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演化差异——基于浙江绍兴纺织业集群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纺织业论文,竞争优势论文,中小企业论文,浙江绍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现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动荡的外部环境中，中小企业迅速崛起并集聚在一起，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成为经济体中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小企业集群具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帮助经济转型、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我国中小企业集群数量众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浙江中小企业集群数量较多，形成最早，发展较快，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与国外一些较成熟的中小企业集群相比，我国的中小企业集群仍处于价值链上的低端，在竞争力上也略逊一筹。因此，研究如何提升现有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引导其进一步发展升级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然而，以往理论界对集群竞争优势的研究并没有考虑不同集群发展阶段和不同国家背景的差异性。这就使得我们在培养集群竞争优势上无法真正做到突出重点、对症下药。如果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集群具有不同的竞争优势来源，那么每个发展阶段的竞争优势来源又是哪些？不同阶段应该重点培养哪些竞争优势呢？我国的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与国外的研究结论是否相同呢？如果不同，差异体现在哪些地方？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
要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以提升集群竞争力，需要明确集群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竞争优势来源。实际上，在集群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随着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动态变化，集群竞争力逐渐形成、完善和变化。我们认为在集群网络演进的不同阶段，集群竞争优势来源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会随之改变。此外，不同来源因素所形成的竞争优势的特征也不尽相同，例如，有的是易模仿的而有的是难以复制的，有的是暂时的而有的是可持续。现有文献在探讨竞争优势及其来源时，关于来源因素动态变化的探讨非常少，仅有的少数文献也只涉及单个因素的变化过程。本文将采用网络组织动态演化的视角，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演进过程中竞争优势各种来源的变化规律，如此不仅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小企业集群的演进过程，还可为提升集群竞争力的政策制定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二、相关理论综述
企业集群是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特定领域内，彼此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的地理聚集体(Porter,2000)。从19世纪末开始，中小企业集群现象就引起了众多理论学派研究者的关注。以Marshall(1890)的外部经济理论为起点，从聚集经济理论到工业区位论，从增长极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新竞争优势理论再到新产业区理论，集群的相关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研究的侧重点也不断变化。这些理论都提及了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将其归纳为6个来源因素（见表1）。
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集群的演进而变化。Porter(1998)认为企业集群的演进过程可以分为萌芽、发展、衰退和升级4个阶段。某些历史背景或时机会创造出一些有利因素，从而促使企业集群的形成；而企业集群一旦形成，就会出现自我强化的机制而演进；一些内生或外来的不利因素会导致企业集群逐渐衰退；升级是指企业集群摆脱原来的发展路径，自我更新，朝着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Klink(2001)将集群演进分为发展、扩张、成熟、过渡4个阶段，理论陈述和案例分析均较为详细。Tichy(1998)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集群演进分为产生、成长、成熟和衰退4个阶段。本文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把集群演进分为形成、成长、成熟和更替4个阶段。
（一）形成阶段竞争优势的来源
集群最初萌芽的原因多种多样。尽管某些机会事件或偶然的历史因素会促使集群演进的开始，但区域资源和当地市场状况则是集群成功最关键的因素之一(Klink,2001)。例如，若某区域拥有丰富的某种自然资源，那么以该资源为主要投入的企业就会聚集在此，再如某地有某种手工业或家庭作坊的传统，从而积累了发展相关产业的良好基础；市场状况主要指市场机会和供需状况等，市场机会能促使企业开发新产品以满足新需求(Klink,2001)；这种传统渗透入社会文化所形成的文化资源，不仅有助于初步形成统一的行业规范，并成为行业规制的基础。
在形成阶段集群中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均未标准化，企业最初聚集在一起是基于分工协作、信息网络、资源共享所带来的聚集经济获得竞争优势(Tichy,1998)。区位优势主要体现以Marshall(1890)和Krugman(1991)等认为的“外部性”上，即劳动力市场、中间投入品和信息、技术外溢三大效益。
