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宋間詞體文學雙向傳播與接受考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宋間詞體文學雙论文,傳播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來，金宋文學關係成爲一個新的學術“生長點”，金宋間藝文交流的研究也不斷深入①，而由於詞體文學在宋金時期作爲燕樂歌舞活動的一部分，尚屬“聲學”即“音樂文學”，故而金宋間詞體文學的傳播接受，與以藝文爲載體的金宋間的文化交流既有交叉的部分，也有爲後者所不能涵蓋的部分。鑒於直接全面論述金宋間詞體文學傳播接受的論文尚未見②，故不揣謭陋，試考論之。
金宋間詞體文學存在雙向傳播與接受關係，這首先是基於北宋覆亡後詞壇在北、南的分别重建。北宋詞在北宋覆亡後一枝二漸，南北分蘖，即十二世紀三○年代至十三世紀上半葉同以北宋詞爲母體的詞體文學，在南宋、金源南北對峙下分蘖，分别完成南、北兩個詞壇的重建和發展。“宋詞北傳”與詞壇在北方的重建、金詞的發生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可確知的北宋詞家傳入金朝的有：晏殊、張先、柳永、賀鑄、蘇軾、秦觀、晁補之、黄庭堅、俞紫芝、晁端禮、王觀等。
晏殊、秦觀、晁補之詞：元好問《遺山自題樂府引》：“客有謂予者云：……且問遺山得意時，自視秦、晁、賀、晏諸人爲何如？予大笑，撫客背，云：‘那知許事，且啖蛤蜊！’客亦笑而去。”③《新軒樂府引》：“坡以來，……晁無咎……諸公，俱以歌辭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④王若虚《滹南詩話》：“晁無咎云：東坡詞多不諧律吕，蓋横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耳。此言得之。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⑤是金人不惟熟知晁補之，亦熟知其詞評。
賀鑄詞：除前文《遺山自題樂府引》引述外，《中州樂府》誤收賀鑄《貧也樂》(城下路)爲高憲詞，亦可反證賀鑄及其詞爲金人所知；又完顏璹《青玉案》(練雲封卻駝岡路)詞系步韻賀鑄名作《青玉案》(淩波不過横塘路)之什。
張先詞：金代詞人李俊民《謁金門·憶梅》詞：“多少恨。不見舊時風韻。浪蕊浮花都懶問。江頭春有信。誇甚壽陽妝鏡。說甚揚州詩興。雲破月來堪弄影。世間無此景。”⑥化用張先雲“破月來花弄影”詞句。
柳永詞：海陵朝時柳詞即爲金宫女所傳唱：“時國主(指完顏亮)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宫游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⑦全真道士王重陽、馬鈺師徒等亦“愛看柳詞”(王重陽《解佩令》題註)，多借韻之作；另《重陽教化記》載王重陽教化孟宗獻時亦通過批點、和韻柳永《樂章集》的方式。⑧
蘇軾詞：“蘇學北行”，其中蘇詞亦極受金代文人知賞推崇，並且貫穿金源詞史。元好問率先在詞史上提出了“東坡體”⑨。
黄庭堅詞：元好問《新軒樂府引》：“坡以來，山谷……諸公，俱以歌辭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⑩王若虚《滹南詩話》：“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黄九耳。子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複不可曉。”(11)
俞紫芝詞：據元人孔齊《至正直記》卷一王黄華翰墨中有王庭筠所書俞紫芝《阮郎歸》(釣魚船上謝三郎)一首，以此知俞紫芝詞北傳且得到金人喜愛。
晁端禮詞：元好問《續夷堅志》載壽陽歌妓梁梅唱其詞：“壽陽歌妓梁梅，承安、泰和間以才色名河東。張狀元巨濟過壽陽……時(梅)已落籍，私致之，待於尼寺。梅素妝而至，坐久乾杯，唱《梅花》‘水龍吟’。”(12)所唱即晁端禮詞《水龍吟》(夜來深雪前村路)(13)。
王觀詞：“南冠”詞人洪皓因聽歌女演唱北宋詞人王觀《江城梅花引》(年年江上見寒梅)而賦《江梅引》組詞。(14)
南北宋之交詞家傳入金源的有陳與義、張孝祥等。
陳與義詞：元好問《新軒樂府引》“坡以來……陳去非……諸公，俱以歌辭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15)
張孝祥詞：王若虚《滹南詩話》：“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16)文伯起金章宗時人，其所論“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云云，出自南宋湯衡爲張孝祥詞所作《張紫微雅詞序》。“王若虚未能察明文伯起所論的出處，說明於湖詞傳播不廣”(17)。
南宋詞家傳入金源的有辛棄疾、陸游、劉望之等。
辛棄疾詞：元好問《遺山自題樂府引》：“樂府以來，東坡第一，以後便到稼軒。”(18)
陸游詞：黨懷英《月上海棠》(傲霜枝嫋團珠蕾)題註“用前人韻”，實步韻陸游《月上海棠》(斜陽廢苑朱門閉)。
劉望之詞：王若虚《滹南詩話》：“予謂：用昆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昆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茅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傳東坡之骨，亦猶是也。”(19)劉望之，字夷叔，南宋詞人。
宋詞北傳的傳播途徑、載體和主體包括人員、詞集和歌妓、樂工的口耳相傳等：
(一)人員
除去北宋末宣和年間、南宋建炎間(金太宗天會間)“入金”詞人宇文虚中、吳激、高士談、劉著、張中孚外，“紹興和議”前後南宋使節中亦多有文臣詞人。議和前如曹勳、張邵、韓肖冑。曹勳靖康被亂以近侍隨徽宗被擄北上燕山，後爲傳達徽宗等人的信函給趙構遁歸南宋。金熙宗皇統元年(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十一月金遣行臺户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使宋議和，曹勳爲接伴使；翌年二月以榮州觀察使使金進誓表。曹勳有詞《玉蹀躞·從軍過廬州》：“紅綠煙村慘澹，市井初經虜。舍館人家，淒淒但塵土。依舊春色撩人，柳花飛處，猶聽幾聲鶯語。黯無緒。匹馬三游西楚。行路漫懷古。可惜風月，佳時尚羈旅。歸處應及荼蘼，與插雲鬢，此恨醉時分付。”邢具瞻是唯一由遼人金的詞人，存有《導引詞》一闋。曹勳爲之“接伴”，當有文學互動的可能。
