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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是世界近代史以来有普遍性特点的大问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许多国家和地区民族关系紧张、民族矛盾频频发生，甚至爆发流血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使民族问题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而我们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主义冲击全球的背景下，保证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处理民族问题也是最成功的。”本文仅对我们党成功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因作些探讨。
一、客观确定民族问题的地位及其作用，是我们党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因素
从世界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是否把民族问题放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合适地位，决定着不同国家能否成功处理各自面临的民族问题。如果多民族国家忽视民族问题的地位与作用，就不能成功处理民族问题。这方面的教训是不乏其例的。例如，前苏联本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这个国家的民族关系就复杂紧张，十月革命前，其境内的各民族已经分离，并成立了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列宁坚持民族平等联合的原则，采用联邦制的形式，建立起各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联邦国家。这无疑是当时历史的正确选择，是正确定位民族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成功之举。但在列宁以后的发展中，苏联共产党忽视了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问题的客观性及其重要性，对民族问题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发生了大的偏差。这集中表现在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形势，过早地宣布了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忽视了民族问题存在的客观性和长期性。1936年斯大林就宣告：“苏联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也讲，苏联共产党“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至今仍是一个尖锐的极其复杂的，即各民族间的互相关系问题。”后来勃列日涅夫同样认为，苏联“已经彻底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这反映苏共对客观存在的民族问题的极大忽视，造成国内民族矛盾的日趋加深，对民族问题的不正确定位成为联邦国家解体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发展总问题一部分的理论，结合我国民族问题实际，正确地解决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民族问题定位问题，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成功处理民族问题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党对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定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民族问题视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在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明确把解决民族问题列为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提出了与革命总任务相适应的民族纲领，确定了民族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代中央领导把国内民族问题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并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不断解决民族问题。第二，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没有像苏联那样认为民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而是客观全面地分析了领导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所面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发生的民族矛盾，不仅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民族问题存在的客观性，而且把民族问题予以准确定位，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早在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邓小平同志总结苏联等世界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误和我国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突出地提出把发展问题放到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中心地位、核心地位。进入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全面分析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剧变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围绕民族、宗教矛盾频频发生的热点问题，更加重视民族问题，于1992年和1999年召开了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认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要求“全党同志都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全面完成跨世纪的民族工作任务。第三，民族问题必须在主权国家内解决。位于西南边疆的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95%，而且大多数藏民有着强烈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从历史到现在，西方反华势力企图使西藏与我们主权国家分离，达赖集团在国外的分裂活动有增无减。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叛逃国外的艾沙集团和新疆境内的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也妄想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对涉及边疆统一稳定的重大问题，我们党旗帜鲜明，立场坚
定，坚决把这些问题视为主权国家内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独立”或“联邦”的问题，绝不允许外部插手，确保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
上述比较分析说明，中国共产党适合实际地确定民族问题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为成功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成功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政治制度保证
马克思主义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方式有自决权、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多民族国家基本上没有采取自决权的政治方式解决反帝、反民族压迫胜利后的国内民族问题。原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国内民族问题实际，用联邦制的国家形式解决民族问题。原南斯拉夫于1945年建立了多民族的联邦国家。我们党究竟用哪一种政治方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经历了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早期革命历史中，受苏联“联邦”模式的影响，我们提出过用“联邦”的政治方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这一宣传纲领一直到40年代还沿用。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问题纲领中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主张，并在民族地区予以实践。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成功地领导了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妥善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初步成功，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党在理论上对民族区域自治这一解决民族问题政治方式认识趋向成熟。1949年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毛泽东就用什么政治方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向长期主持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李维汉征求意见。李维汉分析了苏联采取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情况，也分析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在把我国民族问题与苏联民族问题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不要搞联邦，搞民族区域自治的意见。毛泽东和党中央采纳了李维汉的意见，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地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4年我国的第一部宪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我们党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重要社会政治制度，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本国民族问题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为我国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政治制度保证。保证了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当时的正确抉择，从多民族国家实施解决民族问题政治方式的实际发展过程也证实民族区域自治对我们党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作用。原苏联南斯拉夫等联邦制国家已经解体为若干个国家，至今冲突不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方式，保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不可比的。建国50年来，我们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取得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巨大成就。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还有1256个民族乡。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
三、立足于真正的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党成功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
任何一个国家要成功处理民族问题，关键在于要真正立足于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国从政治上法律上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这方面的失误也不少。如前南斯拉夫在民族政策上把国内民族划分为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在前南斯拉夫主体民族有“本土民族”、“南斯拉夫的民族”之意，指的是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穆斯林族，其余12个民族被划分为非主体民族。按照这一区分，处于主体民族地位的上述民族均建立了自治共和国。处于非主体民族地位的12个民族则不能像主体民族那样建立自治共和国。这一民族政策的规定及其实施，给主体民族以优越感，给非主体民族以“二等公民”的感觉。这不仅客观上造成不同民族之间心理上的差异和不平衡，其政策本身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不符合。前苏联也有类似的失误，即把民族群体划分为“部落”、“落族”和“民族”，并予以不同的对待。
