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差距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自治论文,实证论文,差距论文,对策研究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经济差距是发展的根本差距。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仍然是不全面、不平衡、低水平的，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特殊困难，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差距的实证分析
1.西部12省（市、自治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徘徊不前，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总量占全国的份额有所下降。
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主要集中在西部（86.5％为少数民族地区）。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面积的71.5％，2001～2004年，人口占全国的28.7％左右，GDP占全国的比重在17％～19％间徘徊。如果考虑人口因素，实际上，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占全国的比重较前几年有所下降（见表1）。
表1 西部12省（市）区人口与GDP占全国比重比较
2001年2002年2003年 2004年
西部12省(区、市)28.7 28.6
28.8
28.7
人口占全国比例％
西部12省(区、市)17.1 19.2
16.9
16.9
GDP占全国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3\2004\2005》整理，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从《中国民族统计年鉴》来看，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占全国比例在逐渐增长，但民族自治地方GDP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见表2）。另据统计，从1985年到1999年，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由9.1％降至5.7％，比重下降了3.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由7.9％降至4.3％，下降了3.6个百分点。[1] “十五”前三年，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为27575亿元，仅占全国的7.65％，比“九五”下降了0.34个百分点，比“八五”下降了0.84个百分点。① 也就是说，民族自治地方与全国的差距在拉大。
表2 民族自治地方GDP占全国比重比较
1995年2000年2002年2003年2004年
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占全国比例％13.25 13.27 13.27 13.32 13.63
民族自治地方GDP占全国比例％ 8.52 7.70 7.64 7.69 7.4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4》整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编，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2.民族自治地方人均GDP与全国的差距逐步拉大。
2003年与1999年相比，西部地区人均GDP由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0.1％下降到37.6％；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由18.4％下降到16.7％；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由16.8％下降到16.3％；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由4.6％下降到3.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2.8％和75.2％下降到86.7％和74.9％。[2] 2001年，全国人均GDP为7600元，东部11省市人均GDP达到12460元，西部12省（市、自治区）人均GDP只有5135元，民族自治地方人均GDP为4977元。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人均GDP与全国的差距从1994年的1433元扩大到4651元。② 从消费能力看，东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786元，西部地区仅有1482元。在西部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人均预期寿命等指标也落后于东部地区。[3]
3.民族自治地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2001年，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683元，比2000年增加了53元，但与全国同一时期的平均水平2366元相比，少683元。2001年民族地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388元，比2000年增加37元。全国2001年达到611元，比2000年增加105元。2001年，民族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3.5％，比2000下降5.9个百分点。[4] 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053元，比全国少141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895元，与全国的差距由1994年的401元扩大到727元；城乡收入之比为3.72∶1，已超过国际公认3∶1的社会稳定警戒线。③ 民族自治地方城乡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且还表现在医疗、卫生、交通、通讯以及娱乐、教育和文化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持续扩大。
4.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差额逐年增大，财政自给率逐渐降低。
