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的“本义”与“转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本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8)04-0001-08
有许多概念特别是哲学概念，都不是只有单一含义，而是在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其他的“含义”、“涵义”或“意义”。“本体”和“本体论”就是这样的概念。
在中国研究哲学史特别是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人们，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一个是用西方的哲学观点、哲学范畴和哲学思维逻辑评述乃至指责中国哲学，此谓“以西方格中国”；另一个是用中国的哲学观点、哲学范畴和哲学思维逻辑来谈论西方哲学，这叫做“以中国格西方”。在本体论研究中，比较常见的是第一种，即以西方的哲学作为标准来“格”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不存在真正的“本体论”，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本体论，甚至根本没有“哲学”。当然，这种观点在今天已经不值一驳，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既然中国也有自己的“时代”，就必然有自己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既然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本体论假定”或“本体论承诺”，那么中国哲学也就必然有自己的“本体论”。只不过中国的“本体论”与西方的“本体论”具有不同的概念范畴和不同的思维逻辑罢了。
某些认为中国没有本体论的专家学者否认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思想，也否认中国文字中的“本体”概念与“本体论”有联系，指责他人“在中国哲学的典籍里寻章摘句”，而笔者认为，要在中文的语境里谈论“本体论”，还真的不能避开在中国哲学典籍里“寻章摘句”，因为它们是驳斥“中国古代哲学没有本体论”说法的证据之一。应该承认，无论人们如何界定，今天的“本体”和“本体论”是中文概念，使用这两个词的中国专家学者是在中文的语境里来理解它们的。因此，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考察，就不能完全根据与之对应的所谓“外文词”来定义，而必须放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观照”。尽管最早的时候它们的出现也许是为了翻译外文词汇的需要，然而一旦成为中文概念，则有了中文概念的特有含义。因此，本文着重从这两个概念的本义出发，探讨它们在今天的中文语境中的“转义”，而“转义”在广义上又可以称为“通常义”、“引申义”、“解释义”、“现代义”等等。
一、关于“本体”的中文辞源
有可靠的资料表明，中国最原始的造字之列中就有“本”和“体”二字。关于“本”，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经出现，《大雅》中说：“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这里的“拨”同“发”。“本”的最初始含义是指草木的根、干。《庄子·逍遥避》中的用法与此相同：“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有的典籍中出现了用草木的道理比喻社会人事的说法。例如《左传·文公七年》中说：“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这里直接出现了“本根”的提法。那么，“本根”又指什么呢？《庄子·知北遊》说：“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悯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作为草木根、干的范围，而具有天下万物根据的含义。在先秦典籍中，“本”除了作为草木的根干这一基本义使用外，其最常见的用法就是把它作为事物的根据、根基或主体。《易经·乾》中说：“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论语·学而》中孔子说：“君子务本”，《商君书·定分》中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许慎《说文解字》对“本”的解释是：“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在中文里，经常“本”“末”连用，意指树木的根和梢，比喻为事物的始终、主次，也代指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大学》）；“以本为精，以物为粗”（《庄子·天下》）。《易经·系辞下》说：“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荀子·礼论》说：“本末相顺，始终相应”。可见，与“本”相对应的是“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说文解字》）。此外，“本”还可引申为如下含义：本来的，如本意、本质、本色、本能等等；中心的，如本部、本题等等；自己一方的，如本国、本地、本人等等；当下的，如本朝、本日等等，并产生了“本领”、“本事”等表示特殊技能的转义，但其“根本”的含义仍在草木。草木都是植物，由于粮食生产主要来自种植业，因此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草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依靠，种植业的地位在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国家中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是农业社会赖以为生的“根本”。“本末”的关系是：末死本存，本在末荣。对“本”的重视，是农耕社会中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关于“体”，中文繁体字为“體”，从骨豊声。