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朱子论文,四德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子思想中有关四德以及五常的讨论，以往受到的关注不多。事实上，朱子有关四德五常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特别是明代哲学的讨论影响甚大。本文就朱子在四德五常方面的论述，以《朱子语类》的资料为主，作一梳理，并加以分析，藉以了解朱子学德目论或德性理论的结构和意义。
一、北宋道学论四德
“四德”本指乾之四德“元亨利贞”，“四德”统称源出《周易·文言传》，所谓“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本于孟子，汉儒始用“五常”的概念。北宋以来，道学的讨论中开始把二者加以联结，而在后来的宋明理学发展中仁义礼智也往往被称为四德。汉以来的思想中，元亨利贞属天道，仁义礼智属人道。天道的四德和人道的四德，二者的关系在道学中渐渐成为重要的论题。
周敦颐在《通书》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书·诚上第一》）元亨利贞在《周易》本指天道而言，周敦颐虽然还没有把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联系起来，但开始把元亨利贞与本属人道的“诚”联系起来，这也是有意义的。而且，他还表现出把元亨利贞看作一个流行的过程，并用“通”、“复”来把这一过程截分为两个阶段，元亨属于“通”的阶段，利贞属于“复”的阶段。按朱子的解释，元亨是万物资始，利贞是各正性命；前者是造化流行，后者是归藏为物。这种用类似“流行”的观念来解释易之四德的性质与联系，是有示范意义的。
程明道则最重视四德中的“元”与五常中的“仁”的对应，言“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遗书》十一）明确肯定“元”就是“仁”。这就把宇宙论的范畴和道德论的范畴连接起来，互为对应，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把天和人贯通起来，使道德论获得了宇宙论的支持，也使宇宙论具有了贯通向道德的含义。“‘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同上，二上）善是继承了天道的生生之理而来的，所以善体现了元的意思，元即是善的根源。“‘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性情犹言资质体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贞也。诗曰：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者，贞也。”（同上，十一）于是，在道学中，德性概念不再是纯粹道德哲学的概念，同时也具有宇宙论的意谓或根源。
二程已经把四德和五常联系起来讨论，如伊川《程氏易传》的《乾》卦卦辞注：“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二程集》第3册，第695页）又解释《乾》卦彖辞“大哉乾元”句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同上，第697页）又如伊川言：“读易须先识卦体。如乾有元亨利贞四德，缺却一个，便不是乾，须要认得。”（《遗书》十九）“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它四端，手足也。至如易，虽言‘元者善之长’，然亦须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义在乎此，亦无人曾解来。”（同上，十五）他认为元必须通四德而言，仁必须通五常而言，兼体是指元可以兼亨利贞，仁可以兼义礼智信。这些地方都是以四德和五常并提，把它们看成结构相同的事物。
二程又说：“孟子将四端便为四体，仁便是一个木气象，恻隐之心便是一个生物春底气象，羞恶之心便是一个秋底气象，只有一个去就断割底气象，便是义也。推之四端皆然。此个事，又着个甚安排得也？此个道理，虽牛马血气之类亦然，都恁备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随形气，后便昏了佗气”。（同上，二下）这里所说的“气象”，就是后来朱子所说的“意思”，即一个道德概念的精神、取向及一个价值概念在形象上的表达。这种讲法认为每一道德概念都有其“气象”、“意思”，即都有其蕴涵并洋溢的特定气息、态度，如说仁有春风和气的气象（意思），义有萧肃割杀的气象（意思），等。这个讲法很特别，讲一个道德德目的实践所发散的“气”，这种德气论的讲法得到了朱子四德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论道与德
《朱子语类》卷六收录了朱子论“仁义礼智等名义”的讲学语录，名义即名之义，在这里指道德概念的意义。为集中和简便起见，本文以下主要使用该卷的资料进行分析。
朱子把传统德目置于“理”的概念下进行讨论，首先是关于一理与五常的关系：
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何也？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则一，分之则五。问分为五之序。曰：浑然不可分。〔节〕①（《朱子语类》卷六，第100页）