2003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673.97亿元，支出2109.3亿元，财政赤字1435.34亿元，财政自给率仅为31.95％（见表3）。1995－2004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差额总体上逐年增大，财政自给率逐渐降低。
5.分区域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并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表3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情况 （亿元）
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
收入248.13313.01355.66399.31437.18475.54544.92594.66673.97825.8
支出595.12720.15774.97868.54
1003.77
1172.901608.61926.52109.32467.7
收支差额
-346.99
-407.14
-419.31
-469.23
-566.59
-697.36
-1063.68 -1331.84 -1435.34 -1641.9
财政自给率％ 41.69 43.46 45.89 45.97 43.55 40.54 33.87 30.8731.95 33.4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4》整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编，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1）内陆民族地区。2002年，湖南省少数民族州县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400元、144.3元和1635.5元，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少3165元、204元和762.5元。人均GDP比全省低93.1％，与1980年比较，差距扩大55.28个百分点。民族地区17个县市区有16个是贫困县，占全省贫困县总数的55％，尚有40多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5]
2004年，湖北省少数民族州县GDP约为208.2亿元，仅占全省的3.29％，人均产值不到全省人均产值的二分之一；民族地区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全省相比，经济增长率除2004年高于全省，长期低于全省水平；经济总量小，总产值不到全省的4％，并且逐年减少，运行不平稳（见表4）。
表4 2001－2004年湖北少数民族州县经济总量在湖北省中的位置
民族州县 增长率民族州县人 湖北省全省 增长率 全省人均民族州县生产总值
生产总值 (％) 均总产值 生产总值(％)总产值 在全省中的份额
(亿元)
(元/人) (亿元) (元/人) (％)
2001 161.044.56
3651.70 4662.289.1 7803.55 3.45
2002 166.283.25
3762.84 4975.639.1 8309.61 3.34
2003 180.098.28
4075.36 5395.919.3 8990.63 3.34
2004 208.215.61
4702.96 6320.48
11.510488.56 3.29
资料来源：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02\2003\2004\2005》计算，湖北省统计局编。
另据有关资料测算，近几年，湖北少数民族州县农民增收十分缓慢，有的年份还出现负增长（见表5）。特别是农民的现金纯收入较低，若扣除人情或其他转移性支出，民族地区的农民家庭实际可用于来年再生产的资金只有300元左右，严重影响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
表5 2001－2004年湖北少数民族州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状况
长阳增长率(％)五峰县 增长率(％)恩施州增长率(％)湖北省增长率(％)
20011789 -1.0514641.801467
-5.96 2352
3.7
20021809
1.1214670.201465
-0.14 2444
3.9
20031879
3.8715757.3614982.25 2567
5
20042045
8.8316987.8115936.34 2897 13
资料来源：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02\2003\2004\2005》计算，湖北省统计局编。
（2）边境民族地区。我国陆地边境沿线分布着9个省、自治区的135个县、市、旗，其中107个是民族自治地方，绝大部分属民族贫困山区。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滞后，与内地发展差距拉大是当前边疆民族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云南是民族成分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自治地方最多的边疆省份，边境沿线25个县市中22个为民族自治地方。据1999年统计，云南边境25个县市的人均GDP为2760元，比全国和全省分别少3664元和1692元；人均财政收入163元，比全国和全省分别少630元和25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29元，比全国和全省分别少1121元和309元。据2000年统计，云南边境地区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达38.7％，高于全国和全省24.69和13.7个百分点。还有330个村收不到广播，228个村看不到电视。在全省尚未解决温饱的160多万人口中有近70％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6] 2002年，云南全省人均GDP为5179元，民族自治地方仅为3882元，相差1297元；全省人均地方财政收入480元，民族自治地方仅为274元，相差206元；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609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云南民族自治地方仅为1455元，与全省相差154元，与全国相差1021元。④
二、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差距的原因分析
