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费政策能改善教育公平和社会福利吗？——兼论高等教育不同收费政策的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社会福利论文,效应论文,公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6）01—0065—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教育经费短缺问题也凸显出来。为此，我国从1989年开始试行高校收费政策，并逐年提高缴费标准。截至目前，高等学校的生均学费已接近5000元，这对许多困难家庭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那么，继续提高缴费标准会不会损害教育公平性和社会福利呢？早在1960年，约翰森就指出，提高高等教育的缴费标准，虽有利于解决教育经费短缺问题，但不利于实现教育公平性和社会福利目标。① 从实证的角度，豪耐克和威尔② 以及罗斯和斯尔森③ 都支持了这一结论。在我国，多数学者也基本持类似观点④。只有部分学者认为，提高缴费标准对教育公平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⑤。这些研究都注意到，在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对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相对不足，但忽视了在分配悬殊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可能会出现付费能力的绝对不足，并对低收费政策缺乏反应弹性，从而使其公平目标落空。
本文首先运用统计分布原理，分析了在不同情形下，不同收费政策对于改善教育公平性的理论效应。进一步，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在我国当前社会分配较为悬殊的情况下，低收费政策并不能明显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机会，相反，适当提高缴费标准，并辅以完善的资助体系，能够更有效地改善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以此为基础，本文还对不同收费政策的福利后果进行了比较，其结论是，与低收费政策相比，适当提高缴费标准更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社会福利水平。本文的分析结论可为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不同收费政策对教育公平的理论效应
1.对高等教育失学概率的统计描述
根据莫迪尼安尼的消费理论，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付费能力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还取决于累积财富。而目前国内研究主要局限于前者⑥。
高等教育是家庭储蓄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会将所有储蓄以及当年新增结余，首先用来供养子女上学，然后再考虑他用。如果家庭的人口数为n，人均储蓄为W，人均年收入为R，人均年消费支出为C，家庭倾全力供养一个四年制大学生，那么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付费能力为：
（1）
假设1：在社会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人均参数值W、R和C呈正态分布特征。由于正态分布是对社会经济现象最好的统计描述，所以这一假定具有现实意义。此外，现代社会的家庭规模正趋于稳定，比如2003年我国城乡家庭的户均人数基本为3—4人，所以假设2：家庭人口数n为常数。由此，X是W、R和C的线性组合，根据统计学原理，X也应符合正态分布特征，假定：X：N（
，σ[2]），其中，为家庭付费能力的平均值，它越大，表示居民整体的付费能力越高；σ为标准差，它越大，表示贫富悬殊导致不同家庭间付费能力差异越大。
对家庭来说，高等教育的实际支出不仅包括学杂费，还要包括学生在读期间的生活开销。尽管由于家境不同，高校学生在生活开销上有较大差别，但总的来说，作为没有收入的消费阶层，大学生的生活还是比较节俭的，另外就某些基本生活开销而言，即使学生再困难，也是无法节省的，具有很强的刚性。所以我们假设3 ：在高等教育支出E中，生活开销
为常数，唯一可变的是学费F。
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如果高等教育的实际支出超出家庭的付费能力，居民将丧失受教育机会，所以高等教育的失学概率：
（2）
由上式可知，
，即p是F的增函数，它直观地验证了，随着缴费标准的提高，更多居民将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作为正态分布的累积函数，失学率p随缴费标准的提高呈S形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 如果居民间付费能力的差异越大，那么这种S型特征就越明显。
2.不同收费政策对改善教育公平性的理论效应
为增加贫困阶层的入学机会，政府有两种选择：一、实行低收费政策，以减少贫困阶层的教育负担，但同时也减少了富裕阶层的负担，由于经费减少，政府无力再对贫困阶层实施额外的资助，这时居民付费能力曲线为图1中的实M曲线；二、与此相反，政府实行高收费高资助政策，以增加富裕阶层的负担并减少贫困阶层的负担，这等同于，前者付费能力的降低和后者付费能力的提高，这时居民的付费能力曲线，将变成虚N曲线。下面讨论这两种政策的效应。
情形1：如果初始时教育支出接近于居民付费能力均值，比如为E[,3]，对应的失学率为p[,3]，此时实行低收费政策，将学费由F[,3]降至F[,4]，教育支出将由E[,3]降至E[,4]，对应的失学率大幅降至p[,4]，政策效应非常显著；情形2：如果初始时教育支出远高于居民付费能力均值，比如为E[,5]，对应的失学率为p[,5]，此时将学费下调同等幅度，由F[,5]降低至F[,6]，那么失学率只会略降至p[,6]，政策效应很不明显；情形3：当教育支出远低于付费能力均值时，比如为E[,0]，将学费下调同等幅度，由F[,0]降至F[,1]，失学率也只能略微下降，由p[,0]降至p[,1]，政策效应同样不明显。究其原因，在低收费政策下仍负担不起高等教育的家庭往往是社会最为贫困的家庭，他们不仅存在对高等教育负担能力的相对不足，往往还存在绝对不足，对低收费政策会缺乏反应弹性。可见，相比而言，只有在教育支出接近于居民付费能力均值时，低收费政策的效应才会明显。
图1 不同收费政策对失学率的影响
