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亮[1]2002年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传播》文中研究表明为战胜困难，争取抗战胜利，战时陕甘宁边区大力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文化工作的一个方面，边区新闻传播也有自己的特色。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通过对边区新闻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进行整体性、历史性的考察，对陕甘宁边区“新闻是如何传播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宏观性研究。本文认为，在全民抗战的大时代背景下，边区新闻传播者注意传播本身的规律，讲究传播技巧，积极利用和善于利用各种传播媒介，边区新闻传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形成了具有群众性、技巧性、开放性的良性新闻传播局面。在艰难的抗战时期，边区新闻传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研究这段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刘畅[2]2016年在《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闻出版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武装自己、宣传群众、动员革命、推动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全方位系统地研究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深入发掘其发展繁荣的历史背景,廓清其发展的历程,阐述其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进而揭示边区新闻出版业在中国出版业史中的历史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深入研究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特别是弘扬发展新闻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及优良的出版传统,对新的环境下弘扬延安精神和继承优良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的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论文的第二章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发展的背景,通过对陕甘宁边区政治背景、经济文化背景、新闻出版业战略地位的分析,重点阐述了边区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基础。论文的第叁章梳理了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历程,通过对边区新闻出版业兴起、发展、调整叁个阶段的论述,全面展示了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从创建走向繁荣的历史进程。论文的第四章研究了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成就,通过对图书出版业、报刊出版业、其他新闻媒介发展和出版机构的探索,充分展现了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成就。论文的第五章在了解边区新闻出版业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了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是结论,总结了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历史特点,论述了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的历史地位。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的迅猛发展,与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尤其离不开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的为保障新闻出版的政策和措施,以及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新闻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边区新闻宣传团结抗战,动员教育群众,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阐明了中共抗战立场和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宣传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奠定了新中国新闻出版理论的初步基础,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的新闻工作者。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为新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直至今天,仍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李兴亮[3]2016年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技术条件对新闻传播业的制约及启示》文中认为物质技术条件直接影响精神产品的生产。本文从物资设备、交通状况和技术力量叁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落后的物质技术条件对新闻传播业的制约作用。并在简要总结这一时期边区新闻传播活动重大业绩的基础上,引申出对今日传媒业的若干启示。
王曦[4]2017年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外国记者传播革命文化的实践及当代启示》文中认为延安时期,在国民党的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封锁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步伐受到极大阻碍,但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态度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采访参观,借助以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哈里森·福尔曼等为代表的一批外国记者传播边区的革命文化,最终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理解,赢得外界对中共的舆论支持,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传播策略是有极大启示意义的。面向世界说明发展中的中国是我们当下做好对外传播的重要目的,更是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中国形象的必要手段。我们希望从对外传播的角度,探寻中国共产党在那个艰辛又伟大的时期在对外传播领域的所思所为,为处于当下新国际秩序与新文化环境中的当代中国提供启示和借鉴。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档案和外国记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着作等文献进行阅读分析,梳理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外国记者群传播中共革命文化的开放的传播策略,包括转变对外政策,设立专门的外事机构以做好对外国记者和友人的接待工作,以毛泽东、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对革命文化传播做出积极的顶层设计等。论文主要分析了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对中共革命文化制度理念层面的传播、对中共抗日作战情况的传播、对革命文化物质层面的传播。并对外国记者传播革命文化对中共、对国际社会的现实作用作以剖析,认为外国记者传播中共革命文化回应了各方关注与疑惑,展示了边区真实状态;促进了中共对外交往,获得了国内外理解与支持;积淀了中国革命战斗力量;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于上述研究,并结合当下对外传播实际境遇,本文认为,我国当前的对外传播应借鉴中共延安时期革命文化对外传播的有益启示,注重对外传播政策制度的顶层设计与调整、不断提升传播主体素养、进行在遵循跨文化传播规律基础上的主动和开放的信息提供与传播。