1.历史及地域环境因素。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差距。我国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有的少数民族以跳跃的形式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只是政治上、法律上同汉族等民族一起获得了平等权利，而在经济、文化上因其发展程度比较低，事实上还不能充分享受国家赋予的平等权利。比如黑龙江省的赫哲、鄂伦春族，历史上从事渔猎业生产，基本没有农业，手工业也是围绕渔猎业生产进行的，文盲占总人口的95％以上。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这两个民族的经济、文化虽有较大发展，但相比仍显落后。赫哲族仍然是以单一的渔业经济为主，生产力水平不高；乡村工业寥寥无几，而且技术落后。⑤
恶劣的自然环境是民族自治地方面临的生存条件。广西、云、贵、川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区，山高沟深，耕地少，土质差。西藏远离内地，境内长期无铁路，也基本上没有水运，闭塞的交通与独特的高原环境，严重地影响着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处于海拔4000米以上，25000平方公里养活25000人都比较困难，县财政自给率只有3.3％。⑥ 民族自治地方一方面是耕地资源贫乏，土地的人口承载量小，旱、水、雪、风、雹、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而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造成人口密度过大，加剧了人口与环境的矛盾，使得本已有限的资源被过多的人口所消耗，低速增长的经济效益，又被新增人口所消费。影响到下一轮的资源开发和其他方面的资金投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2.长期积累的基础设施落后因素。
民族自治地方水利灌溉程度低，铁路密度低，公路覆盖面窄、路况差，电力供给不足，住房条件差，部分地区群众依然是靠天吃饭、靠天养畜，发展水平难以提高。以交通为例：
一是起点低，基础薄弱。1949年，民族自治地方铁路里程仅为0.35万公里。截至2000年底，民族地区通车公路占全国的39.5％，其中，高速公路仅为全国的22.5％；二级以上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7.4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个百分点。在西藏2.5万公里公路中，设养里程仅为50％左右。阿里地区面积为30.5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两个山东省的面积，但当山东的高速公路里程已经突破2000公里后，阿里还没有一寸沥青路面的公路。⑦
二是建设任务重，缺乏建设资金。据测算，民族地区国道主干线和省际通道建设2007年总投资需求达2500亿元。2004年底，民族地区还有150多个乡镇（占全国的60％）、3万个行政村（占全国的48％）不通公路，通达工程建设总规模约为28万公里，总投资规模约为850多亿元。民族地区农村公路中还有等外路近19万公里、未纳入统计的村与村之间简易公路近58万公里，技术和路面状况更差，民族地区“通畅工程”建设需求规模初步统计在100万公里左右，其中，到2007年的建设规模约为20万公里，总投资约为1000亿元。[7]
三是技术力量薄弱，专业人才缺乏。民族地区地域广阔，地形条件复杂，工程建设的强度和难度也要高于其他地区。青藏铁路的建设难度举世公认，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难题”。宜万铁路被业界称为“桥隧博物馆”。[8] 渝怀铁路桥隧总长占全线总长的一半。⑧ 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深入实施，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尽快在西部高原、冻土、沙漠、湿地等特殊地形、地质条件下交通建设成套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技术和人才需求愈发突出。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还表现在农田水利、电力、通讯等各个方面。表6表明西部地区农村电力和农田水利建设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
基础设施滞后是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2004年，在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2610万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就有1246万人，占47％；贫困发生率为7.8％，高出全国5个百分点。在滇、黔、湘、桂、川、青、新、陇、宁、蒙、渝等11个省（自治区、市）中还有77个县属于特别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涉及8240个村、1600万人，其中，仍有1761个村不通电，有3160个村不通路，有391万人饮水困难，63万户住房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有约20个民族390万人的特困少数民族处于特贫状态，其贫困发生率高达23.9％。⑨
表6 西部地区农村电力和农田水利建设情况占全国的比重（％）
1990年 1995年 2000年2002年2003年
乡村办水电站 9.3 37.6
34.6 28.6 27.3
农村用电量 17.3 14.4
13.7 12.2 11.5
农用柴油使用量 - 23.3
20.5 18.8 19.1
资料来源：《2004中国西部农村统计资料》，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3.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的集聚、扩散及其结构的演进、升级缺乏动力。