这是用理一分殊的模式处理五常与理一的关系：一方面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五者都是理，仁是理，义是理，礼智信皆是理；但另一方面五常的理是分殊的理，不是理一的理，是具体的理，不是普遍的理。就理一和五常的发生关系来说，五常是由理一所分出来的，这就是“分之则五”。就理一和五常的逻辑关系说，理一可以包含五常，这就是“以一包之则一”。总之，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五种分殊之理，是作为理一的天理在具体事物不同方面的表现。当然，朱子在另外的讨论中也提出，偏言之仁，其中也含具其他各常之理（参见《朱子语类》卷六有关论述），这种提法体现了太极论的思维，此处不拟详论。
在理学中，“理”在哲学概念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也是涵盖性最大的概念，但理学的体系仍然需要“道”和“德”这些传统道德概念：
问：“仁与道如何分别？”曰：“道是统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为天下之达道，智仁勇为天下之达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个行道底。故为君主于仁，为臣主于敬。仁敬可唤做德，不可唤做道。”（以下兼论德）（《朱子语类》卷六，第101页）
道和仁的关系也如理一分殊的关系，道是统言当然之则，仁只是一事之德。所以仁是德，但不是道。在这里朱子下了一个定义：“德便是行道底”，这就是说德是用来践行道德原则的内在德性。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极致而言。诚、忠、孚、信：一心之谓诚，尽己之谓忠；存于中之谓孚，见于事之谓信。〔端蒙〕（《朱子语类》卷六，第101页）
如果分析起来，孚存于中，是德性；信见于事，是德行。道是人所共由，即道是指客观普遍的法则，德是指一个人特有的品质，至善是理的极致。用“得”或“得之于身”来申释德，这是源自先秦的传统，即德者得也。
就心性论而言，朱子认为：“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节〕”（同上）此言分析最明：理是存之于中的，即心之所具的；德是得之于心的，是心的一种品质、属性；行是见之于行事的行为。不过仁义礼智之为理，是人之性，存于心中；仁义礼智又是德，是得之于心的。这两者如何安顿衔接？朱子的名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就仁是爱之理说，爱是情，仁作为性理是情的内在根据，这是清楚的。但就仁者心之德说，仁既然已经是理，理和心之德是什么关系？情之理，心之德，是同是异？从朱子的这些表述看来，情之理不等于心之德，是说仁既是存之于中的情之理，也是得之于心的心之德，既是性，也是心，而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样看来，四德有性理和心德的不同用法。
朱子又说：“德是得于天者，讲学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节〕”（同上）存于中是性理，这应当是清楚的。在理学思想中，德性作为品质，是属心还是属性？抑或是用心、性以外的概念来表达？理学有没有品质概念？从这段所说看，如果说德是得自于天的，那就是性；如果说德是“讲学而得之”，则不是性，只能是作为心之品质的德，这里的“德”就是品质、德性的概念。
三、意思与气象
朱子讲五常，因为要与乾之四德对应，往往仅举仁义礼智，而不及信。这不仅是要把人之四德与天之四德相对，也与朱子对信的定位及五常与五行对应的思想有关。朱子认为信如五行之土，信只是证实仁义礼智的实有，这个说法与先秦两汉的思想是不同的。
下面来看朱子论仁义礼智的意思与气象，“意思”在这里具有字义解释的意义，但不是定义式的解释，而是一种价值含义的解释。
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曰：“说仁，便有慈爱底意思；说义，便有刚果底意思。声音气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经中专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义而不言礼智者，仁包礼，义包智。”〔方子〕节同。佐同。（同上，第106页）
仁义作为价值概念，其本身带有价值的意味，意思、气象都是指价值概念含蕴和发显的价值气息。可见，人道四德的“意思”，是指德目的价值蕴涵，是属于道德哲学的讨论。仁的“意思”是慈爱温和，义的“意思”是刚毅果断，如此等等。
朱子又说：“生底意思是仁，杀底意思是义，发见会通是礼，深藏不测是智。〔节〕”（同上，第107页）这里所谓生的意思是指宇宙间生命、生生的意思，本属宇宙论，但在朱子这里，宇宙论的意思和道德论的意思可以互通互换，如说仁的意思是生，也可以说生的意思是仁，仁和生成为相互说明的概念；又如义是杀的意思，也可以说杀的意思是义，等等。生与仁的连接是道学的一大发明，到朱子则将此种连接扩大，把仁义礼智通通和自然世界的属性连接起来，使仁义礼智更加普遍化，即具有宇宙论的普遍意义。这可以说是一种天人合一思维的体现。
