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新的关注热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学风论文,学术界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0)05-0239-12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日趋加速，随着中国社会人文社科界的主流知识分子放弃八十年代的“精英启蒙”旨趣转向了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所构筑的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边缘思想—〈天涯〉随笔精品》，海南出版公司1999年版。）随着市场对学术的误导与扭曲以及金钱权力关系对学术的腐蚀与干扰，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成为了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的焦点话题。自1994年《中国书评》首倡学术规范讨论以来，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与此同时，学术界的有识之士还给予了学风问题与学风建设以极大的关注，对学术批评和书评大力加以鼓吹和倡导。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术界自身的发展而言，学术规范的讨论与学风建设的关注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何培植良好的学术氛围、建树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仍将继续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一
除《中国书评》1994年集中发表25篇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文章外，截止1999年底，《学人》、《现代与传统》、《历史研究》、《文汇报》、《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美国研究》、《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探索与争鸣》、《美国史研究通讯》等报刊又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讨论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迄今为止还成功地举办了三次全国性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即1998年9月在南京召开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杂志社和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遵循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专题研讨会，199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遵循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专题讨论会。
九十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学术“失范”现象成为学术规范讨论之所以能够持续展开的最为重要的背景。这些“失范”现象突出表现为如下方面：（注：详见杨玉圣：《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讨论备忘录》，《中国书评》，总第11期（1998年复刊号）。）其一，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其二，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其三，缺乏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其四，自说自话，难以与国际学术接轨；其五，低水平重复与学术泡沫化；其六，学术道德败坏，其中不断泛滥的抄袭剽窃浪潮最为令人头疼。主要是基于对当今学术现况的如上判断，一批中青年学者率先积极提出和发起了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
作为这场讨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原《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暨《中国书评》主编邓正来认为，所谓规范化问题，不仅是指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规则，而且还涉及到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如何建立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注：见《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出版座谈纪要》，《东方》，1995年第2期。）在邓正来看来，这次讨论将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本侧重于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外部性关系问题转向了社会科学内在的发展机理及自主的规则；其次，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到如何使社会科学成其为社会科学等问题。（注：邓正来：《化解整体的社会科学观——“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讨论的讨论》，《中国书评》，总第6期（1995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则从哲学和规则的角度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学术规则也许并不是什么新规则，我们注重寻找一种新的机制，使那些规则能够现实地规范学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机制必须通过一个缓慢的过程来建立。它虽然处理的是学术行为的失范，但实际上代表着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即怎样从一个旧的自律的机制走向一个新的他律的机制，在这样一个缓慢的他律过程中有可能会逐渐地养成一种新的自律。（注：陈来：《学术：传统的自律到现代的他律》，《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
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应当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呢？陆学艺和景天魁对社会学规范化的学术建设的具体论述，代表了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社会学的规范化学术建设应当包括科研和管理两个方面。在科研方面规范化的学术建设涉及到：操作层面，如为研究者认同的研究方法、在撰写论文时要交代学术缘起、要有注释和文献目录等。知识层面，要有基本的、大致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和概念系统以便在同一种话语体系中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学者在发挥个人独创性的同时不能有过分的主观随意性，创新的东西应当是在相应领域与前沿研究对话的结果，从而使学术研究依照传承和积累的逻辑推进。道德层面，研究者应当具有自律精神，应当有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品格。要尊重别人的成果，引用别人的观点要指明出处，更不能抄袭剽窃。此外还应当包括科研管理方面，课题论证要符合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如发表论文要有正规的审稿制度，成果评价要有科学标准，等等。