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敝易变”与西汉的强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强盛论文,承敝易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7－0104－03
一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克服障碍、向上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变革旧规旧制、探求新路的过程。“改革”一词，似乎在近30年方才成为流行的观念，其实自觉地实行改革、变革不合理的旧制度的实践不仅出现很早、成效卓著，而且早已成为历史的通则，先哲们对于古代的改革思想、改革措施和改革成效，都曾十分重视，予以总结和记载。在先秦典籍中，《易传》就将勇于变革旧规、不断更新以实现进步提高到社会前进规律的高度来总结，故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① “革，水火相息，……其志不相得曰革。”② 先秦时代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勇于改革旧制、创立治国新规，因而推动了社会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显赫名声的，则有秦国商鞅变法，楚国吴起变法，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些体现历史前进规律的哲理总结和著名的“变法”事件，证明“改革”的观念形成很早，并且在政治领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朝代秦而起，历史的演进出现了新的更大机遇，汉代思想家、政治家发扬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因时而变，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并制定出有效的“改革”措施，并且凭借国家更大规模统一所提供的广阔舞台，取得了超越前古的辉煌成就，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盛大的皇朝，留下了赫赫功业和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因此，有关“承敝易变”、 “改制”与西汉盛世的出现二者的关系，实为史学研究中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本文主要对汉初的“承敝易变”和武帝的“改制”如何推动社会的巨大进步谈点粗浅认识，以期引起同好者的注意。
二
向来研史者都习称秦汉之际为“历史一大变局”，然对“变局”的内容则各有不同的理解。实际上，此一历史变局主要是在治国方针的“改革”上——由秦的严酷政治转变为汉初的宽省政治，由秦的穷兵黩武、急征暴敛转变为汉初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汉初之所以能够实现治国政策的这一重大变革，首先应归功于深悉历史时势变化、敢于大胆建言的政论家陆贾，他及时地对汉高祖刘邦诤铮直言，提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必须实行治国策略的转变。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交锋，刘邦终于清醒过来，明白必须一反秦朝的暴政，转而实行以德治国、抚恤百姓、轻徭薄赋，才能使刚刚建立的汉朝摆脱经济极度破败的艰难局面，政权才能安定，国力才能强盛。《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生动地记载汉初治国政策这一成功的转变：“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陆贾强调秦朝因为没有根据时势改变而变革治国策略，所以造成亡国的结局，这就深深打动了刘邦，使他认识到能否因时而变，对于汉初政权来说实具存亡攸关的意义，因此立即决定采纳陆贾的建言，改弦更张。 《新语》全书的核心观点，就是总结暴秦失败的教训，汉初必须变革方针，实行“德治”和“无为”。书中说：“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卯之祸。”③ “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④ 反其道而行之，就必须注重“德政”，实行无为而治。“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⑤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⑥ “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⑦ 汉初君臣在陆贾上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因而成功地制定改革方针，实行“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治国新政。
司马迁作为一位善于观察历史变局、“通古今之变”的杰出史学家，他不仅生动、具体地记述了汉初君臣在治国方针上取得共识的历史性场面，而且能够上升到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总结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变局是“承敝易变”，其成功的必然在于“顺流与之更始”。他在《史记·高祖本纪》和《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这三篇对记载汉初治国方针和成效至关重要的篇章中，揭示出改革是历史的必然这一深刻的历史哲理：“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⑧ “又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⑨ “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⑩ 司马迁所言“得天统”、“顺流与之更始”、“极言合道”，都是为了阐发汉初政治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意义极其深刻。
在《史记》、《汉书》有关记述汉初历史的诸多篇章中，更以大量史实反映出汉初治国方针的变革如何成效显著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增强了刚刚建立的西汉皇朝的国力。西汉政权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经历了秦朝十五年的严酷压榨和反秦战争、楚汉战争长达八年的战乱，汉初社会残破不堪，人民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11) 许多农民流徙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社会物质财富极度匮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12) 面对这种情况，西汉朝廷以“承敝易变”、“更始”为指导思想，及时地采取了恢复生产、轻徭薄赋、安定社会秩序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高祖五年（前202），罢兵并遣送士卒回家。