赛北[5]2012年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研究—对延安时期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关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决定，使理论大众化的研究、宣传与普及不断深入。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式方法、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路径、播撒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种的关键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及理论教育的主阵地，对巩固理论大众化经验成果，开创理论大众化新境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在目前研究基础上，论文尝试进行了以下创新：第一，力求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动态考察，从传播学角度抽取出理论传播的一般性规律，分别从理论传播主体、理论接受主体及理论传播平台叁方面进行分析，并总结叁者间的内在联系。第二，尝试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功能进行研究，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功能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部各要素之间客观存在的、固有的、稳定的效能，通过马克思理论本身与外部环境发生行为互动，从而实现一定目的、产生一定效应，认为其功能主要有一般性及特殊性两种，前者包含方法论功能及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后者包含价值引领，保持政治稳定与促进政治发展，服务社会及整合大众文化。第叁，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在党内及全社会形成学习之风、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合大众文化的主导功能、打造一支业务精、素质高的理论人才队伍。第一章主要阐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背景及基本历程。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离不开两个重要历史背景，第一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二个是党内学习运动及延安整风运动。前者为边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及我党从事理论研究提供了相对稳定、有利的环境。后者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开展提供了良好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探索，20世纪30年代理论及文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及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形成构成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第二章以陕甘宁边区为模型，介绍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创新主体及理论接受群体。这里的理论创新主体主要从传播学中组织传播角度来论述。首先，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创新主体，这种传播方式是通过政党政治的形式将理论传播给大众，主要从宏观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还形成了边区特有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建设理论与经验，并在广大群众实践中得以大众化。其次，各理论、研究团体及抗日文化团体也是理论传播主体之一，主要从微观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总体来看包括社会理论、自然科学及文化艺术大众化，形成了理论大众化、自然科学大众化及文艺大众化的繁荣局面，多角度多渠道丰富与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第叁章介绍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传播平台，总结了理论创新主体、理论接受群体及理论传播平台叁者之间的关系。延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平台主要有“叁位一体”的新闻传播体系，叁者共同配合，对于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打击与揭露敌人，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与群众生活，推动党的理论政策大众化，拉近理论与群众间的距离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此外，通过歌舞、戏剧、绘画及电影图像将党的理论政策形象再现出来，既增强了理论传播的直观性，启发了大众的政治觉悟，还达到了理论普及于群众的目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理论创新主体、理论接受群体及理论传播平台叁者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创新主体是理论传播的核心要素，理论接受群体是理论传播的目的与归宿，理论传播平台是理论传播的关键环节。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际推进路径体现了科学性、引导性及人民性，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双向互动；以教育为先导，在党、干、军、群的学习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人为本，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有效对接。第四章是文章尝试创新的部分。文章主要以动态研究为切入点来分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功能，具有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意义，前者从研究范式角度论证其理论意义，突出从普遍到一般的架构式研究方法的意义，试图提炼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殊性功能。后者意义在于，随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功能被不断发掘、不断积累，当各种外部及内部条件得以完善和相对成熟时，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便会逐步显现出来，呈现出理论指导实践的强大攻势，而那些对人民群众有显着价值的功能也将随之被“筛选”出来，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加以检验和印证，说明理论具有一定的“效用性”，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信赖。此外，文章通过对功能等词项的分析，归纳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功能的基本内涵，初步认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功能有一般性与特殊性两种，前者具有方法论及意识形态功能；后者具有保持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服务社会及整合与引领大众文化功能。第五章是文章的总结与升华部分。总结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前提；坚持党内学习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障；坚持与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交流、增进人民群众情感认同是营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氛围、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所在；坚持培育和弘扬时代精神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层动力。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动力；民生问题的解决是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顺利进行的基础；只有在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才能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与感召力；整合大众文化，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导功能；业务精、素质高的理论人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有力保障。