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立足于真正的民族平等原则，同资本主义世界宣扬的平等、人权等理念根本不同，也借鉴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教训，把凡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服饰、习俗、民族意识等方面具有明显特点的，都称之为民族。我国经过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先后确认了56个民族，尽管56个民族人数、社会发展程度和居住地域有很大不同，但都是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有着真正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进而使各少数民族衷心拥护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
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特别是把经济搞上去，是我们党成功处理民族问题的经济基础。建国以后，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早在建国初期，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党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事业。50年代，国家在民族地区安排了包头钢铁基地、青铜峡水电站、兴安岭林区开发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60年代，在民族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大中型工业企业，仅在民族八省区就有1400多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国家在民族地区又建设了一批大中型工业项目。其中，新疆在1978年至1997年的20年间就建成64个。同时，国家对民族地区实行许多优惠政策。据统计，到1998年国家对“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地区机动金”、“民族地区财政予备费”累计投入168亿元。1980年至1998年，民族自治地方获中央财政定额补助1400多亿元。国家还将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扶贫贴息货款，以工代赈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民族地区。在扶贫政策方面也向民族地区倾斜，组织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不发达地区。经过50多年的不懈努力，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统计，1998年民族自治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5313亿元，农业总产值达到3210.5亿元，分别是1949年的980多倍和100倍。1998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633.11元，是1980年的21.5倍。
进入90年代以后，在吸取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教训，实现我国跨世纪民族工作任务中，我们党更加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在理论上强调，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要求全党一定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实际工作中，把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为我国跨世纪民族工作任务的重要内容，并在资金投入方面开始向西部民族地区倾斜，而且在即将实施的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任务中，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建设项目的投入。
总之，立足于真正的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不仅是我们党成功处理过去的民族问题，而且也是成功处理未来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
四、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我们党成功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少数民族干部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他们了解本民族的特点及本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大都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他们最了解本地区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物产资源和发展中的问题，有发展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事业的强烈愿望。在处理民族问题中的作用是汉族干部不可替代的。因此，要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到少数民族的民族地区，要把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坚定不移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处理民族问题，就必须造就一支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代表少数民族人民利益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并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有计划地开展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壮大。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各级党校和各级干部院校培训、出国深造、到处地参观学习、到中央机关和发达地区挂职锻炼等形式，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截至到1998年底，全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已有260多万人，占全国干部队伍总数的6.68%。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目前，全国150个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都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的干部担任。全国党政群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有3万多人，占同类干部总数的7.48%，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年龄、文化和专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我们党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巨大成绩，不仅表现在少数民族干部数量的不断增多，而且表现在少数民族干部政治素质的提高。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由于民族政策上的严重失误及其表现在社会生活多方面的民族不平等，形成民族分离主义的思想和行动，使多民族国家分裂。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培养，我国少数民族干部形成了过硬的政治素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和国家对广大干部的政治要求。我国少数民族干部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肯定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干部认为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在大事大非面前毫不含糊，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践也证明这一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剧变，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达赖集团和国内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断进行分裂活动，我国少数民族干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保证政令畅通，自觉做好各方面工作，为我们党成功处理民族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干部和群众，是我们党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保证
多民族国家成功处理民族问题，不仅需要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还需要用正确的理论政策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教训在于没有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各族人民，加上民族政策的严重失误，难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导致最终的领土分裂、民族分裂。我们党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使干部群众特别使各级领导干部既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知识，又有较高的民族政策水平。我们党从政治的高度多次强调进行这一教育的重要性，并于1952年和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两次民族政策的大教育、大检查。对当时正确贯彻落实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顺利进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推进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稳定和发展大局，总结了我国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的经验，提出开展这一教育要坚持“三个结合”和“两个为主”。所谓“三个结合”，一是开展民族理论政策教育要同检查落实民族政策相结合；二是对各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与青少年的重点教育与对广大群众的一般教育相结合；三是提高思想认识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所谓“两个为主”，一是对各族干部群众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二是在解决人民内部民族问题时以自我批评为主。在坚持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党和国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这一教育，除了民族地区高校、中专、中学和干部教育中开设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以外，还举行了“边疆万里行”、“民族地区纪行”、“祖国大家庭”、“兄弟民族”、“民族团结征文”、“边疆民族地区知识竞赛”、“全国民族知识大奖赛”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举行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的深入与普及。各民族地区也开展了多形式的有效教育。
广泛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多民族国家意识，强化了团结统一意识，提高了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水平，增强了做好民族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牢固树立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进而从思想上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成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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