張邵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會七年，一一二九)九月以奉義郎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爲金撻懶(完顏昌)軍前通問使。韓肖胄前後兩度出使：高宗紹興三年(金太宗天會十一年，一一三三)五月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紹興九年(金熙宗天眷二年，一一三九)四月韓肖胄以端明殿大學士爲國信報謝使。
南北和議後，南宋使臣中的詞客有：曹勳、洪邁、洪適、曾覿、範成大、韓元吉、丘崈、鄭汝諧等。曹勳高宗紹興二十九年(金海陵正隆四年，一一五九)七月以昭信軍節度使使金。洪邁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六月以翰林學士使金賀金世宗登極。“隆興和議”後乾道間有：洪適乾道元年(金世宗大定五年，一一六五)三月以禮部尚書使金賀完顏雍生辰萬春節；曾覿乾道元年(大定五年，一一六五)八月以甯國軍承宣使身份使金賀上尊號，乾道六年(大定十年，一一七○)正月以甯國軍承宣使使金賀正旦，乾道八年(大定十二年，一一七二)四月以安德軍承宣使使金賀加上尊號；範成大乾道六年(大定十年，一一七○)九月以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國信使使金；韓元吉乾道九年(大定十三年，一一七三)三月以試禮部尚書使金赴燕京賀完顏雍生辰萬春節。此後南宋光宗年間，詞人丘崈、鄭汝諧等亦曾充當出使金國的使臣：丘崈紹熙元年(金章宗明昌元年，一一九○)八月以顯謨閣學士身份使金賀完顏璟天壽節；鄭汝諧紹熙四年(章宗明昌四，一一九三)正月以顯謨閣學士使金賀正旦。此後因蒙古崛起漠北、不斷南侵金朝，南宋往金朝的出使或斷或續。(20)
雖然出使或接伴都有一定的儀禮，但也不乏雙方官員間私下的交流活動(如南宋曾準許金朝使臣與南宋民間貿易買賣，還規定由南宋的接伴送引官員作爲中介代爲交易)，特别是或因多次出訪而稔熟如曾覿或因父輩原因如洪邁、洪適等，在出使交往活動中都與金朝接伴官員有私交(21)，故而他們的相關詞體文學的創作就有可能即時在金地得以傳播。而像韓元吉《好事近·汴京賜宴聞教坊樂有感》這樣的當筵之作就更是當下的歌場傳播：韓元吉乾道九年(大定十三年，一一七三)三月以試禮部尚書使金赴燕京賀完顏雍生辰萬春節。初春時節行至昔日北宋都城汴京、金人的“南京”，金人設宴款待，席間奏樂。韓元吉對酒聞樂，觸景生情，引發今昔之慨，即席抒感，表達“漢使做客胡作主”(陸游《得韓無咎書寄使虜時宴東都驛中所作小闋》句)的悲慨之情。(22)由於彼時詞體文學尚屬“聲學”，南宋詞人作爲使臣在金朝公家的“賜宴”上應歌創作，這本身即是一種即時傳播和接受的文學互動。
(二)詞集
詞集入金、在金源的傳播方式也是多元的，這包括：
㈠索要、劫掠
史載金人陷開封後，直取宋館藏，“及代宋，取汴經籍圖(書)”(《金史·文苑傳序》)。並曾指名取蘇軾文集：“(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金人索監書藏經蘇黄文及古文書籍資治通鑒諸書”條：“金人指名取索書籍甚多，又取蘇黄文墨蹟及古文書籍，開封府支拔見錢收買，又直取於書籍鋪。”(23)
㈡移民攜帶
金初由遼、宋入金的士庶移民甚衆，而南來士人攜有包括詞集在内的各類書籍。如宇文虚中死前曾感歎：“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喻如高待制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24)
㈢翻刻
如官方翻刻：“(明昌二年)學士院新進唐杜甫、韓愈、劉禹鍚、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耒、秦觀等集二十六部。”(《金史》卷九)坊間書賈爲牟利而翻刻所在多有，尚未包括在内。
㈣榷場等買賣和走私
早在天會五年(一一二七)金人就欲於河陽置榷場以通南貨，北南達成和議後金宋恢復了榷場貿易。雖然隨著和戰關係金宋之間的榷場貿易或置或罷，但直到金章宗泰和間金朝的榷場還有唐州、鄧州、壽州、泗州、息州、穎州、秦州西子城場、鳳翔場等不下八處。(25)雖然某些事關政治和國家利益的書籍在金代屬禁運品，但民間渠道不斷。在此背景下，南宋若干詞家如辛棄疾、陸游的詞集和詩文别集傳入北方金源。
(三)歌女、樂工的口耳相傳
詞體文學在宋金時期作爲燕樂歌舞活動的一部分，屬於所謂“聲學”即“音樂文學”，燕樂音樂文化和歌女、樂工的輸入也必然成爲“宋詞北傳”的必要内容。通過由宋入金的歌女、樂工的口耳相傳，一些北宋名家詞和民間詞傳播至北方金源。與此相應，諸宫調等“民間詞體”及其作品也有南、北(北宋—金/南宋—金)間傳播和接受。今人多將諸宫調歸入“說唱”(或“講唱”)文體和文學(26)，但在宋人最初的叙述中，諸宫調是被視爲“民間詞體新變”的。王灼《碧雞漫誌》卷二：“煕豐、元祐間(一○六八—一○九三)……澤州有孔三傳者，首創諸宫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27)而身爲宋遺民、作爲宋詞三百年發展最後殿軍的張炎，在其所著的意在爲宋詞、特别是南宋雅詞的發展標上句號的《詞源》(28)中，總括了九種具體的詞體體制：法曲、大曲、慢曲、引、近、纏令、諸公(宫)調、序子、三臺(29)。换言之，體制上爲套曲的諸宫調正是詞體固有體制之一；而所謂“諸宫調古傳”云云，即著眼其作爲“民間詞體”的叙事性(30)。實際上，“民間詞體”按照張炎的總結，還包括“纏令”一體。(31)
諸宫調產生於澤州，“澤州，唐貞元間其治所爲晉城(今山西晉城市)，北宋時屬河東路，其轄境相當今山西晉城、高平、沁水一帶。金滅北宋後於天會六年(一一二八)改稱南澤州，屬河東南路。因此在金所奄有的諸宫調發源故地，當有此種伎藝未進入城市的那一部分的民間存留、積累。”(32)《三朝北盟會編》所載北宋滅亡後“瓦舍衆技”的北上當包括諸宫調在内；另一方面，金滅北宋後，不僅有汴京諸宫調的北上，於澤州還當有未城市化的本土遺存一脈。
