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的为人性
彭定光，陈新，钟立华
摘 要： 经济是人类所进行的获取和使用其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具有为人性。这种为人性指的是经济是为了人及满足人的需要的，它主要表现在人与经济之间的一体性、人们在经济上的共享性及人享受幸福内容的多重性三个方面。只有如此理解，才会准确地理解经济，对经济进行准确定位，促进经济的合理健康发展。
关键词： 经济；为人性；一体性；共享性；幸福
经济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问题。对此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着经济政策的内容，而且关涉人们对于经济生活的态度。这一问题可以在不同层面来分析，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只有与人联系起来，才会得到准确的理解，才能对经济进行准确定位。经济是人类所进行的获取和使用其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由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它具有为人性的结论。经济的为人性指的是“经济是以人为目的的”，经济就是为了人及满足人的需要的。然而，经济的为人性并非是一个空洞的判断，而是有其多方面的内容的。它的内容通过如下三个问题呈现出来:经济为什么具有为人性、经济为了哪些人和经济为了人的什么方面（不同于经济为人提供了什么）。这三个方面分别揭示人与经济之间的一体性和内在性、人们在经济上的共享性及人享受幸福内容的多重性。
一、经济具有为人性
首先，从经济的属人性来看，经济具有为人性。第一，经济是人的生存方式或者生活方式。人与经济是一体的，人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人。人是通过其活动所获取的物质生活资料来确保自己的生存的，直接以经济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换句话说，人不仅要依靠经济而生存，而且就在经济中生存。不仅如此，虽然经济最终与“自然之物”相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之物”面前是完全被动的。相反，自然界的万物之所以会变成经济的对象，变成“自然之物”，并最终变成“为我之物”，这完全是由人来决定的。其一，它是由人性所决定的。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者，人有着本能需要，有着对于能够用来满足其本能需要之物的追求。正是在人对于能够用来满足其本能需要之物的追求过程中，自然界万物才会变成经济过程中的“自然之物”“为我之物”。有相当多的现当代经济学家就是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出发来把握经济和提出经济学理论的，如巴斯夏认为经济学研究应该以人为对象，“应该从人和人的本性开始”，说到底，就是从人的“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手段这个角度”［1］来进行研究的。马歇尔也强调，经济学不只要研究关于物质财富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关于人的问题。其二，它是由人的选择所决定的。自然界万物在其原始形态上就是“自在之物”，之所以自然界万物中只有某些才变成了现实经济过程中的“自然之物”“为我之物”，是因为人根据其需要和理性进行了选择。这种选择完全是为了人自己的，或者说，就是“为我”的。虽然人在此时扮演“经济人”的角色，但是，人的理性并不就是大部分现当代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理性”或者计算理性，而是始终没有忘记“人”和“人是人的最高目的”的、内含着人性的理性。正是基于此种对于理性的理解，马克思曾经揭露和批评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以此来理解人的经济行为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理性”，斥责其是“无人身的理性”。
第二，经济在其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人的活动，经济是由主体、客体和手段所构成的。其中的主体是“人”，客体和手段是“物”。表面上看，经济就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是现当代经济学家所说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即不是借助于经济手段来获得作为经济客体的物质生活资料、国民财富的增加或者经济增长。这是现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的理论缺陷），就是“人”通过作用于“物”而获得“物”。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一个人的经济行为总是要与他人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不是与他人共同进行活动或者相互合作，就是利用他人所创造的条件、直接使用他人所制造的工具。它表明，现实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关系，就不是被简化或者被思维所抽象化了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物”—“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关系中，“物”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它不仅确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内容及其经济性，而且表征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状况和丰富程度。因此，这种“物”或者实物已经不是纯粹的“自在之物”，而是与人相关联的“自然之物”“为我之物”，表面上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人们与他们相互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关系”［2］。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3］而且，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4］，这就是说，人在经济生活中是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又可以调整这种关系（如合作还是竞争）。不论构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还是调整这种关系，都是为了人的，以人为目的的。
其次，从经济的动力来看，经济具有为人性。作为一种人的活动，经济是在一定动力的驱动下才得以启动的。经济动力是来源于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而不是由别的什么所提供的。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不同的主体，不是来自于个人，就是来自于社会群体（阶级、民族、国家等）。来自于个人与社会群体的经济动力会存在某种不同。来自于个人的经济动力既有世俗方面的，又有神圣性方面的，还有慈善心方面的。经济学学者往往比较强调世俗方面的经济动力，在他们看来，“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因人类相应欲望和需要的存在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而展开的。因此，由人类欲望引发的对各种物质对象的需要是经济活动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5］。世俗方面的经济动力并非只有与人的生理需要有关的欲望，还有成就感和荣誉心等方面。也有学者如韦伯认为人的经济动力来自于上帝的召唤，来自于“天职”。来自于社会群体的经济动力都与社会群体对于自身强大的追求、获得某种“比较优势”有关。不论来自于世俗、慈善心和神圣性方面的经济动力，还是来自于获得“比较优势”的经济动力，都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