石珍楠[6]201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典型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作为我国典型报道的源起,对于典型报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典型报道一经出现,便在当时的边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与《解放日报》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边府的广泛动员下,边区形成了浓郁的典型宣传氛围,在报刊之外还存在多种多样的媒介手段进行典型宣传,除众多的宣教工作人员外,边区群众广泛参与到典型宣传中来。因此,典型报道与边区的群众运动是声气相通的,典型报道的成功既在于契合边区实际情形,也不能排除边区有利于典型传播的因素。可以说,若无边区政府之广泛典型宣传,《解放日报》的典型报道恐达不到如此之成效。如果执意单就典型报道本身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典型报道得以成功的原因,那就无异于割断典型报道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血肉联系。本文具体内容如下:在绪论中说明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目的及意义,介绍我国学者对于延安《解放日报》典型报道研究的成果。并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同时对延安《解放日报》所处的历史背景进行介绍。第一章对该报的典型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梳理了延安《解放日报》典型报道出现和发展变化的四个时期,并归纳整理出不同时期典型报道的人物类型、报道数量及特色。第二章《解放日报》典型报道自身出发,探讨其取得成功的内在因素。无论是选题、语言、报道机制还是新闻思想,典型报道都紧密的契合当时边区的时代背景,这是它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第叁章从延安《解放日报》典型报道之外出发,探讨其取得成功的外部因素。边区舆论环境单一、政府多策并举营造良好的典型传播土壤、报纸的其他报道主题有意无意地营造战时氛围、多种大众化媒介辅助典型传播以及人们与生俱来的“典型”心理需求,种种因素都为典型报道的传播以及人们学习典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四章是对于延安《解放日报》的反思,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利用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深入剖析典型报道作为一种话语,其与微观权力之间的关系,反映权力对于知识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其二,延安《解放日报》典型报道作为我国典型报道的发端,它对于其后的典型报道产生了深入和深远的影响,未来典型报道应当如何面对延安《解放日报》典型报道的传统。
郭文静[7]201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社会动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是从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报刊功能的认识出发,通过梳理和回顾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日报》关于大生产运动的报道,来审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和媒介环境下,党报如何通过其具体的新闻操作来发挥社会动员的功能并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的。本文一方面通过对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大生产运动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从而在整体上勾勒出《解放日报》关于大生产运动报道的全貌及其特点：另一方面,本文选取了两个较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具体的、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以期更好地把握党报在大生产运动报道中的社会动员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总结出《解放日报》在大生产运动中进行社会动员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从而为当下党报进行社会动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李淑丽[8]2010年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报刊事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战时期,面对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普遍落后的现实,为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和巩固中共在边区的政权,报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重要武器,受到高度重视。因此,在中共中央和边区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报刊业作为边区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初创、调整和改革叁个阶段,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从报刊的类型来看,主要分为机关报刊、社会群体对象报刊和行业及专业报刊。这些报刊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军事和科技等方方面面,上至中共中央的党政报刊,下至面向基层群众的普通报刊,均体现出很强的党性、群众性和广泛性。其次,从报刊的管理体制来看,建立了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边区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发行部组成的核心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陕甘宁边区报刊的组织管理及出版发行。陕甘宁边区各类报刊在报道宣传上,突出真实报道与典型报道,并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取得了显着成效。陕甘宁边区的报刊事业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对于提高边区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促进全国各个民族、阶层和党派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边区报刊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讲求实事求是,形成了独具边区特色的办报办刊理念与工作模式,为新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党挺[9]2009年在《延安体育之研究（1935-194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专注投入到中国的研究之中,包括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扭转乾坤的“黄金时代”,可以说要研究中国就必须研究延安,不了解延安就无法认识中国现代的历史和新文化。作为“中国学”的一个分支,延安学在国内外已成为一门有影响的学科。但是,长期以来,在延安学的研究中,关于延安体育的研究却很少。本研究中的延安体育主要是指延安时期(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十叁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延安为中心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新式人民大众体育运动。延安时期的体育,作为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学习延安体育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为我国当前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对于丰富体育文化研究成果,理解当代中国体育文化领域中的诸多现象,对于推动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研究运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以及逻辑分析等方法,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将延安体育融于中国近代社会和延安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立体的、多层面的研究,全景式展现其历史面目,从更广阔的角度来探讨延安体育的产生及其开展,阐释其形成、发展、演变的社会原因、社会地位和影响,促使人们全面认识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延安体育。研究总结了延安时期体育开展的原因与特征,指出延安体育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道路,并在思想、组织、制度、人员等方面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奠定了基础。