体的最初始意义就是身体、人体。《礼记·大学》中说：“心广体胖”，《论语·微子》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说。所以“体”首先是与人对自己身体的直接体验有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能近取譬”，是中国先哲创造哲学范畴和建立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因此，与身体有直接关系的感受和体验最能成为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就不奇怪了。在先秦典籍中，“体”还兼有“实体”、“形体”、“形状”、“卦形”、“卦状”之意。《易经·系辞上》说：“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意即“易”和“神”一样，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换句话说，有形的存在才能谓之“体”，那些无形的存在是无“体”的。《尚书·金滕》载：“公曰：体，王其罔害”，这里的“体”是“卦形”、“卦状”之意，意思是这种卦体无害。但是先秦关于“体”的用法也有一个从具象到抽象、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荀子·富国》说：“万物同宇而异体。”这里的“体”还是指事物的形体。而《荀子·解蔽》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这里的“常而尽变”之“体”，已经超出具体事物形体的含义，成为抽象意义的范畴了。与“体”对应的是“用”即“功用”、“作用”。中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事物的功能和作用，无用的东西是不可能受到人们关注的。但是和“体”相比，“用”始终是第二位的，是间接的。“用”再重要也是为“体”服务的，是要以“体”为根基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本”与“体”连用，构成“本体”，成为一个哲学范畴，是中国先哲的一大发明。据专家考证，“本体”二字连用很早就出现了，大量使用则是在宋明理学中。“本体”最早的含义是“本来面目”、“本来状态”的意思。三国时阮籍在《乐论》中说：“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但概念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其初始含义而具有了“根本性状”、“根本依据”、“根本源泉”等意义。西晋司马彪在《庄子注》中说：“性，人之本体也。”[1]312这里的“本体”就含有“根本性质”、“根本依据”的意思。唐代佛教经典《大日经》有“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的说法，这里的“本体”已经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进入“无形”之境。及至到宋代，“本体”已经成为哲学界普遍通用的范畴而频繁出现在各家各派的著作中。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在这里，“本体”指天下万物本来恒常的状态，因而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学范畴的基本属性。大理学家朱熹讨论了“性之本体”、“形器之本体”、“天理自然之本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论语集注·公冶长》）；讨论了“心之本体”：“虚灵自是心之本体”（《朱子语类卷五》）。朱熹认为“理”是“本”，“气”是“具”，即认为抽象的“理”是万事万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而“气”则是事物生成的材料、物质。朱熹还用“理一分殊”来解释事物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已经深入到“本体论”哲学的底蕴。到了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系统地论证了“心之本体”就是“良知”：“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儒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笔者认为，之所以“本体”一词在宋代以后得到特别的重视，与宋明时代中国哲学抽象程度的提高有很大关系。邓晓芒先生说：“宋明理学家在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方面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大的飞跃，他们开始意识到，单用一个‘本’字或‘体’字已不足以表达形而上的最高哲学含义，因为它们单独来看都具有相对性。”“把‘本体’一词提出来以区别于单个的‘本’或‘体’的必要性，它表达的是‘作为根本的体’。”[2]这是很有见地的。
那么，这个“根本的体”又是指称什么呢？中国古代思想家分别用“道”、“气”、“无”、“理”、“心”、“太极”等等来表达这一“根本的体”。老子《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就是“道”，它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本”。王充说：“元气未分，浑沌为一”（《论衡·谈天》），“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在王充看来，“气”是“自然”而“无为”的存在，也是万物产生的“根本”。王弼说：“本在无为，母在无名。”（《老子》三十八章注）“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略例》）任继愈认为：王弼的“无”是一种不具有任何质的规定性的精神性的本体。[3]167邵雍说：“道为太极”，“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邵雍又说：“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之变，复归于神也。”（《观物外篇·下》）在邵雍看来，“太极”就是这种“根本的体”。所有这些概念，都有“广泛已极”的“一级哲学范畴”的意义，至于二程、朱熹的“理”，王守仁的“心”，就更不要说了。由此可见，中文的“本体”一词，实有“最高”、“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等含义，而这一含义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中又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二、关于本体论的译名