科雷公司坐落在发达而又美丽的杭州，项总吐露人才稀缺，热情地对高级人才抛以橄榄枝。传统印刷企业，环境未免脏乱，人才吸引力自然不强。不同的环境决定人才的去向，于我自己而言，更希望去到一个舒适便捷的城市，在自己满意喜欢的工作中发光发热。一线城市更容易吸纳人才，而巨大的生活压力又会对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工业重心又会渐渐向更远的方向迁移，如何解决人才补给这一宏观问题，或许我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环境，但作为大学生，努力提升自己是我能在这洪流之中展现自我的最佳方式。
在欧洲，有一个充满自然气息的“袖珍”国家，这里一半以上的国土覆盖着森林，熊、狼、鹿等野生动物在山林间自由穿梭；这里还有雪山、冰川、岛屿、喀斯特地貌等多种多样的自然风光。这就是位于中欧南部的国家——斯洛文尼亚。
二、经济为了每个人
当节点检测到枪声信号时开始监听网络中是否有相同频率的载波，以此来判断当前信道是否空闲。当前信道忙碌时，节点不发送数据并保持连续监听；当前信道空闲时，网络中可能出现多个节点同时需要发送数据的情况，需要合理的退避机制来规避节点的信道冲突。在节点退避周期结束之后执行空闲信道评估（Clear Channel Assessment，CCA），如果此时节点检测到信道空闲则发送数据，否则节点进入下一个数据收发周期。退避算法[5]的流程如图3所示。
经济为了哪些人的问题，并不是任何人都清楚明白的问题，即使有些人明白了，他们也未必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真心实意地去做到。在我们看来，经济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者生活方式，表明经济是所有人的共同事业，是实现所有人的福利的方式，它不应该只为了部分人，更不应该只为了某个人，而应该为了每个人，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就是说，经济既具有共存性又具有共享性。其中，共享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被当作所有人所需物质生活资料的共同来源，另一方面，经济被当作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共同物质基础。前者意义上的经济被人们视为其职业来对待，后者意义上的经济被人们视为其事业来追求。这两个方面不仅应该体现在人的代内关系的处理上，而且应该体现在代际关系的处理上。
首先，经济应该是代内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福利。由经济是人类的一种活动、生存方式或者生活方式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它是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福利的结论，这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或者共识。然而，这种观念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这一挑战自从国家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表现在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中则尤为明显。第一，来自于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解的挑战。人们对于人的本性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有的人（如亚当·斯密）甚至对此持有两种对立的理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性善论，其二是性恶论。激进的性恶论对于这种观念的挑战无疑是根本性的，即使是相对温和的性恶论，其挑战性也不可小觑。温和的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我不是说人一定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6］。“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割断“人”—“物”—“人”之间的关系，将个人自己从整个社会关系中独立出来，必定会否定经济是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福利。第二，来自于资源有限事实的挑战。“地球只有一个”，自然界提供给人赖以生存的资源有限，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容易导致人们对于有限资源的争夺，引发生存斗争或者经济战争。第三，来自于经济行为个体化的挑战。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是由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具体经济主体所实施的，它所要求的分散经济决策、独立经营和自负盈亏，可能会使人产生经济只是每个个体经济主体的事情的误解，难以意识到经济具有整体性和事关每个人的福利。不过，这些挑战主要是在将人视为纯粹个体的人或者只关注个体的人的前提下才会出现的。其实，经济是属于人类的，而不是专属于某个人的；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而不是各个个人的彼此差异的生存方式。就同一代人而言，作为代内每个人的共同事业，意味着经济是大家的共同追求和共时性活动，是大家的利益所在，也是彼此同时为对方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作为代内每个人的共同福利，意味着经济是大家共享的，大家都是从经济中得到自己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任何人都无权妨碍他人的共享，剥夺他人的物质生活资料。事实证明，如果多数人的利益被牺牲，那么，少数人的利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进而，连正常的经济秩序都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经济也会遭受损害。只有整个社会的经济不断得到增长，“只有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人们才会越来越关心麻疯病患者、精神错乱者、残废者、盲人及其他不幸者”［7］，共享才会真实地实现。
其次，经济应该是代际每个人的生存资源。短视的人（包括有的经济学家）往往认为经济是单独地从事经济行为的主体自己的事，不与代内其他人相关，更不用说关涉到后代人了。其实，经济是与人共存的，是人的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事业。这种连续性不仅表现在人们从事经济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和条件方面，而且表现在人们从事经济所取得的成果方面，前者事关经济发展，后者事关前代人、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经济共享。经济的共享性不仅应该在同代人的经济生活中反映出来，而且也应该体现在代际每个人的经济生活之中。不过，同代人的共享与代际的共享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代内每个人为了共享而创造有利条件并相互向对方承担责任，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大家为了同代人的共生共存创造条件；后者则是前代人在享用自己所创造的生存资料、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向后代人承担责任，是前代人在行使生存权利的同时为了后代人拥有生存权利而承担责任，是为后代人的生存创造有利条件，这种责任不是相互的、双向的，而是单向的，是前代人向后代人承担责任。前代人所承担的对于后代人的责任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提高人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是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能力，它既包括前代人为了享用物质生活资料而具备的不能超越已有资源自身的再生能力和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的能力，相当于米都斯所说的达到“增长的极限”所必须具备的那些能力，又包括人与自然界之间和谐相处的能力，优化配置生存资源的能力，获取更多替代性资源的能力。