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规范的社会性与科学性——新形势下对汉字规范问题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社会性论文,科学性论文,新形势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字问题的争论从上世纪初开始，一百多年来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现在，又一个高潮随着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呼唤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历史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个重新审视既往工作的机会，不但允许我们对汉字问题再一次进行全面的反思，而且，在反思之后，还有机会对既往工作的不足加以弥补和完善。这是汉字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忧的是，先辈们将近100年的苦苦思索和奋力拼搏，许多人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没有把汉字问题处理得十分恰当。现在，在一个崭新时代更为复杂的现实面前，要求又这样紧迫，我们能正确把握汉字的现在和未来吗？鉴于语言文字在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已经颁布了通用语言文字法，规范汉字成为法律规定的使用文字。但是，规范汉字究竟指的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内涵。规范是一个一旦提出便一泻千里的大冲击波，一管就是几十年。在我们用国家法律职能规定全国人能写什么字不能写什么字的时候，一旦有了失误，不但会影响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人在汉语领域的语文生活，还会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这难道不令我们有所忧惧吗？
一、深入的反思是绝对必要的
喜也罢，忧也罢，深入的反思都是必要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前代的经验未必都适用于当代。认真总结一个世纪实际工作多方面的经验，我们应当能够以高度的责任感，慎重而又慎重地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也许，现实的条件会否定理想，但我们不应当放弃理想。理想的汉字规范应当考虑汉字的科学性和社会性。科学性指的是汉字的自然规律，包括它的结构规律、演变规律、互相关联的规律和自成系统的规律，这种内在的规律是客观的。社会性指的是汉字在使用时受社会制约的人文性，语言文字是符号，但不是单纯的数理符号，它是在人文社会中被全民使用着也改变着的符号。汉字的通行度、社会性分布和人为调整的可能性，都是它的社会性的反映。科学性与社会性二者是互相制约的——汉字客观规律的形成与它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而社会对汉字的人为调节，无论如何不能违背它自身的规律。我们应当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世纪以来汉字规范的实践。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心目中的规范汉字，大约是以下几个文件所限定的汉字：1964年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所规定的简化字（1986年国家语委重新发表《简化汉字总表》时作了某些调整），1955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正字（1956年2月1日正式实施），1965年1月公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中规定的印刷宋体字形。1988年3月25日，国家语委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综合了前三项字表的规定，算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汉字规范的一个总结。这些已经公布的字表，有关于正字字样（注：结构和写法完全相同的汉字，归纳为一个字样。汉字规范的做法是在记词功能完全相同的诸多异构、异写字样中，选择一个作为正字——也就是规范字。）的规定，有关于字形的规定，有关于字数的规定，该规定的都规定了。这些规定虽然并不都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发布的，但是在实际上，它们已是群众公认的规范标准，在现代语文生活中取得了应有的规范地位，我们是否可以就延续这些已有的规定来确立现行的规范汉字呢？
