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经济新格局看两岸经贸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两岸论文,新格局论文,经贸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东欧剧变后，延续半世纪之久的冷战格局已经结束，世界政治、经济朝向区域化、多极化发展。地缘政治优先已为地缘经济优先所取代，经济竞争代替了东、西方对抗。
一、东亚经济出现新格局
冷战后东亚地区相对稳定。其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原先苏、美的两极对抗，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和地区间经济上的竞争与合作。目前，东亚经济新格局的基本架构及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其一、经济发展上一枝独秀。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均陷入低速增长，尤其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先后出现衰退，其中美、英两国的衰退为战后最严重。美国经济现在虽已开始回升，但仍十分乏力，1993年的增长率为3%，欧共体的增长率亦在1-1.5%之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3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3%，预计今年也只有3%左右。受西方持续衰退的影响，1993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5%。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之际，东亚地区却一枝独秀，经济发展保持了强劲的势头。日本作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经过六十、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长，到八十年代后期，其经济发展仍较迅猛。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诸国（马、泰、印尼、菲）自六十年代以后，经济发展一直引人注目。“四小龙”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六十年代为9.3%，七十年代为9.2%，八十年代为7.9%。东盟四国六十年代为6%，七十年代为7.3%，八十年代为4.2%，进入九十年代，“四小龙”及东盟诸国仍乘风前进。据亚洲银行的统计，1993年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为5.4%，东盟为6.3%。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也加入了东亚快速发展的行列，八十年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九十年代初因调整而略低，1992年又高至12.8%，为全球之冠，1993年依然高居榜首，达13.5%，成为东亚经济中一个新的生长点和促进力量。过去30年，东亚经济年平均增长8%，远远超过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4.3%和发达国家3%的水平。由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明显增加。1960年，亚洲经济仅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4%，但目前已为27%，预计10年后将扩增为1/3，出现了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
其二、区内经济关系日趋密切。在欧共体、北美等贸易集团化成型的趋势下，东亚地区虽由于幅员辽阔，各国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亦不相同，未能形成类似欧共体或北美那样的经济实体，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因而区内亦已形成广泛的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关系。一是区域内贸易迅速增加。传统的“太平洋贸易之角”是以美国的巨大市场为产品的最终集纳地，迄今美国虽仍是东亚地区的重要贸易对象，但其格局已有所变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经济持续不振，国力相对下降而使之难以承受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重荷，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意识地分散出口市场，改变了以往过份向美国市场倾斜的市场战略；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带动了内需的急剧扩张，从而使东亚传统的商品流向发生变化，更多地流向中国大陆、“四小龙”、东盟等区域内国家和地区。据统计，1992年东亚地区内部贸易额已占全地区贸易总额的41%，超过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而1980年时仅占25%。二是区内生产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这主要表现在区内投资的增加和科技合作水平的提高：八十年代中期日元升值后，日本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从1985年到1989年日本对“四小龙”的直接投资增加约6.8倍，对东盟四国的直接投资增加4.7倍。在这五年中，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吸收日本投资占日本对外投资的比重由26%提高到33%左右。而“四小龙”对外的投资则主要流向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从1990年起，东亚境内投资总额超过境外投资，尤其是1992年境内投资比1991年增加两倍以上，占投资总额的六成。在“内对内”型投资增加的同时，技术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四小龙”与日本技术水平差距的缩小，日本开始向这一地区输出较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四小龙”也开始向东盟和中国大陆转让中等技术，这种技术转让有利于缩小地区间技术水平的差距，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三是次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兴起。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的同时，该地区次区域经济圈或局部经济圈却在茁壮成长。黄海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东盟自由贸易区、环日本海经济圈等构想成为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有的开始付诸实施，有的则已向纵深方向发展。如华南经济圈，已开始由华南的四个经济特区起步，逐渐扩大到珠江三角洲，现在正在不断向大陆内地推进。这显示，东亚经济格局正在出现多中心或多极化的趋势。