尽管此时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有所发展，但企业之间的战略关系和价值链都才开始建立(Klink,2001)，仍以竞争关系为主，集群协调也基本依赖于传统的、默认的行业规则，因此，交易成本的降低和集群的协调效应所能带来的优势均不显著。在集群核心产业发展初期，产品多样化和市场份额往往变动很大，产品创新率很高(Klepper,1996)，因此企业独立创新活动比较活跃。尽管创新可能对集群的形成非常重要（Marshall,1890；朱杏珍，2005），但以竞争为主的关系决定了企业之间相互学习的活动从零逐步缓慢增加，集群中联合的创新活动很少，学习和创新效应的优势也不显著。按照演化经济学看待技术变革的观点，任何地理系统获得并有效利用知识主要依赖3个方面：吸收新知识、新技术和创新以适应当地需求；创新的扩散以巩固现存的知识基础；新知识、新技术和创新的产生(Iammarino,2006)。在形成阶段企业之间的学习和创新基本表现为第一个方面。
此外，对于形成阶段政府的作用主流文献提及很少，有些学者认为形成期不需要政府的干预，有些则持相反意见。Yamawaki(2002)指出在一定的背景下，集群自发形成极为缓慢或难以形成，而地方政府则常常扮演着“播种”新集群的角色。Klink(2001)通过对荷兰北部造船产业集群的研究，认为在形成阶段，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区域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技术。
（二）成长阶段竞争优势的来源
集群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一种“自增强机制”，促使集群迅速成长(Porter,1998)。区域资源仍然是集群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Klink,2001)。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独占性等特点，集群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基础资源对外部企业的吸引力下降。但获取资源的途径除了当地资源之外，还包括对集群外资源的吸引，如对人力资源的吸引(Porter,1998)。基于路径依赖形成的“集群—资源吸引—集群扩张—加速资源吸引”的循环累积过程，便于企业快捷获取所需资源，促进企业迅速成长(Marshall,1890)。
群内企业数量继续增多，集群规模进一步扩大。群内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深化，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加强，集群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高效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因此，企业不仅能从基础设施、信息网络等资源共享中获益，还能享受分工协作扩大所带来的好处，外部规模经济性日益明显。同时，在协作中企业之间的产品互补性和活动互补性都日益增强，集群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区域专业化的品牌资源优势也逐渐形成，日益突出(Porter,2000)。分工的深化使得群内企业之间的联系增强，企业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加强(Klink,2001)，反复多次交易促使企业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大大减少了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减少集群整体的交易成本(Williamson,1975)。
伴随企业之间协作的扩大，不仅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之间相互交流，处于供应链同一环节的企业之间也相互沟通，技术、知识等的学习得以展开，而创新也突破了单个企业的范围，企业合作创新的行为开始出现并发展。政府、制度、技术外溢与默示性知识将决定企业集群的演化路径（邓宏图、康伟，2006）。默会知识在集群发展早期创新活动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Audretsch,1996)。集群生产的地理集中程度的加深，促进了创新活动的活跃(Audretsch,1996)。因为地理亲缘性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作，加深了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而且竞争压力的存在激发着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集群的学习和创新效应从Iammarino(2006)所提出的第一层面（吸收新知识、新技术和创新以适应当地需求）扩展到了第二层面（创新的扩散以巩固现存的知识基础），但仍然以第一个层面为主。然而，集群的资源如知识、信息等日益积累和集中，更多地投入到主要的产业或产品中，也可能使集群缺乏创新的动力(Tichy,1998)。
此时，政府会进行集群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集群制度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等方面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鼓励外包和市场拓展(Klink,2001)。协作与竞争并存是集群互动活动最基本的特征(Porter,1998)，网络治理是实现良好的协调效应的关键。集群包括一系列可选择的、稳定的和结构化的自治企业（包括非营利性机构），它们基于暗含或明晰的社会关系创造产品或服务，网络治理使它们能适应环境的或有成本，以及协调和确保它们之间的交易(Jones et al.,1997)。网络治理结构是网络治理的重要方面，它是确保网络组织能够确立并逐步实现网络组织长期战略目标和计划的制度安排。成长阶段随着群内企业的互动和集群中介的增加，网络治理结构日渐形成。中小企业集群网络可能采用分散化的管理结构，也可能采用中心化管理结构（全裕吉，2003）。相关行规、法规的完善会使集群治理走上规范化、合理化的道路。
（三）成熟阶段竞争优势的来源
随着内部产业链体系的逐步完善，集群步入了成熟阶段。首先，区域内部资源已被相当充分地利用，很少企业进入或退出集群(Klink,2001)，集群规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可见集群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变弱，区域资源所产生的竞争优势变得十分有限。产品标准化程度逐渐提高，企业长期扩大生产规模，注重成本控制，内部规模经济接近最大限度。分工协作向纵深发展，价值链中企业之间角色稳定(Klink,2001)，甚至形成了较为密集的供应链网络，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仍然较为显著，但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已十分有限。
