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周恩来的探索与邓小平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国家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在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的建设过程中，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独到的理论探索和总结。他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坚持并遵循着党在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强调：“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页。）在如何“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问题上，周恩来坚持并丰富了新中国缔造者们的关于“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只是由于“左”倾冒进思想的横行，以及过急过早地宣布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和已进入社会主义，周恩来所坚持的关于“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在实践中才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更不象他的外交思想那样为众人所熟悉。应该说，作为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同志无疑是在政府的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然而作为一代政治家，他个人的政治思想和智慧也必然闪耀于他所主持的工作和建设之中，他的思想既是那一时代新中国领导者们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的体现，同时又必然凝聚着他个人的政治信念和品格。
一、“我们需要同资本主义经济联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共产党人所接收的旧中国是满目疮痍的破烂摊子，是一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掠夺和战争涂炭的遗产。1949年，我国的钢铁工业几乎被破坏殆尽，全国生铁产量只有24.6万吨，钢产量15.8万吨，电子工业有一半以上被破坏；煤矿生产陷入严重的危机。全国解放时所有铁路、公路几乎无一线一段能够通车。农业方面的情景也十分惨重：1936年全国的粮食产量是3000亿斤，到了1949年，粮食产量只有2260亿斤；棉花的产量只有880万担。 所有这一切说明：新中国一成立，共产党人就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的工业和农业，解决近五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民心的稳定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形象。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时，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是当时支撑社会经济的主要力量，而且也是共产党可以继承和利用的现成的社会生产力。1949年，资本主义经济在制革、火柴、纸张、面粉、卷烟、橡胶等轻工业方面占居显著的优势，约占到60～80%，纱锭的数目也超过50%。还有不少轻工业部门，国家一时来不及兴办，产品只好依靠资本主义企业来供应。直到1952年，在棉花、药品、纸张、橡胶制品等生产方面，资本主义企业仍占到50 %左右。1953年在全国现代大型机械工业的生产总值中，私营仍占32%左右，公私合营约占3%。 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缴纳的税款在国家收入的比重（公私合营部分除外）来看：1950年占32.9%，1951年占28.60%， 1952年占24.06%，1953年占22.36%，1954年占13.34%。 尽管由于急于达到政治目标，私营比重逐年下降，但这无疑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并且每年的数目都超过农民向国家缴纳的总税款。此外，“在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中，不仅容纳着数百万的职工，而且还拥有一批较早地掌握了现代企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知识分子，中国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中，约有20%左右的人是熟悉工程技术的专家。”（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1～162页。）
周恩来同志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当家理财人，敏锐、冷静地看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面对的社会经济背景，并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坚持了由新民主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务实而稳健的战略方针：“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页。）“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需要。”（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95～96页。）在谈到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必要性时，周恩来坦诚地说：“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大财富，对国计民生还有很大的作用。”（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24页。）“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页。）周恩来尤其强调，“由于解放前的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把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1～162页。）
周恩来所坚持的关于“同资产阶级联合”思想的具体内容就是利用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把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提高社会主义现实生产的手段。这一思想反映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的社会观，作为一代领导人的务实、灵活的工作作风。对于经历四千余年封建历史的中国，当她刚刚跨上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时，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而且多了一个封建主义。而相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无疑又是先进的、进步的。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在通往社会主义的路途上，仅仅依靠摧毁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而且也是错误的。“同资本主义联合”的思想，实质上体现了对先进文化的继承和吸纳的科学精神。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以在完全摧毁上一个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摧毁的只能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和文化糟粕，而一切有益的东西必将作为人类文明一般，为人类自身所接受和吸纳。但是由于周恩来是一位政治家、领导者，所以我们单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他所坚持的“同资本主义联合”的思想是不够的。可以说，“同资本主义联合”的思想是使新中国迅速摆脱经济困境，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是在经济起点较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道路的探索，因此，它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而且更具有理论探索意义。
二、“把自由资本主义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周恩来在“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在坚持“同资本主义经济联合”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引导私营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53页。）的思想。周恩来认为，过渡中的改造， 就是把自由资本主义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受到限制，成为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1页。）
1.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周恩来基于对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和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敌对阵营的政治理想之相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剥削工人，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济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之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性之间的冲突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受到限制，不能无限制的自由发展。“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亦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允许发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允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私人经济事业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领导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非如此，即如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2页、第101页。）
所谓受到节制、受到限制的资本主义，即“一种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54 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可以利用与限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恩来关于既利用又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需要的，因而是正确的。如果说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那么共产党人在领导他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本身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就更加低下。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把广大朴实、真诚、充满革命热情的农民紧紧地吸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但是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却十分落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比重为70%，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0%，而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注：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1981 年中国经济年年鉴〈简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82年版，第Ⅵ—4页。 ）与此同时，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敌意，实行了一系列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措施，使中国的建设一开始就缺乏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并且还要随时作好迎接战争的准备。