（注：陆学艺、景天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曾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社区的历程》等提出尖锐批评意见而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与争议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曹树基强调：其一，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在杂志社、出版社全面建立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评审制度——专家匿名评审制度；其二，学术研究规范既是学术评审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和学术管理规范的基础，也是各种学术规范的核心。（注：曹树基：《关于“学术研究规范”的几点思考》，《文汇报》，1999年1月2日。）考虑到时下学术研究中的“国情制约”：不规范的“学术规范”已成为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批评和抵制低水平学术成果的成本高昂，从而使得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缺乏激励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主张，当我们难以做到对整个学术界应用一种比较严格的学术规范，或者说这样做的成本太大时，可以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应用较为严格的学术规范，以构造一个具有较大创新能力和创新概率的科学研究“毛细管”。因为学术研究需要激励，学术规范的建立正是要提供这种必要的激励机制。（注：蔡昉：《学术创新的“毛细管效应”与学术规范的应用范围》，《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社杂志社刘新彦先生认为，基于现在大量的、严重的触目惊心的学术失范现象，当务之急不是一下子建构一个近似完善的规范体系，而是要回到学术规范中最简单明了的“A、B、C、”（诸如：应为探求真理而为；引文注明出处；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内容必须出新；一稿只能一投等）。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大漏洞不恰恰就出在这本应是不言自明的、最浅显的、最基本的规则上吗？如果我们的每一个院所学校，每一本报刊书籍，每一个学术人都老老实实的、一丝不苟的封堵缺口，我们的学术环境治理工程将会获得突破性的发展。（注：刘新彦：《“管涌”之祸》，《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等等。（注：详见杨奎松：《学术规范，即要教，也靠管》，《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葛剑雄：《建立学术规范和开展学术批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谢维扬：《也谈学术规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罗教讲：《浅谈学术规范在我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郑杭生：《也谈社会学的规范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剑鸣：《世界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刍议》，《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夏中义：《“学术史”与王瑶的心灵痛史》，《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杨义：《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学术》，《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吴忠民：《社会科学规范化的几个问题》，《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梁白泉：《也谈“学术研究规范”》，《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樊春良：《还有什么学术规范我们忘记了》，《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胡新和：《重建学术规范三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张培富：《正视科学现实，完善科学体制是重建学术规范之本》，《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刘兵：《学术规范与体制保证》，《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肖显静：《求真、求善与学术规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田平：《学术界在重建学术规范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姚玳玫：《规范的普适性与学科的特殊性》，《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
与此同时，几乎在学术规范讨论一开始，即有一些学者谨慎地表现出了疑虑或明确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注：详见陈少明：《对规范的疑虑》，《现代与传统》，总第6辑（1995年第1辑）；陈少明：《重提对规范的疑虑》，《现代与传统》，总第9辑（1995年第4辑）；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现代与传统》，总第9辑（1995年第4辑）；刘智峰：《规范的误区》，《中华读书报》，1995年11月1日；高瑞泉：《学术规范慎言“化”》，《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读书》执行主编黄平虽然强调今天首要解决的还是如何使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的问题，但同时又认为，在学术领域内，最重要的还是独创性本身，否则形式再合理也是枉然。（注：黄平：《从规范化到本土化：张力和平衡》，《中国书评》，总第5期（1995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也认为，学术规范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样性：基础层次的学术规范（诸如要求注释规范等）也会因时代、文化传统等不同而有所差别；在更深的层次上，学术规范只是一定范围的相对共识。因此他强调，我们所能认定的共同的学术规范，除了某些基础层次上的以外，大概应是学术创新这一条，有了这一条，就会有学术进步。（注：赵世瑜：《学术规范凭谁定？》，《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弘的不同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看来，目前的学术规范讨论主要有两点不足：一方面，缺少一种关于学术规范本身的思考。究竟什么是学术上的规范？规范有什么特性？建立规范要注意什么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认真涉及，就在那里奢谈旧规范的失落和新规范的建立了。结果有些提法相当浅俗，如有人把变相抄袭和陈陈相因也视为学术规范，那就是把基本的学术道德和规范问题混为一谈了。另一方面，又忽略了具体学科对学术规范的不同要求，在那里泛泛而谈，或者干脆用适合于某一学科的规范要求来套所有的学科，以偏盖全。这两种倾向都增加了不同的见解和互相对话的困难。（注：张弘：《“重建传统”，究竟想要回到那里去？》，《现代与传统》，总第9期（1995年第4辑）。）
