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西柏坡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与外交工作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柏坡论文,外交论文,外交政策论文,开端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D8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2-0069-11
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进入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办公，1949年3月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往往被称为西柏坡时期。这是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也是新中国政权酝酿建立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作为一个党派的对外交往逐渐开始转变为国家的正式外交活动。在外交战略层面，开始由强调“中间地带”到“一边倒”向苏联。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共在西柏坡时期的外交活动关注较多的是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访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学者们主要了讨论了中共外交事务中对苏和对美政策逐步确立的过程①。另外，中共在东北的外交工作也受到关注②。本文试从宏观角度，讨论西柏坡时期的中共外交政策与外交工作对于新中国外交的意义。
一、从“中间地带”到“一边倒”：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确立
由于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天然相似性，因此如何处理对苏关系一直是中共外交活动的重中之重。
战后初期，苏联希望继续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在远东问题上，斯大林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两点：即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了西方大国的认可并通过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保证，而斯大林的回报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③有鉴于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
1946年8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④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中共在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争取独立自主对内对外政策的理论根据。它首先强调世界上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正因为有对立的两大阵营，才会有“中间地带”的存在。在这里，毛泽东把中国归入美苏两大阵营中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有学者认为，“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是毛泽东首次在思想上突破了大国体系的束缚，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美战略，并依此来处理对苏关系。⑤而在笔者看来，这显然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苏联不便直接支持中国革命所采取的策略之举。⑥
如果说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中共在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争取独立自主的对内对外政策的理论根据，那么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共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47年6月，在美国方面提出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方面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苏联对外战略改变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以及苏联对此的反应大大加速了双方集团形成的进程，欧洲终于出现了两个相互隔绝和平行的经济市场和根本对立的政治集团，美苏冷战全面展开。
在中国国内，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与美国订立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围绕该条约，国民政府还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和秘密协定，保障美国在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排他性地位。《中美商约》是为美国资本全面占领中国，压倒中国民族工商业，最终变全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商约》表明其先于中共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把自己完全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彻底实行反苏反共的内外政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⑦他还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压迫，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⑧中共领导人把自身的革命归为社会主义阵营，其用意已经十分明显。
1948年4月，中共中央进入西柏坡之后，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转入全面反攻，夺取全国的胜利已然在望。中共领导人开始勾画新中国蓝图，通盘考虑建立新的人民政权的问题。11月1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其中指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⑨因为中国革命完成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建设的任务，而经济建设对于中共领导人是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新中国的建设，迫切需要国际的援助。由于在国内战争中，中共早就将“美蒋”划为一体，中共领导人并不对美国援助新中国抱有希望。⑩出于意识形态的天然亲近感，他们自然希望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得到苏联的援助。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时说，中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而“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11)。但事实上，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的援助并不是那么有信心。苏联对中国革命与中共政权的态度仍然是中共十分担心的问题。鉴于解放战争前期苏联对华政策的不断反复和变化(12)，中共担心苏联能否明确地支持胜利后的人民政权，也就是说，苏联能接受与中国的结盟，能将中国接纳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吗？