应当看到，上述文件发布的时间，距离现代多则达到半个世纪，少的也已经将近20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制定这些规范的理念——也就是主导思想——本来是适应当时情况的，而现在，有些已经不适应了。而且，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半个世纪以来，语言的变化已经相当显著，规范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何况，经过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实践，其中不够完善的地方也都显现出来。近20年来，语言文字学术界对这些规范的科学性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广大使用者则对这些规范的实用性提出过许多疑问和改进的要求，如果我们对这些置若罔闻、坚持不改，不但会影响群众对政府管理部门的信任，而且也会影响先进文化的建设和信息时代的工作效率。还有一点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在汉语借助汉字进入计算机的信息时代，以前的规范已经不够用了，许多新的规范必须制订也正在制订，例如，信息处理用的汉字部件规范已经制定，基础教学用的部件规范正在制订，笔顺规范、部首规范等也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规范汉字是制订其他语言文字规范的基础，这些年来，每制订一个新的规范或标准，都会面临上述那些文件不完善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尽快调整这些已有的字表，本来为数不多的小疵随着新规范的不断出台累积增厚，就会越来越干扰使用。所以，在新形势面前，重新来审视既往的工作，制订一个新的规范字表，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二、关于常用字和通用字字表
1988年3月25日国家语委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实际上包含三个级层——2500多个常用字，1000多个次常用字，以及包含前两个级层在内的7000多个通用字。这个字表是以汉字在现代的使用频度为主要依据来制定的。但是，人们在使用中发现，还有一些经常使用的汉字没有进入这个字表，于是，在汉字输出过程中，新造字变成一个不可缺少的程序；而字表中的有些字，几乎要被人遗忘，因为它们实在没有通用价值，仅被偶尔使用，甚至一般新闻、书刊完全不用。在通用字表里，有一部分字只供人名、地名使用，但字表又不能涵盖整个人地名用字。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字表没有随着语言文字社会使用的发展而及时调整和变化，二是当时频度统计的语料选择和统计的方法还不够完善。这里重点谈一谈通用字数据统计的问题。
《现代汉语通用字数据统计表说明》（注：这里引用的《现代汉语通用字数据统计表说明》，均根据国家语委汉字处编《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所附的《现代汉语通用字数据统计》（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二次印刷），为了方便一般读者阅读，其中的数学统计公式不再引用，只阐明其主要精神，如有误解，由我本人负责。）说：
数据统计表是按照静动态分布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列的……静动态分布是指某字在多少个字表中出现，所谓静态字表是不带使用频度的字表，动态字表是带有使用频度的字表。我们共统计静动态字表20个，其中静态字表14个，动态字表6个。
这段话，已经说明了通用字表的语料依据，它不是直接语料的统计，而是已有的20个字表统计的综合统计，或者说是二度统计。
现代汉语通用字统计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中，还给出了平均频率，它是用动态字表给出的频率之和，除以它的动态分布数来计算的，因此，也是一种二度统计。
在这个数据统计表里，最有价值的是1985年《现代汉语用字频度表》中每个字的字次和使用度，“使用度是将字的使用频率与在各个学科中的分布进行综合考虑的一种计算方法”。但它的计算公式的计算条件是“假定各个字的分布是平均的”。后来，这个公式又考虑到每个字在语料的十科分类中的散布系数，比之“假定各个字的分布是平均的”的计算法，更为能反映一个汉字社会使用的效率。这个《频度表》虽然覆盖的语料数较少，但却是直接的语料统计。
从这些计算中可以看到，当时对通用字的采用标准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科学性。因此，这个字表作为信息处理字符集制订的依据，基本是可行的，对教育和印刷两大领域，基本是适用的。但是，这种统计忽略了一个语言文字的重要属性，那就是文字使用的社会属性。从社会应用的语言材料中统计字频，无论怎样选择语料，都不能避免特殊场合下的“社会性调频”。这种社会性调频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由于某些事件的社会轰动性而引起的个别人名、地名、科技等用字中的低频字或生僻字，在某一时段内忽然频率升高。
(2)由于某些领域产生讨论的热点而使一些低频字或生僻字，在选定的语料中频度大大超过其同类的字。
(3)由于某些作者大量引用而使一些古字、僻字频度骤然升高。
这三种情况，都会使字频统计失实、失衡。在现代社会里，从大众的用字情况来说，2500字即可覆盖98%以上的语料，因此，序次偏后的字与这些由于社会特殊使用而调高了频度的字之间，就有了较多的混淆。在字表的数量人为规定后，多一个虚假的常用（次常用、通用）字，就会挤掉一个本应进入的字，而使字表的使用效度降低。为了减少这种情况，必须对一定数量的序次偏低的字进行不同时段和不同领域的字频测查，对那些反常的历时或异域的字频曲线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逐一的甄别。例如，“镕”在十六大召开前一月、当月和后一月新华社新闻稿中的出现频度的变化见下图（注：这里作的仅是不精确的示意图。）。
