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国际经验分析
——以“帕特农神庙”中的“三基”为框架
郑炜君1蒋亦璐2
(1.广东开放大学，广东广州，510091；2.国家开放大学，北京，100039)
【摘要】 进入21世纪，学习型城市建设成为国际发展趋势。包括经合组织、欧盟委员会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纷纷开发出各种评估工具以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发的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较具有代表性且应用范围广泛。文章试图借助这一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国家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经验分析，从政策保障、机制保障和资源保障三个维度，探索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 学习型城市；政策保障；机制保障；资源保障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全民终身学习、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稳定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主要抓手，学习型城市建设也受到各个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重点关注。
2014年8月，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各类城市广泛开展学习型城市创建工作，形成一大批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完善、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学习机会开放多样、学习资源丰富共享的学习型城市，充分发挥这些城市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到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市（地）级以上城市开展创建学习型城市工作覆盖率要分别达到90%、80%和70%；各区域都要有一大批县级城市开展创建工作。”[1]按照这一目标，在未来的两年内，我国绝大多数的地级市都将建设学习型城市。当然，从政策层面启动学习型城市建设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真正认识其重要性，并在实践操作层面取得具体成效。本文试图通过对学习型城市在全球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特征的梳理，回应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性问题；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发的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即本文中的“帕特农神庙”）为分析框架，对部分先行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践进行分析，从政策保障、机制保障和资源保障三个维度探索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有效举措，以期为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一、学习型城市的全球发展脉络及特征
（一）学习与城市天然密不可分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习型城市的历史可以回溯到2500年前的古希腊。彼时，柏拉图就提出了“终身学习（Dia Viou Paedeia）”理论，提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教育自己，开发自己的潜能”[2]。在柏拉图眼里，学习与城邦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学习的出发点来自城邦和社区，他认为学习虽然是一种个人追求、个人行为，但公民参与学习的主要动机来源于城邦，个体所有的学习活动都是为了城邦的发展。换言之，学习是个体为了成长而采取的一种行为方式，更是城市为了发展而对个体提出的行为要求。虽然学习的内容极为有限，学习的方式也较为单一，但最终，个体通过学习增强了彼此间的了解，对城市和谐发展做出了贡献。古希腊诞生的那些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闪耀光华的城市文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邦中浓厚的学习氛围，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吕克昂学园，亚历山大城中宏伟的图书馆便是最好的佐证。
他见站长没表示什么，又一本正经地说：“几年后，何大爷愈加不能自理，而你必然结婚远离——对不起，请不要生气。到那时，您是否会以种种借口弃之？”
学习型城市的身影并不限于西方世界。在中国，远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以齐国临淄、赵国邯郸等为代表的一批“学习型城市”。齐桓公在临淄设立稷下学宫，招揽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广收门徒、著书立说，成就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在中东，大约在900至1300年前，也就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期，作为经济、文化、贸易、交流中心的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伊斯兰城市，也可以自豪地将自己称为“学习型城市”。以市民积极参与学习活动的程度来说，这些城市甚至比现代城市更贴近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城市”[3]。
20世纪以前，虽然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没有出现“学习型城市”这一专门术语，但是在不少古代城市中，人们的学习动机强烈，学习活动丰富，学习氛围浓厚，“学习型城市”的印记清晰可辨。
（二）现代意义下的学习型城市