（1）可耕地、牧场少，农牧业产业化起步晚。一是可利用的耕地、牧场较少。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耕地面积仅有223.6千公顷，人均只有0.09公顷；全区有半数以上的草原植被覆盖率不足50％，产草量达到1800公斤／公顷以上的较好草场不到10％。⑩ 广西的耕地面积为3841万亩，人均仅有0.79亩，低于全国人均1.43亩的水平。二是由于城镇扩张侵占耕地以及水土流失损失耕地等，民族自治地方耕地、牧场面积呈减少之势（见表7）。广西的耕地近5年来以年均2.5％的速度递减。内蒙古阴山北部，因风蚀沙化加剧，农牧业生产严重受损，人民生活贫困；11个旗县中，有10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占自治区贫困县的1／3。有贫困人口58.4万人，占全区贫困人口的23.4％。[9] 三是耕地、牧场质量下降，农牧业用地的产出率较低。广西耕地平均复种指数为241％，大部分耕地超强度使用，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全区50％以上的耕地有机质含量低于标准水平。(11) 西藏耕地的复种指数和粮食平均单产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4个百分点和431.71公斤。贺兰山以东农牧交错地区的耕地开发水平普遍低下，多数生产经营活动仍停留在比较原始的方式。四是农牧业科技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农牧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基本是初级产品，产业雷同现象比较严重，低水平重复建设多，带动能力弱。[10] 五是自然灾害频繁。2004年，民族地区出现了干旱、暴雨洪涝、台风、冰雹、高温、雪灾、低温冻害、草原鼠虫害等多种灾害。1～6月，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西部持续少雨（雪），平均降水量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小值。青海、西藏、内蒙古、甘肃、四川、新疆草原鼠害危害面积达3387万公顷，严重危害面积达1867万公顷，分别占全国鼠害危害面积和严重危害面积的87％和88％。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虫害面积为1527万公顷，占全国总危害面积的52％。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遭受雪灾冻灾，受灾群众达100多万人，受灾牲畜达1500多万头（只），因灾死亡牲畜9.93万头（只），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12)
表7 民族自治地方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呈减少之势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人口(万人)16407.9216615.9516678
16817 16870 17051.2417214.1217311.28
耕地面积(万公顷)
2069.84 2068.502095.992086.442062.6 2006.63 1967.68 2048.18
粮食(万吨) 6640.68 7150.426873.846381.366492.55 6586.77 6480.24 6764.4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4》整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编，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2）工业增长乏力。一是从工业增加值看，2003年，西部地区与2002年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为17.2％，但增速仍低于东部地区的21.7％和中部地区的17.9％。从各省情况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排位最后的3个省（自治区）均为西部省份，分别是云南（9.1％）、西藏（9.5％）、新疆（10.8％）。二是从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看，2003年，全国排位最后的3个省（自治区）份也均处在西部地区，分别是甘肃（87.6％）、青海（90.1％）、宁夏（90.9％）。[7] 三是从产业结构看，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加工工业层次仍然较低，工业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轻重工业发展相互脱节，缺乏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大项目，产业集中度低。西部12省（区、市）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2.8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45个百分点，差距进一步拉大。表8表明民族自治地方工业发展速度仍然较慢，工业总产值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降低。
（3）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据统计，民族自治地方第三产业占全国的比重逐渐减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贸易额、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也渐小，这说明民族自治地方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与全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见表9）。据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经济发展的调查，2003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二三产业的构成比为37∶32∶31，而同期全国一二三产业的构成比是14.8∶52.9∶32.3。与全国相比，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高2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低2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比全国低1.3个百分点。
表8 民族自治地方工业总产值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
1990年1995年2000年2002年2003年2004年
工业总产值 5.4
4.6
4.59 4.08 3.98 4.18
布(混合数)
3.9
2.7
1.81 1.15 0.85 0.55
主要
机制纸及纸板 6.86 6.8
7.06 3.81 4.53 4.63
工业
钢产量
5.6
7.3
5.04 4.93 4.87 4.84
产品
生铁产量 6.68 5.27 5.53 5.78 5.72 5.60
产量
水泥产量 9.34 9.03 9.55 9.04 7.77 8.65
