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特夫和史华慈在1960年围绕“毛主义”展开一场争论。魏特夫既认为“毛主义”的农民政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民观点的延续，不具有独创性，又指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体现“毛主义”的基本特征，这均是因为他未充分认识到其背后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史华慈一一回应了魏特夫的质疑，他关于“毛主义”的概念是基本可取的，毛泽东领导的独特的中国革命实践，必然产生新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魏特夫；史华慈；“毛主义”；农民政策
1951年，史华慈的博士论文《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率先提出“毛主义”（Maoism）的概念，随后（1952年）他与费正清、布朗特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中继续阐释“毛主义”的概念，这“标志着西方国家对中国以及毛泽东的研究发生‘范式转变’，……从此西方国家对毛泽东的研究进入学理研究时代”〔1〕105，也由此在西方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毛主义”的争论。1960年，魏特夫在《中国季刊》第1、2期发表《“毛主义”的传说》一文，质疑史华慈和费正清关于“毛主义”的论点，史华慈遂在《中国季刊》第2期发表《“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作为回应。在梳理和评析双方的争论之前，明晰双方的一贯立场，对理解双方的论点有一定的帮助。在西方学界，史华慈属于自由派，而魏特夫属于保守派，史华慈在《“毛主义”传说的传说》的末尾即暗有所指地指出：“现在该是魏特夫教授克服幻觉的时候了，即克服由他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理论’所赋予他的——并不适合于我们其他人——理解共产主义的某种特殊方式。”〔2〕259具体地说，魏特夫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任德共中央委员，1933年被纳粹投入集中营，出狱后移居美国并入美国籍，20世纪30年代中期与共产主义运动决裂。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认为，实现这个总要求，关键在于推进乡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本土居民的生活、生产、生态、生意齐发展；建设优美的村户环境，传承良好的家风家训，形成有效的乡规民约；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不仅让农民口袋富，还要“脑袋富”。而实现“脑袋富”，就要在乡村地区兴教育、续文脉、集器物、修志书、承技艺、革旧弊。
一、魏特夫：农民政策与“毛主义”
在《“毛主义”的传说》的第一部分中，魏特夫开篇指出，他不认可“毛主义”的提法，他将“毛主义”的中心思想归结为“中国共产主义政治战略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以农民的支持为基础这一点上”〔2〕214。因此，他不认同费正清和史华慈的论点，即费正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的和史华慈认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意味着农民本身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正统性。
我院参与本次研究的护工共计60例,其中男26例(43.3%)、女34例(56.6%),年龄35至60岁,平均年龄为(47.5)岁,文化程度:初中42例;小学18例;工作年限2至23年,平均年。参与研究的护工在基本资料上没有明显差异(p>0.05),所收集到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因此，他接下来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政策及后来由列宁在1906年和1920年发展了的农民政策。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没有能力组织和领导他们的政治斗争，他们是保守甚至反动的，但他们可以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重要的革命作用。其次，1906年，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实践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以获取农民的支持。1920年前后，他因此推而广之，称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战略中，农民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包括中国在内），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要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的思想，如果条件允许，应立即建立农民苏维埃。最后，作为列宁农民政策的延续，在斯大林指导下的共产国际，继续中国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的实践。 〔2〕212-229
在我看来，魏特夫虽然承认毛泽东写作 《报告》时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但他并不将其看作《报告》未明确提及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问题的理由。事实上，在当时国共党内合作的背景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进行工作，尽管农民工作多是由共产党员及不公开的党组织领导的，但出于维护国共合作局面的考虑，不宜公开宣称“共产党的领导”；《报告》中提及在对土豪劣绅进行政治上的打击之外，还通过减租减押等经济手段进行打击，在实践上已触及土地问题，大革命后期国民党军官（如夏斗寅、许克祥等）反共就有这方面的原因。至于国共合作破裂前夕，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上的保守行为，与共产国际要求维系国共合作局面的政策有关，而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败后，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开辟根据地，随后先后写就《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从实践和理论上解决土地问题，魏特夫却对此视而不见。
魏特夫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民政策，指出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并没有突破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产生新思想，恰恰相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思想在中国的延续。
在《“毛主义”的传说》的结论部分中，魏特夫认为毛泽东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没有概括出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思想。因此，魏特夫在这一部分详细论述《报告》是否包含“毛主义”。
二、魏特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与“毛主义”
在我看来，如同魏特夫所言“毛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农民的支持，毛泽东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魏特夫纠缠于这一思想是否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背景，却忽略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在毛泽东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农民苏维埃道路之时，莫斯科和中共中央还在坚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政策，是毛泽东坚持和实践了这一思想，称其为“毛主义”并不为过。即使就理论背景而言，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前半段，由于条件和环境限制，毛泽东接触到的马列理论著作有限〔3〕20，他在 1936 年向斯诺称：“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4〕147因此，很难说他在农民政策上受到马列理论直接影响的程度有多大。不过，得益于毛泽东早年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及思想方法，使他在尚未系统掌握马列理论的情况下，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思想和行动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民政策不谋而合。