“本体论”，望文生义，就是关于“本体”的理论。然而“本体论”却是外来词，也就是说，这个词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在中国原有的典籍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词。这个词是人们在翻译外来语的时候产生的。它最早的对应词是英文ontology。1992年，刘立群先生考证指出：“最初把‘ontology’译为‘本体论’的是日本学者。从上世纪到本世纪上半叶，日本哲学界普遍采用‘本体论’这个译名。这影响到我国并延续到今天。但是30年代以后，略有变化，日本学者逐步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而不再用‘本体论’译‘ontology’一词。”[4]可见，“本体论”是翻译而来的哲学概念。
那么ontology这一概念是什么意思呢？ontology是英文，而ontology是根据德文Ontologie转译的。据说哲学史上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是在17世纪。1613年，当时的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又译“戈科列尼乌斯”或“郭戈列尼乌斯”）在其主编的一本《哲学辞典》中加以使用，用来表示“存在之哲学”(Ppilosophia de ente)即“形而上学”的同义词。其后，德国哲学家克劳堡(Johann Clauberg，1622-1665)和法国哲学家杜阿姆尔(Jean-Baptiste Duhamel，1624-1706)在各自的著作中使用过这一词[5]269。不管是德文的Ontologie，还是英文的ontology、法文的ontologie，它们都来自拉丁文ontologia。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onto，意为“存在”、“是”、“有”等等；另一部分是logia，意为“学科”、“学问”、“科学”等等。按照俞宣孟先生的说法，“像biology（生物学）、sociology（社会学）这类词分别是由词干bio（生命、生物）、socio（社会）缀以表示‘科学’、‘学说’的词尾-logy构成的，同样，ontology是由ont加上-logy构成的，那么，它当是一门关于ont的学问了。——像相当一部分表示学科名称的词由希腊文构成的一样，ontology这类词也是借助于希腊文构成的。”[6]14俞先生经过分析ontology的词源后认为，用“本体论”来翻译ontology是很不准确的。“‘本体论’这个译名最大的危害是，用它译ontology牛头不对马嘴，但却最容易使我们的同胞望文生义，由它而想起中国哲学中有关‘体用’、‘本根’的论述，于是在中国哲学中勾勒出一种‘本体论’，当作是与ontology相应的东西，其实是南辕北辙。”[6]17俞先生最后得出结论：所谓“本体论”，其实并不是关于“本体”的学说，而是关于“是”的学说，应当译为“是论”。[6]19
问题在于：作为逻辑系词的“是”怎么可能成为一门学科的“对象”，进而演绎出一整套的“理论”？
俞宣孟先生对“本体论”进行了“正义”。俞先生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大”、“圆”等概念说起，指出在柏拉图派哲学家看来，具体的事物再大再圆都不是真正的“大”或“圆”，真正的“大”或“圆”是不能从感性经验得出的，因为可感世界里的事物是多变易逝的，因而被认为是不“真实”的。真正不变的是“理念”，它永恒不变，始终一致，可感事物是因为分有了与之同名的理念才是其所是。
那么，在所有一切“理念”中，有没有一个最普遍最基本最原始最重要的“理念”呢？有的。那就是“有”或“是”，英语把它称为Being。之所以说它最普遍，不应当从泛指万物的角度去理解，而是指：它自身包含着一切规定性，但它又不是任何特殊的规定性。如果把它理解为某种特殊的规定性，它就失去了作为最普遍的范畴的资格了。在ontology范围内，“是”(Being)并不指示任何实际的东西，而只是一个纯粹的逻辑规定性。把“是”(Being)以及种种“所是”作为范畴，通过逻辑的方法探讨世界的“逻各斯”，就是最早的或是正宗的“形而上学”。ontology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词。
应该承认，俞先生对“本体论”译名的“正义”是非常正确而精彩的。他指出了源于希腊文的ontology并不是像中国古代哲学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能近取譬”的“经验的存在”，相反，它是“超验”的存在，是一种“纯粹的逻辑规定性”，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是“与经验世界隔绝或者先于经验世界的理念世界、绝对精神、纯粹理性的领域，它是纯粹的原理，是‘第一哲学’”。[7]
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在中文里，被翻译为“本体论”的绝不是只有一个ontology，而ontology又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被翻译成“本体论”。例如陈康先生就将ontology翻译为“存在论”，而把其他学者译为“本体”的希腊文ousia译为“基本本质”[8]；余纪元先生也明确宣称自己用“存在论”译ontology，而用“本体论”译ousiology[9]；陈嘉映等翻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全部都用“存在论”翻译ontology。因此有些专家学者呼吁，不应该再用“本体论”翻译ontology，而应该改为“存在论”、“存有论”、“是论”、“本是论”等等。