20世纪下半叶是现代意义上的学习型城市的重要发展时期。“学习型城市”与“学习型社会”、“教育型城市”等概念的出现密切相关。1968年，美国学者赫钦斯首次提出“学习型社会”的概念。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呼吁所有成员国基于以下两个前提来重构本国的教育体系：（1）所有机构都成为教育提供者；（2）所有公民都在学习，并能充分利用学习型社会提供的机会。报告尤其强调了城市的教育意义，“所有部门——公共行政、行业、通讯、交通——都必须参与促进教育。地方和国家社区本身就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机构。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城市是最好的老师’。特别是当城市能维持一定人口比例时，无论是在社会和行政结构中，还是在文化网络中，都蕴藏了巨大的教育潜力——不仅是因为交流的活力，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公民情感和同情的学校。”[4]同一时期，经合组织（OECD）在发达国家中开始倡导教育型城市建设，启动了一个创建“教育型城市”（Educating Cities）的项目，通过该项目，埃德蒙顿、哥德堡、维也纳、爱丁堡、挂川、阿德莱德、匹斯堡等7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城市率先将发展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试点打造全球首批“教育型城市”。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对任何一座建筑来说，地基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如果地基不稳，必有大厦将倾之忧。从这个意义上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帕特农神庙”的“三块基石”不仅为评估各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更为各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地基”工程提供了“原材料”。不少学习型城市的成功经验显示，它们都是依照“帕特农神庙”中的“三块基石”来建设的，而“三块基石”其实质就是三大保障：政策保障、机制保障与资源保障。下文将结合各国的学习型城市建设经验对这三大保障展开进一步论述。
（三）学习型城市建设全球化
一是要有高瞻远瞩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其充分认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并通过强大的政治领导力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担负主要责任。不同于一般城市的领导者，学习型城市的领导者（决策者）“能够表现出一种开阔、深远的战略目光，对于学习型城市建设所需的资源配置，能够给予积极和热情的支持，从而，将学习型城市建设引向一种积极、稳定和繁荣的未来”[8]。正是看到坚定的政治承诺和领导能力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所有申报学习型城市奖的城市所填写申报表上，必须有所在城市市长的亲笔签名。值得注意的是，领导者不仅限于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更包括各参与部门、行业、机构的领导者。尤其是在萌芽阶段，学习型城市在获得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坚定支持后，还需要得到社会各界、各行业组织领导者的高度配合。因为只有当更多的人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并在部门、行业、社区中积极传播终身学习理念，落实开展各类学习活动，学习型城市建设才有可能迈出坚实有力的步伐。在积极培养终身学习型领导者方面，法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一个典型例子是该国的市镇议员培训组织项目（CEFEL）[9]。该项目负责人阿兰·布尔纳泽尔（Alain Bournazel）专门将法国建设学习型城市的议员与相关合作城市的议员组织起来，共同研究学习型城市的性质、分享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经验，并探讨采取哪些具体的策略有助于学习型城市的创建。该项目还充分利用欧盟委员会的各种调查问卷和“迈向欧洲学习型社会”(TELS)项目、“澳中加欧终身学习促进”（PALLACE）项目的结果，帮助议员们更好地了解学习型城市及其战略举措。
上面两例中，句子后面括号里的动词可以出现，也可以省略。在描写语体中，很多动词都可以省略，形成了所谓的体词性谓语句。当然体词性谓语句也是很复杂的一个句型范畴，并不仅仅完成描写语体功能，还可以有其他的功能，比如“鲁迅绍兴人”、“今天星期一”等表示处所和时间的判断句。但我们注意到典型的动词谓语句一般不属于描写语体，如上文例(1)(2)中的核心动词，是不能省略的。
二、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价工具——“帕特农神庙”框架体系
进入21世纪，学习型城市建设已然成为全球发展趋势。在构建学习型城市的过程中，不同的城市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短板，会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进展的程度有快慢之分，取得的成效也会有大小之分。对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学习型城市建设进行客观评价，通过以评代促来推进全球学习型城市发展，成为近年来学习型城市相关主题研究的热点。经合组织、欧盟委员等国际组织纷纷投身其中，开发出各类评价工具。其中，又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发的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最具代表性。因该体系借助教科文组织的Logo——“帕特农神庙”对学习型城市建设进行形象描述，本文以“帕特农神庙”框架体系对其进行指称。一个是供奉着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古希腊神殿，一个是现代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学习型城市，二者的融合不仅反映出设计者的奇思妙想，更赋予了学习型城市在人类文明传承中所肩负的重大作用。
和普通的建筑并无二致，巍峨的帕特农神庙同样由坚实的“地基”和“立柱”和“屋顶”构成。从图1可以看出，学习型城市的这座“帕特农神庙”自上而下分为上部的“三角屋顶”、中间的“六大立柱”和底部的“三块基石”。
图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建设“帕特农神庙”框架体系
其中，三角屋顶位于整个建筑的最高处，寓意对学习型城市的美好憧憬。三角形的三条边，展示了构建学习型城市的益处。它包含个体赋权和社会包容、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可持续发展等三个方面。虽然不同国家会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对学习型城市建设提出不同的目标和期望，但就总体而言，以上三个方面基本囊括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社区、个体等方方面面的要素，是绝大多数国家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动机所在。