学界一些人士的疑虑和不同的意见，无疑会促进学术规范讨论向更为全面和深广的层次发展。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所言，它会提醒人们在倡导建立学术规范时，要考虑到一件好事是否也会附带某种负面影响，到头来会不会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会不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而有违初衷，等等。（注：徐友渔：《为提倡学规范一辩》，《中国书评》，总第8期（1995年11月）。）
二
与有关学术规范的讨论相呼应的是，近年来相当多的一批学者对于学界存在的不良学风和大量的学术失范现象给予了极度的关切和忧思。《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笔谭”栏目发表的李醒民研究员执笔的“编者按”语，基本上代表了学者们的普遍看法。“编者按”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项学术研究事业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学术规范失常、学术道德滑坡之事时有发生。纵观当今中国学术界，在学术社团的组建、学术站点的设置、学术职务的评聘、学术资源的分配、学术成果的评价、学术奖励的颁发、学术刊物的运作、学术论著的出版、学术规章的制定等方面，或缺乏规范、或有规不依、或规范本身不尽合理，从而贻害于中国的学术事业。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在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熏染下，学术界的各色丑闻也接连不断，剽窃抄袭及一稿多投之风蔓延。与此同时，醉心与和献身于学术研究的真正学人日减，相当一批身处学界之人甘居平庸，乃至追求平庸，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注：“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笔谭”（编者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有鉴于此，在这些学者的大声呼吁和不懈地倡导之下，近年来，学界各学科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遏制措施，以力图实现学风的根本好转和学术规范的稳固确立。
首先，近年来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社科类学术期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在学界产生重大反响的学术批评文章。如杨玉圣的《一种极堪忧虑的学术现象——试评〈移民与近代美国〉》（《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徐庆凯的《如此词典，匪夷所思——评〈语言大典〉》（《辞书研究》1993年第3期）、邓正来的《评〈南极政治与法律〉》（《中国书评》创刊号）、伍铁平的《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翟清福等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较记〉》（《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李佩珊等的《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葛剑雄等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撰——评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曹树基的《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张曙光的《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兼评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读书》1999年第11期和2000年第2期）、陈克艰的《“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学术界》2000年第1期）、蓝勇的《维护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沉思——评陈国生学术造假事件》（《学术界》2000年第3期）、张伟然的《英雄手段 教授生涯——关于“陈国生现象”的思考》（《学术界》2000年第3期）等。此外近期《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和第3期）、《东方文化》（1999年第6期和2000年第3期）等还就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问题开设专栏，此举已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另外，近年来，学界也推出一些难能可贵的学术批评文集。如于光远等的《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集》（商务印书馆版）、张曙光的《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版）、瞿林东的《史学与史学评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版）、伍铁平的《语言与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版）、杨玉圣的《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版）等。据了解，已经编就并即将出版的以学术规范、学风问题、学风建设为主题的综合性文选读本，还有《学术史与规范化》（陈平原编）、《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杨玉圣、袁玉立编）、《学风问题警示录》（杨玉圣、李传桐编）、《学术批评读本》（杨玉圣、仲伟民编）等。（注：参见杨玉圣：《学术界发力掸去自身尘土》，《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9日。）
其次，学术界还就学术规范、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联合行动。例如：在史学界，为严肃学术规范，端正学术风气，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权威的六家学术期刊，于1996年联袂开展了改进书评工作的活动；新千年伊始，它们（《史学理论研究》新加入）又联合发表了《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在语言文化界，1997年10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发起召开了“纯净学风与文风、促进语言文字学健康发展”的专题座谈会。此外，《自然辩证法通讯》和山西大学于1999年12月联合主办了以“重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为主题的跨学科、建设性的学术讨论会。等等。