运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分析高收费政策的效应。显然，对于情形1和2，实行高收费政策，只会进一步导致失学率上升和教育公平的恶化；而对于情形3， 如果将学费提高同等幅度，由F[,0]提至F[,2]，那么对应于N曲线，失学率由p[,0]降至p[,2]，与低收费政策相比，政策效应提高了p[,1]—p[,2]。可见，与居民付费能力的均值相比，只有当教育支出处于较低水平时，高收费政策的效应才会更高。
三、低收费政策并不能明显改善高等教育的公平性
由（1）式知，
（3）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测算，2003年我国城乡家庭户均人口为3.66人，人均储蓄为8000元，人均年收入为4993元，人均消费支出为2594元，将其带入（3）式有：
这表示，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典型家庭来说，由储蓄和当年收入所决定的负担能力为16100元，这就是居民对高等教育付费能力的均值。
从教育支出的角度，根据测算，2003年我国高校的生均学费为4808元，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为4558元，我们以它作为高校学生的年均生活费，两项合计，每年高校学生的生均支出为9366元。所以，从平均水平看，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付费能力的比重只有0.58，这表明从整体上，我国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承受能力还是比较充裕的，但这不代表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能力，相反，较为严重的贫富悬殊导致贫富阶层对高等教育的付费能力存在巨大差异。表1反应了这种差异。
表1 城乡家庭对高等教育负担能力的差异
数据来源：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1可见，我国当前贫富悬殊相当严重，仅以城乡差距为例， 城镇人均储蓄是农村的6.9倍，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的3.2倍，运用（1）式计算， 城镇家庭对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为27100元，而农村家庭仅有5200元，前者是后者的5.2倍。付费能力的巨大差异，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在贫富阶层间配置的严重不均衡。以2004年为例，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58.2％，但在公办高校中，农村学生所占的比重只有19.2％。⑦
所以综合来看，我国居民的付费能力曲线具有两个特征：首先，由于贫富悬殊导致居民付费能力存在巨大差异，付费能力曲线的S型特征更加明显，即在X的较低和较高处，曲线更平缓，而在X的均值处，曲线更陡峭；其次， 与付费能力的均值相比，高等教育支出还处于较低水平阶段，基本属于第三种情形。因此，根据前述分析，实行低收费政策并不能明显改善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机会。
对这一结论，我们可以通过一项简单的测算来加以验证。我国的低收入家庭主要集中在农村，他们构成了高等教育公平的瓶颈，所以我们仅以农村家庭为考察对象。由于无法获取农村内部居民储蓄存款的分组数据，我们将忽略农村人均储蓄不均匀分布的影响，而只考虑人均收入分布不均的情况。然而，这一处理办法并不会影响结论的有效性，这是因为，我们考虑的是两种缴费标准的比较效应，尽管储蓄分布不均会影响到某一收费水平下的失学率，但是它对另一收费水平下的失学率也会产生同等的影响，通过相减，将抵消其影响。
根据（2）式，在某一缴费标准下，无力供养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家庭比例为：
（4）
其中，
为农村居民的人均储蓄，其他符号含义同前。根据2003年的相关数据可以计算出，在现行缴费标准下，无力负担高等教育的农村家庭比例：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分组数据，人均年收入小于3637元的家庭占76.53％⑧，可见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 将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农村家庭无力负担子女的高等教育。如果为改变这一状况，政府实行低收费政策，将学费下调20％，由4808元降至3846元，那么通过同样的计算，可知无力负担高等教育的农村家庭比例为：
根据农村分组数据，人均年收入小于3402元的家庭占73.36％。
由此可见，虽然高等教育的学费猛烈下调了20％，但农村家庭的失学比率仅下降3.17％，其教育机会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相反，高等教育经费却出现严重下滑，这将进一步影响政府对贫困阶层，尤其是农村学生的资助能力。
四、不同收费政策的福利效应分析
为了考察不同收费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我们考虑如下简单模型。假设1 ：在其他经费来源既定的情况下，高等教育资源E主要取决于收费水平F，F越大，高校能够获取更多的办学资金，办学规模和质量都能上升。假设2 ：社会分为两个阶层——富裕阶层U和贫困阶层D，他们所分享的教育资源分别为E[,U]和E[,D]，并满足E[,U]＋E[,D]＝E。假设3：社会福利函数U既取决于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总量，又取决于它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分配情况，显然，当高等教育资源既定时，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越大。不同收费政策的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不同收费政策的影响
在图2中，由原点O所引出的射线，表示高等教育资源在两个阶层间的配置情况，其斜率表示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所占有的份额比值。射线越陡，表示富裕阶层越占优势；射线越平缓，表示贫穷阶层越占优势；当射线呈45度时，教育资源的配置处于绝对均衡状态，如M点。假设在当前的收费政策下， 高等教育的资源约束曲线为E[,0]—E[,0]，如果配置点为M，则由于具有绝对公平性，社会福利将达到最大水平U[*]，但实际中，富裕阶层总占据绝对优势，最初配置点可能处于A点处， 这时所对应的社会福利水平为U[,0]＜U[*]。