木材产量 31.6 48.1 22.2823.06 22.1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4》整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编，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表9 民族自治地方人口与第三产业及部分构成占全国的比重比较（％）
1990年1995年2000年2002年2003年2004年
第三产业占全国的比重- 8.14 7.19 7.30 7.24 6.8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 9.40
8.20 7.50 6.74 6.78 6.75
进出口贸易占全国的比重 - -
1.81 1.63 1.60 1.50
旅游外汇收入- -
4.65 4.52 3.44 3.9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4》整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编，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4.长期投入不足，西部大开发存在“漏出效应”。
（1）对民族自治地方投入不足。以广西为例，1995年至200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投资年均增长为10.3％，而同期国家投资增长率为11.8％，比广西高出1.5个百分点，与发达地区相差更远。2002年广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750.33亿元，而广东省是3850.78亿元，广西不到广东的1／5。(13)
（2）由于认识不到位，西部大开发推进速度较慢；机制不健全，民族自治地方得到的实惠少，甚至在资源开发中存在抽血多、输血少的现象；缺乏具有特色的特殊政策，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城乡差距、体制改革等重点问题突出，制约着民族自治地方的进一步开发和建设；开发的软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3）一些标志性工程“漏出效应”严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弱。一是工程投资中的大约40－60％要转化为对工业设备、原材料的购买，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引进，而设备和人员一般来自发达地区，从而使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援助资金漏向西部以外的其他地区。[11] 二是很多项目本来就是为东部地区提供原材料或能源，最终产品所实现的利益更多的也是被下游方所获得。三是目前西部所能得到的只有天然气开采的部分增值税和所得税以及工人的消费税收，因为天然气的勘探、钻井、开采都是中央企业，利润归属企业，一部分上交中央，西部地区所得甚少。四是有些项目，如渝怀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工程本身就是直接在中部地区开工建设的，占用了一大部分西部大开发专项资金，从而使西部地区的投资缩水。这种“漏出效应”不但不利于缩小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差距，而且还有可能使这种差距增大。
5.低水平的分工和专业使得经济结构长期停滞不前。
用杨小凯提出的以分工的内生演进为内核的新兴古典增长理论来分析民族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可以得到富有启发性的结论。这个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分工演进导致报酬递增产生的结果，而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城镇化）的高度化及企业产权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迁都不过是分工内生演进的必然结果，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经济结构的高度及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12]
民族自治地方离散型的人口分布、边缘化的区位、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条件使得交易成本极高昂，不仅区域内部的分工不能深入，区际间的分工和贸易也无法形成规模和气候。生产就只可能是自给性的而非商品化的，生产活动被隔离为一个个不相联系（或联系很少）的生产单元，没有自发集聚形成极化区（以城镇为标志）的内在动因，因此那些便于分工和交换的设施和制度并没有在这一地区广泛地发展起来。[13] 从市场化指数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据樊纲、王小鲁主持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4年度报告》，2002年，云南、内蒙古、陕西、新疆、甘肃、贵州、青海、宁夏、西藏排在最后9位。[14] 这说明西部，特别是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市场主体缺位，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健全。低水平的分工和专业化又限制了民族自治地方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使得产业结构长期停滞不前，阻碍着经济组织的进化。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面临着不利的工业结构：处于主导地位的产业、行业和产品在整个经济中的成长性差、需求弹性低、关联度小、效益不高。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占据主导地位，使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业表现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和消费弹性低的特征。
综上所述，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经济差距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但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度和广度不能在民族自治地方展开是根本性原因。
三、缩小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差距的对策与思考
1.大力改善交通条件。