而南宋諸宫調作品也傳入北方金源，金代文人接受並加工改編了南宋藝人張五牛創製的諸宫調《雙漸小卿》。張五牛是南宋紹興間(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創製了“賺”詞(33)的著名藝人，南宋的諸宫調此時進入體制上帶有“賺”詞的發展時期。(34)諸宫調《雙漸小卿》叙述書生雙漸與廬州歌妓蘇小卿、富商馮魁三人間的情感故事(35)，傳入金源後由商道加工改編。據元人夏庭芝《青樓集》“趙真真楊玉娥”條載：“善唱諸宫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恕因作《鷓鴣天》及‘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36)元人楊立齋“般涉調·哨遍”中云：“張五牛創製似選石中玉，商正叔重編如添錦上花。”(37)商道，字正叔，一作政叔。曹州濟陰(今山東曹縣)人。與元好問年輩相仿(38)，有通家之好，交誼頗厚。元好問有《商正叔隴山行役圖》詩二首，叙其漂泊生涯及二人友誼；好問《曹南商氏千秋録》說他“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商道擅詞、曲，從他加工改編的《雙漸小卿》入元後仍播於歌妓之口來看，他所依據的張五牛原創《雙漸小卿》也似非案頭之本，而應該來源於“歌女、樂工的口耳相傳”。“他重編《雙漸小卿》的時間不可考，但大體可以肯定，張五牛的《雙漸小卿》在金亡前就已傳至北方”(39)。
綜觀“宋詞北傳”和金人的接受，其特徵可以歸納如次：
第一、“宋詞北傳”與金詞“移植性發生”的特點：
㈠“移民詞人”間流動性“鬆散聚合”
“宋詞北傳”與金詞的“移植性發生”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移民詞人”宇文虚中、吳激、高士談、劉著、張中孚等先後以“借才異代”的方式入金、仕金，時間上從金太宗朝(一一二三—一一三五)始開有金一代詞運(40)；而空間上這些“借才於宋”的“移民詞人”其間呈流動性“鬆散聚合”：隨其仕履浮沉和金初政治中心的由北向南移動(41)，圍繞雲中(今大同)、上京會寧(今黑龍江阿城南)、燕京(今北京)等地，在公私宴集相與遇合酬唱。“南冠”未仕之朱弁、張邵二人入金前未必没有詞作，而兩人流放蠻荒，就没有詞體文學創作的主、客觀條件了。
㈡金源文人詞在重視抒情性的高起點發展
“金廷多官之以隆位，禄之厚俸，但他們作爲没有根的移民，卻不能不爲由於文化背景、民族關係、思想意識等引起的衝突焦慮所困擾，長短句的創作對他們雖然是‘餘事’，卻也是‘南朝詞客北朝臣’生涯的最真實心態的流露”，“由於他們填詞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心態，故舉凡風格、命意都直承北宋蘇軾詞的文人士大夫抒情範式，重視詞的抒情功能，‘東坡範式’的引進在較高起點上開金詞一代詞運”。(42)
㈢北宋末文人俗詞的創作潮基本在北方“斷流”
這與㈡互爲因果。北宋末年詞壇上流行的文人俗詞創作潮(43)因“靖康之難”的世變、詞壇的瓦解而被打斷發展勢頭，但在南方南宋重建的詞壇上卻並未徹底斷流。最早以“複雅”相尚的詞總集《複雅歌詞》，據鮦陽居士《複雅歌詞序》成於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其“鄙俚俗下”者不取的選詞標準正是針對此間、此前俗詞流行狀況而發，操選政者用心之所在亦在扭轉此種積習和風氣。可是北宋末文人俗詞的創作潮基本在北方新建的金源詞壇“斷流”。
第二、金源對北宋詞人的接受以蘇軾、柳永爲範型呈現雅俗分層
金人對北宋詞的接受中文人詞壇與民間(道士)詞壇分别以對蘇軾、柳永的接受最有範型意義，呈現出雅俗分層。故而“蘇柳詞關係”也一度是金代詞學批評首要關注的論題，其基本取向是“崇雅黜俗”，且反對蘇軾與柳永對峙、角勝之說。如王若虚就說：“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爲小詞而間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複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媒，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游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44)元好問亦云：“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辭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45)元好問這裏有意識地指向“體派論”的建構，强調蘇、辛之同及其開宗立派的承傳性。他在另一處說：“樂府以來，東坡爲第一，以後便到稼軒。……東坡、稼軒即不論，且問遺山得意時，自視秦、晁、賀、晏諸人爲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許事？且啖蛤蜊！’”(46)元氏此處所用典出《南史·王融傳》：“(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穀，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47)元好問引此語即有對秦觀、晁補之、賀鑄、晏殊諸人不屑之意。他不但明確推尊蘇、辛，勘定蘇、辛詞的詞史地位，而且“直欲追配於東坡、稼軒之作”(《遺山樂府李宗準序》，《元好問全集》九七三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無材料直接指證周邦彦詞的北傳。而周邦彦詞在北宋與柳永詞、秦觀詞一樣都是傳唱較廣的。
第三、金源對辛棄疾等南宋人詞(包括像韓元吉《好事近·汴京賜宴聞教坊樂有感》這樣的南宋使臣的當筵之作)的接受未受“意識形態”影響
在此堅持和重申筆者以往提出的觀點：“金源與南宋北南對峙、立國爲敵，元氏對稼軒詞的接受則完全不受其詞‘抗戰内容’的影響，即政權對立性質並未影響到文學的接受。此中原因何在？蓋金人既以‘中州’自居，即‘文化中國’的道統自居，故在金人的接受視野裏，即無‘夷夏之辨’之必要，則必無古代版之‘民族意識’、‘愛國主義’内容之‘前理解’。”(48)隨著近年文史學界對金代“正統論”和金代文學中的“中國意識”等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49)，加之目前尚無材料可證明稼軒詞的北傳和接受必在金亡之後(50)，以故筆者這裏不避孟子“吾豈好辯”之謂，爲以上觀點的學理性再做檢討和强調。