其二，保护后代人所需的生存资源。前代人不应该吃祖宗饭却断子孙粮，而应该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危害后代人的生存，既“吃祖宗饭”又“造子孙福”，在自然资源的享用方面，既不竭泽而渔，又不浪费资源，而应该节约资源，合理利用资源，提高效率，适度消费，保护自然环境是对后代人的根本关怀，这才是真正地为后代人着想。要保护好后代人所需的生存资源，其前提在于前代人具有这样的意识:经济“资源应该被看成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该被所有各代的人们所共同拥有，而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某一代人的财富。本代人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资源是本代人所拥有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有权尽量耗费它们，而不让后代人也能享有它们”［8］。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代际共享。
目前，不少城市出台有养犬规定、条例，对文明养犬作出详细要求，受到社会欢迎。但这些规定、条例往往出台时通过运动式办狗证、全城捕杀无证狗，让养狗人心惊胆战，风头一过，各种无证狗、无主狗又开始满地撒欢儿，四处便溺。
再次，从经济的健康来看，经济具有为人性。经济的为人性是就人类的角度而言的，指的是经济是以人为目的的，是有益于而不是有损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的。落实在个人的经济行为过程中，它就会直接体现为为己性，这种为己性主要表现在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上。具有这一特征的人被现当代经济学称之为“经济人”。“经济人”总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打算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时候，“经济人”并不总是做得合情合理的，而是有可能将“为己”与“损人”联系起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损害他人的健康和生命，至于对他人人格的尊重和经济成就的保全就更不可能了，其结果就是影响经济的健康状况，最终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的实现。这是与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为人性背道而驰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如果经济的健康程度越高，经济的为人性就越强，否则，经济的为人性就越弱。由于不健康的经济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被人们所厌恶的和期望加以改变的，因此，如果要使经济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就必须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确立以人为目的的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关系，设计和运行经济制度，衡量一切经济行为。
三、经济为了人的幸福
经济不仅固有为人性，注定应该为了所有人而存在，而且是人追求和实现其幸福的方式。虽然人们关于幸福的理解可能不同，对于幸福的感受千差万别，但是，由于人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人的幸福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从经济角度来看，它对于人的幸福的作用，并非局限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物质生活这一方面，在幸福的其他方面，经济同样有所作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经济为了人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是人的全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是维持人的生命和社会存在的重要方式，也是人的幸福的一个主要内容，尽管这一意义上的幸福是起码的低层次的幸福。对于任何人来说，他要追求和获得幸福，就不能不具备过上物质生活所需的基本条件。虽然有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过得有滋有味，快快乐乐，但是，他毕竟还是拥有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些过物质生活所需的最低条件的。如果一个人缺衣少食、无处安身，那么，他必定就会“不堪其忧”，感到不幸。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们获得这些基本条件的方式可能存在差异，有人全凭勤劳，有人倚靠继承，有人获得捐助，有人突发横财，有人非法掠夺，但是，在最终的意义上，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都来源于经济。人类为了得到幸福就必需发展经济，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性功能就在于维持和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正是由于经济与物质生活幸福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因此，有些人就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谋取和占有经济提供给物质生活的手段，有人甚至变态地认为攫取和占有的这种手段越多，他就会越幸福。之所以如此，因为，第一，他们颠倒了人与经济之间的目的手段关系。他们忘记了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的经济或者财富不是人们所追求的“善”而只是“有用的东西”的名言，领悟不到人及其物质生活幸福才是经济的目的，经济只是前者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就不能不需要这样的手段。第二，他们混淆了物质生活与物质生活资料之间的区分，将由经济所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简单地等同于人的物质生活。第三，他们力图更多地获取和占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目的在于虚荣（如炫富）或者拥有经济权力。其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不再是目的而是经济的工具，这种人的异化也导致了经济的异化，导致经济出现某种困境或者危机。
其次，经济为了人生活得舒适。经济的最突出的功能就在于为人的物质生活提供必要的资料，让人得到物质生活幸福。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人们所重视的。然而，人并不只是关注其衣食住行方面需要的满足的活动者，并不只是以追逐物质财富为唯一动机的“经济人”，而是具有多种行动动机的主体。其多样化的行动动机不仅驱使自己去行动，而且还引领人的生活。“引领人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人们思考自己“乐意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不乐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选择。“乐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人给自己选择的生活，就是让自己快乐或者精神愉悦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自己过上舒适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向经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其一，经济应该符合人们的多样化的行动动机，经济就是在人们的不同选择中成为那样的经济，游牧者因为乐意游牧而选择了从事畜牧业，农民因为乐意定居生活而选择了从事农业；其二，经济提供给人的不只是简单的物质生活资料，而是这些物质生活资料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或者使用价值。在此意义上，经济所具有的价值并不是单一的，并不只在于维持人的生命的存在，而是多样的；人们对于物质生活资料或者经济的兴趣，并不在于是否获取了物质生活资料，而在于获取了什么样的物质生活资料。可见，如同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是经济的动力一样，人对于舒适生活的追求也是经济的一种动力。