同年又连续下诏奖励农业生产，规定：（1）入关灭秦的山东人愿意留居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2）劝说原先因逃避战乱逃亡山泽的人回到原籍，重新成为编籍内的民户，恢复他们的爵位、田地、住宅，以从事农业生产，不准官吏虐待。（3）规定原先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庶民的身份。十二年（前195）二月，又连续下两道重要诏令。一是布告天下，朝廷立意要减少赋敛，指出由于郡国向朝廷的贡献没有作出规定，所以造成献礼过多，向民众征收赋敛过重。命令诸侯王等每年于十月朝献，并规定数额。一是诏令各郡国荐举贤能之士，要求各郡守、诸侯相国若发现有德行、有才能的士人，立即上报，并负责护送到京师。这两道诏令，体现了汉初轻徭薄赋的方针，并成为重视荐举人才的先导。刘邦实行十五税一，更是汉初轻徭薄赋的重要内容。刘邦卒后，丞相萧何、曹参依然奉行“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方针，当时人们用歌谣赞颂萧、曹二人治国：“载其清静，民以宁壹。”(13) 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还避免了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吕后当政的十五年中，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史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4) 继之，文帝和景帝在位共四十一年，继续执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政策，是西汉社会经济显著上升时期。如，文帝前元二年（前179）十一月，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指摘施政的弊病；敕官吏务省经费以便民；减少守卫京师的士卒；减少太仆用马，用以补充邮驿的需要。正月，下诏亲耕籍田，并赦免因被论罪充当官府役作为奴者回乡务农。十三年六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共免收全国田租十三年。景帝继续实行薄赋劝农的政策。景帝前元元年（前156）五月，下令民半出田租，实行三十而税一，从此成为汉朝定制。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迅速上升，史籍记载：“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濅息。”(15) 社会秩序长期安定，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到汉武帝初年，遂出现西汉社会的盛世，《史记·平准书》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武帝初年这种物产丰饶、城乡富足的景象，与汉初经济凋敝局面形成强烈对比。这是自汉初君臣确定的“德政”、“无为”治国方针推动下出现的国力强盛局面，是“承敝易变”改革思想所奏响的华彩乐章。
到汉武帝时代，由于历史条件变化了，以往行之有效的“清静无为”政策至此已不再适宜，因此形成了以“改制”为特征的新的改革思想，并且推动西汉走向鼎盛。“改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儒家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于建元六年（前135）应征贤良文学之士，向武帝三次对策，受到武帝赞赏，其中的主张就是“改制”、“更化”。《天人三策》中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之，亡可奈何……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春秋》受命所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又建言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 董仲舒“改制”的哲学和独尊儒术的主张，正符合当时客观情势的需要和武帝本人的心愿。汉初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至此经济上已积累了雄厚的实力，这个民族像是憋足了劲的巨大，已经不再无所作为，而是要大有作为了，鼓吹清静寡欲的黄老学说再也不合时宜，需要更新全新的政治哲学，武帝雄才大略的性格特点又与这一时代需要相适应，因而，他一继位立即以行政力量扶植业已扩大了影响的儒家学派，举起了尊儒的旗帜。武帝立志要干一番伟业的心情，真切地见于元光元年、元朔元年几次诏书中所言“夙兴以求，夜寐以思”、“猗欤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17) 武帝赞赏董仲舒的对策，就是认同其“改制”的哲学。故《汉书·董仲舒传》云：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实际上，汉武帝时代实行的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等措施，都是以“改制”哲学为指导，而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大一统”局面。武帝推进国家统一的又一重大措施，是对匈奴作战和其他边境地区用兵，不过这些战争大多是属于防御少数民族贵族所挑起的对中原农业地区的袭扰、掠夺，很大程度上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但也有的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侵犯，造成了破坏）。武帝还大规模展开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开发。各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和国家统一规模的发展，是汉朝达到鼎盛的重要标志。
总之，从高祖到武帝百余年间，前有汉初“承敝易变”，后有武帝“改制”，都是根据总结历史经验和客观时势变化而改变治国策略，因而推动西汉皇朝的上升和鼎盛。历史雄辩地证明：实行正确的政治改革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有力的杠杆。
注释：
① 《易传·系辞传》。
② 《易传·彖辞》。
③⑤ 陆贾：《新语·辅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 陆贾：《新语·道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⑥ 陆贾：《新语·至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⑦ 陆贾：《新语·术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⑧ 《史记·高祖本纪》赞。
⑨ 《史记·萧相国世家》赞。
⑩ 《史记·曹相国世家》赞。
(11)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12) 《史记·平准书》。
(13) 《史记·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
(14) 《史记·吕太后本纪》。
(15) 《汉书·刑法志》。
(16) 《汉书·董仲舒传》。
(17) 《汉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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