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中国近代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重要论文,发祥地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看法：广东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却是“南蛮之地”，“文化沙漠”。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近代以来，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本文所称的珠江三角洲，包括现在的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市、佛山市、肇庆市，经济特区深圳市、珠海市，虎门销烟所在地东莞市，中国最大的侨乡江门市，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市，叶挺将军的故乡惠州市，共9个市，总面积4.17万平方公里。时间范围则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下面，笔者从思想理论、文艺出版、科技教育三个方面对本文的观点予以论证。
思想理论：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9页。）。在毛泽东所列举的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位代表人物中，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三位都是珠江三角洲人。在近代中国，是珠江三角洲人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
第一，最早介绍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鸦片战争时期，最早的思想精英是深得林则徐赏识（注：林则徐在任杭嘉湖道时，已读到梁廷枬所著书籍，对其才识十分赞赏。10多年后受命为钦差大臣赴粤禁烟前夕，即托人请梁廷枬将其在海防总局编纂的资料摘其要者以供参考。抵广州后，即登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畅谈多时。当时梁廷枬正任越华书院监院，林则徐即以越华书院为钦差大臣行辕，诸多大事，多与研商。）、受聘于两广总督幕中的梁廷枬（1796～1861年）。他是佛山顺德人。他1844年刊行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最早编写的美国通志。此后，他又刊刻《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仑偶说》，并于1846年将四说合刊成《海国四说》。1850年前后刊刻《夷氛闻记》。这些著作最早对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研究，启迪林则徐等人“睁眼看世界”。我们知道，林则徐、魏源都是较早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可是我们许多人不知道，鸦片战争以前，林则徐曾认为“天朝无物不有”（注：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1980年，第123页。），持有对外部世界的愚昧无知的观点；赴粤禁烟后，是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土地上，他才力主学习西方。还有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海国图志》，也是在对珠江三角洲等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包括接受广州学海堂学长陈澧（广州番禺人，1810～1882年）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梁廷枬的《海国四说》一书，比魏源《海国图志》的刊行还要早两年。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1822～1864年，洪秀全的族弟，广州花县人）的主要著作《资政新编》，是太平天国后期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所阐述的政治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变法维新时期，启蒙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2年）是香山（今中山）人。他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原则，其著作《易言》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盛世危言》较为完整的反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体系，是中国思想界较早思考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著作。继郑观应之后，这方面杰出的思想精英还有主张取法英国实施新政的胡礼垣（1847～1916年）、何启（1858～1914年），特别是著名思想家、因发动“公车上书”，倡导变法维新而成为中国近代风云人物的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胡礼垣是佛山三水人，何启、康有为是佛山南海人，梁启超是江门新会人。胡礼垣、何启政治上主张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议会制度，经济上主张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农、工、商及交通运输业。康有为勇敢地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并提出利用外资发展金融，进而振兴实业。梁启超曾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年）是香山（今中山）翠亨村人。他在政治上提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经济上提出吸收资产阶级土地国有理论“平均地权”即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的要求，哲学上提出“行易知难”说，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发展到了主张革命而不是改良的新的高度；他糅合中西思想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和“五权分立”等主张，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旗帜。
第二，最早兴起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肇始者都是珠江三角洲人。第一次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肇始者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洪秀全。他吸取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了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拜上帝会，并在花县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革命文献，为太平天国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把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同中国固有的儒家大同思想和农民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主持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向人们描绘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第二次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肇始者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康有为。