A 十六大召开前一月
B 十六大召开当月
C 十六大召开后一月
从这个字在一个季度里频率的大起大落可以看到什么是“社会性调频”，“社会性调频”是语言文字人文性的一种体现。“镕”这个字，在一定的情况下，还能涉及全民用字，有些字仅仅是在一个极小的领域里昙花一现，但有时会因为社会的偶然事件频率调得很高，如果不加以甄别，误将一些低频字、偶见字甚至生僻字放进常用字表，字表的质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择定常用字、次常用字和通用字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在哪级字库里准备这个字，还涉及对哪些字进行优化处理后加以规范。在基础教育领域里，常用字和次常用字是衡量语文水平的标准，如果定得不好，会波及教材编写、统一考试等大事，必须把用字的调查工作做得非常精细。具体说，散布系数不仅要在语料的科目中设置，更要在语料的时段中去设置。也就是说，在统计常用字和次常用字时，不能只考虑所取语料的字频，还应当充分关注字的覆盖率和通行度。
文字使用的社会性，还表现在，科技用字进入全民用字领域，是由于某个科目与民众生活发生密切关系而逐步具有了普及性。例如，化学术语“镭”，在上世纪中叶成为普及名词；信息学和心理学术语“墒”，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普及名词；表示十进位数量的单位，先是“亿”的使用频度随着人口问题和投资问题大幅度提高，之后，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兆”的使用频度也大幅度提高……这些科技用字频度的变化是时代性的。如果我们的常用字表半个世纪都不加以调整，那些字序和频度统计还能永远有效吗？
三、关于简化字和异体字整理
简化汉字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次对汉字进行规范的措施。当时的中国在千疮百孔的旧时代废墟上站立，面临着建设的高潮，而这个时期建设的总任务是要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改变“穷”，需要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白”，需要发展文化和教育。建国初期，中国有40%左右的文盲，农村文盲的比例更高，扫盲和普及教育的计划庞大，任务艰巨。汉字的繁难成为发展文化教育很大的障碍。
汉字的繁难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是汉字自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旧时代文化垄断遗留下来的一种弊病。（注：我在《20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和跨世纪的汉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中，引述了19-20世纪之交卢憨章和王照的观点，分析了汉字繁难的本体原因和社会原因，这里不再重复。）字数的繁多和笔画的繁多都给汉字教育带来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汉字教育又是一切教育的基石。为了初步解决这些问题，减少笔画和统一字样（减少字数）被视为当时最急迫的任务。1956年公布和实施的《汉字简化方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突出的问题而制定的：简化——减少笔画，从诸多异体字中选定一个正字——减少字数。简化汉字不是少数人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从19-20世纪之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50年，几代人为建设中国新文化所作的思考付诸实践的产物。它有着明确的反对封建文化，提倡大众的、民主的新文化的社会背景，它的产生，基于反对文化垄断的强烈的爱国意识。50多年来，它成为从6亿增长到13亿的中国人书写的规范，带给普及领域最大的方便，也支撑提高领域出版了那么多高深的书。它被很多国家接受，并且成为联合国指定的生成汉语规范文本的文字。应当说，它对书写汉语来说，是胜任的。但是，为什么从80年代开始，对简化汉字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近10年来，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争论仍然十分激烈？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问题作更进一步的思考。
简化汉字问题引起十分强烈的争论，首先是它的性质和适应范围与中国的发展形势之间产生了矛盾。中国从20世纪初期结束了言文脱节的时代，在教育领域和文学领域推行白话文。简化汉字是白话文推行后的第一次汉字规范，很显然，它是为书写现代汉语文本而进行的规范。它的适应范围只能是记录现代汉语的使用领域，如果再扩大一点，它对普及领域浅显的文言文也大致适用。但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尽管由于“十年浩劫”的耽搁，文盲的数量又有回升，但是，面向世界和迅速现代化的需要使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再以扫盲为重点。我们要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要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增强民族凝聚力，汉字教学要科学化，汉字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人们对汉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简化汉字不够完善的地方，在中国人的语文生活中，也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瞩目。比如，用简化字去书写文言文，以下这些简繁对应的字，足以引起表达上的混乱：