第四、宋金南北間文人詞、文人詞壇和文人詞體制(只曲)與民間詞、民間詞壇和民間詞體制(套曲)是整體對應的傳播和接受
王國維、胡適以降逐漸確立了文人“純文學”的詞史觀，這在有力提升詞體文學的文學史地位同時，也不無遺憾的造成了某些“遮蔽”。俞平伯先生曾提醒說：“在這兒，似乎有一個錯誤的觀念須校正的。因爲詞亡了，所存的是詞集，而詞集多出文人手裏。嚴格說來，我們所講說評論的，只是文人的詞，不是‘詞’。真的詞論必須能詮明詞的流行的實在情況，即包括了民間的詞，不經著録的作品。”(51)
金宋間民間詞和民間詞體制(套曲)的傳播、接受一脈，是以往有所忽略、而現在有必要强調的。
所謂“雙向傳播與接受”即包括了金詞的回傳和宋人對金詞的接受。“南向回傳”的金代詞人有吳激、蔡松年、完顏亮、韓玉、辛棄疾、元好問等。
金詞回傳的主體、途徑和載體亦包括人員、金人詞集詞作通過榷場買賣和走私回傳與被著録、通過“歸正人”和題壁傳播南傳等。此外，“金詞回傳”還包括詞樂詞調的交流。
(一)人員
㈠金人文臣詞人使節出使南宋：翟永固、蔡松年、施宜生、鄭子聃、張行簡、楊雲翼、王渥等。翟永固完顏亮天德二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年，一一五○)以翰林直學士為報諭宋國使。蔡松年完顏亮貞元元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以户部尚書為賀宋正旦使。施宜生完顏亮正隆四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一一五九)十一月以翰林侍講學士為賀宋正旦使。鄭子聃大定十七年(宋孝宗淳熙四年，一一七七)以左諫議大夫兼翰林直學士為賀宋正旦使。張行簡章宗泰和二年(宋甯宗嘉泰二年，一二○二)九月以侍講學士為賀宋生日使。楊雲翼宣宗貞祐三年(宋甯宗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十一月以尚書禮部侍郎為賀宋正旦使。甯陵令王渥哀宗正大七年(宋理宗三年，一二三○)使宋。(52)
㈡辛棄疾、韓玉等的“南歸”。與上述情況不同，詞史上比較特殊又特别值得重視的是金海陵正隆年間辛棄疾“率數千騎南渡”(劉祁《歸潛誌》卷八)的由北而入南。金代有兩韓玉，此韓玉(生卒不詳)，隆興初(一一六三—一一六四)自金投宋，與辛棄疾有交往，有《東浦詞》(53)。究其身份，雖都是所謂投誠的“歸正人”(“歸明人”)，但因其係“金詞回傳”的主體、特别是辛棄疾的詞體文學創作影響詞史至巨，故不與僅作為“金詞回傳”的載體而出現的“歸正人”混談。
(二)金人詞集詞作通過榷場買賣和走私回傳與被著録、選録
金人别集多有通過榷場買賣和走私傳入南宋者。如北宋覆亡後幼年隨父毛安節入金並在金源成人的毛麾，南宋趙與時《賓退録》卷二引毛麾《過龍德故宫》詩後云：“麾字牧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於虜境。榷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54)金人詞集如蔡松年的《蕭閑集》、吳激的《東山集》，則通過榷場買賣回傳而為南宋藏書家陳振孫之《直齋書録解題》“歌詞類”著録。(55)吳、蔡詞亦被多種南宋詞選、詞話選録：黄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二選録吳激《春從天上來》(海角飄零)、《青衫濕》(南朝千古傷心地)兩詞，並評註說：“右二曲皆精妙淒婉，惜無人拈出。今録入選，必有能知其味者。”(56)從其叙述語氣可知吳激詞此乃首次入選南宋詞選。按，黄昇生卒年不詳，據胡德方序言他與魏慶之是朋友。胡序時間署“淳祐己酉”即南宋理宗淳祐九年(一二四九)，據此或有謂吳激詞傳入南宋乃在金亡之後，然複據黄昇於《春從天上來》(海角飄零)詞下評註所言“三山鄭中卿從張貴謨使虜日，聞有歌之者”考之：“三山鄭中卿”即鄭汝諧；核以《宋史》“甯宗紀”和《金史》“交聘表”，知“張貴謨使虜日”事在甯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金章宗承安二年)正月，焕章閣學士張貴謨(於甯宗慶元二年九月出發)使金賀正旦。以故吳激詞有早於金亡近四十年就已傳入南宋的可能。而編成於淳祐十年庚戌(一二五○)後(57)的趙聞禮《陽春白雪》也選有吳激《風流子》(書劍憶游梁)，蔡松年《梅花引》(春陰薄)、(清陰陌)二詞和《水調歌頭·送陳詠之歸鎮州》(東垣步秋水)、《水調歌頭·寄浩然》(雲間貴公子)二詞及《浣溪沙》(溪雨空濛灑面涼)、《念奴嬌·秋娘之感》(念奴玉立)詞；編成於入元後的周密的《絕妙好詞》卷二選有蔡松年詞二首。
此外，王灼《碧雞漫誌》卷二著録宇文虚中《迎春樂·立春》(寶幡彩勝堆金縷)詞：“宇文叔通久留金國不得歸，立春日作《迎春樂》曲云(詞略)。”據王灼《碧雞漫誌序》，其書内容始記於南宋高宗紹興十五年乙丑(一一四五)冬，完成於紹興十九年己巳(一一四九)三月既望(十六日)，以下限“紹興十九年己巳(一一四九)”計，正值金熙宗皇統九年，故宇文此詞當是創作未久就已經回傳到南宋了。而王灼《碧雞漫誌》完成於蜀中(成都)，以此可推斷該詞在南宋的流傳當很廣。
(三)通過“歸正人”、交聘使臣和題壁碑刻傳播而南傳
通過“歸正人”完顏亮詞南傳。洪邁《夷堅志》謂：“建康歸正官王和尚能誦完顏亮小詞。”岳珂《桯史》卷八“逆亮辭怪”條：“金酋亮……好為詩詞，出語輒崛强，慭慭有不為人下意，境内多傳之。……余又嘗問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於辭表，它可知也。”(58)直至南宋甯宗開禧北伐時(一二○五—一二○七，金章宗泰和五年至七年)完顏亮的詞還通過“降者”即“歸正人”而南傳。
而題壁碑刻也是金詞傳播方式之一。僕散汝弼《風流子》(三郎年少客)詞被刻於驪山石碑：“近侍副使僕散公，博學能文，尤工於詩。昔過華清，嘗作《風流子》長短句，題之於壁，其清新婉麗，不減秦晏。四方衣冠，爭誦傳之，稱為今之绝唱。恐久而湮減，命刻於石，以傳不朽。正大三年重九日承務郎主簿慕藺記。”(59)“正大”是金哀宗完顏守緒的年號，正大三年時在南宋理宗寶慶二年(一一二六)。“四方衣冠，爭誦傳之”，或亦有達南域。
吳激的名作《風流子》(書劍憶游梁)也通過題壁而南傳。南宋陳岩肖《庚溪詩話》卷下：“紹興間陳侍郎相之往使金，至燕山驛，壁間得一詞云“書劍憶游梁”(後略)。然不著名氏，必中原士大夫淪異域者所作也。以樂府《風流子》按之，可歌。”(60)這是金詞通過題壁與南來交聘使臣結合而南傳的例證。
