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领导集体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4)01-0017-05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突出地体现在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并确立其为党的指导思想，使之向实践转化从而丰富这一理论，以及提出了新观点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了新的水平。
一、逐步构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1987年党的十三大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以此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使十二大起确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被提升为“理论”。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轮廓，十三大才得以把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内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拓展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更需要有正确理论的武装。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党内外都有人对要不要、能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各种疑虑。为了提高全党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江泽民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在相继作出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决策的同时，花了很大精力，开始把党的基本路线得以形成的理论依据进一步系统化。
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第一次论述了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而初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以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第一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作了系统阐述，并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条件作了论证。至此，这一理论从初具“轮廓”上升为“初步形成理论体系”。十四大还第一次正式把这一理论同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形成“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1993年11月，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习报告会上，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我们党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明确称邓小平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讲话中，开始了确立这一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进程。
1997年2月，邓小平与世长辞。面对前进道路上新的矛盾和困难，为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需要全党在新的指导思想上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江泽民第一次明确宣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同年9月，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从理论精髓、根本问题、时代特征、理论内容四个方面作了论证，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新的理论定位，从而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至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了建构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这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制定一系列发展战略，实现邓小平理论由理论向实践的全面飞跃，在实践中深化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过程经历两次飞跃：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更重要，因为它既是实现精神向物质转化的过程，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和发展真理的过程。因此，对一个科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须在第一次飞跃的基础上，确定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在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在实践中丰富并且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任务。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运用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在改革发展稳定、经济政治文化、内政国防外交以及党的建设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实现了邓小平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飞跃。
第一，关于改革、发展、稳定。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确立为当代中国的大局，是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程度的统一。把基本路线具体化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提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战略，以及中国加入WTO、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确定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作出了关心困难群体、推进再就业工程的决定。
第二，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制定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三大发展战略；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探索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机制和新办法。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扩大基层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备；按照转变职能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提出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道德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以增强时代感、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为重点，强调和改进思想改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第三，关于内政、国防、外交。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实现港澳回归祖国，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完成的新主张。提出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总要求，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展大国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第四，关于党的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加强廉政建设；通过“三讲”教育，在组织、制度、作风建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新举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邓小平理论由理论向实践全面飞跃的过程中，把邓小平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具体化了，深化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拓宽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而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三、形成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1998年1月在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和进行新的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
第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深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方面：突出了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强调“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
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
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它提高到关系党的先进性的决定性因素的高度，赋予党的思想
路线以新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根据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
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以及社会阶层结构发生
的新变化；揭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是总体和平、局部战 争
，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 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奋斗目标方面：论述了党的基本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 ；
把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 全
面发展的社会”；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
在经济建设方面：构建了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论证了公有制经 济
的内涵、主体地位的确立、实现形式的多样化等新的公有制理论；提出按劳分配和按 生
产要素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 新
的分配理论；确定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对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判断，把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界定为中国 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概念，以及实 现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 民
主的发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等思想。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先进文化 是
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要帮助人们增强自立意识、竞 争
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律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 倡
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等思想。在统一战线方面：提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是社会 有
关方面的党外代表人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保持宽松稳 定
、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等思想。在祖国统一方面：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解决台湾 问
题的前提和基础；要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最大限度地争取台湾民心，为早 日
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 的
新安全观，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及各国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 征
和文明进步的动力的思想；强调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使经济全球化 达
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
第二，对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创造性回答。
从2000年2月到5月，江泽民围绕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论述了它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及其统一性，论述了按“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措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成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纲领。
首先，对“三个代表”要求本身丰富内涵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确立的奋斗目标，并在实践上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党在发展生产力、推进科学文化事业进步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实践结果上，出现严重挫折。这些挫折从根本上反映了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握上的缺陷。而江泽民对“三个代表”的论述，正是深刻地总结党的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不仅强调“始终代表”，而且对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什么要做到这“三个代表”以及怎样“始终”做到这“三个代表”，作了系统的阐述，体现了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敏锐把握，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次，以“三个代表”整体作为党建纲领，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创造性回答。由于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再加上建国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是立足于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来体现党的先进性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整体，同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的高度，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形成了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以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党的纲领和任务以鲜明的时代特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认识党的先进性的方法论原则：在党的阶级性、指导思想和宗旨的统一中，在阶级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中，来考察党的先进性。在社会阶层结构乃至工人阶级队伍本身出现了新变化的今天，党不仅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扩大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阶段，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强调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为中国共产党朝着共产主义前进指明了现实途径，从而深化了对党的纲领的认识。
再次，以“三个代表”要求对党建提出了新思路，是对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的创造性回答。组织建设方面，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在作风建设方面，要在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同时，努力培育新的作风，等等。
上述理论成果，既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四、江泽民在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构建、丰富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统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构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实现邓小平理论向实践全面飞跃以及发展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以“三个代表”要求为集中概括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统科学理论，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新的水平。
第一，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相互联系而又主题鲜明，构成了系统理论。
这些理论成果的精髓，突出了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依靠这条思想路线，不断正视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格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带来的挑战，成为发展邓小平理论和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依据。这些理论成果以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并围绕实现基本纲领，在经济、政治、文化、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和国际战略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这些新的战略思想能否贯彻，关键在能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三个代表”要求的提出，就是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第二，“三个代表”从党建的“要求”发展为“重要思想”，从治党的纲领发展为治党治国治军的纲领。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阐述了“三个代表”形成的历史条件、精神实质及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11月召开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形成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现实依据、精神实质、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治党为了治国，治国必先治党。从“5·31”讲话到十六大，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治党和治国结合了起来，解决了党作为“代表”与依靠力量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并且把党的建设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以及社会三大文明进步统一了起来，“三个代表”因而从治党的纲领发展为治党治国治军的纲领，从“要求”发展为“重要思想”。
首先，“5·31”讲话和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要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此必须团结一切为了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鼓励他们的创业精神；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必须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就把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民富国强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党的命运同民族和人民命运的一致性。
其次，“5·31”讲话和十六大报告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对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了新的思路：党的领导无法“代替一切”，而只能“代表根本”；为了从根本上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要转变执政理念和领导方式，在社会生活多样化的条件下，要立足于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要从“一元化”的“领导一切”转变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致力于形成“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机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及发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这就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党的命运同人类文明进步命运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系统的科学理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发展的历史上，最具有创新性的是两大理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另一个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相互联系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收稿日期：2003-10-31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江泽民论文; 邓小平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时政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