首先，魏特夫申明“毛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和对农民的组织、领导。他指出毛泽东1927年3月写就的《报告》，既没有提到革命领导权问题，也没有提到作为土地革命核心的土地问题，到1951年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才将这两点补充进《报告》。其次，他反驳费正清等人认为《报告》与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观点，相反，在1927年5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高度称赞《报告》，并被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转载。再次，他指出在国共合作破裂前夕，毛泽东实行约束农民运动的政策，在八七会议上被批评为“机会主义”，这与“毛主义”的基本特征不相符。最后，他指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仅仅执行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特征，土地问题再次被忽略。接着，魏特夫简要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来自于列宁与斯大林的观点，并以《新民主主义论》中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话为证明，反驳史华慈等认为的毛泽东在理论上的独创性。〔2〕230-249
如图2所示，在满足隐意产生的诸条件的前提下，话语表达的所言先以语义确定得以解码，传递给听话者并匹配其交际期待。然后，听话者通过补足、扩展或转移，进行进一步的语用加工，在认知语境和具体语境的作用下获得隐意。在此过程中，在合作原则指导下，听话者相信说话者有诚意通过话语表达某种意图，且听话者知道说话者相信听话者有能力根据语境推导出话语的隐含意义。听话者依据关联认知原则，对话语可能表达的隐意进行推理加工，直至找到最佳关联。如果隐意满足不了听话者的交际期待，他将继续通过语用推理获得含意，最终完成交际过程。
史华慈在《“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一文中回应魏特夫的批评。他首先申明其著作的两个目的：一是毛泽东及“毛主义”的策略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领导地位的过程，二是“毛主义”的策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言的含义。接着他从语义学上说明“毛主义”的含义，即毛泽东的战略和策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丰富，而对于马列主义的发展和丰富涉及1940年以后的阶段，比如 “整风”、“思想改造”、“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等。
三、史华慈：对“毛主义”传说的回应
1936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北上陕北后，得以有时间和条件系统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唯物史观等著作〔3〕21，《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就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写就的。一方面，《新民主主义论》确实借鉴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在其中称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5〕669，这正体现了“毛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664这也是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也就必然具有独特性。
他逐一答复魏特夫的主要论点：1.他从未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否认农民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2.1906年列宁改变土地政策，并未影响他始终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无产阶级基础的观点；3.列宁主义（包括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所作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毛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不是“毛主义”本身；4.指出魏特夫所引征的巴库会议资料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和季诺维也夫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5.托洛茨基虽然1904年反对列宁，但他在1917年转变成列宁党组织思想的崇拜者，甚至以此批判斯大林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托洛茨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6.指出魏特夫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视为“毛主义”的关键文件是不当的，它只是“毛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表明毛泽东认识到农民中隐藏的政治潜力；7.秋收起义是莫斯科和中共中央支持下的行动，是为了鼓励农民起义，指责其忽视土地问题令人不解，而《报告》和秋收起义都是“毛主义”战略具体化的不同探索阶段，并特别指出“毛主义”是指1917年12月以后的时期；8.他同意魏特夫认为的毛泽东没有忽视重返城市的长期目标，但这不能说明此策略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或不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含义。 〔2〕25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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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对魏特夫的回应是清晰而有条理的，同上文我对魏特夫论点的评析一样，史华慈也指出魏特夫将视野局限于 《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以点代面地论述“毛主义”，显然是片面的。正如史华慈所说，“毛主义”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因此需要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著作，通过对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著作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毛主义”的来源、内涵和意义。不过，尽管史华慈等“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看到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7〕40，但其关于“毛主义”的理解和阐释还存在偏差。因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更加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8〕97-98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9〕继苏俄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样地理和人口意义上的大国，致力于进行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民主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这种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产生不同于既有理论的新指导思想——“毛主义”，或者称之为“毛泽东思想”。
〔参 考 文 献〕
〔1〕陈弘，卢秀玲.国外毛泽东研究首次论战的回顾与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09）.
〔2〕萧延中.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 4 卷）：“传说”的传说〔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
〔3〕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J〕.抗日战争研究，2018，（03）.
〔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5〕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路克利.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2234（2019）04— 0026— 03
收稿日期：2019— 04— 08
作者简介：王龙腾（1992—），男，河北隆尧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