通过国家的帮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努力，建成适合国情的、一定规模的现代化铁路网，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的铁路密度和通达能力；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公路运输服务网络，使民族自治地方公路交通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国家在建设计划、安排项目和资金等具体工作中，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多方面倾斜。计划上倾斜，做到早、先、快。就是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计划提前准备，优先安排，尽快兑现。项目上倾斜，体现多、长、特。就是对民族地方给予尽可能多的支持，不但项目安排多、里程长，而且对一些列入计划的项目做到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资金上倾斜，努力挤、争、返。就是对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采取从各省有限的建设资金中挤一部分，积极向国家争取一部分，全额返回收取的相关规费等多种办法解决。另一方面，民族自治地方要做好规划，精心安排，科学组织，艰苦奋斗，落实好相关项目的建设。
第一，拓展西路，打通南北，建设出海出边交通大动脉。我国边境线漫长，仅西北边陲，就有27座对外开放的口岸，地处西南边境的广西、云南等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建设大动脉，积极改善民族地区大中城市集装箱营运设施，发展大宗货物的集疏、仓储等服务项目，努力提高换装能力。
第二，强干（线）增支（线），逐步成网，加强省际交通规划。省际交界地区往往是民族聚居区，是资源热点、交通“断点”、经济冷点。如西藏、四川、云南三省间的藏彝走廊一直是多民族迁徙与文化交往的大舞台，瑶族、侗族主要聚居在湖南、广西、贵州交界地区，鄂湘黔渝四省间的武陵山区聚居着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30多个少数民族。[15] 2000年，位于焦柳、湘黔、川黔和襄渝4条铁路干线之间，有约24万平方公里的“口”字型地区是铁路“真空”。2006年1月正式通车的渝怀铁路直插“空白”，把重庆、贵州、湖南三省市的少数民族州县串联在一起。[16] 下一步，鄂湘黔渝四省市应争取修建黔（江）张（家界）铁路，把重庆市黔江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等“两州一市一区”串联起来。
第三，抢抓机遇，合理规划，争取对接。抓住国家、省、市、自治区编制“十一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机遇，组织开展民族自治地方交通专项调查和长远发展规划，制定逐步解决民族自治地方交通问题的方案和计划，争取项目对接，积极争取上级投资。
第四，引入市场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如省、县际出口大通道，就可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务院收费公路条例》，争取用特许经营方式吸纳社会资本。引导有条件的东部省市积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设、管理或开发公路项目，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为民族自治地方引进资金和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和人才。
第五，民族自治地方要加大投入力度。适度捆绑区域内以工代赈、扶贫、移民、民族政策等有限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交通；地方政府每年投入交通建设的资金不得少于财政收入的5％；因公路贯通，致使土地增值，政府应从土地储备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交通建设；农村税费改革后用于农村道路建设养护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对通乡通村公路工程要像抓扶贫村脱贫那样，实行“沿线企业帮，政府部门带，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联”等办法，强力推进通乡通村公路建设。
第六，加强民族自治地方交通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勘察设计和施工的管理和技术指导，提高民族自治地方交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优化设计、施工，降低建设成本。在设计和施工中要采用地理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科学方法，合理确定线路走向，保证最佳的运输活动水平和环保的交通方式。
2.水电、火电、风能、太阳能并举，多渠道解决供电难问题。
民族自治地方电力工业的特点是：各种能源都较为丰富，但电力品种显得单一，多以水电为主，水能资源开发程度也较低。所以要水电、火电、风能、太阳能并举，多渠道解决供电难问题。据粗略统计，我国仍有约一亿人口尚未解决可靠供电问题，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中西部民族地区以及浙江、山东、福建、江苏、广东等省的沿海岛屿。由于远离电网和居住分散，难以通过延伸电网供电。其实风电的投资回报率约为8％～10％，高于水电火电6％～8％的投资回报率。(14) 甘肃风能资源理论储量为1.23亿千瓦，可开发利用总量为1950万千瓦，占全国风能资源的7.7％，居全国第5位，主要集中在被称为“风库”的河西走廊，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15) 内蒙古达茂旗位于阴山北麓，处于风能富集的核心区域，平均每年风能资源总量为4400亿千瓦，一年中风速在每秒5米以上的天数为300多天，具有建设大型风电场的气候条件。(16) 新疆太阳能辐射总量居全国第二，辐照度年平均为每平方米58亿焦耳。西藏已成为全国太阳能利用率最高、利用面最大、用途最广的地区；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年均日照时间长达3370小时，年太阳辐射量为189.3千卡每平方厘米。[17] 建立大规模太阳能热发电站，需要大片土地，直射太阳能资源丰富、土地利用率低的沙漠和戈壁地区是建立太阳能热发电站的最佳选择之一。资源较合适的地区有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赤峰西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甘肃西部玉门与武威之间的河西走廊戈壁，位于东北平原西部的科尔沁沙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和呼伦湖之间的呼伦贝尔沙地。据测算，利用目前世界已有的太阳能热发电技术，我国西部约6.7万平方公里的地域面积就可产生满足全国10亿吨标准煤的能源需求。[18]