蜚卿问：“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为私意所汩，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则全体大用，无时不流行矣。”曰：“此是众人公共说底，毕竟紧要处不知如何。今要见‘仁’字意思，须将仁义礼智四者共看，便见‘仁’字分明。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发而为恻隐，为羞恶，为辞逊，为是非。”曰：“且只得就‘恻隐’字上看。”道夫问：“先生尝说‘仁’字就初处看，只是乍见孺子入井，而怵惕恻隐之心盖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处否？”曰：“恁地靠著他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义，便是惨烈刚断底意思；礼，便是宣著发挥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敛无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圣门却只以求仁为急者，缘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这里，到宣著发挥时，便自然会宣著发挥；到刚断时，便自然会刚断；到收敛时，便自然会收敛。若将别个做主，便都对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问：“仁即性，则‘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统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礼是右手，义是左脚，智是右脚。”〔道夫〕（《朱子语类》卷六，第110页）
仁是生生不已的思想，从北宋道学如明道强调以来，把仁和宇宙流行的趋向打通，扩大了仁学的范围，加深了对仁的理解。朱子在此基础上强调，仁的理解也要结合义礼智一起来看。但朱子也指出，以仁为生意，是通向宇宙论的说法，不是价值论的说法，不是德性论的说法。朱子指出，仁义礼智是人之德性，这里所用的“德性”应当与朱子一般所用的“性”有所不同，而接近心，即心之德。所以朱子主张“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这里”，这里的“存得”、“在这里”，应当不仅指性，而且指心之德性，即心中常存温厚的意思。
至于四德的意思，照这里所说，仁是温和的意思，义是惨烈刚断的意思，礼是宣著发挥的意思，智是收敛的意思。以礼的意思为“宣著发挥”，与前面一条所说“发见会通”是一致的；以智的意思为“收敛”，与前面所说的“深藏不测”也是一致的。这种“意思”的说法，与单纯的“理”或“性理”的说法，还是有差别的。
总之，意思说是朱子四德论的一个特色，值得进一步讨论。当然，朱子不仅讨论仁义礼智四德，也讨论元亨利贞四德。朱子曾说：“元亨利贞本非四德，但为大亨而利于正之占耳，《乾》卦之《彖传》、《文言》乃借为四德，在他卦，尤不当以德论也。”（《朱子文集》卷六十）朱子认为《周易》本文的元亨利贞只是占辞，没有道德意义，但《彖传》和《文言》把元亨利贞发挥为四德，这已不是《周易》的《乾》卦经文的本义了。但《彖传》和《文言》发挥的四德，在后来的哲学讨论中越来越有意义，成为易学哲学史在宇宙论方面的重要讨论，为后世的宇宙论提供了基本的模式。
四、生气流行
朱子四德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贯彻了“生气流行”的观念来理解四德：
郑问：“仁是生底意，义礼智则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仁义礼智割做四段，一个便是一个；浑沦看，只是一个。”〔淳〕（《朱子语类》卷六，第107页）
这是说，天地之间只是一气流行，这个一气流行又称一元之气。一元之气就是从整体上看，不分别阴阳二气。一气是流行反复的：“流行”即不断运行，“反复”是说流行是有阶段的、反复的，如一年四季不断流行反复。四季分开来看，每个不同；连接起来看，则只是一元之气流行的不同阶段。朱子认为，仁义礼智的关系也是如此：分别来看，仁义礼智各是一个道德概念；连接起来看，仁义礼智都是仁，都是作为生意的仁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所以，朱子又说：“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淳〕”（《朱子语类》卷六，第107页）就分别来说，与义礼智相区别的“仁”是生意，“生意”即生生不息之倾向；而就整体来说，仁义礼智都是仁的表现，都是生生之意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的表现。
“仁有两般：有作为底，有自然底。看来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为。……大凡人心中皆有仁义礼智，然元只是一物，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开成四片。如东对著西，便有南北相对；仁对著义，便有礼智相对。以一岁言之，便有寒暑； 以气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阴阳之间，尽有次第。大寒后，不成便热，须是且做个春温，渐次到热田地。大热后，不成便寒，须是且做个秋叙，渐次到寒田地。所以仁义礼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且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如榖种、桃仁、杏仁之类，种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渐渐收敛，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进去，秋冬是退后去。正如人呵气，呵出时便热，吸入时便冷。”〔明作〕（同上，第112-113页）