再次，学界中的一些学者还就如何开展学术批评、纯正学风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创建性的看法。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齐世荣教授认为，要把学术批评开展好，有三种错误观念应当首先需要纠正：批评某人的著作，就是对他不利，与他为难；某人一受批评，他的研究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批评者一定要比被批评者高明。在齐世荣教授看来，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学术批评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底，直到把一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要欢迎别人的批评，也要自我批评。（注：齐世荣：《漫谈学风问题与学术批评的问题》，《世界历史》，1999年第1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学术杂志》（中华读书网）主编杨玉圣认为，在中国学术重建与发展的过程中，书评特别是批评式书评在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注：详见杨玉圣：《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一个表扬和自我表扬已经严重过剩的年代，我们应当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和书评，返璞归真。面对愈演愈烈的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的学术腐败现象，我们也确实需要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和书评，无法沉默”。（注：杨玉圣：《善待学术批评》，《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12日。）曹树基教授主张，学术批评应以“文本”为中心、即学术批评的对象是学术“文本”及文本的创作者，而非其他。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应根据学术研究规范的要求，认真地审核被批评文本和批评文本，准确完整地理解对方的文句与辞义。批评者只关心批评的文本，而不考虑与学术无关的因素。被批评者在进行反批评时，也应以批评者的文本为中心：为自己做辩护时，既不必以“主观动机”、“辛劳苦劳”和“时间紧张”之类的理由来做解释，也不必以“本研究跨学科，本人对其他学科的知识准备不足”来推卸责任；他应该就批评者的批评逐条进行解释或反驳，切不可在批评的文章中回避批评，也不可超越批评文本，对批评者进行非针对性的反批评。（注：曹树基：《学术批评的规范》，《文汇报》，1999年3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认为，当前在学术领域内，应贯彻“学术自由”和“知识产权”的原则，实现大学教材的“专著化”，从而克服和纠正编写教材时互相抄袭的不正之风，以保护教科书的知识产权。（注：见高国荣、荣欣：《遵守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专题研讨会综述》，《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仲伟民强调，端正治学态度，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端正治学态度，对学风的纯正最为重要。他以多年的审稿体验感受到，这些年轻人在治学中存在的不良学风（尤其是同受过良好学术训练根底扎实的老学者相比）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治学态度不严肃，在未占有广泛材料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下结论；不去看原始材料，二是引用别人论著中的二手材料，且不与原始材料核对。而是学术研究中的违规行为，明明是引用别人的观点，却不注出说明，问心无愧地标榜为自己的观点。（注：仲伟民：《治学态度最是吃紧处》，《文汇报》，1999年1月16日。）还有学者认为，为遏止当学术界大量存在的违规现象，需要营造一种氛围，这单靠学术刊物是不够的，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注：宗合：《关于学术批评与媒体》，《文汇报》，1999年4月17日。）钱乘旦即曾建议，《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博览群书》等有影响的读书类报刊，可考虑设立一个小专栏，就读书的质量问题给读者“提个醒”；他认为，如果相关媒体都这样去做，将不仅是为健康的学风建设而采取的一项举措，而且是对抄袭剽窃采取制裁与抵制的有效手段。（注：详见笔者的有关采访报道，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等等。（注：详见章开沅：《学风应成为世风的先导》，《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茅家琦：《学风十戒——寄语青年学者》，《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夏东元：《学风与史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傅娉：《用法律来惩治学术界的腐败》，《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汪前进：《把好学术关，丛杂志做起》，《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李佩珊：《遏制科学道德沦丧的几点意见》，《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黄修己：《我们现在怎样做学问》，《东方文化》，1999年第6期；王晓明：《今日中国的高级职称评审制度》，《东方文化》，1999年第6期；钱捷：《规范的失却与批评的价值》，《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王德胜：《学术：在权力与体制之间》，《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呼吁大力开展科学评论。他指出，科学评论是确立科学研究严肃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保障，有利于科学研究中正常的交流、合作和竞争，有助于提高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道德水平。因此，宋健强调：“我们的科学刊物要加强评论，对重要的科研成果和文章的意义和背景给予评论和解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评论也不怕出麻烦，不怕出错。学术研究必须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注：宋健：《大力开展科学评论》，《光明日报》，1999年12月7日。）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2000年的“两会”期间，一些来自学术界的政协委员如萧相恺、王守昌、程源、马元等在对“学术腐败”的忧思中，主张从变革滋生学界不规范治学、不良学风乃至“学术腐败”温床的学术体制入手，以确保学术规范的稳固确立和学术风气的根本扭转。（注：详见《北京晚报》（2000年2月23日）、《人民政协报》（2000年3月22日）、《南方周末》（2000年3月24日）等的专题报道。
应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在对近年来学界和相当多的一批学者所采取的整饬学风、建立学术规范等的一系列举措上，几乎没有学者否认它的正当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学界仍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在对当前不良学风和学术失范情形的判断上，就有学者认为它不是“每况愈下”、“愈演愈烈”，而是呈现出逐步得到改善（最明显的就是学术论文更加受到重视、粗制滥造出书现象已开始受到学者的警惕、学术评价机制也开始向良性态势转化）（注：《历史研究》副主编张亦工编审2000年3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持此种看法。）和不断取得进步（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注：赵世瑜教授2000年3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持此种看法。）的趋势。在如何对待学术批评的问题上，有学者担心“大批判文风”、（注：王铭铭：《对曹树基批评文章的回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1月12日。）“非常刻薄”（注：李强：《知识增量：一个重要的着眼点》，《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以及非学术的新闻媒体“炒作”（注：马戎：《促进学术对话 推动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等一些做法在学术批评中出现。也有学者认为，学术批评不应该有禁区，但道德批评应该有边界；（注：党国英：《道德批评的边界》，《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5月9日。）批评者在进行跨学科批评时，一定要进入被批评者的学术传统，一定要保持一种阐释学的态度。（注：苏力：《学术批评中的学术标准》，《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这些不同的意见，同样是难能可贵的；它无疑会促进学界和相当多的一批学者所采取的整饬学风、建立学术规范等的一系列举措，向着更为全面和深广的层次发展。