“金詞回傳”還包括詞樂詞調的交流。《飲馬歌》是流行於金源北地的“笛曲”，首由南宋使臣曹勳帶回南方並“實之以辭”。曹勳《飲馬歌》詞前小序：“此腔自虜中傳至邊。飲牛馬即横笛吹之，不鼓不拍，聲甚淒斷。聞兀術每遇對陣之際，吹此則鏖戰無還期也。”(61)檢索《全宋詞》，惜乎南宋無有效仿曹勳、以此調填詞者。
前文提及的南宋孝宗隆興間由金投宋的韓玉，結集有《東浦詞》。集中有《番槍子》一調，詞云：“莫把團扇雙鸞隔。要看玉溪頭、春風客。妙處風骨瀟閑，翠羅金縷瘦宜窄。轉面兩眉攢、青山色。到此月想精神，花似秀質。待與不清狂、如何得。奈向難駐朝雲，易成春夢恨又積。送上七香車，春草碧。”結拍“送上七香車，春草碧”，含“春草碧”三字。檢索《全宋詞》，此《番槍子》在宋詞中為僅一見的“孤調”；複檢《全金元詞》則無此調。而金人詞中檢得《春草碧》有二人二首(李獻能一首完顏璹一首，另元人錢霖一首、錢應庚二首、邵亨貞四首)皆七五字八仄聲韻，與上引韓玉《番槍子》句格韻位全同。而宋人詞中僅萬侯詠有《春草碧》一首，但九八字九仄韻格律全異。完顏璹名下《春草碧》(幾番風雨西城陌)，其著作權首見元好問《中州樂府》著録，而燕南芝菴《唱論》(62)、元人楊朝英編選的《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和元末陶宗儀《輟耕録》都在所謂“近世十大樂”下歸於吳激。至此，可以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收於《全宋詞》的韓玉《番槍子》即金人的《春草碧》。
那麽《春草碧》、《番槍子》兩個詞調，孰先孰後、誰承誰而改？
可確知兩點：吳激早於韓玉，韓玉由金投宋。若果先有“番槍子”(也即《春草碧》詞調從《番槍子》改名而來)，必須假定：①《番槍子》是產於金源但不太流行的歌曲僻調；②韓玉此詞作於其投宋前或者韓玉此詞雖作於入宋後但必再回傳金源，否則完顏璹無法將其改為《春草碧》——《春草碧》(幾番風雨西城陌)一詞著作權歸完顏璹。反之，先有《春草碧》，《春草碧》(幾番風雨西城陌)一詞的著作權歸吳激，則韓玉入宋後將《春草碧》改為《番槍子》，同時在結拍處保留原調特徵之“春草碧”；但南宋無人跟進(萬侯詠有《春草碧》而格律全異)。
兩說以後者邏輯、事理上為優，故筆者取後者。但為何在有吳激名詞(《春草碧》(幾番風雨西城陌)流傳開來後，《春草碧》此調從金初到金末再入元也僅有八首四人“跟進”？蓋正因吳詞《春草碧》(幾番風雨西城陌)成為“十大樂”之一流行廣泛，《春草碧》遂因成為熟調而“廢”——他人輕易未敢填之以與吳詞相較也！而元好問年代早於燕南芝菴和楊朝英等，楊朝英等“後來人”何以能、何以敢“剥奪”完顏躊的著作權而且“積非成是”？這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這種說法在社會層面太流行了！以故元好問即有其根據，也為“孤證”不能“自明”矣。總之，韓玉從金源引入新調《春草碧》(並改為《番槍子》)，但宋人太過保守，無人跟進仿效——其命運與曹勳從金源引入《飲馬歌》同！
概言之，南宋人對金詞的接受有如下特徵：
第一、南宋人在對金詞接受中表現的具體詞評，因異域接受和批評對創作的雙重時差，而未對南宋詞構成發展趨向性的影響
南宋南渡詞壇重建後，文人詞主動疏離民間歌場，尊體雅化，而内部流派林立；另一方面民間則套曲體制和重乎叙事性功能的纏令、諸宫調等民間詞體方興未艾，整個詞壇雅俗張力漸次消失之下也孕育著“詞曲遞變”的趨勢。這是南宋詞發展的大勢。
完顏亮詞風“雄健横霸”，當代研究者稱為金源“本土詞風”的代表，且早早傳入南宋，而在南宋人的接受視野裏，雖云“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騖之氣，已溢於辭表，它可知也”，卻又接謂“犬狺鴞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之所以著録其詞的原因乃是“録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63)吳激、宇文虚中等人的詞南傳時代也較早，但南宋詞選操選政者如黄昇仍視其人為“先朝故臣”，徑將其詞歸入“宋詞”，雖亦不乏“精妙淒婉”的賞評，而如此抽掉本質之後的評鑒，其“金詞之於宋詞影響”的意涵可以說已幾近乎無有，又焉有此種批評對南宋詞創作發生反作用之可能？入元後的張炎亟賞元好問詞不已同時又對“元遺山極稱稼軒詞”不解：“元遺山極稱稼軒詞，乃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煉句，有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如《雙蓮》，《雁丘》等作。妙在模寫情態，立意高遠，初無稼軒豪邁之氣，豈遺山欲表而出之，故云爾？”(64)
因而南宋人在對金詞接受中表現的具體詞評，因異域接受和批評對創作的雙重時差，未對南宋詞構成發展趨向性的影響。
第二、稼軒南歸融合北南詞風具有重大詞史意義
“時間上，辛登上南宋詞壇在葉夢得、陳與義、張孝祥等這些南渡詞人之後，嚴格說他應是“後南渡詞人”。……他以北人身份由北而南帶來的，實際是金源學蘇而本土化出新的北派詞風，在融合南渡詞的基礎上，又吸納了南方詞人的經驗，從而完成了南北詞風的融合，使“稼軒體”登上了詞史高峯，反過來又受到金源末元好問等的推尊”，“對辛詞而言，無論是“金源豪壯詞風的薰染”(楊海明《唐宋詞風格論》一五九頁)也好，還是辛對蔡松年的直接師承，都只表明金源詞對辛詞融合南北詞風給予了積極影響；如果說“稼軒體”的詞史意義正在其對南北詞風的融合的話，那麽，把這種影響視為對詞史的積極影響也不是不妥當的吧——這應是“雙向傳播”的更深一層的内涵”。(65)
此外，“稼軒體”再“北傳”的文學史意義，已有學者揭櫫。(66)元好問“東坡之後，便到稼軒”的“體派論”不但在金末元初相當長的時間裏一直規導著北方詞壇對蘇、辛詞的理解接受，事實上還影響到“元人樂府”。(67)
總之，金宋間詞體文學間的雙向傳播與接受表明，金宋時期北、南詞壇間存在平行和影響雙重關係以及金、宋詞間“異質同構”所稟有的外因之源。
注释：
①二十世紀九○年代的代表文章如孔老凡禮先生《南宋著述入金考》(載《文史知識》一九九三年第七期)，近年代表論文有薛瑞兆先生《論金國與南宋之間的藝文交流》(《民族文學研究》二○○七年第一期)和胡傳志、李定乾《南宋著述傳入金源考論》(《學府》二○○六卷)等。