在西柏坡时期，中共领导人构建新中国国际战略的最重大的外交活动，就是要明确同苏联的同盟关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切希望同苏联领导人建立密切的高层联系，使新中国政权获得苏联正式认可，并让苏联明确承诺对新中国建设的援助。1948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刚刚进驻西柏坡不久，毛泽东便向斯大林表示希望访问苏联。毛泽东表示：他访苏的主要目的，是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13)。出于种种顾虑，斯大林要求毛泽东推迟访苏。(14)
不过，在争取与苏联达成同盟的同时，中共仍然注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坚持中国自身的革命利益。1949年1月初，毛泽东访苏要求即将实现，出发的具体日期都基本确定。(15)但是，此时却发生了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政府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停战和签订合约的事件。苏联政府试图接受国民党的调停请求，要求中共接受谈判。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指出：“一切迹象表明，南京政府的建议是在美国人的授意之下搞出来的。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16)然而，面对已经在望的全国胜利局面，中共并不同意接受苏联调停，1949年1月12日，毛泽东答复斯大林：“我们认为，对南京政府建议由苏联出面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照会，苏联政府似应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攻南京。我们似乎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17)最后，苏联不得不妥协，按照中共的要求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调停请求。由于这一事件，1月19日，毛泽东在修改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稿时，还特地增加了一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18)
中共坚持自己观点的坚决性，反倒使斯大林看到了中共的实力，促使他下定决心同中共实现高层会晤。1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19)中共很快对此表示了欢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终于在1949年1月30日到达西柏坡，实现了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的直接会谈。
米高扬的到来，使苏联领导人直观地了解了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状态，也使中共了解了苏联的态度。首先，米高扬称颂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领导人的杰出领导能力。其次，他传达了苏联政府在有关蒙古、新疆、东北等问题上的意见：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坚持外蒙古的独立，表示这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形成的既成事实；在新疆问题上，苏联表示不想造成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在东北，苏联表示旅顺口协定是个不平等的条约，而且苏联准备废约和撤军。(20)最后，米高扬听取了中共的各项内政外交政策，并发表了一些意见。1949年2月3日，在同毛泽东等人的会谈中，米高扬说：“按我党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毛泽东问他：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是否直接联系？米高扬也作出了肯定的回答。(21)由此可见，米高扬代表的苏共中央，已经把中共视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并且开始分配各自在阵营中承担的责任。苏联的这些表态，基本满足了中共的需求(包括民族利益的需求和国际地位的需求)，坚定了中共与苏结盟的意愿。
在争取同苏联领导人实现会谈的同时，中共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尽量与苏联保持一致，尤其是对待美国方面。在中共已经取得了稳固统治的东北地区，这一倾向十分明显。1948年10月底11月初，中共东北局在接管沈阳前后，根据当年2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22)对美、英、法等国领事馆基本采取保护措施。然而，苏联认为，“中国人对美国人过于客气”。驻东北的苏联代表建议中共封锁美领事馆、限制其自由、没收其电台。斯大林亦同意这些建议(23)。11月初沈阳解放以后，中央指示东北局与苏联方面协商，纠正争取美方承认的做法，采取苏联所建议的措施，以期“挤走”美、英、法领事人员，于是出现了排挤美领事馆的“华德事件”(24)。在西柏坡同米高扬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反复说明中共对待美国的态度，认为“在战后的三年中，美国在中国的威信扫地。总的来说，人民仇恨美国，说真话，一部分进步人士害怕美国的力量”，并且还谈到了在东北的“挤走”政策：“驻沈阳的外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事馆暗示我们，他们不愿撤走，想与我们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不想在沈阳见到他们，所以想法孤立他们，使他们感到难受，最后迫使他们撤离沈阳。”(25)
毫无疑问，中共表现出来的对美态度很让苏联人满意。尽管米高扬表示，在对待外国资本方面，“必须对日本、法国，尽可能包括英国的财产实行国有化”，而“对美国的财产要采取谨慎的政策”，“当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控制了中国的局势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美国的表现再作决定”(26)。这一提法，体现了苏联对于美国仍然持谨慎态度，生怕刺激美国。但米高扬另外一些谈话却反映出苏联并不愿中国同美国保持正常联系的心理。比如：1949年2月2日，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会谈经济问题。任弼时说：棉花缺口大，只好从美国进口，比如一年要从美国进口到上海30万吨棉花。米高扬回答道：“棉花的确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大作用，但是从美国进口不合适。中国应该在棉花生产方面独立自主，做到自给自足。”任弼时对此表示完全同意。(27)由此可见，苏联人并不愿意中美之间保持联系，就连一些必要的外贸关系也不行。而中共在“一边倒”战略下，基本赞同苏联的意见。
总而言之，西柏坡时期，随着中国国内革命斗争的不断胜利，中共逐渐调整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一边，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最终得到苏联的明确支持，实现了高层会晤，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28)。而苏联默许和鼓励的态度，使中共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日益强硬，不断强化了“一边倒”。正如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中，中间道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的。”(29)新中国初期的总体外交战略已经基本形成。1949年10月2日，苏联就正式承认了新中国政权。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终于实现了对苏联的访问和同斯大林的会晤。苏联也成为他一生中唯一访问过的其他国家。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的结盟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克服国内重重困难、毅然派志愿军入朝援助朝鲜人民的革命战争，从此彻底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这样，协调与合作成为中苏关系的主流。(30)