在制订简化汉字的初期，是把它当作取消汉字、实行拼音文字的一种过渡，因此，简繁对应的问题在当时是未加以考虑的。20世纪70-90年代，首先是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加强，接着是韩国、越南等国恢复使用汉字，之后是香港、澳门的回归。这些变化决定了简体系统与繁体系统要并存一个较长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简繁对应的问题就成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以下这些一对多的情况，在计算机简繁转换的过程中，由于使用的混淆，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简化字中同音替代、符号代替、草书楷化这三种方式，对保护汉字构形系统、保留单字的构形理据、维护汉字字际之间的区别度都是不利的。如果说，制订简化汉字的初期，在汉字日趋繁化的背景下，《简化汉字方案》把减少笔画作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目标，在当时是抓住了主要矛盾；那么，在新形势下，仅仅减少笔画而不考虑规范汉字的其他条件，就给汉字教育和汉字使用——特别是跨地区和国际使用带来诸多问题。我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一文中曾经提出衡量汉字优化的五个标准：“（一）有利于形成和保持严密的文字系统；（二）尽量保持和维护汉字的表意示源功能；（三）最大限度地减少笔画；（四）字符之间有足够的区别度；（五）尽可能顾及字符的社会流通程度。”（注：《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而在把简化汉字作为取消汉字的一个过渡时，不可能考虑到汉字长期的发展，也就不会顾及汉字优化的其他条件。深究简化汉字产生的很多微观技术问题，多半与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有关。
仅从实现全面优化的角度看，加以调整可以使简化方案更为理想，这是毫无疑义的。在《再论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注：《语文建设》1992年第2期。）一文中，我曾用这五条标准对1986年重新发布的《简化汉字总表》进行了审视，认为简化汉字的大多数是符合优化原则的，完全不合理的简化字为数并不多。自1980年代初期，许多人对简化汉字一一审视，提出的问题，最多涉及简化字的10%，在修改这10%时，还要对各种优化条件进行综合的考虑，实际的修改量不会超过5%。在简化字使用了半个世纪以后，做这样少量的修改，不应当引起太大的震动。
完善简化汉字会不会否定过去的工作？我认为不应当有这种顾虑。正如前面所说，让汉字继续繁化下去，产生的弊病会更多。半个世纪以来，简化汉字给我们的方便，无论如何比它产生的问题要多得多。完善简化汉字会不会否定“汉字需要规范”这一命题？这样的顾虑更不该有。我在《20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中，提出要“坚持矛盾统一的观点，批判汉字发展的自发论”，就是针对一些反对汉字规范、主张“让汉字自由发展”的论调的。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的系统属于开放的系统，繁与简的矛盾、多与少的矛盾、乱与整的矛盾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时张时缓，永远不会停止。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汉字的系统必须在自足的调整中实现，这种调整就是在不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内部自身的规律、顺应汉字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有效地进行自觉的规范，反对规范的自发论不符合辩证法，是不利于汉字的正常发展和社会使用的。
当然，规范是不能违背汉字自身结构的规律的。在简化汉字的过程中，实行了一个“类推”的原则，就是把某些简化的部件，类推到未简化的字上这个原则在有限的范围内施行，似乎对保持汉字构形的体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近10年来，类推已经在无限扩大，对汉字产生了极大的扰乱作用。不限部位、不限层次、不限功能的无限类推，在汉字本来数量繁多的情况下，又人为地造出大量历史上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人造字”，给使用领域带来更大的不便。更荒谬的是在辞书编纂时对贮存领域的字成片类推，隐藏了历史汉字的原形，违背了辞书存储汉字的历史真实性原则，这是既违背汉字的科学性，又违背汉字的社会性的。