经过形成阶段和成长阶段的长期磨合，关系在群内企业之间广泛的建立，从最初的以交易为基础的关系扩展到许多其他类型的关系，如技术合作、交易信息共享、职能外包等。企业之间的战略关系得到强有力的维持(Klink,2001)，不仅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还促进了企业之间在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密切合作和学习。在形成期和成熟期促使创新活动在空间上聚集的“集聚影响”，此时可能产生“拥挤作用”，导致创新活动在集群中的进一步扩散(Audretsch,1996)。因此，集群的学习和创新效应涵盖Iammarino(2006)提出的前两个层面，并以第二层面“创新的扩散以巩固现存的知识基础”为主。此外，网络所带来的利益不仅仅在于交易的参与者之间共同知识的获得，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某种知识的交易(Ring,1994)，尤其在成熟阶段更是如此。与其他竞争优势来源相比，学习和创新效应产生于外部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不仅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技术扩散为前提，还植根于当地特殊的商业背景和文化背景，建立在当地企业密切联系与合作的战略关系之上，难以模仿，正如Porter(1998)所言，源于特定区域的知识、联系和激励是网络组织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前文提及了集群的若干负面效应，如竞争范围很广且十分激烈(Klink,2001)，而在成熟阶段，这些负面效应可能日益突出，大大增加了集群的运行成本。在成熟阶段，服务行业、研究机构、各类行业协会、专业市场功能完善，产品的标准化带来了同类产品之间的激烈竞争，利润空间下降。由此，能缓和改善这种情况的集群协调机制显得十分重要，成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在成熟阶段集群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均已相当完善，一般会形成一定形态的治理结构，政府尽管是集群协调者之一，但其协调行为大多采用间接手段，作为集群自我协调的补充。在成熟阶段，政府的主要角色是促使供应商专业化并推进其整合。
（四）更替阶段竞争优势的来源
更替阶段分为衰退和升级两种情况。并不是所有集群都能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企业集群可能因为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散失其竞争优势地位，从而引起集群衰退。但集群衰退常常不会戛然而止，但也可能成为新合作发展和转变的基础(Klink,2001)。集群只有摆脱原来的演进路径进行升级，才能在更高层次的路径上继续发展。从实践来看，集群升级有若干种方式：集群产业的升级和转换；集群整体进行地点迁移；扩展集群辐射面，如在全国建立集群控制的网点；集群生产嵌入全球供应链之中，向国际市场渗透和拓展。无论是哪种迁移方式，都需要在此阶段保持一定的集群优势，以确保集群演进顺利过渡到另一路径。
这一时期，集群进入者很少，却有大量退出者，价值链中企业角色进行再定位，战略关系也重新组合(Klink,2001)，由此，原有的基于交易、技术、信息等的关系遭到破坏，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交易成本降低所能带来的优势也就弱化了。集群升级往往伴随着核心产业的升级或转换，原有的自然资源和基础资源被用于新的用途，或发现新的资源可被利用。新的区域资源是集群成功过渡的关键因素之一(Klink,2001)。
导致集群衰退的最显著的外部威胁恐怕是技术的不连续性，因为它们能同时抑制许多其他优势。集群资产——市场信息、劳动力技能、专门的科技知识以及供应商基础——都可能失去(Porter,1998)。因此保持技术连续性对集群顺利升级至关重要，而集群的学习和创新效应能够让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吸收、技术应用等途径较为顺利的转型，从而促进集群平稳过渡。技术创新甚至可能为集群升级指引方向，如果集群被看作几种理想集群模式的混合体，那么集群可被视为一个选择机制，以满足技术变革的新要求(Iammarino,2006)。此时集群学习和创新效应扩展到Iammarino所述的第三层面：新知识、新技术和创新的产生。
Klink(2001)认为过渡阶段集群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组织能力，类似本文所提的集群协调能力。以集群通过核心产业转换为例，集群升级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必须完成核心产业或核心产业环节的转移，因此需要引导原核心产业的企业向新核心产业转移，或引导原核心产业有计划的撤退、新核心产业有步骤的壮大。只有积极发挥集群的协调功能，才能使集群顺利渡过升级过程。它们同样是集群进行地域扩展、嵌入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手段。
政府也是集群协调机制的重要主体，政府的角色之一就是促进集群发展和升级，并且在政府施行其他角色时就凸显出来。政府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集群升级的机会(Porter,2000)，如政府可以推行优惠的贸易政策，鼓励集群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以此获得集群升级的契机。集群升级面临的限制一般有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法规约束等。政府必须对政策效果和公共机构的效率负责。政府的法规可能是无效率的，重要的基础设施可能缺乏，教育和培训政策可能忽略了集群真正的需求(Porter,2000)。此时政府的主要角色是促进区域整合(Klink,2001)，包括各类资源的整合，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等。但集群升级不仅要求提高一般商业环境的质量，还需要审视政策和公共机构是如何影响特定的相关企业和产业集合的(Porter,2000)。
三、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演化模式构建
接下来，我们尝试用文献评分法构建一个图示模型，来反映西方文献中集群竞争优势各种来源的演化规律。表2把来源因素的重要性分为五级，即非常不重要，不太重要，一般重要，比较重要，非常重要，然后根据该领域的重要文献对这些因素的评价，对每个阶段的每个来源因素都进行评分（见表3）。由于是笔者根据文献中对这些因素的提及以及用词的强弱程度进行评分，难免有一定主观性，但最后的得分是多篇文献的平均分，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还是可以较好表示每个发展阶段各种来源对竞争优势重要程度的相对位置。我们根据表3的评分，先画出每个来源因素重要性变化的折线图，然后为每条因素的折线添加四次方多项式趋势线，以此来描述各种来源的演化过程和变化趋势（如图1）。
集群竞争优势是在集群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在集群演进的整个过程中，竞争优势的来源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
图1 集群竞争优势来源演化的图示模型
首先，这些来源并不全都贯穿始终，有些来源是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如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区域资源、政府的作用这3个来源都贯穿集群演进过程的始终，而其他3个来源在形成阶段并不明显，在成长阶段才显露，并且其重要性迅速增加。