三是重视教育培训机构牵头。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各国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核心目标之一。学习型城市建设需要社会各部门、各利益相关方的集体参与，而教育培训机构则应该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传统的教育培训机构偏重“以个体为导向”的学习，强调理论知识的灌输，而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学习过程和内容从课堂理论转移到现实世界中的实践应用，教育培训机构需要相应地发生变革，关注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与教育之间的相互融合，重视个体知识、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应采取“走出去”的方法，与企业和社区团体建立合作，采用量身定制的学习路径，将理论与实践进行融合，促进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发展。尤其要重视发挥高等教育机构的牵头力量。高等教育机构不仅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同时还是前沿技术、先进知识和高端人才的生产基地。不少学习型城市（区域）凭借高等教育机构的牵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美国奥斯汀为例，该地区有9所学院和大学，其中包括全美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正是看到了该校在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上世纪90年代初，摩托罗拉和超微半导体公司将主要生产基地设在奥斯汀。随后，奥斯汀社区学院与各企业开展合作，开发课程专门培训半导体制造技术人员，这些课程设置灵活，提供非全日制、全日制、36周获得证书、两年获得学位等各种不同选项，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为奥斯汀成为美国芯片半导体生产领头羊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筑的底座由三块长方形基石叠加构成，是学习型城市这座“帕特农神庙”的坚实基础。它包含加强政治意愿和承诺、改善治理和加强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充分调动和利用各种资源等三个方面。分别从政策保障、机制保障和资源保障入手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框定了前提性条件。
学习型城市建设不是教育部门或某几个行业部门的工作，它涉及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只有建立各种有效机制，鼓励各利益相关方和市民广泛参与，才能真正保障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实效。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帕特农神庙”框架体系，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第二个前提性条件是“改善治理和加强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这是从运行机制上对学习型城市建设予以保障，可分为建立协调机制、合作伙伴关系、教育机构牵头机制与评估机制四个层面。
1992年，经合组织在瑞典哥德堡召开第二届国际教育型城市大会，强调城市是组织终身学习的最佳实体，正是在这次会议中，“学习型城市”（Learning Cities）这一术语正式出现。1996年被欧盟（EU）定为“欧洲终身学习年”，在这一年，利物浦市宣布自己是一个“学习之城”(City of Learning)，南安普顿、诺里奇、爱丁堡、伯明翰等城市紧随其后，英国由此率先建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学习型城市网络。与此同时，埃斯波、哥德堡、都柏林等位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城市也纷纷开始了探寻自身的学习型城市建设之路。自1992年以来，巴塞罗那牵头成立的“教育型城市”协会在全球已发展了250多名会员。这些城市可谓是“学习型城市”运动的领导者，它们充分认识到，只有通过学习，公民才能适应快速的社会变革；也只有通过学习，城市才可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取得成功[5]。
三、“帕特农神庙”三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三大保障
（一）政策保障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帕特农神庙”框架体系中的表述，学习型城市建设首先要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和承诺”。这是从政策制度上对学习型城市建设予以保障，可分为坚定的领导承诺和明确的战略规划两个层面。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进入21世纪，学习型城市建设从发达国家延伸到发展中国家，从北美、欧洲拓展到了全球范围。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全球网络（UNESCO GNLC）的建立。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首届全球学习型城市大会，有关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方案获得通过。201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二届全球学习型城市大会为建设可持续学习型城市概括了八个战略性方向，其中包括继续扩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全球网络，该网络旨在促进成员城市之间的政策对话和同行学习，加强相互联系、促进伙伴关系、提供能力建设，并开发工具以鼓励和认可在建设学习型城市方面取得的进展。截至目前，该网络共有分布在52个国家的224个成员城市，其中中国有7个，分别是北京、杭州、深圳、常州、太原、武汉和成都[6]。2017年，第三届学习型城市大会在爱尔兰的科克市举行，这次会议提出学习型城市建设将会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重大贡献，并发布题为《学习型城市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指南》的报告。
