否合理。所谓内容的真伪是与作者的真伪相比较而言的。比如在明代的许多文献中，甚至像《明太祖实录》这样的官方文献中，都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说刘基元末在杭州时看到西北方向有“异云”，别人都以为是“庆云”，刘基却说：“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从材料本身看，其作者与版本并不存在问题，但其内容确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之后，他还与石末也孙一起抵抗朱元璋的军队，失败后才被朱元璋拉去效力，如果他早就知道朱元璋要做皇帝，他还有必要做殊死的抵抗吗？可见这里的记载是有问题的。在文学文献的研究中，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往往是找到原始文献的出处与确认文献作者的真实性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是文字的文献几乎都是有选择的记载，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叙述而不是历史本身。那么历史上每天发生那么多的事件，有那么广阔的地域，限于当时的信息渠道与书写工具，作者只能有选择地记述，那么他的信息获得是否准确，他的选择是否恰当，都是很成问题的，更不要说出于种种个人动机与社会动机的有意歪曲了。这些都要经过认真的思辨，不是靠技术统计就能解决的。而且即使能够证明某些文献全都是没有问题而真实准确的，可是他们本身就存在相互抵触的矛盾现象，比如在同一时期的文章书信中，一位古代作家既渴望归隐又希望做官，那么哪一种才是其真实的想法呢？这就必须结合文献产生的语境进行深入的思辨。文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差别就是它是由几个环节构成的，首先是它必须进行大量文本的文学阅读以取得文学的经验与审美感受，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研究基础；其次是对文献来源与作者真实性的考辨，从而保证其科学性，在此一环节中就包括了对于文献内容的真实性与效用性的思辨；再次是在阅读经验与文献思考的基础上对所要弄清的学术论题进行有效的论证，并最终得出学术的创新性结论。但是由于古代文学研究中电子文献技术的广泛采用，使得许多研究者省略或压缩了文本阅读的过程，只关注文献的搜集与排列，于是审美的感受趋于弱化甚至枯竭。同时又仅仅关注文献来源的真伪而忽视更重要的内容真伪与使用效果的考察思辨。失去了审美的感悟与理性的思辨，于是文学的研究简化成了电子检索与逻辑分类。此类研究表面看来规范严谨，无可挑剔，但认真读起来却缺乏基本的审美感悟与深入思考，因而所得结论也就纯属泛泛之谈。
三是研究证据的板重臃肿造成可读性的缺失。现在许多古代文学的研究文章与学术著作，字数越写越多，部头越出越大，好像学问很大，成果很厚重，但读起来却非常沉闷，毫无流畅明快的感受可言。究其原因，就是无休止的堆垛材料以显示证据的充分，以引证的广博证明自己学问的渊博。许多学者与研究生的论文，仅仅为了证明一个并不重要的观点，就可以动辄引证几条几百字甚至上千字的材料。而且往往是在引证完毕之后并不做透彻的分析与论证，或者只是简单几句蜻蜓点水式的串解就随便交代。结果论文的基本内容就是大段大段的材料串联起采的。而且这还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尤其是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学问的渊博与论文的分量。许多教师在评阅学位论文时，也动辄用“征引丰富，文献扎实”来作为赞语，以致被一些有识之士戏称为“博士体”。可是读这样的文章，你看不到思想的闪光，充满智慧的论证，令人感动的审美分析，而是沉重如磐石的大段材料，使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如果连我们这些搞专业的教师看起来都沉闷乏味，难以卒读，那还能指望普通的读者去喜爱光顾吗？而这些我认为也都是研究过于技术化而惹的祸。电子文献的广泛运用，使得大块材料的搬动与堆积不仅显示学问的渊博与证据的充分，而且也比摘句式引用与概括大意的间接引用方便容易得多。可是这些缺乏剪裁的大段材料被堆积在文章中，又没有透彻分析，恰当评价，有谁会有耐心去读这样的文字？学术论文并非材料越多越好，论证的有效性与材料的多少并不完全成正比，精心的剪裁与有效的论证是写作学术论文所必备的基本能力。要证明一个论点，当然需要有足够分量的材料，这经常被称为主材料，它需要有足够的长度，完整的表述，以及从正面说明观点的功用。同时，还要对该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以说明它与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却没有必要把文章中的每条材料都作这样的处理，同类的材料，只需要进行概括叙述就行了，或者摘取关键句子，或者概括文献大意，或者举出诗文篇名。做到这样的点面结合，就既能显得材料充实，又能具体突出，从而使你的论证饱满而有立体感，使人读起来感到充实又流畅。我们读宗白华这样大学者的文章，常常叹服他能够将那么复杂的美学问题清楚明白地讲述出来，没有堆垛，没有卖弄，而是既平实又生动。能够把复杂的问题用简练明白的语言进行流畅生动的表达，这不仅是能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大家气度，一种学问境界。其实堆垛材料的背后的真实原因乃是分析能力、审美感受与理性思辨的严重缺失，为了掩饰这些缺失，就只好靠堆积材料来充填论文。当然，学术论文由于种类性质的不同，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写法与面貌，考证性论文的厚重扎实与鉴赏性论文的生动流畅不同，而思辨性论文的逻辑严密也有异于评论性论文的明白畅达。但无论如何，都应该以说明问题、解决问题作为论述的目的。对深奥的问题做出曲折繁复的表达当然不是理想的表达，对浅显的问题做故为艰深的表达更是很坏的学风，只有面对复杂问题又能够举重若轻地明确表达，才是学者应该努力的方向。作为最抽象艰深的中国美学，宗白华先生可以作一次散步式的表述，那么轻松愉快，那么简易明白，那样充满诗意，这才是真正的大家，真正的高境界，真正的文学研究。“有话好好说”，这看似极为平凡的道理，但真正做好又是何等的不易。
如果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既缺乏理性思辨的智慧之光，又没有打动人的人文精神，更没有流畅生动的阅读效果，而只是造就了一大批头脑僵硬的教授与目光呆滞的博士，这样的古代文学研究不要也罢。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要解决学术问题，取得创新结论，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此一中心而展开。文学研究需要有人文的关怀、审美的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人类情感上发挥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功能。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文学研究需要在文风上表现出既严谨扎实又漂亮简洁的学科特征。古代文学研究是学术研究，应该遵守既定的学术规范，讲究证据，合乎逻辑等等，但它又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它同时要重视审美体验，心灵沟通。如何拿捏好客观公正与主观情感，稳重扎实与生动简练，也许是考量一个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尺度。研究技术的进步应该成为提高研究水平与研究效率的有效手段，而不应该成为偷懒的借口与思想的障碍。
（附注：此成果得到教育部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与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校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