然而专家学者的上述努力并未能根本改变人们对本体论的理解和使用。首倡用“是论”翻译ontology的俞宣孟先生就写了一本中文名为《本体论研究》的40余万字的皇皇大作，他的论文也用《本体论正义》作为中文题名。至于学术界对“本体论”的研究就更热闹了。笔者在《学术期刊网》上查阅了历年来发表的以“本体论”作为题名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至1979年为5篇，1980年—2008年4月17日止为1927篇，也就是说，当日本哲学界已经废弃不用“本体论”这一译名的时候，中国哲学界（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哲学界）对它的使用却方兴未艾。刘立群先生1992年在《哲学研究》上撰文提出“本体论”译名不准确，应该改为“存在论”，但从1992年至今，有关“本体论”的提法不但没有任何减少，相反几乎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学术期刊网》上光是以“本体论”作为学术论文题名的统计数据是：1992年为47篇，1993年为51篇，1995年为68篇，2000年为76篇，2001年为92篇，2002为129篇，2003为168篇，2006为191篇，2007年为198篇。除了涉及传统的哲学本体论外，与哲学有关的包括伦理本体论、逻辑本体论、宗教本体论、科学本体论等等，还有大量的是其它学科的，如文学本体论、艺术本体论、语言本体论、公文本体论、教育本体论、体育本体论、政治学本体论、法学本体论、管理本体论、外语翻译本体论、生态本体论等等，甚至出现了档案本体论、计算机工程本体论、电子技术本体论、中医药本体论、软件本体论等等。此外，最近15年来，以“本体论”命名的著作至少有60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以“本体论”为题名的不下百篇。看来中国学者没有丝毫要让“本体论”“寿终正寝”的趋势。
之所以发生以上情况，原因是复杂的。但最根本的原因，确如邓晓芒先生所言：虽然已经有许多人提出用“本体论”这个词翻译ontology不准确，并提供了多种选择，如“存在论”、“万有论”、“是论”等等，但一到要一般地谈论西方的ontology时，往往不知不觉地顺从了原来的“本体论”的译法，反而觉得自己所提出的新译法很“别扭”。“为什么‘别扭’？无非是觉得在中国语境中，‘存在论’和‘是论’以及任何其他译法都不如‘本体论’那样能够表达一种最高、最根本、最真实的大学问，反而觉得像是一种咬文嚼字的雕虫小技。”[3]可以预计，在未来的中国文化中，关于“本体”和“本体论”的提法还将长期存在，这一点也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关于本体论的定义
在国外，第一个给ontology下定义的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他把本体论(ontology)定义为：“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德文原文Sein——引者注）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10]189这段话是由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中转述的。俞宣孟先生则把上述这段话翻译为：“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德文原文Sein——引者注）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6]20可见，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同一段外文作出差异较大甚至很大的不同翻译的现象相当普遍。上述两段对同一德文定义的翻译区别主要有三：一是关于德文“Sein”的翻译有重大差别，贺麟、王太庆把它译为“有”，俞宣孟则译为“是”；二是词序上的区别，贺麟、王太庆译本把“Sein”直接规定为“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俞宣孟则说有“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Sein”只是其中之一，是作为例举出现的，同样的道理，“形而上学”一词的语性也有较大差别，在贺麟、王太庆译本中是宾语，在俞宣孟译文中则成了状语的一部分；三是“出现”和“产生”的不同，贺麟、王太庆译本中认为沃尔夫的本体论哲学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俞宣孟译文则认为沃尔夫的本体论哲学中“产生”了这些范畴。
笔者查阅了德文原文，黑格尔转述了沃尔夫的这段话，按照德文，贺麟和王太庆先生的译法是准确的；俞宣孟先生根据的是1924年伦敦出版的英文译本，俞宣孟先生按照英文译本作如此翻译也不能算错。只是俞宣孟先生明知有德文原版书，知道贺麟和王太庆先生的上述译文（参阅：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20页注①），还要另起炉灶重新翻译，不知是否俞先生觉得原译文不如自己的译文更能表达自己对本体论的理解？
实际上，不管是贺麟、王太庆译本还是俞宣孟译文，对于中国的普通读者来说都是很费解的。其中原因，不但是因为译文中出现了诸如“偶性、实体、一（或唯一者）、善”等难以定义和不容易理解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德文的“Seins”在中文里根本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这种差别，没有在德语环境中生活过的人是很难体会的。因此，不管人们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讨论沃尔夫的上述定义，中国的理论界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本体论”。
笔者经过梳理发现：中国学者对本体论的看法和定义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几十年里，“本体论”一词在学术界的使用比较随意自由，也没有人专门对其下定义。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本体论”一词在哲学界的使用几乎绝迹，更不可能讨论“本体论”的定义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编辑大型工具书的需要，人们才对“本体论”开始下定义。
在1980年出版的《辞海·哲学分册》中，把“本体论”定义为“哲学中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的问题的部分”，并说它至今仍在资产阶级哲学界流行。
1983年出版的《哲学辞典》（刘延勃等主编）除了照抄《辞海》的说法外，加了一句“它是关于存在、存在物的学说”，并认为“唯物主义有时在世界本原意义上也使用本体一词”。