二、新中国初期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在西柏坡时期逐渐形成
随着“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逐步形成，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也在西柏坡最终被敲定，那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所谓“另起炉灶”，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31)即要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重新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是毛泽东在1949年初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时候正式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里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32)这里说的别的客人，无疑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时期中共已经明确了外交的国家性质，1949年1月1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33)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的讲话，“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34)表明中共在即将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国家政权前夕，已经开始从国家交往的意义上来构思新中国的对外关系。
第一，中共旗帜鲜明地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外国政府间的外交关系，坚决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中共首先明确认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35)也就是说，要首先清理旧有的外交关系，再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国民党政府同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主要对象。这一原则主要内容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不继承国民政府对美英等国的外交义务，在一定条件下，愿意重新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第二，中共强调中国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条件都是平等，中国不急于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是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上确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36)中共认为，新中国并不急于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37)1949年2月1日，周恩来同米高扬的会谈中，提出关于外国承认新中国政权的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中共争取主要的外国大国立即承认新政府，这种情况下希望苏联第一个承认新政府；第二方案是“不急于争取立即承认新政府，如果外国政府声明愿意承认，我们不反对，也不表示同意。这样的战略我们准备持续一年半载，以后再争取他们承认”。周恩来认为第二方案的好处是：新政府可以腾出手来扼制一切在中国的外国东西，不必顾及他们如何反对新政府限制权利、追究外国公民和外国政府等的一切活动。(38)
第三，奉行独立的外交原则。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特别强调指出了中共对外政策的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奉行独立政策。”(39)在西柏坡时期，中共的外交政策依稀已经有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子。奉行平等、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仅限于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对于中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也是适用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虽然明确要求区别对待同两大阵营国家的关系，但是又指出：“因人民国家，现在和它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它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40)。这体现了中共外交方针的一致性。另外，对于中苏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中共也试图进行清理。毛泽东在1949年2月3日同米高扬的会谈中，试探性地提出：“有一个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声明，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件伟大的事业。”(41)虽然他当即表示这个妇女“不懂政治”，但他的这一提法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重视。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米高扬告诉中共领导人：关于苏中条约问题，苏共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从旅顺撤出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军合适的话，苏联准备实行；关于中国满洲铁路条约，苏共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不过苏共也认为这个条约平等的原则没有完全体现，因此，苏共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像亲兄弟一样，与中国同志一起解决这个问题。(42)苏共的这种表态，让中共领导人惊喜不已。中共由此更加坚定了与苏结盟的政策，而西柏坡时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同苏联签订新约，完全确立中苏同盟打下了基础。