他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书籍。其中，《大同书》以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思想为外衣，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为核心，以在中国构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为内容，在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孙中山认为大同理想是中国社会改革的精神支柱，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都曾对大同世界表示肯定。第三次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肇始者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孙中山。他把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观念与资产阶级主张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要求“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专制”的社会主义三者结合在一起，创立“天下为公”的主观社会主义学说。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中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注：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57、231页。）。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注：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57、231页。）。
第三，最早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在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人物，而这些人又大都是热心向国外寻找真理的珠江三角洲籍思想精英。孙中山1896年至1899年流亡欧洲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得以成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第一次透过评论把马克思介绍给国人的是梁启超。1902年10月28日，《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提到马克思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最早为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的是民主革命理论家、宣传家朱执信（1885～1920年）。他原籍浙江萧山，生于番禺。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并摘译过马克思的某些著作。1905年11月26日，在《民报》第2号上，朱执信在以“蛰伸”的名义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第一次扼要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还依据《共产党宣言》的日文本并参照英文本，用文言文摘译了该书的五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将其书名译为《共产主义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最早的节译本。五四时期，香山（今珠海）人、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杨匏安（1896～1931年），曾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杰出贡献，史学界将其与李大钊并称“北李南杨”（注：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民政府开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杨匏安的名字曾与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等先驱并列。他45岁时在上海被蒋介石秘密处决，用年轻的生命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1917年7～12月，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系列政论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所撰《马克斯主义》一文，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它与李大钊同年在北方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不朽之作。在杨匏安等人的影响下，五四运动前夕，珠江三角洲便出现了国内较早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文艺出版：开一代风气之先
明清以降，在迅猛发展的商品生产大潮和日益频繁的对外文化交往中，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步形成了敢为人先、求真务实、自强不息、开放兼容等人文传统。这种人文传统，使近代珠江三角洲文化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由在文艺出版方面相对滞后一跃而为在中国一马当先。
第一，最早融会近代中西艺术。步入近代，一方面，珠江三角洲的广雕广绣、佛山陶塑、肇庆端砚、东莞烟花、新会葵扇等诸多民间工艺得以发扬光大。广雕广绣进入鼎盛时期，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广雕作品象牙球荣获一等奖，广绣作品《睡狮》、《孔雀图》、《四角大花披巾》也分别获奖；佛山陶塑也进入鼎盛时期，风格独特，塑造出的帝王将相、仙佛罗汉及文人、仕女、市井平民，无不入神入韵，人称“石湾公仔，神余言外”，当时享有“石湾瓦，甲天下”之美誉；肇庆端砚被列为全国名砚之首，其工艺日臻完善（注：2004年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把“中国砚都”的牌匾，授予端砚故乡广东肇庆，结束了中国没有“砚都”的历史。）；东莞烟花风行海内外，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大洋洲等地，曾获国际博览会金奖并经常在国内烟花比赛中获得最高荣誉；新会葵扇远销俄、英、美、法等24个国家和地区，1915年新会竹箨葵扇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另一方面，珠江三角洲得以在绘画、建筑、音乐、电影等多方面最早借鉴近代西方艺术。岭南画派以倡导艺术革命，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途径，以形神兼备、雅俗共赏为审美标准，以兼工带写、彩墨并重为艺术手法。他们力主改革，主张吸取古今中外尤其是西方绘画艺术之长以改造传统国画，最终达到通过艺术美的陶冶以“改造国魂”的目的，在推动中国画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功勋卓著。“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1879～1951年）、高奇峰（1889～1933年）、陈树人（1883～1948年）均为广州人，被誉为近代中国画坛上的“岭南三杰”。高氏兄弟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外博览会展览并获奖；陈树人一些名作为国外博物馆购藏。季羡林先生对岭南画派推崇备至，曾说近代中国在各方面真正具有创新精神者，实以粤人能领袖群伦。最早借鉴近代西方建筑艺术，例证甚多。珠江三角洲早期的民居建筑，较为明显受到江南地区建筑模式的影响，官僚地主常常是四五代人聚族而居，建立封闭的建筑群。到近代根据珠江三角洲自身特点学习借鉴西方，形成独特风格，得以开中国近代建筑风气之先，以致广东建筑与京派建筑、海派建筑相并称，构成中国建筑的鼎立三足。体现中西建筑艺术相交融的实例很多。