仁是生意，有流行。“元只是一物”，这里指仁；“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指仁义礼智。朱子认为天地间事物都是如此，一元流行，而自然形成几个次第界限，如气之流行便成春夏秋冬，木之流行便成金木水火土，循环往复。冬至一阳来复，生意又复发起，生长收藏，不断循环。仁之流行，循着四个阶段往复不断，不管仁的流行所形成的仁义礼智四阶段与生物流行自然成春夏秋冬四季如何对应一致，仁作为生意流行的实体，已经不是静而不动的理、性了。
那么，仁是生意，仁是不是生气呢？上面引用的陈淳录的材料只是把仁义礼智与一元之气的流行加以类比，认为仁相当于一元生气，两者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还没有说明仁是生气。
下面的材料则更进了一步。
问：“仁是天地之生气，义礼智又于其中分别。然其初只是生气，故为全体。”曰：“然。”问：“肃杀之气，亦只是生气？”曰：“不是二物，只是敛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气。”〔可学〕（同上，第107页）
分别来看，春是生气，冬是肃杀之气，但春夏秋冬，只是一气流行的不同阶段；以冬之肃杀而言，冬季的肃杀之气并不是与春季开始的生气不同的另一种气，只是生气运行到此阶段，有所收敛。照这里的答问来看，朱子不仅认为仁是生意，也肯定仁是生气；不仅仁是生气，仁义礼智全体也是生气。在这个意义上朱子也采用二程“专言之则包四者”的说法，说仁包义礼智（信），只是他已赋予仁包四者以生气流行的意义。从理论上来分析，如果仁是生气流行，这个仁就不能是理，不能是性，而近于生气流行的总体了。在心性论上，这样的仁就接近于心体流行的总体了。只是，朱子并没有把这一思想彻底贯彻到心性论。
《朱子语类》又载：
蜚卿问：“仁包得四者，谓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须先手而后足；言左右，亦须先左而后右。”直卿问：“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曰：“若无木便无火，无火便无土，无土便无金，无金便无水。”道夫问：“向闻先生语学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时都有。’如何？”曰：“此难说，若会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唤做一齐有也得，唤做相生也得。便虽不是相生，他气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脏，固不曾有先后，但其灌注时，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 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叙，便是义；到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迹时，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道夫〕（《朱子语类》卷六，第110-111页）
这也是用酿酒的过程和一日早晚的过程，来类比说明四德是流行的不同阶段。这样一来，仁义礼智四德不再只是道德的德目，而变为与元亨利贞四德一样，也是自然之德，仁义礼智也可以用来描述自然流行的阶段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仁义礼智四德也自然化了，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的同一，导致自然与社会节度的混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灌注”即流住、流行，指五行之气自相灌注，灌注的次序便是五行展开的次序。朱子这里所说，也意味着仁义礼智四德与五行之气一样，是按一定的灌注次序展开的。只是，这里四德展开的次序是仁礼义智，而不是仁义礼智，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把仁义礼智四德类比于五行之气的流行灌注，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显示出气的思维对朱子四德论的影响。
当然，在朱子的论述中，酿酒和一日早晚的例子，不如一年四季变化更为常用：
只如四时：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则见其有个诚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本虽凋零，生意则常存。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许多名字出来。四者于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见仁义礼智实有此理，不是虚说。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 也。”〔大雅〕（同上，第105页）
这样来看，自然流行的节度，总是生、长、遂、成，不断循环往复；与生、长、遂、成四个阶段相对应，便是元、亨、利、贞四德，四德分别是生、长、遂、成各自阶段的性质、属性、性向，也可以说是每个阶段的德性。照朱子看来，与生、长、遂、成相对应的属性、德性，既可以说是元、亨、利、贞，也可以说是仁、义、礼、智，这两个说法是一致的。这无异于说，仁义礼智在这里是自然属性的范畴。这就把仁义礼智自然化、宇宙论化了，这样的仁义礼智就不仅有道德的意义，也具有宇宙论的意义。要强调的是，当朱子把仁义礼智作为自然化的范畴时，绝不表示作为自然化了的仁义礼智与作为人道的仁义礼智概念已经根本不同，已经是两回事；不，在朱子哲学，自然化的仁义礼智与人道的仁义礼智仍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只是用法与意义有广有狭而已。