其次，即使是相同的来源，随着集群演进，其重要性也会随之改变。从图1中可看出，在集群演进的过程中，每种来源因素的重要性均会随之而变化，但变化的方向和幅度有所差异，有些变化幅度较小，而有些变化幅度则较大；某个阶段有些重要性增强，有些重要性则减弱。这不仅影响着集群整体竞争优势的强弱变化，而且导致了集群竞争优势内涵的改变。
再次，来源因素重要性的变化导致来源因素之间的主次地位发生变化，从而促使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的相应转移；形成期和成长期时，集群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来源是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熟期时，学习和创新效应成为最关键的因素，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集群的协调机制两个来源因素也不容忽视；升级阶段，学习和创新效应、集群的协调机制两个来源成为决定集群升级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最后，每种来源因素形成的竞争优势具有差异性。分工协作的深化是促使企业集群形成与成长的根本经济动因，因此，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形成期和成长期集群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来源；社会文化与制度变迁是推动集群演进的内在驱动力，所以，区域资源和协调机制成为集群竞争优势自我增强的路径形成的深刻基础；集群的学习和创新效应在形成期并不明显，而在成长期方重要性迅速提升，在集群升级时尤为重要，并且是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来源。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我们构建了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上述演化模式，中国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演化是否符合上述模式呢，如果存在不同之处，差异又在哪里呢？我们接下来要以浙江绍兴纺织业中小企业集群为例，探讨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中国式演化模式。
四、浙江绍兴纺织集群的案例背景分析
浙江绍兴有“国际纺织之都，现代商贸之城”的美誉。在绍兴纺织业发展20多年，创造了中国式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奇迹，奠定了其全球纺织制造基地的重要地位，也记载了绍兴纺织不断创新与超越的发展历程（戴红梅，2006）。对该案例资料的收集我们采取了实地调研与二手资料结合的方法，课题组成员于2007年2月到3月的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在绍兴当地调研，参观考察了绍兴轻纺城和多家纺织企业，访谈了29名企业和政府相关人员，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二手资料均从公开发表的论文、文章、书籍和绍兴市统计局网站、绍兴市经贸委网站、绍兴纺织业协会（绍兴纺织网）、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网站等权威途径获得。以下的分析均基于这些实地调研和二手资料。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绍兴纺织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的4个阶段的竞争优势来源如下。
（一）形成阶段绍兴纺织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
1980～1991年是绍兴纺织集群的形成阶段，其竞争优势逐渐形成，主要来源于区域资源、政府的作用和外部经济性几个因素。
区域资源包括几个方面。就自然环境而言，绍兴气候温和，又是著名的水乡，但那时交通不甚便利。历史纺织文化的积淀，则是孕育绍兴纺织集群的核心要素（池仁勇，2005）。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绍兴不仅积累了质朴的纺织文化，还使当地人得以积累起丰富的纺织经验和技能，这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成为该地区竞争优势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取消了化纤原料的国家计划限制，为绍兴化纤工业异军突起铺平了道路。绍兴化纤纺织企业广泛兴起，从上海、杭州等地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1984年绍兴化纤纺织品产量超亿米，为纺织集群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杨霞，2004）。政府还推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当地纺织业的发展。此阶段政府的突出贡献在于倡导了中国轻纺城的建设和发展。80年代中期绍兴柯桥只有自发形成的类似农村集贸市场——以交易布匹为主的“布街”。1987年前后，绍兴纺织业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局面，为有效解决市场交易等问题，1988年政府高瞻远瞩地集资650万元始建了绍兴柯桥轻纺交易市场，1992年正式更名为中国轻纺城。由于一开始小企业的小农经济思想仍较为严重，极其不愿进入轻纺市场，政府采用了行政命令与市场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推动，才使轻纺市场得以建立和最终稳定。这被称为绍兴纺织业的“市场革命”。轻纺市场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产业链的形成，还使得企业集聚程度的相对增强和销售向轻纺市场的相对集中，使得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较为明显，极大促进了绍兴纺织业的发展，1991年绍兴纺织业的总产值接近1988年的两倍。王珺(2005)提出了由专业化市场演化而成的衍生型集群的概念，认为贴近购买力较强的大市场附近与企业动态能力是实现这种转化的充分条件。而绍兴纺织集群正好就是这样一种靠专业市场发展起来的衍生集群。
形成阶段企业之间联系较少，关系基本建立在交易之上，因而集群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很弱。企业技术以传统的纺织工艺为主，技术模仿盛行而极少进行科研投入，企业之间相互学习很少，因此谈不上集群的学习和创新效应。集群协调大多依赖于传统，出现了一些非正式的行业交流组织，但正式的协调机制尚未形成。
（二）成长阶段绍兴纺织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
1992～1998年绍兴纺织集群步入了黄金的成长时期，迅速崛起。根据绍兴市经贸委的统计，1998年末绍兴纺织业的总产值达到289亿元，约是1991年的4倍，年平均增长率在20%以上，1994年甚至达到了60%。