二、两岸经贸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东亚经济格局的变化，对海峡两岸经济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广阔的发展前景
首先是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两岸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多是处于同一性质的发展中经济体，相互间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关系。一些学者提出的东亚经济的“雁行结构”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各国和地区间这种复杂的经济关系。这其中，海峡两岸之间生产要素的互补性尤为显著。台湾资金充裕、外汇储备多，应用技术、加工装配和经营管理以及行销能力等是其强项，但经济规模有限、市场狭小、资源贫乏、劳力短缺、工资上扬；而大陆则市场潜力广阔，具有丰富资源和高科技优势，弱势是资金短绌、缺乏市场开拓经验，对国际竞争较为生疏。两岸若能携手合作、取长补短，则不但可以产生比较利益，实现互利共荣，而且也将促进东亚地区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本地区经济分工向更高层次和更有效益的方向发展。
二是“入关”将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带来新契机。近年，海峡两岸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工作已紧锣密鼓地进行，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两岸均将成为GATT的一员。“入关”后，作为同一个准国际组织中的成员，两岸须共同遵循GATT规定的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公平贸易、关税减让、透明度、禁止数量限制等基本原则和各种条例。由此，势将为两岸经贸关系带来新的契机，如直接投资取代间接投资，人员和货物直接在两岸之间进行，大陆企业或经营者进入台湾等，从而突破台湾当局长期坚持的单向、间接的经贸政策，两岸直接三通的步子将会加快；同时，两岸经济的摩擦和竞争也可能加剧。
此外，冷战后经济的竞争代替了政治的对抗，经济取代政治成为许多国家战略考虑中的首要因素。更务实地发展本国经济、在国际关系中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东亚地区尤为突出，这也成为两岸当局在考虑两岸关系中越来越起作用的条件。
（二）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是两岸经贸关系的非正常状态。目前两岸经贸现状是，一方面两岸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体现出两岸共同的经济利益。如在贸易方面，两岸经香港转口贸易由1979年的0.76亿美元增至1993年的143.9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高达40.2%，两岸贸易的相互依存度逐渐提高，占对大陆贸易依存度由1979年的0.25%提高为1992年的4.83%，同期，大陆对台贸易依存度也由0.27%增至4.47%。两岸现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已成为大陆的第二大进口市场；而大陆则成为台湾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在投资方面，截至1993年底，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已达21000项，协议资金额180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约51亿美元，分别占大陆吸引外资项目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的12.2%、8.3%，台资在大陆的境外投资中位居第二位。但另一方面，两岸经贸活动又受到诸多人为的非经济因素的限制，保障这种经贸关系的政治条件还很不完善，呈现出非正常化状态。迄今为止，两岸的经贸关系仍停留在“民间、间接、单向、低层次”的阶段。投资为台湾对大陆的单向性投资，亦须经由第三地的子公司进行，且投资行业还受到台湾当局有关政策的限制。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领域尚小，层次还很低，规模也有限，两岸的通商、通航均未能实现。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两岸建立真正符合经济规律的合作关系。
其次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压力。所谓经济区域集团化是指同一区域的一些国家为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加强经济联系与合作，通过正式协定，在诸成员国之间相互消除人为的贸易壁垒，统一贸易规章，形成内部统一的市场机制或贸易体系的过程。其显著特点是对区内成员国的互惠互利和对区外国家的排他性。随着它的形成和发展，一种以管理贸易为特征的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悄然兴起，这对海峡两岸经济的发展均带来了压力。从1993年起，欧共体已正式组成单一市场，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可以自由流动，并已和欧洲自由贸易联合成为一个拥有3.8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6.8万亿美元的经济实体；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形成一个有3.6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6万亿美元的经济实体。这对东亚地区打击甚大。如欧共体执行统一的质量、技术标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区外产品的歧视，区内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撤除，国家边界的消失，在产生巨大的贸易创造的同时，也产生了贸易转移，从而减少了对外部市场的进口需求。又如墨西哥的商品与中国大陆、台湾的商品具有同一性，在协定的影响下，墨西哥销往美国、加拿大的商品可享受减税优惠，以价格上的优势与中国大陆、台湾的产品竞争。另外，北美自由贸易区取消区内的所有关税，同时维持来自区外进口商品的原有关税，这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阻碍了东亚地区的产品进入北美市场。