珠江三角洲近代早期茶楼如广州的陶陶居、莲香楼、惠如楼，多是在传统民居竹筒屋的基础上，采用西洋建筑的局部装饰和立面处理，外观庄重华丽，室内古色古香；在广州的长堤大马路、一德路、人民南路、中山五路，江门的堤中路、仓后路、莲平路，近代已出现中西建筑风格一体化的城市骑楼；1864年建成、位于东莞西南城郊的可园，有礼乐相济的传统儒家的文化意蕴，也有崇尚自然的传统道家的审美取向，还有开放融合、择善而从的海洋文化性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文化特征；到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传统的竹筒屋民居出现新变化，产生了两三层的楼房建筑，有西方古典主义式的，也有复兴传统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多样化；开平三埠镇的风采堂（余氏祠堂的代称，1914年竣工），其左右两条直通长巷的入口檐部，顶部是西式山花处理，稍下则是中国式的琉璃瓦小挑檐和中国风格的山水壁画，实乃兼容并蓄的建筑典范；教会建筑中著名的有历时25年于1888年落成的广州石室天主教堂，这是目前国内乃至东南亚最大的、最完善的天主教堂，其型制和格局基本上是法国巴黎圣母院的移植，由于其建造年代比巴黎圣母院晚700年，在技术上更显完善，在艺术更加成熟。此外，珠江三角洲还最早借鉴西方音乐、电影艺术。早在1846年，在广州八旗二马路边的东石角浸信会，便曾传出基督教圣咏和西洋乐器之王钢琴的天籁之音。正是由于教会音乐较早的侵润，珠江三角洲的钢琴教育在中国长期位居前列（注：目前，广州是全国家庭钢琴拥有量最高的城市。深圳则有李云迪、陈萨、左章、张昊辰等在国际钢琴大赛上频频夺冠，并提出要建成“钢琴之城、钢琴之都”。）。1889年电影传入中国后，1913年，珠江三角洲拓荒者从中国文学名著和本土粤剧艺术中吸取营养，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具有多重范式意义的《庄子试妻》。这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最早改革近代中国文艺。到近代，珠江三角洲传统、刻板的文艺样式逐步为贴近百姓、贴近现实、地方特色鲜明、清新生动活泼的文艺样式所替代，进行了对中国近代文艺最早的改革探索。在文学领域，张维屏（1780～1859年，番禺人）诗作《三元里》及民歌《胜利歌》等，讴歌反侵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与事迹，使“古贤雄直气”带上了鲜明的近代革新色彩，又把岭南诗传统的“清淡”气息变为富于时代跳动感的“清劲”诗风，开辟了中国近代诗歌创作的新时代；佛山人吴趼人（1866～1910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番禺人黄小配（1872～1912年）的《二十载繁华梦》等，大胆揭露清朝官僚的腐败，将民生事务置于首位，是中国近代谴责小说中的代表作；梁启超先后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主张，开创了近代文学理论特别是小说理论研究的先河；香山（今珠海）人苏曼殊（1884～1918年）的作品冲破传统章回小说格局，吸收西洋小说家的倒叙法，不仅曾风行海内外，而且对“五四”新小说的诞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艺术园地，珠江三角洲地区流行的戏剧是粤剧。在改革发展中，粤剧逐步形成了兼容百家、因地制宜、贴近大众、清和柔美、细腻雅致、与时俱进的革命性风格，到近代已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粤剧早在1840年就到美国演出，1857年已在新加坡建立了粤剧的行会组织“梨园堂”（后来改称八和会馆）。1880年前后，粤剧得以在港澳立足。粤剧长期沿袭“外江班”的中州官话来道白和唱曲，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粤剧演员大胆改革粤剧，用广州方言代替舞台官话，用真嗓（实声）代替假嗓（假声）。粤剧改良革新运动1919年前后完成。改良后，地方歌谣被吸收，声腔艺术获得很大发展，唱腔更具岭南色彩，不仅赢得了“实开粤省剧界革命之先声”（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23页。）的美誉，而且为中国近代的戏剧革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第三，最早出版近代中国报刊。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刊统称“外报”，是中国近代报刊的源头。“外报”包括外文报与中文报。“外报”中的外文报，英文报居主导地位，而1827年创办的《广州纪录报》正是中国内地的第一份英文报刊。“外报”中的中文报，内地出版的影响最大，而1833年创办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正是中国内地第一份中文报刊。该刊1843年3月发表的《新闻纸略论》，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刊的文章。太平天国时期，珠江三角洲思想精英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从整个国家政权结构的宏观角度着眼，提出了国内最早最系统的办报设想，如设新闻馆、准卖新闻篇、兴各省新闻官等等。维新变法运动前后，1872年，《羊城采新实录》创刊于广州，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份中国人自己主办的近代报刊；1874年1月5日在广州创办的《循环日报》，是中国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纸及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此外，维新派1874年6月16日在上海创办的《汇报》，作为中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日报，是香山（今珠海）人容闳（1828～1912年）集资白银1万两创办的；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作为维新派的第一家报纸，由康有为个人出资，梁启超主持笔政，麦孟华（1875～1915年，顺德人）负责发行；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出版的《时务报》，作为维新派办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机关报，由当时年仅23岁的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发在《时务报》创刊号上的首篇文章中，在中国最早用“耳目喉舌”来比喻报纸的功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广州与北京、上海一起并称中国三大办报中心。1905年9月创刊的《时事画报》，是革命派的第一份画报，由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剑父、潘达微（番禺人，1880～1929年）等人编绘出版。从1886年到1911年，广东省可以考证出的日报达52种之多。1912年，广州城同时就有20多种日报发行，除了后来居上的上海，大概没有哪个城市的报纸比广州多。
科技教育：引领时代辉煌
曾被史家誉为“全面探索中国近代化第一人”的维新派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曾指明“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是近代中国的富强救国之道。这一思想，最早在珠江三角洲付诸实践。从教育科技方面来看，在近代中国，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引领时代辉煌。
第一，社会科学引领风骚。步入近代后，珠江三角洲社会科学领域不少方面在全国一领风骚。除曾引领近代中国的维新变法思潮、民主革命思潮、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外，表现较为突出的还有经学、哲学、史学。近代珠江三角洲的经学研究成就卓著。曾担任两广总督的阮元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林领袖人物，他主持编辑《广东通志》，被视为清代通志之典范；他1824年创办的学海堂书院，聘请著名经学大师、并称“岭南两大儒”的朱次琦（南海人，1807～1881年）和陈澧等任教，延续80多年，使珠江三角洲的经学研究达到国内最高水平，并培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大批人才。19世纪后期，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与其弟子们一道积极传播改良变法的主张。此后，康门弟子等一直秉承着保皇和经学的意旨。近代珠江三角洲在哲学领域勇敢地和保皇派斗争的，主要有孙中山、朱执信等人。这场斗争既属于珠江三角洲又影响全国，由此也奠定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基础和哲学观念。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山祖。他高举“史学革命”的旗帜，指出旧史书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不可能说明社会的进化和发展趋势；主张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编写历史，解释历史。他治学涉猎面极广，在史学领域中，涉及到从先秦到近代的经济史、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等等。