3.加大西部大开发力度，同时重视富民项目，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西部大开发于2000年启动，至2004年，60多项重大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等工程在西部相继开工，投资总规模达到8500亿元；中央累计投入西部财政性建设资金约4600亿元，其中国债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超过1／3；安排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约5000亿元。(17) 西部地区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5亿美元，但是2002和2003年外商投资西部开始呈现下滑趋势，(18) 民间资本尚未大规模跟进，出现了“政府热、民间冷”的现象。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更多的是转移到地理位置临近的周边地区，直接进入西部地区的并不多。[19] 制约资本流入的“瓶颈”是政策、政府职能、法制环境、市场体系建设等软环境，以及基础设施、通讯等硬环境的薄弱。
第一，西部大开发的地位需要提升。建议中央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问题的决定，尽快颁布西部开发促进法，对西部大开发的理论依据及指导思想、作用、意义、基本原则、方针、战略目标及重点、主要阶段及实施步骤、战略措施等问题作明确阐述，依法保障西部大开发顺利推进。
第二，加强规划。建议出台国务院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划，对开发任务、内容与重点、战略与步骤、方式与机制、政策与措施等重大问题进行设计，在总规划基础上附设若干个专项规划，如《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西部土地及自然资源开发规划》、《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西部城市化发展规划》等。在此前提下，切实采取措施，解决一些关键问题。比如“三农”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问题以及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问题等。
第三，继续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安排农民直接受惠的中小工程项目。如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体育及文化娱乐设施、社区服务设施以及城乡行政管理设施等等，特别是教育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这样不仅有利于缓解西部尖锐的“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可以使西部广大居民直接受惠，基本享受到大体一致的公共支出和生活服务水平。
第四，将民族自治地方未纳入国家扶贫开发整村推进规划的特困村，全部纳入整村推进规划，加大扶贫力度；按照国家扶贫开发要求，扶持西部民族地区县的支柱产业发展和开展劳动力培训；对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地方病高发区及部分自然保护区的特困少数民族，实行易地搬迁；对地处偏远、投入过大而无法搬迁，以及因生态保护失去生存资源和其他无法通过扶贫措施解决温饱的特困少数民族群众，政府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4.发展农牧产品加工业，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
（1）扶优壮强，建设龙头企业。按照“巩固骨干企业，创新科技企业，引进知名企业”的原则，采取引进一批、组建一批、改造一批的办法，努力建设骨干企业群体，形成内联农牧产品生产基地、外联国际国内大市场、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的格局。一是把扶持龙头企业作为农牧业产业化信贷支持的重点，在资金安排上给予倾斜，产业化项目优先立项；农牧业综合开发、以工代赈、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生态环境建设、扶贫及移民开发等方面的资金，尽量集中使用，建设特色产业龙头，发挥资金的聚合优势。鼓励重点龙头企业多渠道筹集资金，积极借鉴国内外融资经验，利用资产重组、控股、参股、兼并、租赁等多种方式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实力。二是对龙头企业执行税收优惠。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牧产品初加工业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对重点龙头企业所网络的农牧民户、合作经济组织、中介服务组织等经纪人免征营业税；对新办的农牧业产业化实体，在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重点龙头企业进口的种子（苗）、种畜（禽）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对龙头企业实施政策激励。建立农牧业产业化考核奖励制度，对在农牧业产业化发展中的先进个人、企业、部门，特别是优秀企业家和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采用多种形式予以表彰奖励；建立州县（旗）龙头企业考核指标体系，实行动态管理，择优扶持。
（2）机制创新，形成贸、工、农利益共同体。实施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必须建立合理的利益驱动和利益调节机制，使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利润部分回流到农牧业生产领域，改变农牧业比较效益低的状况，促进贸、工、农三者之间真正成为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共同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利益共同体。一是推行产权连接。引导集体经济组织和农牧民以资金、土地使用权、产品和设备等要素入股，在龙头企业中控股、参股，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监督，经营利润按比例在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上合理分配，通过利润连接，形成利益共同体。二是实行服务连接。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专业协会。农牧户以会员形式参加协会，按协会的要求组织生产，协会负责回收产品，提供无偿或低偿的配套服务，负责协调龙头企业与农牧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代表农牧户参与龙头企业的经营管理。三是调节利益分配。政府对农牧业产业化经营过程进行利益调节与引导，通过对生产基地和农牧户发放生产贴息贷款、无偿提供技术支持等政策调节利益分配。