所以，朱子更断言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若春间不曾发生，得到夏无缘得长，秋冬亦无可收藏。〔泳〕”（同上，第107页）这就把仁义礼智之间的关系看成与元亨利贞同样的流行，这在无形之中使仁义礼智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为具有宇宙论流行意义的实体——气。而这里的元亨利贞也不能说只是性了。
《朱子语类》：“问：‘元亨利贞有次第，仁义礼智因发而感，则无次第。’曰：‘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佐〕”（同上）“发时无次第”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感发生是没有一定次序的，“生时有次第”是指仁义礼智作为生气流行具有一定的先后次序。按学生的提问，元亨利贞的次序即春夏秋冬的流行次序，是实际流行的次第，而仁义礼智都是由感而发，不一定有固定的次序。这样，二者不就是不一致了吗？学生所说的仁义礼智还是局限于性情的仁义礼智，而朱子所说的流行的仁义礼智已不限于性情之发，“生时有次第”就是指作为生气流行的仁义礼智有其次序。这些都再次体现了四德具有生气流行的意义。当然，在最低的程度上，也可以说“生时有次第”包含着仁义礼智四者在逻辑上的次序。
仁所以包三者，盖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所以皆从仁上渐渐推出。仁智、元贞，是终始之事，这两头却重。如坎与震，是始万物、终万物处，艮则是中间接续处。（《朱子语类》卷六，第107页）
说“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即是把仁义礼智看作流行的事物，而流行是一个过程，一个渐渐起伏变化的过程；这一无尽的过程是由一系列不断延伸的单元所组成，每个单元都由开始、中间、结束构成内部三个阶段，或由生、长、遂、成构成内部四个阶段。一方面，每个单元的后续阶段都是由开始阶段渐渐衍生出来的；另一方面，每个单元中开始的阶段和终结的阶段更为重要。
味道问：“仁包义礼智，恻隐包羞恶、辞逊、是非，元包亨利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气。有生气，然后物可得而生；若无生气，则火金水皆无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时举〕（同上，第108页）
元是生气，元包亨利贞；仁是生意，仁包义礼智；木是生气，木包火金水。于是四德、五常、五行三者被看成是同一生气流行的不同截面而已。至于五常中的信、五行中的土，在这种看法中都被消解了实体意义，而起保障其他四者为实存的作用。这是另外的问题，不在这里讨论。
朱子说：
“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也，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又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犹元为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故不贞则无以为元也。”又曰：“贞而不固，则非贞。贞，如板筑之有干，不贞则无以为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说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元者，乃众善之长也；亨者，乃嘉之会也。嘉会，犹言一齐好也。会，犹齐也，言万物至此通畅茂盛，一齐皆好也。利者，义之和处也；贞者，乃事之桢干也。‘体仁足以长人’，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体，犹所谓‘公而以人体之’之‘体’。嘉会者，嘉其所会也。一一以礼文节之，使之无不中节，乃嘉其所会也。‘利物足以和义’，义者，事之宜也；利物，则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转，‘义’字愈明白，不利物则非义矣。贞固以贞为骨子，则坚定不可移易。”〔铢〕（同上，第109页）
与中年的仁说不同，后期朱子更强调对仁的理解要合义礼智三者一起看，而这种四德兼看的方法要求与四季的看法相参照。如春夏秋冬四季不同，但夏秋冬都出于春起的生意，四季都是生意流行的不同阶段，即生、长、成、藏。本来，元亨利贞是生长收藏的性，不就是生长收藏的过程，而在这里，仁义礼智不像是性，而成了流行总体和过程本身。与四季类似，仁是仁的本体，礼是仁的节文，义是仁的断制，知是仁的分别，四德都出于仁，是仁的由始至终的不同阶段。于是，仁义礼智作为人事之当然，与元亨利贞作为天德之自然，成为完全同构的东西。虽然朱子并没有说人事四德即来源于自然天德，但他把这些都看成天地之化的法则或机轴。虽然生意流行与生气流行不一定就是一回事，但整体上看，两种说法应是一致的。
朱子下面的话讲得很有意味：