第四，围绕外国人在华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问题，中共已经开始重视处理，并处于探索过程中，但没有对所有问题形成具体处理办法。与1944年关于中共中央外交政策的指示中只是比较具体地规定接待外国人的态度和方法不同，1949年1月1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将外事活动分为15类，主要包括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关系、海关税收、外国传教士、外国人办的学校、外国人办的医院、外国办的报刊及外国通讯社和记者等。《指示》将其一一规定了具体的暂行政策，除了对人民利益有切实危害的，基本都规定维持现状，但需接受中共检查，登记备案。比如，对于外资关系方面，《指示》规定：“我们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和私人的在华经济特权、工商企业和投资，均不给以正式的法律的承认。但在目前，也不要忙于去做有关禁止收回或没收的表示。”但是，《指示》又细致地规定，对“人民经济生活危害最大者，例如金融投机”，以及“于国家主权侵害最大者，例如内河航行等”，要求“立即禁止”。“其他如外国银行，不要忙于令其停业，而应先令其报告资本、账目和业务，以凭核办。保险公司，尤其是海运保险公司，更不要忙于去处理。”由此可见这些规定的细致与具体。1949年3月3日，中共七届二中决议指出：“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43)由此可见，西柏坡时期，对于资本主义在华人员及经济、文化等关系，已经开始形成初步原则，但对于其中一些问题没有形成具体解决方法，尚有待于在实践中解决。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被一一取消。不过，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北京、天津和上海仍有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军用的兵营，内河仍有外资船舶在航行，海关仍然保留原有的规章制度。面对这种情况，1950年1月，北京市军管会宣布收回美、法、荷兰兵营的地产权，随后又征用了英国兵营。天津和上海的外国兵营也被录取征用。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1951年4月和5月，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新的海关税则。与此同时，由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从此中国海关权完全收回。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随后，外轮不得到中国政府特批不得进入中国内河，中国的内河航运权完全收回。新中国在成立不到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在建交问题上坚持独立、平等的原则。中国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占、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不经谈判迅速建交；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等亚洲国家和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先谈判、后建交，并在谈判中要求对方明确澄清对国民党集团的态度，只有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同各国建交问题上采取的既积极又严肃的态度，体现了中共一贯坚持的、西柏坡时期定型的平等、独立的外交原则，显示了中国外交的高度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特色。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经济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采取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区别对待”的方针。为此，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44)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因此1950年12月28日，政务院下令对美国在华资产和企业进行管制。对于英国、法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资产，也由于各国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而在1953年年底前多被收归国有。其他一部分继续经营的外资企业因为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以及中国后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逐渐收缩或转让。关于资本主义在华文化事业，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一些新闻、媒体等宣传性机构被逐渐停止活动。宗教方面，由于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从此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摆脱外国教会操纵和影响，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关于外国人在华经办或接受国外津贴的文化、教育、卫生、救济等机构，则基本上完全按照西柏坡时期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的原则处理：“外国人办的学校……暂许维持现状，但其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其学校经费，必须报告其来源；其课程，必须照其他学校的规章，同一办理”，“外国人办的救济机关，其属于国际合作团体者，须视其有无损害我国家主权及我人民团体的独立自主之处，方能决定接收其援助和救济与否”，“外国报纸、刊物，暂置不理，但须令其送全年报刊呈请登记。外国通讯社一律不许发稿，更不得私设收发电台”。(45)
因此，在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在形成与苏结盟的外交战略的同时，已经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西柏坡时期打下了新中国外交的人员和组织基础
摈弃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人员和机构，使用中共自己的外交力量，是中共实施全新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必然要求。而这一政策的开端，也是在西柏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共加强对外交人员队伍的培训与充实，并开始初步构建新的对外交往机构。
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事对外交往工作、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中共南方局外事组成员，第二部分是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的成员，第三部分是参加1946年成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党员。这三部分人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逐渐集中到了一起。据外交工作者凌青的回忆，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从延安撤退以后，这批对外工作人员过了黄河，到了晋绥根据地的山西晋绥分区。1947年的5月1日，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叶剑英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宣布成立中央外事组，并且公布了下属各处负责人和成员的名单。外事组主任是叶剑英，副主任是王炳南，下设3个处：一个研究处，一个新闻处，一个编译处(国际宣传处)。(46)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解放战争阶段，中央外事组的任务是“应利用目前安静的环境，多做几件对于外事对于自己的基本工作。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二年工夫都要得。对于自己，应准备以半年时间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自己，同时加强自己的政治和英文学习”(47)。中央外事组正是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安排工作的。