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采取了一个折中的解释：“本体论，表述哲学理论的术语。在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中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体论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11]35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它在“本体论”的词条旁边加的英文标注是ontology，这说明解释者认为它们是一个意思；其次，它把“本体论”分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两部分加以解释，并明确指出二者“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这是比较客观的；第三，它不再对“本体论”简单定性，而是指出了“本体论”哲学存在形态的复杂性，这也是明智的。
1992年出版的冯契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认为：“大体上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所用的本体论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这种本性需要认识论而得到认识，因而研究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为本体论，研究如何认识则为认识论。这是以本体论和认识论相对称。从狭义说，则在广义的本体论中又有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和宇宙的本性的研究，前者为宇宙论，后者为本体论。这是以本体论与宇宙论相对称。这两种用法在西方哲学中仍同时存在。”[12]这种说法既肯定了在沃尔夫的分类中“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区别，又指出了沃尔夫的分类在哲学界并不是唯一的，“本体论”的广义是与“认识论”相对应的。
在199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中，对“本体论”的解释如下：本体论是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本身的哲学学说，形成于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家戈科列尼乌斯在1613年首先使用“本体论”这个术语。本体论的思想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沃尔夫那里得到了较为完备的表述。他把本体论确定为一种关于一般存在、关于世界本质的哲学学说，认为不必求助于经验，无需依靠自然科学，只要通过纯粹的抽象的途径，借助于对概念的逻辑分析就可以实现。这使本体论成为关于“超验存在”的学说。黑格尔对以往的本体论进行了批判总结，以唯心主义的形式提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统一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在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意义上，有时用本体论一词表示物质对精神的本原性。这就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自己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还对西方现代哲学关于本体论的态度进行了评述：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认为研究一般存在的本体论是无意义的假问题；人本主义则以研究人的存在为其本体论；美国哲学家蒯因提出“本体论承诺”，认为本体论只是哲学家对“何物存在”的一种“预设”和“承诺”。[13]19笔者认为，这种从历史本身的过程出发考察学术范畴的演变进而得出关于范畴本身的规定（或定义）的做法是比较中肯的，这才是真正历史主义的态度。
四、现代中国哲学界对本体论的理解
新中国的老一辈学者们对本体论也是见仁见智，但是从总体上说，认为中国哲学存在“本体论”的观点占了上风。张岱年先生认为：“西方哲学所谓本体，起源于古希腊，到近代初期，以至19世纪，本体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思想家所讲的本体，其意义也不相同。简略地说，所谓本体是与属性或现象相对的，本体是属性之所附丽或现象之所依据。”[14]张岱年先生还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与西方所谓本体意义相近的范畴是‘本根’。”张岱年先生在分析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含义、生成时间、特点和规律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认为，把‘本体论’解释为‘研究世界本原问题的学说’，还是名实相符的。”[14]陈先达先生认为：“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学术界争议颇多，其中既有关于译名的争论，也有关于本体论自身的争论。哲学中本体论存在依据的最深层的根源不是人的哲学思辨，我们不能依据某些错误的本体论观点而对本体论作为哲学问题采取拒斥态度。本体论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是人的实在处境和生存需要。”[15]高清海先生则认为：“把存在的事实和存在的本体分离开来、对立起来，是本体论思维的基本前提。所谓的本体论哲学，在这里也可以说就是从某种超对象的绝对实在去理解对象的一种理论认识方式。”“人是一种从不满足于既有存在，总在追求未来理想存在的一种存在。这通常被称作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本体论就是以探寻对象之外和之上的本真存在这种方式，来表达人的形而上学追求的。”[16]141-142其他哲学家如黄楠森教授、陈晏清教授、陶德麟教授等也对本体论发表了与上述观点大体相同的看法。