与简化汉字同时，为了减少字数，1955年12月22日，由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整理异体字，提出“正字”的概念，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和繁荣时期文化建设的好经验。例如，唐代的正字字书《干禄字书》、《五经文字》对一些纷繁的用字划分了正字、俗字、通字，并明确了这三种字适用的文本范围。将职能完全相同的重复汉字认同后，留下一个作规范字，其余不在正式场合使用，这对社会用字是有利的。问题在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所谓的异体字概念是不严格的：
1.具有分化关系，意义上有包含关系的，如：
2.仅在一部分义项上有通用关系的，如：
3.具有同音借用关系，意义毫无关联的，如：
4.具有同源通用关系，意义有交叉的，如：
这些不严格的所谓“异体字”，一旦进入了正字法的范畴，有一个就要被取消，但是在实际上它们记录语言的职能并没有完全被保留下来的字取代，取消了它们，势必影响表达的准确，造成使用上的很多不便。如果再加上简化汉字中的同音替代字，表达中的歧义现象更为增多，简繁对应中的一对多和交叉对应的现象就相应增多，带给计算机简繁转换的麻烦当然也就更多了。
四、关于新旧字形问题
1965年1月由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字6196个，这个字表被看作印刷的宋体字的字形规范依据。1988年3月25日，又制定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删去《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中的50个字，增收854个字，共收7000字，发布这个字表时明确指出“字形标准未作新的调整”；于是，7000通用字表就代替了6196印刷通用字形表，成为印刷宋体字形规范的依据。
这两个字表的字形被称做“新字形”，与此对应的，就产生了“旧字形”的概念。1965-1988年以后出版或修订的辞书，为了保留历史宋体字的本来面貌，又须顾及字形规范的要求，纷纷推出了“新旧字形对照表”。这种对照表，本来不具备法定规范的资格，但是，语文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语言文字规范手册》（注：1988年8月正式出版，1993年1月出增订版。），在“出版说明”中明确说明：“为了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我们把历年来颁布、实施的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国家级标准和部级标准，以及由有关部门发布的规定，汇集成册，供大家查检。”在这个手册里，也附了一个“新旧字形对照表”，这就在事实上把取新字形、废旧字形作成了一种规范。
为什么会有新字形的产生？这是因为旧有的宋体字在形体上与小篆和隶书八分书趋同，与现代手写体有一定的差异。为了在普及领域里实现识别汉字与书写汉字尽量靠拢，才设计了后来的印刷新字形。应当说，这种字形的调整在当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问题也就由此而产生：
新字形是对旧有的宋体字书写属性（注：笔形、笔数、笔顺和部件内部的笔画关系，均为汉字的书写属性。）的改造，如果把新字形与所谓的“旧字形”对照起来，它们之间是异写字的关系；而且，这些新字形大多数也是从历史字形中选出的，也是符合真实存在的原则的。如果新字形只是对个体字形的一种优选，它只不过涉及7000个字形，不会对整个汉字产生多大影响。但是，现在列出的新旧字形的对照大部分是部首或部件，而它所涉及的范围又绝不只是那7000个通用字，在辞书处理字形时，对一些7000字以外的没有进入通用字表的字大量类推。这样就改出了一大批完全没有被使用过的字形，增加了毫无用处的异写字字样，实际上使汉字的总体系统繁化。
而且，将新旧字形对照，就意味着“旧字形”不再合法，但是，这些被取消的“旧字形”恰恰保留着充分的理据，与形似字之间的区别也比较明显，在某些条件上，比新字形更优化。
青（新）—
（旧）：“青”本从“丹”，旧字形保留与“月”的区别；
呈（新）—
（旧）：从“壬”与从“王”理应分开；
耒（新）—
（旧）：上面写“丿”是有区别作用的；
俞（新）—兪（旧）：本字从两弯笔是“水”的变体，有别于“刂 （立刀）”；
……
即使提倡新字形，也没有必要把旧字形完全取代下来，起码可以在辞书里保留它们历史汉字的资格。
想要把印刷字体与手写体在书写属性上完全一致起来，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印刷字体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第一，它是通过工艺处理的字体，它的形体与书写工具、实现技术、承负载体的关系分外密切。第二，印刷字体是已经实现的、静止的、以认读为主要任务的字体，它是不宜用来书写的。第三，印刷字体的构形属性、书写属性是法则化的，风格和美化的原则是模式化的。把手写的楷体字与宋体字的书写属性完全统一，或者在基础教育领域让学生比照宋体字练字，都是不妥当的。
五、坚持汉字规范的社会性与科学性原则
坚持汉字规范的社会性和科学性原则，是汉字规范修订成败的关键，以下几点是应当遵循的：
第一，遵循简繁对应的原则。由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简体字与繁体字都要并存，所以，简繁的对应应当是一对一的，以利于计算机的转换和与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交流。