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不迅速发展经济，尽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和政权的存亡就要受到威胁，所以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已有的并具备了一定规模、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私营资本主义经济，使它们为政权的巩固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如果任由国内私营资本发展，国家将失去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控制能力，新生的政权同样会面临着威胁。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周恩来所坚持的关于“有限制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是要取缔私人经济，而是使其“不能无限制的自由发展”，即不能有害社会，抑制其生产的盲目性和“唯利是图”性；同时，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允许发展。在谈到与民族资本合作时，周恩来尤其强调“要根据自愿的原则，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2～116页。）“还应使私营企业有利润，使资本家对其私人所得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2～116页。）周恩来还指出：“在工人群众中，有些人没看清楚这个问题，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这样就不好了。”（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2～116页。）“要使他们（工人群众）认识到，中国的私人工商业如能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这样就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2～116页。）在利润及分配比例问题上，周恩来认为“如将赢利作为100%，比较合理的分配是： 所得税占34.5%，工人福利占15%， 公积金占30%，资本家的所得占20.5%。 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25%上下就更合适一些。”（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2～116页。）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采取怎样的形式，周恩来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工业方面，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即企业中有公股参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处于领导地位，私人所有制是被承认的，但已经受到限制；中级的形式是加工订货，即原料由国家供给，不能到自由市场去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低级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购买，由私人进行生产，国家收购其产品的大部分，私人还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销。”（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2～116页。）在商业方面也有可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如对国计民生确有作用的大的私营商业公司，可以实行公私合营，利用其合理的经营管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其能为国家服务。此外，私营商业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替国家批发，或代购代销。私营商业的数量很大，从大的公司到小的摊贩有几百万户，我们必须带着他们前进。”（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2～116页。）周恩来称这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是“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2～116页。）
2.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和部分。建国初期，在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周恩来指出：“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就会发生‘左’倾冒险情绪。另一种就是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同化于人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周恩来还强调指出：“没收资本主义的企业，去掉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东欧各国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我们中国有所不同。”（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95页。）我们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至于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轨道上来的时间及其他关键性问题，周恩来指出：将全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这里所说的“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就是说，不少于三年可以多过五年，搞不成还可以推迟，不能急躁。所说的“基本上”是指：不是全部，从数量上讲，总要达到60%以上。现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数量已经不少，凡是和国家经济联系合作的私营企业，就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决定的方面是大、中企业，而不是小企业。只有大、中企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全国经济建设才能更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小企业数量虽大，但不起决策作用。”（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54～155页。）因此，周恩来强调，要加强对大中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早地把其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如果按照上述对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形式的设想，在工业方面，大、中企业应该采取高级的形式，即公私合营，企业中有公股参加，公私共同管理，但公方处于领导地位，私人所有制是被承认的，但已受到限制。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中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人物要明确地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不要忙于在社会上作广泛的宣传，因为‘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话，如果不讲清楚，很容易被误会为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2～113页。）
周恩来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应该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他指出：“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既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过早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也不能脱离群众的觉悟水平，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不论经济建设，还是经济改造，都应当稳步前进。”（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53页。）
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过渡时期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只要完成这两项任务，过渡时期就结束了，我国也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周恩来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统一。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革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周恩来不赞成只讲改造、忽视工业化的倾向，并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在此后又多次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1956年2月，针对一些地方和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就完结了的想法，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过渡时期是两个过渡，一个是三大改造，一个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大改造比我们过去设想的时间是大大提前了，但过渡时期还不能算走完，因为工业化还未实现。1956年2月6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恩来再次强调指出：不能随便提出“提前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口号，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这可以督促我们更快地努力使工业生产发展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他还指出：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了，是不是对呢？也可以这样说，不过不怎么准确。因为有两种过渡嘛！完全进入就得建成社会主义，而建成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剥削和贫困，还要消灭愚昧。不然会给人们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了，我们什么都是社会主义了，原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1956年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指出：“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
周恩来所坚持并发展了的关于把私营资本主义（主要指大、中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并由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又适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现状。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它不可能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建成。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而且更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周恩来虽然没有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但已强调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剥削和贫困，还要消灭愚昧，强调不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强调工业化在过渡时期的重要性。周恩来还意识到了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运动结果，而仅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水到渠成”。所以他重申：三大改造比我们过去设想的时间是大大提前了，但过渡时期还不能算走完，因为工业化还未实现。周恩来客观地面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现状，并及早地发现了政治热情给人们带来的经济改造和建设上的急躁情绪，强调：建成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过早地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也不能脱离群众的觉悟水平，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不能随便提出提前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口号，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
