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就业与高等教育发展:一个多学科视角:人力资本投资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影响_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毕业生就业与高等教育发展:一个多学科视角:人力资本投资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影响_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毕业生就业与高等教育发展:多学科的视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毕业生就业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视野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语: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纪之交经历了大规模的扩招,大量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引发了社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广泛关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未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会有哪些变化?高等教育应该如何面对毕业生就业的压力?……这一系列问题既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也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毕业生就业和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组织本次笔谈之初衷在于试图打破某一专业研究的思维定势,深化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因此特邀学科背景不同、学术个性卓尔不群的学者阐述他们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观点和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关怀。(注:本组笔谈由《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委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丁小浩教授策划,谨向丁小浩教授以及应邀撰文的专家学者致谢!各笔谈内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工作单位的意见。)

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为未来获得理想回报。大学生就业难是对这种回报的一种阻抑或者说折扣,因此,它会影响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信心和数量。探讨这种影响既有助于我们认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本身,又有助于我们讨论高等教育发展政策。

要理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必须先明了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机制,因为对途径和机制理解的不同,会对效应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此,有两种理解路径,一是人力资本理论,二是信号理论。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们投资教育能获得回报,是因为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这种能力既能优化资源的配置,又能带来更大的产出,因此,企业愿意为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支付更高的工资。但这种理论是以下面一点假设为前提的,即受教育者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否则,更多教育能够带来更多产出和回报的理论就很难成立。在此,可借用哈里斯·托达罗的“就业概率”(employment probability)一词来加以说明。托达罗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而且取决于一定时期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高报酬工作的就业概率的大小。比如,农民在农村工作的收入为500元,在城市现代部门工作的收入为1000元,即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是500元,按照刘易斯、费景汉等人的观点,农民是非常愿意去城市工作的,但若考虑到城市的就业概率则不然。假设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是40%,那么,农民在城市现代部门工作的预期收入是400元(1000×40%),还不如继续在农村工作挣得多。这时,按照托达罗的逻辑,农民迁往城市就会被认为是不明智的。同理,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有个就业概率问题。假如现行的教育收益率是10%,这被认为是个值得投资的回报率,但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概率只有60%,则预期的收益率是6%而非10%,投资高等教育是否值得就须重新考虑了。这还只是就大学毕业生的增量来说的,其实,大量积压下来的未就业往届毕业生以及已经工作但想转换单位的往届毕业生,还会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形成强大的就业压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预期降低,从而收益率预期只会比现在更低而不会更高。在这种情形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构成打压,从而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根据信号理论,教育只是一种筛选装置,它起着信号的作用,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雇主必须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来挑选雇员,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合适的挑选依据。因为在信号理论看来,教育本身并不能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但它可以告诉雇主,具备某一教育水平的雇员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培训潜力,从而可以减少公司的培训成本。因此,那些学历高从而预期培训成本低的人被置于工作阶梯的顶端,有可能获得被社会认为是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经济回报;而那些学历低从而预期培训成本高的人被置于工作阶梯的末端,只能获得一般的工作和较低的经济回报。若此,我们可以推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原因很简单,信号是相对的,越是处于相对高的位置,越是容易被别人识别。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很低的情况下,大学文凭就是一个具有很强信号作用的东西,想当年,大学毕业生被认为是紧缺人才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很是抢手就非常容易理解。在高等教育逐渐步入大众化阶段的时候,大学文凭的信号作用慢慢变弱,一个人想在逐渐拥挤的人才市场上抢眼,只有再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结果,一个很有趣但却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现象发生了,即某一级教育作为一个终点越是变得无利可图,这级教育的需求扩张得就越迅速。由此,过度教育也就有了很强的社会基础。

可见,基于不同的理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方面,它可能打压也可能刺激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最终的结果乃取决于这两种力量大小的对比。若打压的力量大于刺激的力量,则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将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若刺激的力量大于打压的力量,则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将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具体到处于转型阶段的我国来说,刺激的力量可能会大于打压的力量,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虽然会使部分家长和学生投资高等教育的信心变得暗淡,读书无用论会在部分地区和某些阶层中抬头,但总的来说,它会刺激人们继续增加教育支出,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继续提高。理由如下:

第一,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与信号理论一样,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也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一种怀疑甚至否定,也强调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信号作用。实际上,教育的信号机制在分割劳动力市场比在均质劳动力市场更具有价值,处在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要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获取教育可能是最主要的途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一种多层次分割,既有城乡之间的制度分割,也有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还有行业分割等,而且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这些分割还将长期存在。即使制度分割消融了,教育仍然是决定一个人在什么部门就业的主要因素。比如,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已大为增加了,但各种数据表明,现在进城的农村劳动力绝大部分仍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工作,进入正规部门的很少,其中的重要原因即是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处在弱势地区和部门的劳动力具有很强的提升自己教育水平的动力。而且,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主要集中在城市,若它扩散到农村,则高层次学历者对低层次学历者的挤压(bumping down or crowding out)会更厉害,后者投资教育的必要性和动力也就会更大。

第二,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又关系紧密。技术进步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又需要技术进步来推动。十六大报告所谓“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即是这个意思。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会提升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upgrading of the skill level of the labor forces),以前高中毕业生即可胜任的工作现在需要本科毕业生了,这在生活中已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按理这一趋势会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压力,但由于企业的劳动力置换面临着很高的制度成本,导致需要的人进不来,不需要的人出不去。结果,工作胜任门槛的提高主要对新增劳动力发挥作用,这无疑会扩大对教育的需求,并要求劳动力市场的新进入者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三,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的分摊机制不尽合理。人们是否投资教育,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的对比。根据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分布的一般规律,初等教育的收益率高,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低。但这是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所能享有的政府和社会补贴也比接受初等教育时高。实际上,总体来说,一个人所受的教育越多,他所得到的政府和社会补贴就越多,但教育的收益又并不是按成本多少而成比例地分配的,在个人所得税制度及其征管不很健全的社会更是如此。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对比使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几近无限。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对个人几乎是免费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收费,但至今学生缴费仍只占整个教育成本的四分之一左右,研究生教育更有很大比例是免费的。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的这种分摊机制刺激着人们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不管大学毕业生就业是否很难,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上学和就业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以上判断带有推测性,但并非没有实证基础。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97~1998年做的全国性调查显示,28岁以下的城市青年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拥有博士以上学历的占44.5%(其中博士21%、博士后23.5%);还有21.4%和26%的城市青年,分别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拥有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合起来,希望子女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城市青年占91.9%。另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1999年的调查,全国城乡少年儿童的学历希望也高得惊人:希望拥有博士学位的占40.9%。虽然这些数据的获取时间是高校扩招之前或之初,但情况似乎并没有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4年初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已经超过11万亿元,在众多的储蓄动机中,为未来的教育消费作准备排位第一,而且这一动机具有很强的刚性。因此,尽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较前已明显拥挤,但人们仍然把自己和子女的教育投资看成是主要的支出。也就是说,在当下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不仅没有阻抑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而且还非常有可能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

当然,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是值得提倡还是不值得提倡,则须另当别论。如果教育供给不足,人们大规模投资教育,就该属于复归均衡的行为,是有效率的。但如果教育供给本已过度,人们还不断投资进去,则很可能就是资源的误配置,是无效率或低效率的。这容易使人想起经济学的一句话“个体理性的集体非理性”,说实话,后一点也是我非常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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