借鉴《悉尼协议》国际工程教育核心理念，以CDIO工程教育模式改革实践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质量持续改进为支撑，以体系化构建、常态化监测、第三方质量评价为手段，从专业建设标准和模式构建入手，系统推进专业内涵建设，通过深化协同育人、加强课程资源建设、完善质量保障等措施，提升专业内涵与品质，打造专业品牌，为社会培养具匠心、精技术、善动手、愿创新的技术技能人才。
在这一阶段，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及主要特征也变得更为明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IL）在建设学习型城市倡议的框架中，对学习型城市进行了如下解释：一个学习型城市能有效调配和利用各部门资源，以促进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学习、活跃家庭和社区学习氛围、促进职业培训和工作场所的学习、推广应用现代学习技术、提高学习质量、培育充满活力的终身学习文化[7]。通过这些举措，学习型城市创造并提升了个人能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繁荣了经济文化，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由此，可以归纳出学习型城市的四个主要特征：一是将终身学习置于城市发展的中心，为市民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二是以经济繁荣稳定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石，承认经济发展依然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主要动机；三是重视公民赋权和潜能开发，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来激发个体的学习兴趣，建立各种体制机制来保障个体的学习权利；四是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是要出台学习型城市建设战略规划。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非常重要，却也容易因人员变动等发生变化。只有将各方的强烈意愿变成可执行的政策制度，才能保障学习型城市建设长期稳定的发展。换言之，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坚定的承诺应该反映在具体的行动规划、政策制度中。欧盟委员会提出，承诺成为学习型城市的具体表现，就是将整座城市作为学习型组织，制定终身学习战略、颁布终身学习城市宪章等举措。事实上，从各国经验来看，大多数宣称自己是“学习型城市”的城市，都有关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战略、政策、愿景、规划等。有些城市还开发了学习型城市章程，承诺将学习置于城市发展战略的最前沿。如，自1998年起，澳大利亚的梅尔顿市（Melton）每三年就会制订一份名为《社区学习计划》（Community Learning Plan）的战略规划，以推进该市的学习型城市发展战略，并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将本市创建成为一个“所有人共同成长的，让人自豪的城市”，创造条件以确保城市中的每个公民都能在社区中感受到赋权(empowered)、自信(confident)和联结(connected)[10]。英国的贝尔法斯特专门制定了《学习型城市宪章》（A Learning Charter for Belfast）,认为“终身学习在创造一个更平等、更公正、更包容的社会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贝尔法斯特的城市愿景就是为所有市民打造一座学习之城”[11]，宪章内容涉及贝尔法斯特终身学习战略框架、贝尔法斯特学习宪章、贝尔法斯特终身学习典型实践等，详细描述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目标、举措等。
（二）机制保障
狐臭柴生长周期通常在每年的4～11月份，早春和深秋冬无法正常提供鲜叶制作神仙豆腐。此外，生长旺盛期的鲜叶由于未合理开发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综述了近几十年来国内外有关狐臭柴的研究报道，以期为充分利用及开发生长旺盛期的狐臭柴资源提供参考。
一是建立跨部门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所有组织和公民都是学习型城市的利益相关者，让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市民团体等参与建设学习型城市，首先需要创建一个涉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机构，为利益相关方建立对话交流的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指南》中就建议，建立一个由不同部门代表组成的学习型城市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就学习型城市的发展、实施、监测和融资原则等达成共识；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在设计和实施学习型城市规划时都有明确的角色和职责[12]。协调机构的名称并不需要统一，如英国的布里斯托尔负责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责任机构被称为“学习型城市伙伴关系”（Bristol Learning City Partnership）,日本的北九州成立的是“可持续发展教育委员会”（Kitakyushu ESD Council）,韩国的统营则将“统营可持续发展教育基金”（Tongyeong Education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为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联合治理机构[13]。机构人员包含政府部门官员、商界、学界和民间社会组织等不同目标群体的代表，目的是将这些利益相关者聚集起来，通过对不同群体的需求（问题）进行识别，明确各不同群体在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相关职责（权利和义务），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并进行跟踪评估。