在成长阶段，企业集聚程度不断提高，市场销售进一步集中于中国轻纺城，并以相关的配套专业性市场为依托，区域内拥有中国轻纺城面料市场、钱清化纤原料市场等专业化市场，使进入集群的原料和产品都能够达到规模批量，从而降低了单个企业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王瑾等，2004），更加凸显了集群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从化纤纺纱起直至织造、印染、整理、加工的产业链基本形成，织造成为核心产业链的主导环节。核心产业链周围还有基于功能分布的辅助产业，使得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企业之间除了交易联系，生产联系迅速增强并逐渐形成规模，企业生产合作的范围经济开始显现，同时企业之间开始建立以生产和交易双因素为基础的信任关系，基于长期合作的反复博弈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绍兴纺织盛行家族式管理，企业扩展时往往以亲缘关系为纽带，这也有利于信任关系的建立。
从集群协调机制的发展看，出现了正式的行业协会，在传统规范的基础上建立了行规，有某个环节比较重要的企业组成的协会，也有按地域来源不同组成的协会。更重要的是集群内出现了一批从事科技、金融、物流等的中介服务机构，它们成为该产业集群网络的辅助系统，为集群提供知识、信息、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并起着规范和协调集群内部行为的作用（池仁勇，2005），将集群内部各类不同的组织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发展阶段区域资源的内涵进一步丰富，除了原有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之外，交通环境得以改善，除了本地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企业家，还有许多外地的优秀人才涌入，劳动力的技能也得以提升，因此人力资源大大丰富。最引人注目的是轻纺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强大的营销品牌资源。1992年绍兴轻纺市场正式更名为中国轻纺城，一直位于全国百强市场的第2位，至1996年轻纺城的年成交额已达100多亿元，拥有交易区10个及经营户700多家。随着轻纺城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全国各地的厂商纷纷涌向柯桥经营、订货和销货。轻纺城以品种丰富、客流量大、信息快捷而闻名，其良好的形象成为绍兴纺织的一张“金名片”，具有强大的营销宣传效应（蔡茂森、莫琪，2006）。
成长阶段政府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1992年之后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移，绍兴纺织原本单一的乡镇企业形式很难满足市场的变化。在政府的引导下，绍兴纺织业经过一系列的体制变革，特别是1998年的股份制改造，最终形成了国有、集体、个体、股份制和外资共同发展的局面。这一过程就是绍兴纺织的“体制革命”。政府的作用还表现在建设基础设施、完善法律法规、鼓励技术改造等方面。最突出的贡献仍然是大力发展轻纺城市场。1993年政府促成中国轻纺城改组为股份制企业，1997年轻纺城股票上市，再次为市场纵深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此期间，政府的扩张意识充分化为行动，除了最早的西区市场之外，又于1994年之后陆续建设北区交易市场和东区交易市场，形成了以“东、西、北”三大交易区为核心、总面积达49.2万平方米、营业用房达1.35万间的大型纺织品专业市场。政府坚定地发展市场，使其成为了纺织业发展的市场增长极。
发展阶段学习和创新效应日益凸显，尽管研发活动很分散，但科研投入有所增加，企业之间学习交流较多，主要途径有生产互助、协会定期交流等。一批专门从事面料分析、花样设计、印花分色的科技型中介服务机构的兴起，也促进了集群内的学习和交流，满足了企业对技术的迫切要求。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前后绍兴纺织迎来了所谓的无梭化革命。那时绍兴本地的布料遭遇进口布料强烈冲击，原因在于国外纺织企业已实现无梭化，而国内的设备和技术相对落后。迫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绍兴企业开始大量引进先进的纺丝、织造、印染等设备和技术，无梭化革命风起云涌。两万余台无梭织机彻底改变了设备落后局面，占全国同类先进纺织设备总量的70%，1998年绍兴全县无梭化率达到44.1%①。然而，在成长阶段集群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由于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自己还不是创新中心（朱杏珍，2005），因而学习和创新还无法成为集群竞争优势最核心的来源。
（三）成熟阶段绍兴纺织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
1998年后，绍兴纺织集群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功能较为完整和全面的集群，步入了成熟阶段。
政府的作用成为该阶段竞争优势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首先，政府倡导了“外贸革命”。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再加上我国内需不足的压力，绍兴纺织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高档设备与低档产品、产量过剩与市场饱和等矛盾突出，GDP增长迅速滑落至12%②。政府清醒的认识到绍兴纺织唯有开拓国际市场、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才能真正成为“纺织强县”，于是提出了“纺织硅谷战略部署”。该战略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市场开拓，鼓励纺织品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该举动实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纺织品出口额和外销率迅速提高。这不仅为绍兴纺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更将中国轻纺城的品牌打入了国际市场。二是市场建设，努力发展集群所依托的中国轻纺城交易市场。目前，中国轻纺城市场主要有：“东、西、北”三大交易区、服装市场、天汇广场、八区、联合市场总建筑面积60余万平方米，商行1万余家，经营面料1万余种，服装品牌上千个，成交额逐年增长，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成交额最高、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专业批发市场。近年来为适应电子商务的潮流，中国轻纺城构筑了电子商务平台“网上轻纺城”，初步形成了“轻纺城虚拟市场”，为经营户创造了良好的网上交易信息平台③。
