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文化精神对鲁迅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鲁迅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052-06 作为中国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代表人物，鲁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将中国历史的暗区暴露无遗。时过境迁，王元化晚年反思中国现代文化，认为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偏至的缘由是五四时期那一代学人的革命激进主义造成的。在他看来，由于激进而导致文化发生了逆转，结果出现了文化的荒漠化[1](p.28)。 如果以直线思维理解，这话不无道理，但以当今眼光来打量过去的历史，似乎不免有隔。以鲁迅的学识与胸襟，他是知晓中华传统文化分量的。置身于20世纪初的中国，当鲁迅面对一个危机深重的古老民族，那些曾经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传统，再也不能哺育出新的民族精神来拯救危亡中国；相反，它的存在使“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2](p.47)，而不能革新的民族，是无法立足于世界的。 面对着民族危亡的现实，鲁迅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当时社会流行复古思潮进行了严厉地抨击：“尊孔，祟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2](p.118) 但是，始终以“立人”理想为自己一生追求的鲁迅，在为“立人”思想开出的药方却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3](p.57)。鲁迅对待故国传统遗存是以理性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因此，我们分析鲁迅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能只从一些文章表面判断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而应该剥去外表的芜杂，窥其思想内核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血脉关联。 从发生学角度看，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复杂的，从小接受博杂的经史杂著和乡邦野史，这些接受传统文化的“前结构”使他更能理性地对待故国传统的遗存。在以后的为人为文的道路上，这种文化身份对他是有着影响的。 综观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与生存足迹，我们会发现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始终是辩证务实的：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一直都珍视并积极传承，而对那些传统文化糟粕，“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散丸，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2](p.47)。因此，鲁迅“全都踏倒”的是传统文化中那些无益于现实的人生的糟粕，而并不是儒家经典，以及中华民族传统的精华部分。 确实，以《易经》为源头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血脉孕育着以孔子、李白、陶渊明、曹雪芹、鲁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文化代表人物。 古老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恰如“文化根”为鲁迅文学生命和思想提供养分，但却如“厚德载物”的大地那样，不露声色。“文化”与“生命”的互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载体的，那些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就是这种文化“化生”的载体。 冠群经之首的《易》，即后来的《周易》是探讨“范围天地之化”，阐释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其知识是周密的并具有普遍性意义。《周易》作为“人更三世，世历三古”的伟大经典，“它是我国‘上古’(伏羲时代)、‘中古’(周文王时代)、‘下古’(孔子时代)无数先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文明的显著象征”[4](p.1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作为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周易》对中华文明，以及民族思维方式和国人心理等方面的潜移默化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入脊髓的。《周易》思想中“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危机意识，“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的理性精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的变革创造意识，影响了一代代中华仁人志士的人生理想和行为实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产物，鲁迅思想中对老大的国民不肯变革的绝望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对科学与民主思想引领的国民自强理念和理性思维方式，以及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与思想进入现代性的创新精神和革命意义的企盼等，无不体现了鲁迅作为五四文化先驱的优秀代表，对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内在血脉渊源。 