“今日要识得仁之意思是如何。圣贤说仁处最多，那边如彼说，这边如此说，文义各不同。看得个意思定了，将圣贤星散说体看，处处皆是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己上看有这意思是如何。才有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干燥。……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这个浑全流行物事。此意思才无私意间隔，便自见得人与己一，物与己一，公道自流行。须是如此看。孔门弟子所问，都只是问做工夫。若是仁之体段意思，也各各自理会得了。今却是这个未曾理会得，如何说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时，已包得夏长、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时，到夏秋冬，也只是这气流注去。但春则是方始生荣意思，到夏便是结里定了，是这生意到后只渐老了。”贺孙曰：“如温和之气，固是见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节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贺孙〕（《朱子语类》卷六，第111-112页）
朱子在这里特别强调要从气观仁，从气识仁，这种观、识是要把握仁的“意思”，而仁的意思就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朱子强调，这一浑然温和之气并非仅仅是仁的道德气息，而是指出此气就是天地阳春之气。值得注意的是，朱子也并非只是纯粹从气观仁，也同时从理观仁，故说了“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后，即说“其理便是天地生物之心”。浑然温和之气之中有理，此理即天地生物之心。人的存在本来是理气合一、浑然流行的，而现实的人必须自觉地在自己身上体现这种浑然流行，培养此种德性。如果在自家身上能体现这种仁的意思，使这个意思遍润己身，这个意思便能无间隔地流行于人己人物之间。如叶贺孙和赵致道所言，温和之气可以见仁，而温和之气的流行（流注）自然有节文（礼），自然得宜（义），自然明辨（智）。
或问《论语》言仁处。曰：“理难见，气易见。但就气上看便见，如看元亨利贞是也。元亨利贞也难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故‘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如知福州是这个人，此偏言也；及专言之，为九州安抚，亦是这一个人，不是两人也。故明道谓：‘义礼智，皆仁也。若见得此理，则圣人言仁处，或就人上说，或就事上说，皆是这一个道理。’正叔云：‘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曰：“仁便是恻隐之母。”又曰：“若晓得此理，便见得‘克己复礼’，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乃天地生物之心。其余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气象。《论语》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门人必尝理会得此一个道理。今但问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随其人而告之。……〔南升〕（疑与上条同闻。）（同上，第112页）
照这里所说，天地生发之理是看不见的，但可以就天地之生气来看，元亨利贞是气，是可见的；更容易看的是四季，春夏秋冬便是气的流行。在这里，四季的四个阶段的更换不是最重要的，四季中贯通的生育之气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生气便是仁。这里所说的“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显然是指人的身心而言：朱子认为，这种人在私欲尽去后达到的温和之气，也就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物之气，这是以人合天的状态。这些都体现了朱子以温和之气为仁的思想。
可见，在朱子哲学中，仁义礼智四德不仅仅是性理，在不同的讨论中，四德也具有其他的意义，如与存于中不同的心德说，如意思说所表达的道德信息说，如宇宙论意义的生气流行说，等。就天地造化而言，仁既是理，也是气；就人心性命而言，仁既是性，也是心。虽然仁的这几层意义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不一定是互相否定的，而是可以共存的。
总之，上述仁论与四德论的讨论，使得朱子思想中心、性、气的关系不再像以前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的哲学意义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朱子的这些思想，使我们得以了解朱子不仅发挥继承了伊川的理学思想，也与明道的仁学思想有其内在的联系。对朱子仁学的思想，以往整体研究不够，需要更深入的分疏和诠释。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来呈现：一个是理学，一个是仁学。从理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哲学，是我们以往关注的主体；从仁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思想，以往甚少。如果说理气是二元分疏的，则仁在广义上是包括理气的一元总体。在这一点上，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凸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
注释：
①《朱子语类》所载，本文引用时，记录者名皆加括号“〔 〕”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