学习和创新效应是该阶段竞争优势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以代表纺织业国际先进水平的无梭织机为例，到2003年，绍兴化纤行业进口设备比例已接近60%，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该市织造行业已有各类织机7万台，其中拥有先进无梭织机4.5万台，约占全国总量的34%，其中70%为进口设备，全行业无梭化率为64.3%。另外，绍兴印染行业设备进口比例较高，高温高压染色机占1／3，平网印花机和圆网印花机均占40%左右；服装行业的技术装备也比较先进，共有进口服装生产流水线43条、进口袜机1.3万多台④。绍兴纺织从无梭化革命中尝到甜头后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与发展阶段相比，除了企业之间的学习交流和科技服务中介之外，成熟阶段还出现了专门的纺织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由此导致了产学研战略联盟的结合。绍兴县轻纺科技中心是我国第一家民营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我国纺织业的科技龙头，绍兴县轻纺科技中心不仅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科技中介服务，该中心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承担起了创建“浙江省现代纺织及装备创新平台”的重任，借鉴国外科技创新服务机构的成功经验，充分整合和利用绍兴县轻纺科技中心及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大学、研究所的技术、人才、科技资源，创建适合浙江纺织行业特色，具备前沿技术研发功能、科技成果转化功能、创新课题设计功能、全程技术服务功能、专业人才培育功能的公共创新体系，为浙江纺织企业技术、产品和装备的创新引进、创新集成和新技术推广创造条件（居新宇，2006）。
就成熟阶段其他竞争优势来源而言，区域资源中的交通环境改善，从而物流成本降低、投资环境更好。中国轻纺城的品牌影响从国内走向国际，营销效应极为突出，绍兴县政府和当地化纤、印染等多种纺织面料行业协会历年来举办了“国际纺织品博览会”、“纺织面料精品展”等各种展会及大型产品推介活动，利用新闻媒体推出“国际纺织中心、江南水乡名城”的营销广告，全力打造“中国轻纺看绍兴”的整体品牌，保证了当地纺织面料产品的国内外销售增长（蔡茂森等，2006）。现代市场制度基本得以确立，正式的行业协会数量增多且管理逐渐规范，中介系统以及辅助网络系统和外围支持网络系统进一步完善，这些都使得集群的协调功能更加全面、协调途径更加丰富、协调手段更加灵活，有利于保持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实现集群整体运行效率的提高和运行成本的下降。群内企业数量继续增加但速度减缓，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且十分明显，主导环节仍是织造业，并向纺织机械织造、燃料／助剂能延伸，产业的主体是家族企业。企业集聚程度进一步增强，且企业之间基于亲缘、交易、生产的信用关系日益稳固，专业分工和协作已达到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程度。因此，集群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相当明显，但相对其他竞争优势来源而言则并不突出。
（四）升级阶段绍兴纺织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
在成熟阶段尽管绍兴纺织集群发展迅速、优势明显，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04年以来，绍兴纺织曾出现了持续8个月的经济滑坡，发展面临着一道深坎，甚至有人怀疑绍兴纺织的发展是否走到了尽头（戴红梅，2006）。绍兴70%～75%的工业经济总量来自纺织业，其中主要来自化纤、织造、印染、服装等四个行业，而到2005年2月底，绍兴县有印染企业181家，已有64家亏损，还有一项调研也显示整个绍兴市纯化纤的织造企业出现100%亏损。特别由于欧美的反倾销、特保等对我国纺织品频频设限，绍兴纺织产业在内忧外患之中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⑤，绍兴纺织集群的种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集群内部结构不尽合理，存在平面重复、无序扩张、恶性竞争等问题（包晓颖、唐芳，2006）；核心生产企业实力仍不够强，技术力量的分散也抑制了技术的创新；家族企业在用人机制、融资渠道等方面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因此，绍兴纺织集群在发展中面临着升级的挑战。
与前几次革新不同，这次升级是以创新为特色的，要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发展道路。技术创新是中小企业的生命，是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到2006年底，绍兴拥有无梭织机比例已上升到72%，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的无梭化率高达90%以上⑥。与这些设备极不相称的是，绍兴至今未能释放这些国际先进设备的能量。尽管国外先进机器设备在逐年提高，但由于绝大部分企业注重短期利益，即使引进了先进设备，但仍不愿花高待遇聘请高级技术工人，也没有相应提高熟练纺织工人待遇，更不愿意花钱搞研发。这必然生产不出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质量产品（王尉东，2005）。
绍兴集群的应对措施主要有：第一，延伸产业链。上游延伸至重要原料如PTA⑦的生产，下游延伸至高附加值的服装业、家纺业。第二，建立创新机制，促使企业由技术模仿向联合创新转变。绍兴目前拥有设有纺织相关专业的普通高校4所，即绍兴文理学院、绍兴托普信息技术学院、绍兴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06年纺织相关专业毕业学生数近5000人，拥有国家级生产力促进中心1个，省级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35个，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6个，市级工程技术开发中心78个，市级企业科技园22个，市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19个。目前绍兴市已有400余家企业与一些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如浙江化纤联合集团与上海东华大学共同组建的浙江东华纤维材料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已开发出十余种新产品，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杭品原，2008）。近年来，绍兴市的专利授权数稳步上升，特别是2007年，达到5163件，比2006年增长近4倍（见表4）。