再次，经济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关于经济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学者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看法。短视的经济学学者难以理解经济对于实现人的自由的作用，只看到了经济对于人的生存的价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虽然注意到了经济与自由之间的联系，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将自由看作人的一种权利，并强调自由是经济的前提；阿马蒂亚·森则将经济与自由紧密地结合起来，认为人的实质自由（即“人的可行能力”）不只是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其首要目的，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就是人的自由的发展，因此，衡量人的生活质量的尺度，不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财富，而应该是我们的自由。我们认同阿马蒂亚·森关于经济发展就是人的自由的发展的观点，然而，不同意他从个人角度和功能意义上来看待自由，不认同他将自由等同于一个人的“有自由实现的自由”。在我们看来，人的自由既不只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我们实际上有的各种选择”，又不只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作为一种权利的自由，也不只是一个人实际上做了什么及其所产生的效用，而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状态，是人类能够顺利地实现其所追求的价值的生活状态。这种自由与人类的各种活动相关，不仅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就在人类活动之中，但是，它不可能存在于如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个人自主地作出决定的心理活动之中。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经济同样以自由作为其所追求的目标，并以自身作为实现自由的方式。与其他实现自由的方式不同，经济是在人类解决物质生活的需要与创新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的。可以这样说，经济本身就是人类提升其自由程度、实现人的自由的过程，如经济增长对于人的价值，虽然增加了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幸福，但是，更为重要的在于财富的增加扩大了人们的选择范围，增加并改善了人们应对生存环境的条件。正如阿瑟·刘易斯所说:“没有理由认为，人比猪或比鱼更幸福。人与猪的差别在于，人有控制自己的环境的更大的能力；而不在于人更加幸福……经济增长的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控制自己环境的更大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的自由”［7］，而不是获取实现自由的手段或者条件。只有这样理解经济，才能真正地理解经济，才能理解经济所承载的全部价值与最高意义。
经济的为人性表明，经济不仅与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要从人本身出发才能得到合理解释，而且，经济本身应该具有人性并出于人性，具有道德性，与道德密不可分。经济与人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关系，意味着有些经济学家只从成本—收益角度来考察经济的思维模式是存在理论缺陷的，必须弥补其不足，也意味着，当经济的为人性被忽视甚至践踏，有些人不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时，人们以及代表特定国家内所有人的意愿意志的政府就负有道德责任来维护经济的为人性，照顾那些贫困者，克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齐心协力地促进经济的合理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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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周师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61，459.
［8］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5:216-217.
On Economy's Nature of Being for Human
PENG Dingguang，CHEN Xin，ZHONG Lihua
Abstract: Economy is the activity of Human beings to acquire and use material subsistences and it has the nature of being for Human.Such a nature of economy means that economy i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human beings.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human and economy，the sharing of economy by humans，and the multiplicity of happiness enjoyed by human.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economy.We set an appropriate location to the economy，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Key words: economy；the nature of economy for human；integration；sharing；happiness
作者简介： 彭定光，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
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410081)
陈 新，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410081)
钟立华，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410081)
DOI: 10.19503/j.cnki.1000-2529.2019.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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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政府的道德责任及其限度”（10AZX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720001）
(责任编校：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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