1948年4月，中央外事组随着中央主要机关一起，转移到现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外事组就在西柏坡村附近的陈家峪住下来，对外代名为工校英语班，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主要为将来的外交工作准备材料，研究各种外交对策。(48)在西柏坡期间，中央外事组的主要工作目标是“保存干部、迎接未来”(49)。正是在西柏坡时期，中共原有的外事干部进一步汇集起来，并且补充了不少新的力量。中央外事组的人员和编制进行了调整和充实。除原有的编译处、新闻处、国际问题研究处外，新增了政策研究室(处)和外语学校。
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专门对外事人员进行了教育和培训。中央外事组开始组建的专门外语学校，主要是为了培训外交人才。1948年8月，华北军大外语学校成立，在建制上属于华北军大，在领导关系上属华北军大及外事组双重领导。(50)1949年1月12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外事组人员谈外交政策，对外事工作做了一番比较全面的指示。周恩来的讲话除了宣布中共对于进城以后的主要外事工作的原则和方针政策外，还特别强调了外事工作的纪律，认为“外事干部就是文职的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这些纪律要求，后来就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成为外交干部的基本守则。(51)
西柏坡时期整合的中央外事人员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中央外事组部分成员于1949年1月开赴天津，参与了天津城市接管中的涉外事务，后来又有部分成员参与了北平等大城市的接管。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外事组全部人员转入外交部。当时骑自行车送出新中国第一份公函的外交人员就是中央外事组成员韩叙、柯百年等。外事组的许多干部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中独当一面的外交人才。比如，外事组成员黄华和章文晋1949年1月离开西柏坡，进入已经解放的天津，担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和副处长。后来黄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主持接收国民党外交部、向各国原驻华使节宣布中共中央的建交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黄华历任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处长、朝鲜停战政治谈判中方代表、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等职，并先后出任驻多国大使；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黄华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1977年至1982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章文晋先后任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亚洲司司长、第一亚洲司司长、欧美司司长、部长助理兼欧美司司长，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的重要工作，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外事组副组长王炳南，建国后先后担任政务院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协助周恩来筹组外交部机关、开展外事工作，1955年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参加了长达9年的中美会谈，1964年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此外，董越千、韩叙、徐大年、柯百年、凌青、吴青等也都担任新中国外交部的重要职务，为新中国外交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外交工作量的扩大，急需扩充外交队伍，从军队、地方政府、外语院校等方面大量调入外交干部，然而直到1950年8月25日，外交部对部内干部来源进行统计的表格中，总共449名干部中，来自中央外事组和各地外事处的干部共80名，仍然占总数的17.8%，依然是除了来自训练学校的干部之外的最大的构成部分。(52)据外交工作者康冀民回忆，周恩来总理曾提出，外交部初创时期干部由三部分人组成：军队中的将领和一些地方领导同志，拟担任驻外大使等领导职务；中央外事组同志包括地下党中有外事工作经历的同志，则担任业务司、科级领导(解放初司下直属科，20世纪60年代初科改为处)；解放前后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基层的业务干部。(53)由此可见，经过了在西柏坡的全面培训，中央外事组的外事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成为了主要的外事工作业务骨干。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开始在各解放城市建立新的外事机构。1948年底，中共中央开始组织外事人员，成立天津外事机构和北平外事机构。1949年2月2日，北平市人民政府从郊区进城办公，开始把国民党政府在北平的旧机构、旧系统整体接下来，再按性质分给有关部门去管。北平市人民政府的外事制度开始构建。北平市外侨管理处接管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北平办事处、外交部平津特派员公署北平办事处和北平市政府外事室三个机构，具体从事外侨管理，重大问题请示党委，并报中央决定。1949年2月14日，外侨管理处更名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正式对外办公。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第一次政务会议对市政府组织机构进行研究时指出：“外侨事务处由市长直接领导，必要时可设置外交政策研究会”(54)。随着各个城市的逐步解放，各地的外事机构基本都按照这种步骤成立起来。而负责外事工作的人员除了国民党政府旧有的外事人员外，领导外侨事务处的人员有许多是从西柏坡或者华北其他老解放区外事干部中选调的。比如，原来在石家庄从事对外交往工作的韩叙，就是在1948年底被确定为筹建北平外事工作机构的成员之一，被调往西柏坡进行学习和培训，等待北平解放。(55)北平解放后，韩叙进入北平外侨事务处担任骨干。194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具体规定了在解放区成立的各级外事组织的主要职能：“各城市，凡有外国侨民居住的地方，其公安局内，应设外国侨民管理科，专管外国侨民的居住、来往与职业的登记、询问和检查及护照之签发”；“在规定的城市市政府内，应设外国侨民事务处，专管外国侨民所经营的业务(如工厂、企业、银行、公司、商店、学校、医院、教会、团体、报纸、刊物、通信社等)的登记、审查和批复。”(56)