政府的作用在升级阶段同样至关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针对绍兴纺织产业的现实问题，政府提出了“印染减量，织造控量，化纤稳量，服饰增量”的结构调整方针（戴红梅，2006）。二是推动集群创新战略。秉承“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思想，依托科技进步，引导企业更新技术，促进纺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品牌建设，全面打造纺织品研发、制造、营销中心。三是实施“市场极”战略。充分利用中国轻纺城的品牌效应，以市场为依托，引导生产和销售，整合资源和信息，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使绍兴纺织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中，走“国内为本、外贸并举”的发展道路（张井波，2006）。四是提供充分、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提高社会化服务的水平，完善相关的市场制度、法规制度，保障集群升级战略有序顺利的开展。
集群的协调机制对于升级各项战略的顺利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行业协会、企业联合会等协调组织在这个阶段发挥了重要的辅助和支持作用，如加强企业研发合作，组织企业联合参与国际竞争等；另外，这个阶段已经培养出了一些核心企业（焦点企业），并发挥其在技术创新、体制转换方面的带头作用，刘友金等(2005)认为焦点企业是集群形成与演化的核心，焦点企业对集群发展的主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五、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中国式演化模式
前文已经给出了根据西方文献得出的集群竞争优势演化模式，即来源因素重要性的演变过程和变化趋势（见图1）。在此，本文将运用类似的方法根据上述对绍兴纺织集群的分析，构建典型的中国式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演化模式，并与前述基于西方文献得到的模式进行比较。与前面稍有不同的是此次对不同发展阶段集群各竞争优势来源的重要性评分改为由绍兴纺织企业和政府的被访问者打分的平均来得出（见表5）。然后画出每个来源因素重要性变化的折线图，再为每条因素的折线添加四次方多项式趋势线，以此来描述各种来源的演化过程和变化趋势（如图2）。
通过图2与图1的比较，基于绍兴纺织业集群得到的竞争优势来源的中国式演化模式（以下简称中国模式）与基于西方文献得到的演化模式（以下简称西方模式）不尽相同，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的降低、集群的协调机制这3个来源因素重要性的变化趋势上，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大致相同，但中国模式中这3个来源重要性的变化均显得更加平缓，即它们的重要性比在西方模式中稍弱。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集群内企业融合不够充分：一方面，与西方中小企业集群相比，中国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历程普遍较短。因此造成集群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相对滞后，群内企业之间的融合也没有西方企业集群那么充分。另一方面，中国中小企业集群的“根植性”⑧较为明显，最典型的表现是很多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家族联系紧密。当集群规模较小时，家族联系有利于企业的紧密协作；但当集群扩张到一定规模时，代表不同家族利益的企业群体之间就会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时一些弊端就暴露出来，影响了集群的进一步扩张和群内各主体的融合。此外，由于其他竞争优势来源因素的突出作用，这3个来源因素的重要性就相对减弱了。
图2 绍兴纺织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演化
第二，在区域资源重要性的变化趋势上，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基本是相对的。在西方模式中，区域资源重要性程度先下降后上升；而在中国模式中，区域资源在集群演进的开始时重要性最强，而后立即下降并缓慢增强，其变化较西方模式更平缓。尽管如此，两种模式下区域资源因素的重要性水平都较高，并无实质差别。可见，无论集群处于哪个演进阶段，集群所拥有的资源及其可获得的资源都是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中小企业集群而言，前期的区域资源主要来源于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等，而后期除了人力资源提升、文化资源强化之外，出现了更重要的区域品牌资源，比如上述案例中“中国轻纺城”这个品牌的作用日益突出，营销效应日益增强，这或许也是绍兴纺织业集群区域资源因素重要性一直较大且趋势平缓的主要原因。
第三，就学习和创新效应这一来源因素而言，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也大致相同，但前者学习和创新效应的重要性增加得更为迅速。主要原因可能是：首先，我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地开拓国内外市场，中国的企业大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武装自己，大大缩短了技术变革的时间跨度。最典型的就是前文提及的绍兴纺织“无梭化革命”，短短几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二三十年的路。这大大凸显了集群的竞争优势。其次，在发展中国家，随着集群发展，特别是集群向国际市场的渗透，无论技术是简单还是复杂，集群的知识系统和技术会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发展路径从无方向变得有目的性，同时更接近国际前沿水平(Bell,1999)。中国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水平发展似乎也遵循这一路径，这使得学习和创新效应对提升集群竞争优势日益重要。
第四，最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模式相比，中国中小企业集群中“政府的作用”这一来源因素的重要性程度明显偏高，且变化幅度更加平缓，始终维持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若单从绍兴纺织业集群的实际情况看，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有建设中国轻纺城、推进企业体制转换、建立集群创新系统和完善协调机制四个方面。其中，中国轻纺城市场在绍兴纺织业集群中扮演着“市场极”的重要角色，成为集群演进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企业体制的成功转换，让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很好的融入绍兴纺织业集群，是集群效率提升关键因素之一；以“产学研战略联盟”为主要标志的创新系统的建立，可以更好地促进群内企业之间的学习和技术创新，更好地发挥科技服务中介的作用，并使创新成为集群发展和升级的持续动力；政府所制定的法规、规章、以及对许多方面的监督是集群协调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政府也促进了集群的辅助系统、支持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对于中国的中小企业集群而言，政府的作用不仅有直接的方面，还有间接的方面，可见，政府在中小企业集群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六、结论与局限