国内中青年学者对于“本体论”也下过各种定义。孙正聿教授认为，哲学的“本体”观念和哲学的“本体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人类独特的生存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指向与价值，都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类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而人类实践活动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性；不仅具有有限性，而且具有无限的指向性。因而“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理论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和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理论思维的这种渴求，是一种指向终极性的渴求，或者说，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理论思维的这种终极性的渴求或关怀的理论表征，构成了贯穿古今的哲学本体论。”[17]228他说：“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溯本求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是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17]229俞吾金先生认为：“本体论作为理论哲学的基础部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究竟什么是本体论呢？他从词源上作了解释：当ontology的词根希腊文“ov”即英文的to be“以Being的方式出现时，则解释为‘存在’。按照传统的哲学见解。存在是一切存在者的总和，作为最高的种概念，它在逻辑上是无法定义的。”因而本体论也就是存在论。”[18]更重要的是，与某些研究者认为“中国不存在‘本体论’哲学”[19]或“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20]的做法不同，俞吾金先生分析了目前存在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物质本体论（或自然存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利弊以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21]李广智先生认为：“世界的本体问题，实际上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也即构成世界万物的‘基质’、‘元素’是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面的学说，一般称做‘宇宙论’或‘生成论’。二是世界万物所以然的原因、根据是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面的学说，一般称做‘存在论’或‘本体论’。”[22]可见，国内哲学界对本体论的理解虽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还是对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持宽容甚至肯定的态度，承认历史上乃至当代本体论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地位，断言中国古代没有本体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或不再有本体论的说法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得不到哲学界的普遍认同。
有人认为，一个概念如果外延无限广大，就毫无意义。我则认为不一定。关键要看这个概念是否概括了客观对象的真实性质。像“以太”、“燃素”等概念，也许外延并不广大，却毫无意义，所以在今天被完全抛弃了；像存在、实在、实体、本体一类概念，尽管外延极其广大，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概念与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生存选择有密切联系，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认识需要这样一些概念。
五、哲学范畴的“转义”源于学科发展的需要
许多哲学概念提出之初都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即“本义”，但在哲学理论的演化过程中而逐渐发生了“转义”，如果我们仍然拘泥于这些概念的原意，那么我们也许无法进行任何哲学思考，更无法展开哲学讨论。下面试举哲学常识中的数例：
1.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原意是谈话、辩论、议论，指人们在辩论时通过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以求得真理的方法，或称为“论辩的艺术”。后来产生了明显的“转义”，变成了“一种哲学世界观”（毛泽东甚至称为“宇宙观”，见《矛盾论》单行本第2页，《毛泽东选集》1967年横排袖珍本第275页），指“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待世界”的哲学理论。列宁认为：“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23]