三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边缘化趋势的加强，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的缓和，学术研究开始学会了在一种既不与之过分亲密又不与之疏离的状态中经营自己的一份领地。与此相反，在学术与经济之间，一种新的紧张关系开始形成并日趋强化。这就是所谓的学术商品化现象。（注：曾军：《学术的商品化与学术规范问题》，《文论报》，2000年5月1日。）与此同时，在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熏染下，学术腐败现象和丑陋的学风，也呈现出有增无减趋势。因此，对中国学界来说，持之以恒地坚定地推进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是一项沉重而艰巨、任重而道远的跨世纪重任。它呼唤着学界更多人士的理解、关注、支持，乃至能够以“铁肩担道义”的学术使命感积极地投身其中。（注：详见杨玉圣：《铁肩担道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学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近年来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其中，辞书学、语言学领域开展的最早，已初见成效；历史学界在推进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方面，同心同德、举措得当、进展彰著，成效最为可喜。相对而言，经济学界、法学界、哲学界等其他门类，在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方面仍需加大推进的力度。以经济学为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易纲教授即在不久前大声疾呼确立经济学研究中的规范。他认为我国学者在经济学研究上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其一是在高层次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中，许多学者经济学的观点雷同，大家都似乎是这一理论的开山鼻祖，开门见山、旁若无人，某一理论不管别人做了多深的研究，取得了怎样的成果，论述起来仿佛是这一理论的发明者。基二是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理论问题，要么就不讨论，目空一切的各吹各的号，各长各的调；要么在讨论上就走极端化、情绪化的道路，或夹杂了其他的社会因素；因而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缺乏一种心平气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宽松的学术环境、氛围与心态。（注：李向阳：《经济学研究呼唤规范——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易纲教授》，《中国改革报》，2000年1月5日。）2000年3月2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浙江大学教授孙周兴的《实践哲学的悲哀》的书评，直接批评了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汝伦的《历史与实践》一书中存在的严重的抄袭剽窃行为；同时还发表了张汝伦的《批评的悲哀》的回应文章。之后，该报又发表了孙周兴的《悲哀复悲哀——再证张汝伦教授〈历史与实践〉一书的来抄袭性质》、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的《读张汝伦教授答辩文章有感》、南京大学教授任东的《一点评论 一点思考》以及杨玉圣的《善待学术批评》、曹树基的《学者应当怎样写作》等文章，引起了学术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而且很有可能引起学术界在世纪之交对于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这一紧迫、沉重而艰巨的学术话题的再度关切和讨论。
最为紧要的是，学术界今后要切实把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落到实处，至少可以从以下十个方面来加以全面推进：（注：详见杨玉圣：《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1998年4月16日在南京大学的演讲》，《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任务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是全体学术界的共同任务。对此，不仅要明辨是非，而且要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其次，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倡导学术规范，维护科学尊严，推进学术规范从学科内部清理学术腐败的温床。第三，教育部、新闻出版署等国家领导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应各司其职，尽职尽责，发挥其应有的宏观调节职能。第四，加强学术立法，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加大对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打假”不能去“假打”。第五，采取切实可行、立竿见影的惩治举措，逐步形成全体防范意识。第六，从人才培养环节上抓紧、抓好。国家将重点投资建设的十所大学，除了重视硬件建设外，更应加强软件建设，当务之急是学风建设。第七，有关的专家学者特别是高校教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对学术、学问养成敬畏之心；即要把学术当成谋生的职业，更应视作安身立命的事业。第八，新闻媒体（特别是报纸、电视、广播）要发挥应有的舆论监督和正确的导向作用。论文发表、著作出版、学位论文评议，应当严格推行匿名评审制，并公开学术鉴定意见。第九，要重视和开展严肃认真、积极健康的学术批评，将书评评论提到关系学科发展、学风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把学术批评本身当作学问来做，敢于正视学界的不正之风。要用学术标准公正的评价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确立科学严肃的学术评价机制。第十，切实强化精品意识、推行精品战略，彻底实现学术质量第一的战略转移。
从当代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九十年代以来处于学术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对于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关注、讨论和积极推进，无疑有着极为深远的学术意术。以上对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这一新的关注热点的评述，只能说是一个粗线条式的回顾；因此，在尽可能地做到客观中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不熟悉的一些问题上加以主观论断。我们期盼着学界中更多的同仁，对此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加以关注、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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