二是建立双边或多边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墨西哥城声明》中提出学习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十个方向，其中第七个是：“联系各个部门，包括卫生、教育、艺术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交通、社会福利、城市规划、住房和旅游等，并在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14]。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实现资源共享、扩大学习机会。学习型城市的建立应该基于共同利益和多边信任，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力、资源，借助于多边开放性和合作伙伴关系来解决相关的利益诉求。结合成伙伴关系的机构、部门可以是具有相似背景的，也可以是具有不同背景的，还可以是混合型类型的，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前提都必须分析各成员的不同利益诉求，并从中寻找到共同点[15]。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不再局限在一个城市或地区内部，还包括在一个国家或国际区域内建立学习型城市网络。在欧洲，对伙伴关系和网络关系在学习与创新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增长，在欧洲结构基金和不同计划基金的支持下建立了不少区域学习网络。从德国、瑞典、荷兰、奥地利等国家建立区域网络的成功经验来看，其关键因素包括以下几点：每个网络都需要一个“结网者”；采取跨学科、跨组织的创新路径；在网络或伙伴关系中明确共同目标；开发项目管理工具和技术；循序渐进，设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开展基准研讨会设置衡量绩效的标准[16]。
中间的六大立柱是建筑的主体部分，构成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主要抓手。它包含促进教育体系内的包容性学习、活跃家庭和社区学习氛围、促进为了工作和在工作中的学习、推广应用现代学习技术、改善并优化学习质量、培育终身学习文化等六个方面。学习型城市建设不能纸上谈兵，还需落到实处，从具体的实践抓起。六大立柱所形成的框架为不同国家按照自身特色设计学习型城市建设活动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四是建立评估机制，监测学习型城市发展进程。学习型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持续不断的系统工程，在制定了学习型城市的具体规划、战略之后，还需要开发一套关键性指标对建设的过程实施监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指南》中也提出“持续的监测和评估对学习型城市建设非常重要”[17]，具体包括建立记录过程、收集数据的机制，以评估公民利益和需求；委员会定期报告，吸取经验教训并提出改进建议等。欧盟委员会也建议各成员国政府制定衡量和监测学习型城市发展的指标，并且通过 “迈向欧洲学习型社会”项目，开发出一套由10个维度28个子维度构成的监测指标，用以指导各城市对自身的学习型城市建设进行衡量。在欧盟的指导下，德国制定了学习地图集，它是将38个因子组合成一个总体指数和四个部分指数的综合指数。德国用这个指数来观察和比较所有412个行政区和城市的终身学习条件。这套指数通过中性统计计量经济学测试了300多个测量值，用于解释区域学习条件的质量，然后根据为此目的创建的“幸福指数”进行加权，结果形成了对学习条件进行批判性评估的现场起点。德国的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密切关注评估结果，将其作为自身区域教育条件的基础，并且越来越认识到整体的、基于指标的区域教育监测系统的重要性。杭州作为中国较早一批的学习型城市，在监测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专门成立终身学习研究中心，基于学习型城市的主要特征来评估学习型城市的进程。
（三）资源保障
缺乏资源保障，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以欧洲“终身学习区域网络”项目为例，该项目促进了欧洲100多个城市在17个终身学习领域中的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有益举措。然而由于种子资金枯竭，这些举措很多都无法实施。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帕特农神庙”框架体系，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第三个前提性条件是“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各种资源”，这是从资源配置上对学习型城市建设予以保障，主要包括资金和人员两个层面。
一是鼓励社会各界加大资金投入，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财力支撑。全球范围内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起起落落，很多时候与资金是否到位密切相关。从总体来看，保障和加大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资金投入，首先要确保各国投入教育和学习的公共财政支出在公共财政预算总额中的位置；其次地方政府层面可以考虑成立专项资金，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基础设施、项目开发等支持；第三要鼓励私营企业、民间组织、非政府机构等加大对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投入，制定可持续的成本分摊机制，有效利用各利益相关方的学习资源；最后，还要去除学习的结构性障碍，采取扶贫政策为边缘化群体、弱势群体等提供各种特殊支持。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特色，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也是各有不同。比如欧盟国家的学习型城市建设目标通常有一个整体的关注，希望解决社会和经济上的双重问题，其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公共基金，而美国的学习型城市建设战略更多倾向一个纯粹的经济关注，以满足私有企业需求或解决弱势群体困境为导向，资金主要来自于私人基金。而在非洲、南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型城市建设项目的启动资金则大多来源于国际组织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支持。在政府保障资金来源方面，北京市有不少先进经验可供借鉴。该市专门成立了学习型城市领导小组，由市政府领导和29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以及其他一些第三方组织代表共同组成。市财政局就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通过每年提交的工作报告和学习型城市工作总结，市财政局对北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进展做到心中有数，这有利于他们在编制年度预决算的过程中将学习型城市建设项目纳入其中。2013年，北京市政府拨款2200万元，实施开展了17个学习型城市建设相关项目；2014年，拨款追加到3500万元。这些拨款加上来自于其他政府部门的一些资金，构成了北京学习型城市建设资金的主要部分。