2.形而上学。来源于希腊文，原意是“物理学之后”，它的实际产生过程是：哲学史家安德罗尼克在编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把亚氏专讲事物本质、神、灵魂、意志自由等内容的篇章，放在其研究事物具体形态变化的《物理学》的后面，因此又称为“物理学之后”或“后物理学”。中国学者根据《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把亚氏的“物理学之后”翻译为“形而上学”，后来也有人把西方讨论事物“本质”（与“现象”相对）之类的学说译为“玄学”，但终不如“形而上学”贴切。“狭义地说，形而上学也是哲学的别名。”[24]332可是到了19世纪，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当作“辩证法”的对立面加以规定，恩格斯则把“形而上学”视为一种科学发展过程中虽然必要但却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25]61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则认为形而上学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3.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二者都是很晚才出现的概念。唯心主义的英文idealism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观念”。如果直译，唯心主义应该译为“观念主义”才对。据史料记载，大约17世纪末在西欧的哲学语言中开始出现“唯心主义者”(idealist)一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对培尔的思想的答复》一文中就使用了这一名词。从18世纪开始，人们用idealism称呼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学说。德国哲学家康德更是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先验的唯心主义”，把与自己的学说不同的、否认或怀疑在人的认识之外存在有客观对象的学说称为“经验的唯心主义”。当时的不少哲学家都自称或互称“唯心主义者”。可见，唯心主义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唯物主义”(materialism)又叫“物质主义”，是唯心主义者送给那些“不信神”、“不讲修养”、“低俗者”、“肉欲者”、“追求物质享受者”的恶名。在西方，至今还有些人以唯心主义为荣，以唯物主义为耻。根据现存的文献，可以发现最早提出“唯物主义”一词的竟然是唯心主义者。1668年，在剑桥柏拉图派哲学家亨利·莫尔的著作《神学家的对话》一书中出现了“唯物主义者”（又译为“物质主义者”）一词，1678年，同样是剑桥柏拉图派哲学家卡德沃思在《真正理性的宇宙》中认真批判了“物质主义”或“唯物主义”[26]26。1686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形而上学谈》第20节中说：“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是反对那些极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的”，并说这段文字与他本人的意见完全吻合，“好像就是对我们现在这些极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而发的”。[27]35-36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从反对、批判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对唯物主义的正面论述则要晚得多，根据现有资料，直到1745年，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才在《心灵的自然史》一书中从正面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一词。尽管唯物主义思想古已有之，源远流长，但在哲学史上成为正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后的事情。今天中国的人们对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理解主要来自恩格斯的定义，与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本义”已经何止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甚至连“哲学”一词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产生了许多“转义”。如果一定要根据古希腊的philosophy（“爱智”）来“格”世界各地的精神产品，恐怕能被称为“哲学”的不会太多，至少古代的中国是没有如此明显的“爱智”之学的。难道能根据这一点就断言古代的中国没有“哲学”吗？
综上所述，本体论虽然是外来词，但翻译为中文后，与原来的ontology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产生了明显的“转义”。如果说ontology的“本义”是一种“是论”或“存在论”，是一种超验的“纯粹的逻辑规定性”，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是“与经验世界隔绝或者先于经验世界的理念世界、绝对精神、纯粹理性的领域”，是“不能从现实世界得到验证的纯粹的原理”，是比一切其他哲学思维都更纯正的“第一哲学”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水土”上，“本体论”已经具有了比西方的ontology丰富得无可比拟的“转义”。这种“转义”包括了人类对世界上一切“最高”、“最终”、“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的事物（或事件、事情、事实、事理等等）的追求，包括了人类对各种经验的和超验的“逻辑”、“原理”、“范畴”的把握和运用，包括了人类“溯本求源式的意向性和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思维”及其所获得的成果，包括了人类“超越有限，指向无限”从而能动地实现人生根本意义的终极关怀。正是由于“本体论”在现实使用中产生了如此丰富的“转义”，才使它在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使凡是讨论上述领域、上述问题的人们无法绕过它而另辟新途。这种“转义”既有中华文化的传统影响，更重要的是学科发展本身的需要。在哲学范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收稿日期］200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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