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那种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是有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鲁迅说他读过“十三经”。周作人在他的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更明确地提到鲁迅“在家已经读到孟子，以后当然继续着读易经，诗经……”[5](p.801)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道有变动，故曰爻”[6](p.338)。“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6](p.336)。①描述了《周易》所倡扬的易理，包括天地万事万物，人生日用不可须臾远离、遗忘。教人为人处世，不管出入、内外，都必须遵循纲常法度，使人悉知戒惧。它又明示什么是人生忧患，察往昔而知未来。忧惧之心贯彻于始终，立人行事的关键，在于没有咎害。这就是易道的作用。由危亡忧患意识产生的“《易》之兴也”是教人常怀危惧之心，能致平安；慢易轻忽，必遭倾颓之厄运。教人警俱而不轻慢的易道发扬光大，天下事物就不会废而不立。《周易》中的卦、爻辞多含警戒危惧的意义，忧患意识一直贯穿其中。如《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不但白天要时时小心谨慎提防不测，就是夜里也要不放松警惕，这样才可能化险为夷，确保平安。这是孔子对“危机”的辩证观点，认为祸福相依，人们要时时有一种危机意识，而危机意识中又包含一种进取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安泰和家国运长久。 《周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流和结晶，有高度的智慧，懂得天道的变化来作为民用的先导。这种先天的危机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浸润在其中的仁人志士。从古至今，屈原、杜甫、梁启超乃至鲁迅等，都有着那种“铁肩担道义”的家国情怀，这种文化是馈赠给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在历次危机深重的关头能够涅槃新生，不致亡国灭种的本质所在。作为精神界战士，鲁迅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浸润，使其思想乃至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传承关系。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生的经历和世故人情的省察是在互为互动中成熟和通达的，其人其文在自身的曲折经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化生之下变得较同时代人远为深刻和超越。 少年时期家道中落，使鲁迅很早就将人生内化为自身的阅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3](p.437)少年时代的鲁迅，面对家庭的突然变故，使他对这段危机经历刻骨铭心，看尽了世态的炎凉和复杂，那种无以为继的忧患意识促使他“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3](p.437)。一个过早承受苦难的人，在精神的世界中，只有野草，不生乔木，这些弱小的存在给人以微茫的希冀，这种悲苦的意味，也许成就了他一生都将自己作为一名“战士”去“反抗绝望”的精神底色。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俱。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每一个六爻之卦都提醒人们保持一种谨慎的心理，避免灾祸。可以说，忧患危机意识始终贯穿在《易》之道中，这种危机意识对中国的文人学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孟子在《易》“其有忧患”后，发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天下》)。那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至理名言，从个人的生存到关注民族国家命运，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怀着接济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从古至今的一个传统。屈原那种“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为国为民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以及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陆游、龚自珍、鲁迅等，他们一脉相承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严复的《天演沦》中的进化观思想是影响了鲁迅那一代人的，在那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如古籍中所描述的是异样的。在《天演论》的世界里，“进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存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世界上万事万物都遵循的规则。《天演论》带给鲁迅的启迪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是民族退化的标志，“落后就要挨打”是现实的法则。中国人沦为奴隶和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意识是他“仙台危机”发生的关键。鲁迅早期立人思想的实质“不是在奴隶与奴隶主位置颠倒的循环关系中，而是在人的永无止境的精神进化这条上升的直线上找到了救亡之路。鲁迅所提倡的‘文学运动’的核心，就在于创造出摆脱奴隶状态而能体现新的价值之‘人’”[7](p.85)。 在鲁迅的文学想象中，他看重精神，倡导为人生的文学，因为“文学与精神、神思等原初性存在直接相关。二者的直接对接，一方面使它得以超越知识、伦理、政教等‘有形事物’的束缚而获独立；另一方面，它又与政治、伦理、知识等力量一道，对社会、人生发挥作用和影响”[8](p.323)。用文学来改良民族精神并重塑国魂，让民族国家摆脱现代转型中的危机成为鲁迅一生的追求和实践。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传统是读书不忘救国，关注天下兴亡。