（3）民族地区院校的专业调整和学科设置要体现民族特色，强化社会服务。加强荒漠治理及防护、干旱地区农业、生态保护、环境保护、石油化工、畜牧业、林业等学科和专业建设，加强与本地的企业、农牧场联系，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办一些短期培训班，面向农村，以乡镇为中心，以村组为纽带，介绍新的农牧业生产方法、新的优良品种，并进行技术指导、技术咨询和有针对性地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同时，学校还要密切注视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条件下世界农业科技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趋势，结合民族自治地方即将形成的新的经济产业结构，发展新的学科产业。[20]
5.中小企业与区域城镇“捆绑”，采取据点式开发模式，建立区域城镇群。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低，地域缺乏扩散中心，因此宜采取据点式开发模式，着力培植增长中心，促进地域结构的极化过程。据点式开发是一种典型的不平衡开发思想，它贯穿了地域经济增长由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过程。
民族自治地方幅员辽阔，其城镇的经济结构、发展层次、区域布局等有着不同的特点，强调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非常必要。从实际出发，民族自治地方应该把重点放在“区域城镇化”上，即重点发展区域性中、小城镇，建设一批能源工矿型、特色资源加工型、文化旅游型、边境贸易型、民族贸易型和综合型城镇，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向中、小城镇集中，实行中小企业与区域城镇“捆绑”策略，联动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区域城镇建设的动力，区域城镇的建设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成长的平台和资源整合的途径。实行“捆绑”式联动推进有两点需要引起足够重视：一是起点相对要高，不能把注意力放在追求数量扩张上，低水平的追赶将导致新一轮重复建设；二是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一些省份的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已达百分之七八十，而西部地区大都在百分之一二十左右。要利用当前极为有利的政策环境，大力鼓励和扶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仅使他们成为推动民族自治地方中小企业发展的主力军，而且政府还可以通过土地转让收入和税收得到发展中小城镇建设所需的资金。[21]
［收稿日期］2007-06-20
注释：
①③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6－2010）》。
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04》计算。
④ 根据云南省统计局编《云南统计年鉴》（2003）计算得出，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吴占柱：《民族地区建设小康社会要从自己特点出发》，《东北网》，2003年6月25日，http://www.northeast.cn/dbwzt/jxk/zjbt/80200307120086.htm。
⑥ 杨健强：《国家民委介绍政府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有关情况》，2005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
⑦ 李咏梅：《西部的路有多长——西部公路系列报道之一》，通江达海工程专题报道，四川建设网。
⑧ 张国圣：《渝怀铁路建设拉开序幕朱镕基对开工表示祝贺》，新华社重庆2000年12月16日电。
⑨ 荣忠霞：《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新华网，2005年5月26日，www.XINHUANET.com。
⑩ 《西藏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和对策思考》，中国统计信息网，2005年2月27日。
(11) 《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广西统计信息网，2005年5月19日。
(12)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5年5月25日。
(13) 《广西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对策研究》课题组：《广西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对策研究》，广西信息港。
(14) 中国电力时空：《风力发电产业化雏形凸显 回报率高于水、火电》，2005年11月13日，http://www.chinadian.net/news/displaynews.asp?id=3803。
(15) 中国电力时空：《甘肃“河西走廊风能产业带”已成为最大风电项目》，2005年12月25日，http://www.chinadian.net/news/displaynews.asp?id=3814。
(16) 白冰：《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包头市建设风力发电场》，中国风能协会，2005年12月13日。
(17) 李学仁：《胡锦涛作重要指示：坚定不移地推进西部大开发》，新华网，2005年2月6日。
(18) 石莹，崔清新：《中国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会动摇确保4亿人民富裕》，人民网，2004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