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实行一项低收费政策来改善教育公平性，则会导致教育资源减少，约束曲线由E[,0]—E[,0]左下移至E[,1]—E[,1]，它会减少总福利水平，为抵消这种影响，贫穷阶层的教育机会必须大幅度改善，配置点至少应由A点移向N点。但如前述，由于低收费政策并不能明显改善贫穷阶层的受教育机会，配置点很可能只由A点略微向右移动至C点，这时所对应的社会福利水平为U[,1]＜U[,0]，即在教育资源减少的同时，教育公平性并未显著改善，导致总福利水平下降。
如果政府适当提高收费水平，那么教育资源的供给量增加，约束曲线将由E[,0]—E[,0]向外移动至E[,2]—E[,2]，但贫穷阶层的付费能力进一步恶化，会导致总福利水平下降，为抵消这种影响，政府必然要对贫穷阶层实施资助政策。如前所述，由于居民整体具有充足的付费能力，高收费政策首先使教育部门从富裕阶层那里获得充裕的资金，并提高了其对贫穷阶层实施资助政策的能力。由于资助政策对贫穷阶层的影响力要大于低收费政策，即使最贫困居民也可能获得受教育机会，贫困阶层的教育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这导致配置点由A点明显地向右移动，当它超过D点时，社会福利水平将大于原先政府所期望的目标U[*]。
综上所述，与低收费政策相比，适当提高收费水平不仅有利于改善教育公平性，而且能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国际经验的角度，美国的许多公办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逐步提高学费标准，与此同时又对30％左右的困难学生实行学费减免，有效地平衡了高校发展与教育公平之间的矛盾。这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结论性评语
一直以来，人们担心提高高等教育的缴费标准会导致低收入阶层负担加重，并损害教育公平性和社会福利。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当前适当提高高校的收费水平并不会导致这种结果。本文的结论是：
1.在居民收入和财富呈正态分布的情况下，居民对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也会呈正态分布。这样，随着缴费标准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失学概率会呈S型变动趋势。如果高等教育支出远高于或远低于居民负担能力的均值，那么实行低收费政策就不能明显改善教育公平性，相反，高收费高资助政策的效应要更明显。如果贫富悬殊导致居民负担能力差异很大，那么上述S 型变动趋势和不同政策的比较效应就会更加显著。
2.由于民间储蓄充裕，从整体上讲，我国居民对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较强，与这种负担能力的均值相比，高等教育支出还处于较低水平阶段。然而，这并不代表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负担能力，相反，较为严重的贫富悬殊导致不同家庭的负担能力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依据前述的理论分析，当前实施低收费并不能显著增加贫困阶层的教育机会。究其原因，在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下，低收入阶层不仅会出现对高等教育负担能力的相对不足，还会出现绝对不足，即对低收费政策缺乏反应弹性。
3.与低收费政策相比，高收费高资助政策不仅能够明显改善教育公平性，而且提高了教育资源的供给总量，所以其福利效应更加显著。
4.对私人而言，高等教育是一种投资行为，其回报率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⑨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收益主要被内化为私人收益。⑩ 在这种情况下，适当提高高校的收费标准，符合成本分担中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
5.本文没有具体研究在提高高校缴费标准时，如何通过资助制度的设计和推行来改善贫困阶层的教育机会。这可成为下一步的研究内容。
收稿日期：2006—01—08
注释：
① E.L.Johnson,“Is the Low—tuition Principle Outmoded?”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2,no.3 (1960):44—47.
② S.A.Hoenack & W.C.Weiler,“Cost—related Tuition Policies and University Enrollments,”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0,no.3(1975):332—360.
③ D.C.Rose & R.L.Sorensen,“High Tuition,Financial Aid and Cross—subsidization:Do Needy Students Really Benefit?”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9,no.1(1992):66—76.
④ 吴昌南，李传喜．近期不宜再提高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J].教育与经济，2004,(2)；张冀．多元办学体制的构建与教育公平的推进[J].教育与经济，2004,(2).
⑤ 徐国兴．我国高等教育学费研究十五年[J].教育与经济，2003,(1)；朱智洺．高等教育产品的定价策略探析[J].教育与经济，2003,(3).
⑥ 吴昌南，李传喜．近期不宜再提高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J].教育与经济，2004,(2)；张冀．多元办学体制的构建与教育公平的推进[J].教育与经济，2004,(2).
⑦ 吴淑姣．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学生求学成本与就业的分析比较[J].教育与经济，2004,(2).
⑧ 对3500—4000元这一组，进行插值计算，下同．
⑨ 陈晓宇，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1998,(6).
⑩ 查显友，丁守海．对我国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