第二，自然科学英才辈出。近代珠江三角洲第一位自然科学家是邹伯奇（南海人，1819～1869年）。他以北宋沈括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深入研究，于1844年就制作出了一部摄影器并成功地拍摄照片，比法国摄影术传入广东还早两年（注：近代摄影术是1839年法国人路易·若克·达盖尔发明的。1846年传入广东，但仅供外国侵略者在广东沿海搜集情报用，不许传给中国人。）；他精通地理、物理等，在天文方面卓有成就，还被誉为“算术称首”（注：陈璞：《〈邹征君遗书〉序》。）的数学家。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广东作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和民族经济的摇篮，曾经孕育了中国第一代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商人和第一代民族资本家。洋务运动期间珠江三角洲创办的军事工业或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主要有广州机器局和广东钱局。我国用机器大量铸造铜钱和银币，首推1886年开始筹办、1889年投产的广东钱局。广东钱局1900年开铸铜仙，这是我国最早铸造和使用的铜元。近代珠江三角洲在民族经济方面称雄全国最为突出的是民办工业。是时，珠江三角洲得以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例如，南海县华侨商人陈启沅（1834～1903年）1872年在南海简村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珠江三角洲是当时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的中心；肇庆旅日华侨卫省轩1879年在佛山文沙创办的巧明火柴厂，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火柴厂；南海县华侨商人钟星溪1882年在南海盐步创办的宏远堂机器造纸股份公司，是近代中国人办的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江门台山县华侨商人黄秉常1890年创办的广州电灯公司，是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第一家电灯公司；1912年陈拔廷等多人在广州创办的协同和机器厂，是中国第一家柴油机厂，它于1915年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7年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在广州设立，成为中国橡胶工业的先驱。珠江三角洲在外地也有一些自然科学或应用技术英才。例如，香山人徐润便曾是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最大的房地产商、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他奠定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基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机器印刷厂。值得强调的还有容闳。他是最早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首倡“教育救国”，开创了我国官费留学的先河（注：容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2000年5月5日，容闳的肖像进入耶鲁大学名人堂，与布什、克林顿等耶鲁毕业的政要并列；2001年9月21日，哈特福佑市市长把这天定为容闳和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1872年至1875年，容闳等分四批共招收了120名幼童留学生赴美，其中多为广东人。这些留美学生中，不仅有后来促成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香山（今珠海）人唐绍仪，而且不少人成为近代中国在机械、造船、铁路、采矿、工商、海防、邮政、电报等方面的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南海人詹天佑（1861～1919年）。他是中国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史上的先驱，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他设计和主持建造了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及汉粤川铁路，为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殊勋。与这批留学生同时代、不得不提的珠江三角洲籍科技精英，还有侨居美国后归国的江门恩平人冯如（1883～1912年）。他是中国第一架飞机制造者、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他1910年研制出了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飞机并架机参加国际飞行协会比赛荣获第一名，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并且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第三，教育事业生机勃勃。乾隆年间，珠江流域的书院数已超过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而跃居全国之首。进入近代社会，广东书院达100余家，规模不断扩大。近代广东有名的书院除学海堂外，还有始建于1867年的菊坡精舍和始建于1888年的广雅书院。菊坡精舍由广东巡抚蒋益澧倡办，与学海堂一脉相传；广雅书院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倡办，是当时两广地区很有影响的最高学府。这些书院，共同构成近代中国书院的高峰。在传统书院存在的同时，广东的新式学堂迅速发展，1863年创办的广州同文馆，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外语学校之一，多名优秀生被总理衙门录用为翻译；1866年创办的南华医学堂，是中国第一间西医专科学校，培育了中国最早的西医；1886年创办的广东陆师学堂，是甲午战争前中国仅有的两所陆军学堂之一（另一所为天津武备学堂）；1888年创办的格致书院，后改名为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在近代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学生同校；1891年由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是培养维新志士的摇篮。20世纪初叶开始，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广东进入新式教育时代。1905年，广东第一次全省运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当时就有47所学校参加。辛亥革命成功，特别是后来孙中山返广东后，珠江三角洲的教育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国初年，以过去的新式学堂为基础，广东改建成立了一批高等院校和普通中学，1918年全省小学发展到5607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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