周恩来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和对过渡时期的理解是科学、务实、冷静的。他既区分了长远目标（建成社会主义）与眼前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发展经济），又将二者科学地联系在一起——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又是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必备条件。他既牢牢地把握住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又把目标与达到目标的过程和实现目标的形式与手段区分开来。即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的公有，但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过渡时期，可以有私有经营的存在并有节制、有限制的发展，所有制的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只要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当然我们不能假设历史，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后来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猖獗以及对中国社会现状乃至社会主义认识、理解的偏颇，按着周恩来所坚持并发展了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稳步地实施下去，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所付出的成本将会减少许多。
三、“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周恩来“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的提出，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人民走过了30年艰辛曲折的路，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周恩来的“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实践中被扭曲和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卓有成效的实施是政治与时代的缘故，因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中也体现了我们的党和人民从幼稚迈向成熟，由狂热步入理性，由教条走进务实的观念革新的历程。
首先，无论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现实主义的作风。周恩来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与资本主义联合的思想，并把私营资本主义看作可以被无产阶级政权有效利用的、现成的社会经济生产力。邓小平也是从现今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把曾被冠以资本主义实行的市场经济，“定义”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他认为中国应以“商品经济的形式首先进入混合型市场经济的阶段，然后再考虑逐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所不同的是二者处于迥异的政治——历史环境之中。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面临着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这一首要任务，所以迫切的发展经济愿望，是与迫切的巩固政权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更大的意义说是为巩固政权服务的。因而周恩来在提出“同资本主义联合”的同时，还必须强调使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节制和限制，将私营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邓小平所面临的是深重的思想意识的障阻和社会主义应有的先进性与现实的落后性给广大群众带来的信仰危机。所以迅速发展经济，让人民真正获得社会进步的实惠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因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来，不会撼动政权稳固性，只会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增加国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其次，无论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认识到了如果只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但现实的生活条件却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种理论显然是无说服力的，从而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理论的现实基础是一个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好条件的社会主义。为此周恩来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贫穷与愚昧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主张，但是很快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被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所代替，政治理想被凌架于经济基础之上，人们带着摆脱贫困，重建家园和对社会主义的热望，走进了“穷过渡”的误区。不幸的是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人们真的以为自己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什么都是社会主义了，原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所以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不禁让人疑惑，社会主义真的比资本主义好吗？邓小平在坚持了周恩来制定的“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原则的同时，清楚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引导着中国人民实现毛泽东早就抱有的，但一直没有实现的赶美超英的梦想时，邓小平使世界大吃一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说：“致富光荣”！在经历了“贫穷的社会主义”之后，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很容易变成全国人民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个现代化”的梦想，在今天变成了脚踏实地的行动。
再次，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进程，它不可能试图以堂吉诃德式的办法，在没有任何物质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一蹴而就。所以周恩来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和部分，反对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的“左”倾冒险情绪，强调社会主义的建成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需要，导致了所有制改造上的急躁病和经济上“赶超战略”的实施。所以，一方面人们渴望一夜之间跨入美好的社会主义，在实际建设中绕过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必要发展阶段，人为地免去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按部就班地经历的经济成熟所需要的各个阶段，跳跃进入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迫切地富民强国的思想，使我们的党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越发展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因而民用工业发展不起来，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邓小平修正了以往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指出：在中国发展纯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并不成熟，如果说中国已达到了社会主义阶段，那么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时必须量力而行，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能一下跨入社会主义，要一步一步地发展。邓小平一方面努力纠正以往“政治压倒一切”的错误做法，赋予了经济发展高于政治理论的优先权。一边处理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一边引导人们逐步地向政治目标靠拢。另一方面，他否定了以往只顾狂热地向目标进军，而置需要在途中解决的当前问题不顾的教条主义做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人民在实现与理想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畅达的桥梁，从而把“超英赶美”由政治口号变为亿万人民的实践。
最后，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在总结吸收人类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工业化欧洲的剥削制度导致的阶级斗争冲突中，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共产主义最终将出现。列宁认为只有工业化的城市才能够爆发共产主义革命。而毛泽东则把革命转向了农村，认为贫苦的农民大众才是完成中国新政治使命的主要依靠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每一种新解释都建立在以前解释的基础上，并赋予新形势下的若干现实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现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周恩来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但是，一方面4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追赶时代潮流的中国，而共产主义是当时的时代潮流。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了西方国家是如何通过强行剥削非西方国家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对现状的解释像一股热流席卷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被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几乎怀着崇拜的心情吸收并运用到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中。另一方面人们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治学习惯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学问一直建立在死记硬背前人经典的基础之上，现代革命不可能植于虚空之中，于是马恩列斯的著作取代了孔孟的书籍。同时中国人又从来不表明他们的观点是自己的，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筑在前人之上，即新观念应该以旧的、已有的观念为合法基础，总喜欢借用马恩列斯的话以增强其权威性。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被教条的使用了。周恩来等老一辈政治家、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关于利用私营资本主义的思想，变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势不两立的绝对战胜，甚至变成了对一种先进文化的排斥。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构成了中国工业革新而非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邓小平同志以现实主义的作风横扫了教条主义的恶习，以事实判断取代了“阶级分析”，把政治理想与实现理想的道路共同区分开来，于是“市场”和“计划”不是作为阶级的判断标准，而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而存在。理论还是同样的理论，但其运用的方法及结果却完全不同。同样是新的综合，但在邓小平同志那里不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而是资本主义优秀的东西与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相互补充。这种综合的催化剂是一种新的、跳出思想观念自囿圈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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