提出中华体育精神与延安体育精神的一脉相承,强调延安体育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提倡在新时期重视延安体育精神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论文由导论、正文、结论和附录等部分组成。正文共分六个部分。文章首先在界定延安体育概念的基础上,论述了延安体育产生的背景。延安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苏区体育等分别为延安体育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随后从延安时期的体育组织管理机构、体育思想、体育实践、体育场地与器材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延安体育的开展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延安体育得以开展的原因:党中央的重视是延安体育得以开展的基本保证;发动群众办体育是延安体育开展的重要条件;青年运动为体育事业注入了活力;延安体育精神是延安体育战胜困难的强大武器。延安时期体育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广泛地与其它革命根据地、国统区及国外互相交流。以《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为代表的体育报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体育观,促进近代体育的传播与发展。延安体育的主要特征有:紧密围绕战争并且服务于战争;把增强人民体质放在第一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坚持不懈的经常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提倡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不断开拓创新等。无庸置疑,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延安体育也存在着局限性,不可能发展得非常完善。但是延安体育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不能以现在的条件苛求,而应根据战争年代的具体情况而论。延安体育的历史贡献主要有:积极配合了革命战争,对中国革命作出一定贡献;体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促进了经济发展;丰富和活跃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起着领导示范和辐射作用。延安体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为新中国体育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实践,培养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我国体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延安体育精是延安精神在体育事业中的集中体现,是延安体育蓬勃发展的精神原动力。在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上,不仅要在体育行业,还要在各行各业中发扬光大延安体育精神,使之成为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马琳[10]2014年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传播事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领导的新闻宣传是根据地取得抗战胜利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政府制定出为抗战服务、实事求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闻政策，根据地依照这些政策发展了当地的新闻传播事业，先后创办了大量报刊杂志，在根据地文化建设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不仅教育了党员，动员了群众，提高了战斗力，击碎不抵抗势力的阴谋，同时支持了其他根据地的抗日行动。抗战时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传播是在特殊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呈现出了战时的特点。一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斗争比较复杂，当地主要是由八路军、阎锡山、国民党军政势力叁方面开辟的，它不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独自建立的，所以晋西北根据地在抗战前期创立的众多报刊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牺盟会、战动总会这种不同性质的组织所创办的；二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创立初期，除了八路军外，还有晋绥军、中央军等，所以这一地区也包含了许多国民党军队所创办的刊物，在其立场与宣传上与中共领导的报刊有所不同；叁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相邻，所以晋西北成为延安文化学者赶赴抗日前线的首到之处，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为晋西北根据地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给晋西北创办文化刊物提供了方便；四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经济、文化条件较差，创办报刊要比晋察冀根据地、太行、太岳根据地困难得多，而且还会受到反共势力的破坏。相比之下太行、太岳根据地则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创办报刊，所以刊物内容质量较高；五是报刊围绕着抗日展开，宣传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六是报刊坚持党性，以根据地群众为后盾，真心实意的为人民办报纸，报道抓住了典型，有重点，有发展，有批判性。最后，报刊及时宣传、讲求实效的特点为晋西北根据地军民抗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宣传中，报刊对根据地群众起到了鼓舞、教育的作用。首先，报刊是党的喉舌。报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方针、政策，为根据地群众指明了抗战的道路，唤起了群众的爱国意识。其次，报刊是当地民众的教科书。报刊的内容如同教学课本，群众通过读报、写报，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养，为根据地文化建设打下基础。为了让报刊发挥更大的功能和影响，新闻工作者更加注重了新闻宣传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同时能够采用灵活多变的组织方式，抓住时机，以丰富真实的内容，办好报纸，塑造根据地的传播对象，使根据地最终形成了稳定庞大的受众群体。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新闻传播经验是成功的，其始终贯彻的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宗旨、爱国主义的激发亦是当代新闻传播所应坚持的。继承其中的精华，将其精华融入到新时期我国的新闻传播工作的创新中必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参考文献：
[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传播[D]. 李兴亮. 四川大学. 2002
[2]. 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研究[D]. 刘畅. 吉林大学. 2016
[3].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技术条件对新闻传播业的制约及启示[J]. 李兴亮. 新闻研究导刊. 2016
[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外国记者传播革命文化的实践及当代启示[D]. 王曦.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5].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研究—对延安时期的考察[D]. 赛北. 南开大学. 2012
[6]. 延安《解放日报》典型报道研究[D]. 石珍楠. 兰州大学. 2016
[7]. 延安《解放日报》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社会动员研究[D]. 郭文静. 西北大学. 2011
[8].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报刊事业研究[D]. 李淑丽. 西北大学. 2010
[9]. 延安体育之研究（1935-1948）[D]. 党挺. 上海体育学院. 2009
[10].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传播事业研究[D]. 马琳. 山西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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