②胡傳志《稼軒師承關係與詞學淵源》(《安徽師大學報》一九九七年第一期)論證辛棄疾與蔡松年的詞學淵源，同期王昊《關於金詞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心路歷程——吉林大學文學院紀念校慶五十週年論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複載於《世紀論評》一九九八年五、六合期)、趙維江《吳蔡體與東坡體》(《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三期，臺灣麗文文化公司一九九七年版)是同類之作；稍後劉鋒燾《歷史的交替 詞史的延伸——論金代初期詞與北宋詞的承繼關係》(《人文雜誌》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陶然《論北宋詞與金詞的傳承關係》(《浙江學刊》二○○一年第四期)論及宋金時期南北詞壇的互動關係。
③《元好問全集》(增訂本)第四十二卷，九七二—九七三頁，山西古籍出版社二○○四年版。按，此處之“晏”亦可能指“小晏”。
④《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卷第三十六，七六五頁，山西古籍出版社二○○四年版。
⑤《滹南遺老集》卷第三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
⑥《全金元詞》(上)，六三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⑦宇文懋昭《大金國誌》，崔文印《大金國誌校證》卷二十五《海陵煬王下》，二○七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⑧孟宗獻，字友之，人稱“孟四元”，鄉試、府試、省試、廷試第一，《金史》卷百二十五《楊伯仁傳》附傳。時孟宗獻以同知單州丁母憂歸開封鄉里，就謁王重陽，“師閲書而不為禮，問讀何書，亦不答。就視，《樂章集》也。問全乎，師曰止一帙爾。友之曰家有全集，可觀也。即為送至。……友之頗惑，默念道人看《樂章集》已非所宜。……他日問《樂章集》徹乎？師不言，但付其舊本。友之檢閲，其空行間逐篇和訖。不覺歎曰神仙語也！即還，沐浴更衣，焚香請教，日益加敬。”詳參(日》蜂屋邦夫《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欽偉剛譯)，一三六—一三八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七年版。
⑨元好問《定風波》(離合悲歡酒一壺)詞跋云：“永甯範使君園亭，會汝南周國器、汾陽任亨甫、北燕吳子英、趙郡蘇君顯、淄川李德之。用東坡體擬六客詞。”《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卷第四十四“新府樂”，一○四○頁，山西古籍出版社二○○四年版；另《鷓鴣天》(煮酒青梅入座新)詞註：“效東坡體”，同書同卷一○三○頁。
⑩《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卷第三十六，七六五頁，山西古籍出版社二○○四年版。
(11)《滹南遺老集》卷第三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
(12)李正民《續夷堅誌評註》，九一頁，山西古籍一九九九年版。
(13)全詞為：“夜來深雪前村路，應是早梅初綻。故人贈我，江頭春信，南枝向暖。疎影横斜，暗香浮動，月明溪淺。向亭邊驛畔，行人立馬，頻回首、空腸斷。 别有玉溪仙館。壽陽人、初匀妝面。天教占了，百花頭上，和羹未晚。最是關情處，高樓上、一聲羌管。仗誰人向道，何如留取，倚朱欄看。”《全宋詞》四一九頁，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
(14)其首調《江梅引》(天涯除館憶江梅)詞前題序云：頃留金國，四經除館。十有四年，復館於燕。歲在壬戌，甫臨長至，張總侍禦邀飲。衆賓皆退，獨留少款。侍婢歌江梅引，有“念此情、家萬里”之句，僕曰：“此詞殆為我作也。”又聞本朝使命將至，感慨久之。既歸，不寢，追和四章。多用古人詩賦，各有一笑字，聊以自寬。……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全宋詞》一○○一、一○○二頁，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
(15)《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卷第三十六，七六五頁，山西古籍出版社二○○四年版。
(16)《滹南遺老集》卷第三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
(17)胡傳志、李定乾《南宋著述傳入金源考論》，《學府》(二○○六卷)，一一四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
(18)《元好問全集》(增訂本)第四十二卷，九七二頁，山西古籍出版社二○○四年版。
(19)《滹南遺老集》卷第四十，四部叢刊初編本。
(20)以上據《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係年要録》、《宋史》“徽宗紀”“高宗紀”“孝宗紀”“光宗紀”和《金史》“交聘表”檢録。
(21)洪適出使金國，“金遣同樞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歡”(《宋史》本傳)。
(22)全詞為：“凝碧舊池頭，一聽管弦淒切。多少梨園聲在，總不堪華髮。杏花無處避春愁，也傍野煙發。惟有禦溝聲斷，似知人嗚咽。”“凝碧舊池頭，一聽弦管淒切”，化用王維“萬户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宫裏，凝碧池頭奏管弦”詩句，隱括樂工雷海青不肯為安禄山奏樂被害事，事見《明皇雜録》。
(23)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三“靖康中帙四十八”，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七年版，册四。
(24)元好問《中州集》卷一，四部叢刊初編本。