鲁迅虽然反传统，但内心的深处却有着儒家那种家国情怀。林毓生曾说，鲁迅“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9](p.178)。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 鲁迅对现实与历史的精准把握和圆融贯通能力是让人叹服的，他观察中国社会，对明与暗、生与死、过去和未来，明察秋毫，鞭辟入里，成为国民性观察最透彻的行家。《周易》将大化宇宙浓缩为太极六十四卦，天地乾坤无所不包地容纳在黑白象数之间，宇宙人生尽在此中真义。由此看来鲁迅血脉中是得《周易》思想真传的。 关于文学的本原，刘勰在《文心雕龙》上说道：“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即是说文学的根本是承接《周易》的“自然之道”。而“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认为人文的本源就是“自然之道”，“天地之心”。鲁迅通过文学来作为“立人”的手段，是与《周易》思想契合的。 鲁迅思考中国危机的原点，“人的精神”危机，是将处于现代转型危机的旧中国这样的“沙聚之邦”变为正常的现代国家，“精神”的更新是关键。由此，他提出“首在立人”的现代转型道路，是对中国近代危机以及如何摆脱危机的实践思考。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体系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是将道德作为立国之根本。儒家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核心主张就是从完善个人道德开始，从而担当“平天下”的神圣伟业。在鲁迅这里，个人的独立与精神自立被认为“立国”的前提和基础。“对个体精神契机以及文学契机的双重把握，则预示着十年后‘五四’的风雷。鲁迅隐没十年后的第一声呐喊，实际上远接十年后激扬文字的声音”[10](p.175)。意识到危机是解决危机的第一步。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凭借自己的慧眼，在东欧被压迫民族的诗人的诗中，发现奴隶觉醒的声音，在其中蕴含着从奴隶变为“人”而所做抵抗的契机。这种发现毋宁说是鲁迅天才的发现与《周易》思想有着“道”的契合。《系辞》中认为：“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突出强调了人在“道”与卦象变通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只有人，才能让道发扬光大，成就“盛德大业”。 《系辞》中提出的“穷神”观点与鲁迅的“立人”观有异曲同工之妙：“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所谓“穷神”，就是通过精神的感通而理解世间万物的规律和联系，从而能达到对万物的体察而成为圣人，就能“通天下之志”，成就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业。前文说过，鲁迅立人的核心观点是对人的精神的启蒙，只有“立人”方能“立国”，即“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不正如《周易》“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的思想相一致吗？ 在鲁迅的世界中，忧患危机意识总是时时笼罩着他，“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面对民族危机，鲁迅通过理性的思考寻求解决之道，希冀通过文学来振拔国民性，重塑民魂，从而避免危机的真正发生，才能“身安而国家可保”。这充分体现了“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的《周易》危机意识和拯救的措施。 《周易》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承续着中华文化的血脉渊源，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模式及特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它孕育的意象思维、整体思维以及阴阳思维都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从发生学的视角研究鲁迅思想，就要考察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联。也即作家的“文化根”的问题，它是一个人思想的原点。如同一棵大树无论怎样的枝繁叶茂，终究还是要立足于大地。大地的“厚物载德”的品格承载大树的枝叶无限的向天地延伸。 《周易》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品格包含天地“化生”智慧，渗透进中国人的天地哲学中。中国的哲学观是“道”的化生之说，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即是《周易》所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文化与天地万物是同构的。《周易》说卦传中“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灵魂，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吸取与融会了古今中外各种有益营养，塑造了鲁迅伟大的精神品格。刘半农评价鲁迅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当时人们认为此评价很恰当。从这个视角考察，鲁迅是最新的，但同时也是最旧的，他的文章越过桐城派、唐宋古文而返回到“魏晋”，但同时却为新文学开辟出新境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中国文化正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发展与延续着。“传统文化”是丰富复杂的，并不只是孔子与儒家，它既是一个几千年来不断发展的过程(如“经学”中的汉学、理学、心学、朴学)，也包括诸子之学与佛、道及民间文化。通过这种“外化生”与“内化生”，使外在的生命元素与内在的传统血脉有机地扭结在一起，呈现出独特的思想魅力与文章品格。 鲁迅在对外来思潮的承接和内在血脉的传承间，是处于一显一隐之间的。在文学创作上，他坦言受到俄国果戈里和波兰显克微支，以及日本的夏目簌石和森欧外的影响。而是否受中国古代作家的影响，鲁迅似乎没有谈及。但没谈及不等于不存在，读鲁迅的文章，那“格式的特别”，是有着中华传统艺术精华的。 