再次，两岸都面临各自的竞争对手。在东亚经济格局中，一方面出现了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又存在日趋激烈的竞争。海峡两岸亦面临同样的情形。对大陆来说，东南亚国家是吸引台资的重要竞争者。在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和转移中，东南亚和中国大陆处于同一经济发展层次，均成为“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基地。由于东南亚诸国近来纷纷采取鼓励措施，积极改善投资环境，而台湾当局为降低所谓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也刻意将台资导向东南亚市场。加以东南亚国家社会制度与台湾相似，地理上亦较接近，且劳力低廉、原料丰富，还有为数颇多的华侨及华人，语言可通，因此成为大陆吸引台资的有力竞争者；对台湾而言，香港和韩国是其进军大陆的主要劲敌。作为沟通两岸的主要桥梁，香港在近年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中扮演了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中介角色，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经济实体，香港与韩国及台湾则均为新兴工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对外贸易都是其经济增长的生命线，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大致相同，在致力于发展同大陆的经贸关系上，香港和韩国日益成为台湾的竞争力量。尤其是香港，因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优势，在与大陆内地的经济合作中独占鳌头。香港与大陆的贸易总值长期居港对外贸易的首位，大陆是香港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地、最大的转口市场和香港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港资在大陆境外投资中位居第一。
三、理性务实促进两岸经贸合作
目前，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已初具规模，并表现出显著的互补互利依存关系，这为两岸未来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日益明显和东亚经济的新变局中，两岸该如何面对机遇和挑战，推进相互的合作呢？这应该有一些新思路和新动作：
1.减少干扰，消除疑虑，增进共识
现今两岸经贸关系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处在起步的阶段，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主要原因是受到两岸各自政治立场的影响，尤其是台湾方面存在诸多疑虑，非经济因素干扰较大。在两岸经贸上，台湾当局不时强调所谓“危机意识”，将对大陆的贸易政策与大陆政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置政治利益于经济利益之上。这种做法是有悖于当今世界潮流的。当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地缘政治优先让位于地缘经济优先，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以十分务实的态度，致力于发展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在国际关系中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放在首要地位。两岸的经贸交往，也应当排除人为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这是时代的要求，未来国际竞争的需要。在经济层面上，台湾当局担心如果两岸经贸的步子迈得过大过快，会导致对大陆经济过度依赖，甚至会产生受制于大陆的“后果”，“让大陆卡住脖子”。同时，台企业对大陆直接投资增长过猛，可能加快岛内产业、资金和技术流向大陆，导致台湾经济“空洞化”和竞争力下降。基于这种心态，台当局制订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政策，严重制约了两岸经贸的正常化发展。其实稍作分析，就知道这种疑虑是不必要的：从出口商品市场看，台湾对大陆的依赖远低于美国，进口市场上远低于日本，对能源方面的依赖则远低于中东和南美等地，既然台湾可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关系，为何独独不能与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呢？何况，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在量上还十分有限——台湾对大陆的贸易约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6%，对大陆的投资也仅占其对外投资的15%；在质上还很低——两岸的间接贸易基本上还局限于台湾的工业制品与大陆农工原料及半成品交易，投资主要是台湾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移转大陆，彼此的依赖关系尚未全面建立，但是给双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却是显而易见。例如，在岛内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大陆后与大陆廉价的劳力资源相结合，不但自身焕发了“第二春”，同时也解决了大陆部分就业问题。又如，1979年以来，两岸经港转口贸易中，台湾对大陆的顺差累计已达近300亿美元，这无疑为台湾减少了因对美国顺差过巨而带来的压力。台“经济部长”江丙坤也承认：“以往台湾经济发展主要是靠美国市场，对美出口比率达48%，如今50%以上是靠亚洲市场，而且大部分是对大陆出口。因此如果我们不开拓大陆市场，则国际收支很可能就沦为逆差。”关于台商投资会否导致台产业空洞化问题，岛内一些人根据制造业占“国民生产净额”的比重下降，认定台已存在“产业空洞化”隐忧。但实际上，制造业比重下降正是台湾经济转型的必然趋势。八十年代中期后，台加快经济转型步伐，整个经济发展已从工业为主导步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新阶段，服务业的比重与增长率均超过制造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制造业比重虽然下降，但绝对值仍呈增长趋势。而且，无论从香港投资大陆的经验，还是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实践均已表明，“产业空洞化”的情形并未发生。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恰恰为台湾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挹注了新动力。随着台对外投资的增加，岛内的产业升级已初见成效。
可见，无论从近期还是从远程来看，两岸经贸合作，对双方都具有很大的利益。两岸只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排除政治的干扰，消释疑虑，经济上互补互利的局面就会不断深化。
2.提高合作层次，拓展合作领域
当今世界经济已从商品的国际化进入生产国际化，各国及地区以各自优势要素与他国及地区进行协作生产、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商品贸易的发展速度，并呈现出合资经营、独资经营、合作经营、补偿贸易、加工装配、技术贸易、劳务合作等多种合作形式。现今两岸经济合作虽已发展到一定阶段，但合作的层次还相当低，且形式单一，因此无论是合作的内容还是合作的形式均大有潜力可挖。