(25)參《金史·食貨誌》和(日)加藤繁《宋代和金國的貿易》，氏著《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二卷(吳傑譯)，二○二—二一○頁，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三年版。
(26)如葉德均《宋元明講唱文學》，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筆者尚未查證到“講唱文學”的最早“語源”。
(27)岳珍《碧雞漫誌校正》，三五頁，巴蜀書社二○○○年版。
(28)參拙文《詞源片論》，《殷都學刊》二○○五年第一期。
(29)張炎《詞源》，蔡楨疏證《詞源疏證》卷下“拍眼”，一四—一八頁，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30)參拙文《諸宫調文體特徵辨說》，《中國文化研究》二○○七年“夏之卷”。
(31)南宋人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載：“唱賺在京師日，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為纏令，引子後只以兩腔互迎、迴環間用者為纏達。中興後張五中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篩揚處是也，遂撰為‘賺’。”《東京夢華録(外四種)》，九七頁，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吳自牧《夢粱録》卷二十“伎樂”文字記載稍異。按，“纏令”“纏達”皆無作品存留。
(32)拙文《金代“說話”藝術與話本小說的發展》，《北方論叢》二○○四年第三期，一八頁。
(33)從前引“唱賺在京師日有纏令，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篩揚處是也，遂撰為“賺””可知，南宋的“唱賺”是發展了的加入了“賺”詞的纏令，構成唱賺精華部分的“賺”詞則來自鼓板四片的“太平令”。王國維在日本翻刻元刊《事林廣記》戊集卷二發現一完整“唱賺”文本圓社市語“中吕宫·圓裏圓”，並輯入《宋元戲曲史》，其結構形式為：“紫蘇丸”↓“縷縷金”↓“好女兒”↓“大夫娘”↓“好孩兒”↓“賺”↓“越恁好”↓“鶻打兔”↓“尾聲”，正是“纏令”體制，參氏著《宋元戲曲史》，五四—五六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但他似乎没有區分“唱賺”與“賺”，馮沅君《說賺詞》、《說賺詞跋》(收入作者《古劇說匯》一書，一九四七年商務印書館初版，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新版。)於此亦同。請參拙文《諸宫調文體特徵辨說》，《中國文化研究》二○○七年“夏之卷”。
(34)吳則虞《試談諸宫調的幾個問題》，《文學遺產增刊》第五輯，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35)“自關漢卿以下，凡是元劇說到妓女文人的相戀，便莫不引雙漸、蘇卿事為本行的典故。這故事竟成了宋、元時最流行的人人皆知的一個典實了。”鄭振鐸《宋金元諸宫調考》“十四、其他各本諸宫調的叙録”之“十雙漸趕蘇卿諸宫調”，《鄭振鐸文集》第六卷，一一四—一一五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36)孫崇濤、徐宏圖《青樓集箋註》，九一頁，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37)隋樹森《全元散曲簡編》，四二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38)據馮沅君考證，商正叔生年的上限在一一九○年，詳其《說賺詞》。
(39)胡傳志、李定乾《南宋著述傳入金源考論》，《學府》(二○○六卷)，一一四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
(40)參拙文《金詞分期問題芻議》，《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六年第五期，六三二—六三三頁。
(41)至完顏亮完成遷都：天德三年(一一五一)完顏亮決定遷都於燕京，並著手擴建新的燕京城；天德五年(一一五三)金正式遷都燕京，改稱中都。
(42)拙文《論金詞的創作形態和群體特徵》，《文學遺產》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八二、八三頁。
(43)參見劉揚忠先生《唐宋俳諧詞叙論》，《詞學》第十輯，華東師大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諸葛憶兵《徽宗詞壇研究》，北京出版社二○○一年版。
(44)《滹南遺老集》卷第三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
(45)《新軒樂府引》，《元好問全集》(增訂本)卷第三十六，七六四—七六五頁，山西古籍出版社二○○四年版。
(46)《遺山自題樂府引》，《元好問全集》(增訂本)第四十二卷，九七二—九七三頁，山西古籍出版社二○○四年版。
(47)《南史》卷二十一，五七六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
(48)拙文《千古誰堪伯仲間——詞學批評史中的蘇辛詞比較論》，《樂山師範學院學報》二○○五年第三期，九頁。
(49)正統論問題，詳參張博泉先生《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第三編中華一體與北方政權”第一章“『南北朝』正義”、“發展層次與民族史觀”諸節，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以及如下論文：齊春風《論金人的中州觀》(《遼寧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齊春風《論金朝華夷觀的演化》(《社會科學輯刊》二○○二年第六期)、劉浦江《德運之爭與遼金王朝的正統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二○○四年第二期)、雷戈《正朔、正統與正閏》(《史學月刊》二○○四年第六期)、範立舟《宋儒正統論之内容與特質》(《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九年第二期)、魏崇武《論蒙元初期的正統論》(《史學史研究》二○○七年第三期)。金代文學中的“中國意識”問題，請詳參劉揚忠先生《論金代文學中所表現的“中國”意識和華夏正統觀念》，《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二○○五年第五期。