第二，明确简化汉字的使用领域。简化汉字是流通领域的规范字，储存领域只要保留它正字的地位就可以了，不应当用它作为标准去修改那些辞书中的历史汉字。那些汉字是本着历史的真实性存留备查的，除非校勘出讹误，不应当随意修改。简化汉字是书写现代汉语文本的规范字，在现代汉语中引用文言文，或在普及领域转录浅显的文言文，在对个别字处理得当的前提下，也可以使用它。古籍和文言文专业文本，应当允许采用繁体系统——一则，简化字中有一部分同音替代字和重新合并的分化字不适合用于文言，在理解上容易增加歧义；二则，古籍的用字量会远远超过简化字的范围，超过的部分没有简化，势必造成简繁并用的杂糅现象。使用领域明确了，简化字的修订量也会减少，避免引起过多的社会震动。
第三，严格控制类推。在规范字之外的汉字领域里，必须严格控制类推，不论是偏旁类推，还是部件类推，都会凭空产生没有使用过的“人造字”，加大汉字的字数，这是违背汉字规范初衷的。不但不要再凭空造字，还要清理已经储存了的字，避免把废字、死字、错字、僻字再启用到使用领域里来。中国是个文字大国，编写辞书有好的传统，也有坏的传统。好的传统是重视收字的广博，以适应中国典籍时代长、用字量大的文化状况，对后代人阅读典籍起了积极的作用。坏的传统是重抄重收，多多益善，失于整理。大型辞书又是泛时性的，用不同的方式对古文字进行隶定与楷化的转写，加上抄写与印刷的错误，每一次收字的扩展都增加了讹误度。那些本应被使用领域淘汰的废字、死字、错字、僻字，再把它们放到字表或字符集里，除了起干扰作用，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第四，鉴于汉字的整理不是一时能够完成，而超大字符集内收字量越来越多，未经甄别以前，某些字形又不宜随意删除，因此，计算机字库必须分级、分类。所谓分级，是以使用频度为标准，分为常用字、次常用字、通用字、备用字、罕用字五级。所谓分类，是指对通用字以外特殊领域的用字，作成专业字库，例如人名用字、地名用字、古籍用字、科技用字等，既避免了特殊领域的字混入通用字加大了各级字表的字量，又避免在特殊领域里发生过多的缺字现象。
一个经过整理的汉字使用系统暂时是封闭的，从理论上说应当有一个理想的原则。但是，从社会性和科学性来衡量，汉字优化的标准是多元的，彼此也存在矛盾。正确权衡利弊，综合考虑各种条件，才能使汉字规范的工作真正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主导思想要正确。例如，在普及领域里，要不要放弃科学性而迁就流俗？应当看到，文化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既要考虑普及教育和广大民众的使用习惯，又要引导大家保持汉字的科学性。是否保持汉字的科学性，实际上是顾及文化的先进性。在精神文化上，大众的自发要求并不就是大众的利益。把中国文化仅仅限定在扫盲的层面上，不顾及全民学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不符合时代的要求的。
坚持规范工作的科学性，首先用有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要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只有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才能保持稳定。要坚持系统的观念：一般不要单独处理个案。要考虑周边关系，不要用抽签的办法灵机一动想改就改，改了一个，乱了一片。坚持科学性还表现在处理问题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例如类推，即使是在7000通用字的范围内，也要严格限定，二、三级部件是否能够类推？声符是否能够类推？特殊部位的部件是否适合类推？都应当穷尽地实验，最后做出统一的处理。
如何来制订新的规范字表，也存在一些顾虑。有人认为，过去，我们毕竟已经有了一些付诸实施的规范，如果改动太大，会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主张基本不动。也有人担心新的规范字表小修小补的结果，不但没有彻底解决原来的问题，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会越搞越乱。事实上，时间的紧迫和对新的规范字表的期望值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社会用字规范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修改：第一，中国字几千年积淀太多，难以一下子都弄得很妥当，用一用，规范的问题就会发现，本着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及时地改动是必要的；第二，文字属于人文性很强的符号，它的使用也随着社会变动而变动，决非一成不变，一个规范几十年不变，是没有道理的；第三，现代信息工具、激光照排印刷已经推广，不再是铅与火的时代，修改少量用字不可能引起多大的震动。定期修改反而能减少大家的顾虑。问题在于，修订必须是国家行为，要遵循法律程序，要规定合适的时间，要组织强大的专家队伍，既不要明知有问题，坚决不改；也不要灵机一动，想改哪个就改哪个。急功近利是不能解决规范问题的，长期拖延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制订新的规范字表属于中国当前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科技发展、国家进步的大事，不管怎么说，问题不能回避，我们已经有了数十年应用的经验和研究的基础，只要认真对待，问题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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