工作上，遇到难题要想办法解决；生活上，孩子哭了要想办法逗乐；父母面前，需要你照顾的时候要想尽办法有求必应。你不能在孩子嚎啕大哭的时候，跟着孩子一起哭，更不能在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丧气落泪。
定向越野运动反映着体育老师的谋略和教学水平，但因为是新兴的体育项目，所以目前尚无专业的体育老师给学生进行系统培训。同时，部分体育老师不重视对定向越野运动的理论学习，多采取体能训练及自己理解的方式进行教学，从而导致学生在参与定向越野运动时无法真正体会定向越野运动的乐趣所在。
二是鼓励专家、研究者、志愿者等群体积极参与，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人才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要素，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本身需要人才的保障。在诺曼·朗沃思看来，学习型城市建设不仅要重视物理环境的建设，考虑外部环境、科技发展、经济结构、就业形态等变化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条件和驱动力，更要注重心理环境的建设，包括人们的思想、互动、合作、决策、解决问题、控制信息等精神层面的活动，也是学习型城市创建不可或缺的内容[18]。这就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终身学习氛围，鼓励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自愿贡献自己的才华、能力、知识和经验，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的终身学习。韩国水原市在培养以市民为主导的终身学习文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该市有近600个终身学习中心对所有社区成员开放，受到鼓励的人们在其中自由地成为学习者和教育者；为了尽可能地开发各类资源，水原市还通过学习中心组建专家团队，打造一个终身学习设施网络，将学习空间的数量从2011年的525个增加到2016年的614个，通过大量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学习活动，水原市120万总人口中有近80万学习者，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从孩童到老人的终身学习。在开发学习型城市建设人才资源方面，加入国际学习型城市网络，鼓励不同的学习型城市开展国际合作，进行思想、经验和实践的交流也不失为一种良方。各城市可以参与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等类似组织，通过政策对话、同行学习、能力建设等各种途径，充分利用其他城市甚至国家专业人才资源，促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开展。
1.课后的面批面改，有利于纠正学生选材上的模糊认识，促进形成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如学生选材模糊，不够正能量，我们就可以及时纠正，促进了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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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Learning Cities Construction——An Exploration Based on UNESCO Global Cities Evaluation Index
ZHENG Wei-jun1 JIANG Yi-lu2
(1.The Open University of Guangdong,Guangzhou,Guangdong,China,510091；2.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China,100039)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cities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trend in man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such as the OECD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Quite a few assessment tools have been developed,the widely-used evaluation index of UNESCO is such kind of tool.The article adopts this tool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measures of learning cities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policy guarantee,mechanism guarantee,and resource guarantee.
Key Words: learning cities；policy guarantee；mechanism guarantee；resource guarantee
【中图分类号】 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32x（2019）04－0001－07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2017年重点平台及科研项目的特色创新类项目（人文社科）“区域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制度保障及评价指标设计——以广东省为例”（2017WTSCX1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5－17
【作者简介】 郑炜君（1981－），女，江西上饶人，博士，广东开放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蒋亦璐（1986－），女，浙江嘉兴人，博士，国家开放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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