就提高合作层次来讲，在贸易方面，现实中的双方贸易并非两岸最具互补的领域。因为两岸的产业结构并不存在很深的依赖关系，台湾输入大陆的产品基本上是大陆有能力生产或正致力发展的产业，彼此只有质、量上的差异。且两岸贸易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大陆处于持续逆差的地位。从目前情形看，已有必要对两岸贸易进行适度调整，一则如上所述，台输入商品相当部分是大陆完全能生产或正致力发展的弱互补性商品，二则从非经济角度看，大陆原有的一些旨在促进两岸经贸往来的政策的使命已近完成，因此我们应着重引导建立基于两岸自身的经济运行规律之上的贸易往来原则，使两岸贸易朝向正常的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在投资方面，到目前为止，台商到大陆投资仍以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型中小企业为主流，其经营模式以“台湾接单、大陆加工、香港转口、海外销售”为典型。应该说，这种投资对于延续岛内“夕阳工业”的生存发展，促进台湾经济转型及增加大陆部分就业机会是有益的，但这类以中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短期性投资有其局限性，它不仅加剧了两岸贸易的不平衡性，激化了两岸在美、日等出口市场的冲突和竞争，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大陆总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为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更好地配合大陆的经济建设，应将吸引台资纳入大陆经济发展规划中考虑，使之有调控地发展，即鼓励台资向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新兴产业部门，以及改善国际收支，扩大出口的部门投资，适度调控对以大陆廉价劳动力为主要追求目标的投资的布局和流向，重点吸引技术含量高、规模优势大、经济效益好的项目，把吸引台资的数量与实际效益统一起来，做到结构、质量和效益并重。
拓宽合作领域方面，目前两岸的经贸关系中，除间接转口贸易和单向间接投资外，两岸在科技、农业、能源、金融、劳务合作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还刚刚起步，因此可以说，两岸尚待开拓的合作领域极为广阔，前景大有可为。科技方面，大陆在基础研究和尖端技术上的研究实力雄厚，成果丰硕，但在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方面尚有欠缺，台湾则在应用性生产技术上进展显著，技术转化为产品、商品的周期短，而在基础研究方面力量薄弱，高科技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两岸如能扬长避短，将各自所具有的科技优势有机地结合，就可以实现共同提高，开创出两岸经济合作更广阔的空间，这对台湾的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大陆的经济建设都有好处。农业方面，台湾的农业用地面积狭小，环境污染严重，农村劳力老化，大陆的农业则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耕种、养殖、饲养技术都亟待提高，同时又有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且两岸的宜农条件颇多相近之处。目前两岸的农业交流与合作还停留在大陆引进台湾的先进作物品种，台湾自大陆输入一些土特产品上，因此在养殖业、饲养业等方面还大有合作空间。台湾的养殖技术较先进，可以在大陆大面积的河湖及东部沿海地带进行养殖合作，大陆的饲养业规模小、产量低，台湾小型农场的方式很值得大陆推广，两岸在家禽、家畜的饲养业上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能源矿业方面，台湾煤、铁、石油等矿物，能源贫乏，岛内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矿物、能源等皆须依赖外国进口，这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一大隐忧。大陆的内陆、沿海则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和能源，由于资金短绌，有些地方还难于开采，这为两岸在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目前，双方在东海油田的合作开采上已表现出合作意向。重大基础设施方面，台湾在修建高速公路、货柜码头及都市计划、能源及水利建设方面均具有相当的经验，且具有在国际金融界调节资金的能力，两岸间的合作将有助于大陆在发展过程中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此外，两岸还可以在金融、保险、劳务、环保等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
3.建立混合式产业分工形式
近来，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型态出现了新变化，即由原先单一垂直分工形式开始向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方向发展。例如日本和“四小龙”之间，过去是日本处在上游地位的一种垂直分工，即日本向“四小龙”提供原材料、半成品及机器设备和技术，由“四小龙”加工装配，而现在则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同一产品的关键部分，“四小龙”也已开始生产。东亚国家和地区产业分工形式的上述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海峡两岸宜采何种分工形式，同样也是由两岸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要素禀赋差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从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看，大陆的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与台湾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这种产业结构上的客观差异，是两岸产业分工主要表现为垂直分工的根本原因。但是从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要素禀赋的差异看，台湾经济规模偏小，属于典型的加工出口工业的“海岛型经济”，大陆则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其科技基础、领域和人材均有明显优势，且大陆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经济的兼容性很强，这又决定了双方可能的互补性分工不是单一的垂直分工，而应是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相混合的一种模式。由于种种原因，现阶段台商赴大陆的投资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其典型的经营模式是“台湾接单、大陆加工、香港转口、海外销售”，这种投资形态大体上是一种垂直分工形式，而且是以台湾为主体，即台湾掌握上游和关键环节。但是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岸技术交流和科技合作的起步，两岸产业分工形式正在发生变化，水平分工合作形式开始出现，同时，垂直分工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即不仅台湾方面作主体，大陆也可以处于上游和更主要的地位。可以预料，两岸混合式多元化产业分工的形式将促使两岸经济合作由局部向全面，自由发松散逐渐向紧密合作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