(50)元好問《遺山自題樂府引》文末署“十月五日太原元好問裕之題”，其作年據内文“歲甲午予所録《遺山新樂府》成”云云當在一二三四年，則好問於金亡前即已熟知稼軒詞。
(51)俞平伯《民間的詞》，《論詩詞曲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52)據《金史》“各宗紀”和“交聘表”檢録。
(53)此韓玉原為金國大梁(開封)之豪，南宋隆興初舉家投宋，為張浚延至都督府。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丙集“司馬武子忠節”條葉氏引韓玉自述。另一韓玉字温甫，金章宗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金末冤死獄中。《金史》有傳，并《大金國志》、《中州集》、《歸潛志》皆有載記。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二、載：“《東浦詞》一卷，韓玉温甫撰”，蓋陳振孫即已將兩韓玉淆之矣。《東浦詞》中有《水調歌頭》“張魏公生旦”、“上辛幼安”和《感皇恩》“廣東與康伯可”諸闋，知其與辛棄疾、康與之等有唱和關系。
(54)趙與時《賓退録》一八頁，齊治平校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55)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一，徐小蠻、顧美華校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56)黄昇《花菴詞選》，一九二—一九三頁，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57)據吳熊和先生《唐宋詞通論》考證該書收詞止於此年。《唐宋詞通論》三四三頁，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58)岳珂《桯史》，九五、九六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59)王昶《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八“金五一温泉風流子詞”，“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四册，二九三八—二九三九頁，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60)陳岩肖《庚溪詩話》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1)《全宋詞》一二三○頁，詞云：“邊頭春未到。雪滿交河道。暮沙明殘照。塞烽雲間小。斷鴻悲。隴月低。淚濕征衣悄。歲華老。”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
(62)《唱論》最早附刻於元人楊朝英《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卷一。據《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唱論》提要，以芝菴為元惠宗至正(一三四一—一三六八)時人。另據楊棟考證，《唱論》成書年代的上限“不超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下限在引有《唱論》的《中原音韻》編定的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不可能如某些人想像的(芝菴)能活到元末至正間，這一點應是可以肯定的”。見其《中國散曲史研究》，一四六—一四九頁，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另據廖奔考證《唱論》作於金末，參其《北曲的緣起》一文相關注釋。
(63)岳珂《桯史》，九六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64)張炎《詞源》，蔡楨疏證《詞源疏證》卷下“雜論”，六七頁，中國書店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65)拙文《關於金詞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心路歷程——吉林大學文學院紀念校慶五十周年論文集》，一○一、一○二頁，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66)胡傳志《稼軒詞的北歸及其走向——兼論元好問在其中的作用》，《安徽師範人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二○○七年第五期。
(67)貫雲石(一二八六—一三二四)在為楊朝英《陽春白雪》作序言中，開篇即對元好問“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後便到稼軒”之說提出異議：“蓋士嘗云：東坡之後，便到稼軒。茲評甚矣。”批評元氏說“甚矣”，其實還是為“今樂府”在雅文學的“樂府文學”傳統中——最近的就是詞體文學(以元氏論其代表就是蘇、辛，當然還暗含著他自己)——爭一席之地！唯其如此，元人鄧子晉在為楊氏所編另一部總集《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所作序文中即言：“今中州小令、套數之曲，人目之曰“樂府”，亦以重其名也。”參拙文《論蒙元時代“樂府文學”的流衍及元人“樂府文學”觀的建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六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