中央政权的外交机构在西柏坡时期也开始谋划。在1949年2月初同米高扬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还通报了成立新中国外交部的计划。米高扬回忆说：“周恩来在回答我提出的哪个党负责外交部工作的问题时，肯定地说，部长一定由共产党员担任，副部长可以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非党人士。”(57)中共设想中的新中国外事机构，是由中共完全领导下的新的外事机构，是摒弃了国民党政府原有的规章制度和人事安排的外事机构。这是“另起炉灶”政策另外一层的主要含义。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机构改革之前，中国的各级外事机构及其职能基本上按照西柏坡时期的设想，沿袭解放初期的模式。仍以北平为例：新中国成立这一天，北平改名为北京。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更名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外事机构更名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外侨事务处。1950年11月，外交部决定各地外侨事务处改名为外事处。外事处仍由市长直接领导。该机构主要领导的任免，除经本级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同意外，还需经外交部批准。1951年6月，政务院下发的《对外关系应遵守的四项规定》对地方外事管理进行规范，强调中央统一领导外事工作。北京市政府秘书处通知“执行政务院关于外事四原则的指示，如遇外事工作与市府外事处联系处理”。(58)直到1953年，地方党委成立与政府外事机构对应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中国地方各级外事机构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外交人员和组织方面“另起炉灶”，集中培养和训练外事干部，设立新的外事机构，为新中国外交打下了人员和组织基础。
西柏坡时期是中共外交的一个重要过渡期。从这时起，中共的外交由政党外交逐渐转变为国家外交。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正确地估计了国际局势，在两大阵营中选择与苏结盟，并逐渐形成相应的外交原则与外交政策。同时，这一时期的在外交人员和机构方面也为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西柏坡时期中共的外交工作，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
注释：
①从1995年俄罗斯远东所刊物《远东问题》刊载安德列·麦弗季耶维奇·列多夫斯基的文章《米高扬访华的秘密使命(1949年1—2月)》ле
овскuǔ.A.，C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И.M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oлемы Лад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远东问题》1995年第2、3期)以来，由于俄罗斯档案的解密，中俄学者对这一事件多有探讨，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问华的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在此之后，又陆续有些俄罗斯档案面世。2009年，沈志华利用最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写作了两篇论文《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和《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对米高扬访华的来龙去脉以及中苏同盟建立的步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沈志华认为，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斯大林了解到中共的意向，双方明确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6月至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毛泽东知道了苏共的态度，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毛泽东不再考虑与美国接触，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
②主要包括中共东北局同苏联的关系，以及中美关系，主要成果如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③关于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93页。
⑤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2—443页。
⑥二战后苏联的对华政策主要是落实《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各项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支持它统一全中国，不干涉中国内政。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9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0页。
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9页。
⑩对于这一点，学术界是有很多争论的。美国学者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就形成了一种“失去的机会”论，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美关系是存在着正常化的机会的。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与美国交往的历史因素，以及苏联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新中国前夕，并不存在这样的机会。
(1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12)有关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可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毛泽东就访问苏联问题致斯大林电，1948年4月6日。АПРΦ，ф.38,оп.1，д.31，л.3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в ХХ веке,T.V,К 1,с.417.
(14)斯大林一再推迟毛泽东访苏的原因有二：首先是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走漏风声，使西方借口攻击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将有损于中共的威信；其次是希望毛泽东成立正式革命政府之后再以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访，这样会提高中国革命的威望和信誉，并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参见А.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15)1949年1月9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最近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了。我准备到您那里去”，“来石家庄的飞机可以在18、19、20)日中任何一天到达”。АПРΦ，ф.39，оп.1，д.36，л.59 Рy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в ХХ веке,Т.V,К.2,с.10—11.
(16)斯大林关于国共和谈问题致毛泽东电，1949年1月10日。АПРΦ,ф.39,оп.1,д.31,д.62 АПРΦ,ф.45,оп.1,д 330,л.9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Т.V,К.2,с.16—17.
(17)毛泽东关于国共和谈问题致斯大林电，1949年1月12日。АПРΦ,ф.45,оп.1,д330,л.100—103.
(1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40页。
(19)斯大林关于国共和谈问题致毛泽东电，1949年1月14日。АПРΦ,ф.39,оп.1,д 31,л.69 АПРΦ,ф.45,оп.1,д.330,л.110—11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Т.V,К.2,с.21—22.