独特的品格和思想来自独特的思维方式，林非先生说：“鲁迅并不是一位系统探讨和专门研究某一种学科的学者，他从未在概念的界说方面下功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和剖析也同样是如此。”[11](p.1)这说明鲁迅的思维特征是直观感悟性的，通过细致观察与深刻的感悟，做出简洁和概括的见解。 直观思维方式是指对客观存在的感悟性认识。在《易经》中的卦爻辞，大多是前人处理生活中所遇事的经验记录，属于个人的体验，而不是一般的事理与原则。《易经》的作者将这些体验汇集起来，经过筛选和编辑，作为后人判定事物和推测未来的比照范例，这就是《易经》直观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纯粹是以卦辞为卦象的验证结果，以此卦卦象为此卦卦辞的先验征兆，作为后人求得此卦时预测凶吉的比照例证。将这种记录的验证情况作为一般的、带有普遍可比照性的事例与卦爻象相应。将直接体验转换成相关卦爻象的内涵展示，与此相连，也变成了算得相应卦爻者预见未来事件的参照标准。由此可见，在人们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这样判定事物的思路：为了判定事物而算卦，由算卦获得卦爻象，再由卦爻象找到相关的卦爻辞所记录的直接体验，最后直接判定所要判定的事物。这种思维的基本原理是用了相似事物，应用相似办法去判定与处理。 鲁迅这一点的思维方式，是与《周易》相通的，比如，他在《狂人日记》中将中国几千年历史概括为两个字：“吃人”，而在《阿Q正卷》中批判国民性时，用了“精神胜利法”来概括国民劣根性，这些思维方法既形象生动，又深刻易懂。鲁迅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感悟最深刻敏锐的人之一，他通常用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和创作，启迪国人的心智和精神，让其摆脱奴性，成为自觉的人。 《周易》提出的“圣人立象以尽意”的命题，认为外在的形象能够表达圣人的心意，并且进而认为文字和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心意，但图像即卦象却可以充分表达心意。在《易传》作者们看来，思维不能脱离形象，形象的内容比语言文字所表示的更为丰富。如乾卦卦象所蕴含的内容可象征一切阳性的事物和性能；爻象的变化也不限于象征某一具体事物的变化，而可以包括一切有关事物变化的过程。因此，判断吉凶之义不能脱离卦爻象。所谓“极天下之赜者存乎通，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行而行之存乎卦，神而明之存乎人”(《系辞》上传)，说明人依赖于卦爻象的变化推断吉凶，展示了形象思维的特色。 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所谓“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说明古代人对思维赋之于形象的依赖。鲁迅的思维方式与一般关注理论的哲学家不同，不以理论体系和概念来进行唤醒中国国民的工作，而是以形象化的思维感悟和塑造典型的形象的艺术方式，来唤醒民众的觉悟和腐朽的势力抗争。正如胡风所说：“他从来没有打过进化论或阶级论者的大旗，只是把这些智慧吸收到他的神经纤维里面，一步也不肯放松地和旧势力作你一枪我一刀的白刃血战。”[12](p.501) 当然，作为世纪民族魂，鲁迅的思想和思维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古今中外文化多元共生的产物。外国的尼采、托尔斯泰等思想家为他提供新的思想维度，而本民族包括《周易》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间野史等则哺育其血脉根底这些“四海”和“四野”之杂学赋予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新异、敏锐、深邃而富有诗心。恰如张梦阳所说：“个体精神自由，从本质上说，也就是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上升到理性的自觉境界。‘立人’，就是立科学思维。”[13](p.11) 我们知道，人类的创造精神，要在人们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后，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增长而形成社会分工才能形成：“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4](pp.35-36)。这就是人类自觉的创造精神。 《周易》的创新文化精神体现在将“阴”“阳”的观念对世间万物进行解释，确认“一阴一阳之谓道”，赋予“道”以无穷的创造性功能。又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因此，“变”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通过变化革新，才能生发出“生生之气”。《易传》中的这种“变化不息”与“鼓万物”的创新精神，主要通过其阴阳恒变的思想阐发出来。 鲁迅与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仁人志士一样，为心中追求理想的“大德”与“大业”而奋斗。在鲁迅生活的时代，西学东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激活中国渊博的文化，重发刚健美上生机，这是鲁迅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他对金石学以及汉画像进行考证，以发现中华文化艺术的精深世界的魅力和精魂，对其进行传承与创新。察其血脉，激活民族精神。 鲁迅非常欣赏汉唐时期，能不拘一格吸收外来文化，他称之为“汉唐气魄”，可以看出，他对这一历史时期是神往的，在民族风雨飘摇的时刻，回眸远古的艺术，也有奇异的存在。那些曾经的朗然大气、直冲霄汉的磅礴气韵，今人已不复存在，只能遥祭远去的时光。鲁迅在《看镜有感》中，不无感慨地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无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驶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他因此推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3](p.219)为了民族的未来和新生，必须放开肚量，大胆地，无畏地，将包括人类一切进步的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从而传承中华文化血脉，激活汉唐艺术的新生。 