本文从集群演进的视角探讨了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演化，主要结论如下：集群竞争优势是在集群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集群演进的整个过程中，竞争优势的来源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竞争优势的几种来源并不全都贯穿始终，有些来源是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
在集群演进的不同阶段，集群的特征不断变化，集群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素也并不相同。随着集群演进，即使是相同的来源，其重要性也会随之改变，由此导致来源因素之间的主次地位发生变化，从而促使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的相应转移。每种来源因素形成的竞争优势具有差异性，有些易于模仿，而有些难以复制，有些来源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是暂时的，而有些来源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具有可持续性。
本文还较为详细地探讨了政府在中小企业集群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对于政府是否应当干预集群，形成了两种相对的观点，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在我国特殊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政府干预论或许是更加合适的。在我国，各级政府支持的方式及其力度对区域产业的发展往往起决定性作用（朱杏珍，2005），对于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从绍兴纺织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政府不仅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还成为其他竞争优势来源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的作用贯穿集群演进的全过程并且其角色随之变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方式，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和矛盾，成为政府干预集群的理论依据。此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再考虑到中小企业短视现象、小农思想等因素，从而我国政府干预集群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此要十分重视政府的作用，在建设和发展企业集群时，政府要因演进阶段而施策。只有先明确该集群的演进阶段，才能确定集群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素，从而为提升集群竞争力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及措施。
本文尝试从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两条路线，采用文字叙述和图形分析两种方法，较全面、形象地阐述了在集群演进过程中，集群竞争优势各种来源因素演化的过程和趋势。但集群演进仍然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方兴未艾，本文尚有诸多不足之处，许多方面有待未来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首先，集群演进的阶段划分需要进一步探索。集群演进阶段的划分方法多样，不一而足。如果能以产业演进理论为基石，囊括各类中小企业集群的多种阶段划分方法，形成一个大致统一的集群演进阶段划分框架，则不仅对中小企业集群演进的理论研究起引导作用，还有利于对某类中小企业集群的演进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其次，相关的实证研究有待发展。在进行某个中小企业集群的案例分析时，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数据以定序或定量测量某个竞争优势来源所产生的竞争优势，就可以更深地认识各种竞争优势来源的演化过程，还可以通过一些评价方法合理测量集群竞争优势的综合变化。
最后，竞争优势来源演化与集群演进的双向作用有待考察。本文主要探讨演进过程中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演化，而集群竞争优势决定着集群竞争的结果，从而影响集群演进进程，由此各种来源因素也随之改变，若能对此深入探讨，则可以进一步解释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注释
①结构升级：绍兴县纺织产业的跨越，来源http://news.1798.cn/shtml/2006-5-31/200653191134.shtml。
②数据来源：绍兴市统计局网站http://www.sxstats.gov.cn/。
③资料来源：中国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zjctc.com.cn/china/company.html。
④绍兴统计局：《绍兴市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⑤《绍兴纺织“越坎运动”解析》，《中国城市报道》，2005年10月，第39期。
⑥绍兴统计局：《绍兴市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⑦PTA，中文名为精对苯二甲酸，是芳香族二羧酸中的一种，是制造聚酯纤维、薄膜及瓶用聚酯等的主要原料，也是首选的化工原料。
⑧又称“嵌入性(Embededness)”，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网络组织中，企业嵌入了能影响其资源流的合作关系网络之中，中文文献多用“根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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