(20)米高扬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49年1—2月之行,1960年9月22日。АПРΦ,ф.3，оп.65,д.606,л.1—17.прo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гока,1995,№2,с.96—111.
(21)米高扬关于对外关系和历史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949年2月3日。АПРΦ,ф.39,оп.1,д.39,л.47—5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T.V,К.2,c.62—66 .
(22)1948年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对于外国国家代表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采取保护政策；“各国领事馆，不论其本国是否已承认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如为保护各国侨民利益向我进行交涉时，我概以外交代表视之。”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5页。
(23)陈春华译：《C.H.冈察罗夫对科瓦廖夫访谈录·斯大林同毛泽东对话》，《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
(24)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
(25)米高扬关于对外政策原则与周恩来等人的会谈记录，1949年2月1日。АПРΦ,ф.39,оп.1，д 39,л.17—2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T.V,К.2,c.43—48.
(26)米高扬关于中共对内政策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5日。АΠРΦ,ф 39,оп.1,д.39,л.64—73.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веке,T.V,К.2,c.72—78.
(27)米高扬关于经济问题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备忘录，19日9年2月2日。АΠРΦ，ф.39，оп.1，д.39，л.31—3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в ХХ веке,T.V.К.2，c.52—57.
(28)有的学者指出，“一边倒”不仅仅是个外交战略而且是个国家战略。笔者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不过本文只限于讨论它的外交战略意义。
(29)米高扬关于中苏合作等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4日。АПРΦ，ф.39，оп.1，д.39，л.54—62.Рy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в ХХ веке,Т.V.К.2.с.66—72.
(30)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0—251页。
(3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5页。
(32)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10—911页。
(3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7页。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页。
(36)米高扬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事宜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月31日。АПРΦ，ф.39，оп.1，д.39.л.7—16.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в ХХвеке，T.V，К.2，с.37—43
(3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页。
(38)米高扬关于对外政策原则与周恩来等人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1日。АПРΦ,ф 39,oп.1,д 39,л.17—24.Рyсскo-китайские oтнo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Т.V,К.2,с.43—48.
(39)米高扬关于对外政策原则与周恩来等人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1日。АПРΦ，ф.39，oп.1，д.39，л.17—24.Рyсскo-китайские oтнo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Т.V.К.2.с.43—48.
(4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5页。
(41)米高扬关于中苏合作等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4日。АПРΦ，ф.39，oп.1，д.39，л.54—62.Рyсскo-китайские oтнoшенияв ХХ веке,Т.V.К.2.с.66—72.
(42)米高扬关于政策方面的迫切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6日。АПРΦ，ф.39，oп.1，д.39，л.78—88.Сoветскo-китайские oтнoшенияв ХХ веке,Т.V，К.2,с.81—87.
(4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4页。
(44)《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4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6—47页；《当代中国外交》，第22页。
(46)参见凌青口述，宗道一、朱礼盈、傅铮铮等整理：《从延安窑洞到西柏坡》，《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66—68页。
(47)1947年7月29日周恩来致王炳南信件，转引自高梁：《新中国外交是这样开创的——重读周恩来致王炳南的五封信》，《炎黄春秋》1998年4月。
(48)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卷，第67页。
(49)凌青口述，宗道一、朱礼盈、傅铮铮等整理：《从延安窑洞到西柏坡》。
(50)《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卷，第67页。
(51)《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页；凌青：《周恩来早期外交指示》，《世界知识》2008年第6期。
(5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22-00347-01，第3页。
(53)康冀民：《阎宝航与新中国外交礼仪》，《百年潮》2010年第11期。
(54)王二宝：《新中国地方外事制度的构建——以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外事制度为中心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55)参见阮虹：《韩叙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5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8页。
(57)米高扬关于对外政策原则与周恩来等人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4日。АПРФ，ф.39，оп.1，д.39，л.17—2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e отнощeнияв XX вeкe,Т.V，К.2，c.43—48.
(58)《对外关系应遵守的四项规定》(1951年 月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003-00031(缩微胶卷号H2-007-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