汉代画像呈现的独特艺术气质深深吸引了鲁迅，从汉代画像中洋溢着东方之美的力量中，激发了鲁迅从古老民族文化中吸取创新的变革精神，取新复古。鲁迅对汉唐艺术中大胆吸收异域文化而加以改造本国文化传统的现象由衷地称赞。并受此启发，将优秀的民族艺术植入到现代木刻中，“用几柄雕刀，一块木版，制成许多艺术品，传布于大众中者，是现代的木刻。木刻是中国所固有的，而久被埋没在地下了。现在要复兴，但是充满着新的生命”[15](p.365)。 传统文化要获得现代性的实践品格，获得新的生命。鲁迅要求民族艺术“是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3](p.346)。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化作“立人”实践，使传统文化有了现代意义。这种思想蕴含了“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的《周易》智慧。 在S会馆抄古碑期间，他还大量阅读域外的作品，特别是一些美育与艺术作品。那些域外的文字与故国传统文化在鲁迅的精神中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如同太极阴阳交互运动，在现代主义艺术与古老的碑文拓片间，古老的存在与现代性的思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融为一体，使他有了天马行空的精神境界，他的作品一直有着这种特质。在鲁迅看来，在中国历史中所值得称道的艺术，都是与域外文明交融的结果。只有在开阔的视野中，才能有精神创造的自由。 鲁迅后期的激进与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究其实质而言是想造就一个混血的时代，将多元的艺术与思潮引入中国，从而希望中华民族有自我创新的血液。在晚年的岁月中，他召集胡风、黄源等青年人翻译作品、编辑书刊，推介版画，在吸取他人精华融为自身血脉而行动着，有一种精神的渴望，为中华民族创造生生不息的文化气脉。 综观他一生的足迹，从早年抱定的“实业救国”理想，到日本时期的“幻灯片事件”而决定拯救国民的灵魂，从而倡导文学实践，鲁迅思想可谓与时俱进，他这样做的目的无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中兴。“天地革而四时成”，天地不断变革运行，改革就是要顺应天的意志而又合乎“人”的意愿。革能取信于众，变革得当，一切悔恨都将消亡。可见，鲁迅一生的选择正是合乎20世纪中国的变化与发展的要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在鲁迅看来，文化创新关系到一个民族能不能强盛和发展的问题。中国想要生存和发展，唯有吸收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优秀的文明。这样古老的中华民族才能获得新生，变为文明人的国家。在其早期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他就疾呼：“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3](p.57) 鲁迅面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开具出“弗失血脉”，以及“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药方，为承续中华固有血脉准备良性环境和新鲜活力，鲁迅的文化创新精神就其本质而言，它与《周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着内在契合。 《周易》中《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对君子“人文”的“化成天下”精神的褒赞。 综观鲁迅在20世纪中国，他无时无刻不呼应着时代的风云，始终站在大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立场为人或为文，这样的人生姿态使他成为“中国社会的良心”。为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让民众“幸福的生活，合理的做人”目标而上下求索。而愿景的实现则有赖于鲁迅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理想为轴心的。前提是需要依靠包括以《周易》为代表的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为根基，以及仁人志士当仁不让的文化责任感共同参与建构。 在当今大力倡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鲁迅对待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尤其值得重视，“反者，道之动”(《老子》)。鲁迅的行为从反方向上开拓传统文化的民间性与多元性，以扬弃的方式化生国学的现代性价值和内在活力，这是鲁迅留给我们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在中国当今的时代语境下如何振兴国学？杨义教授则认为：“现代中国如果要建构生气勃勃的国学，就应该珍惜这份遗产，不是抛弃鲁迅返回孔子，而是在现代大国的文化总结构中包容鲁迅与孔子。鲁迅与孔子也能包容和沟通吗？那就看你是否具有现代大国的文化风度了。有容乃大，这是现代大国文化风度的题内之义。新型大国学，应在博取和重组孔子、鲁迅等相递进而又不一定同质的思想家之后，以博大的胸襟融合创新，走上新的历史发展台阶。”[16](p.283) 传统国学如何转化？鲁迅思想的存在无疑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有着资源的意义，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汪卫东认为：“传统从来不是优劣不分的，他所批判的，是阻碍中国现代转型的文化心理遗留，相反，对于传统中的优秀部分，一直是珍藏并加以发扬的。鲁迅的存在，是伟大中华文明的一服解毒剂，而鲁迅的伟大本身，也正是中华文明具有文化反省意识、能够自我更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证明。”[10](p.197) 鲁迅通过否定、批判、解读，实现以儒学为中心的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自我批判转换。而他的危机意识、理性的思考，以及锐意进取革新的精神，在当下正在转型的中国，无疑是值得我们珍视的现代精神资源。 ①文中《周易》原文皆引自该书，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