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对宗教的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拿破仑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拿破仑曾给其弟、内政部长吕西安写信，亲授政治机宜：“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你可以嘲笑占卜师，但是最好还是同他们一道吃献祭的小鸡。”（注：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上卷第136页，下卷第174页。）此语言简意赅，精妙绝伦，几乎概括了他的宗教观的各个方面。善假于物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拿破仑，就象他出神入化地使用军队打仗和驾轻就熟地使用官僚机器治理法国一样，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也得心应手地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的辉煌的文治武功和军政业绩，与他的宗教观和宗教政策也大有关系。
一个无神论者
拿破仑是一个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这一直是学者仍有争议的问题。拿破仑的秘书布里昂说他对宗教“没有固定的见解”（注：塔尔列：《拿破仑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英国的拿破仑战争史家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说他在宗教上是个“不可知论者”（注：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拿破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法国学者吉尔贝·马蒂诺忽而说他是有神论者，忽而又说他是唯物论者（注：吉尔贝·马蒂诺：《拿破仑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357、369、270、280、270、357、270、269页。）。英国著名的拿破仑学者约翰·霍兰·罗斯则说：这是一个“恐怕永远也澄清不了的问题”，它被“罩上一层神秘的帷幔”（注：J.H.罗斯：《拿破仑一世传》下卷，伦敦1913年版，第568、570、69页。）。其实拿破仑是一个唯物论者、无神论者。
由于拿破仑的父母是天主教徒，所以他在童年时代也是天主教徒。但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无神论的强烈影响，成了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者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对他影响很大，尤其是卢梭。自然神论是一种披着薄薄宗教外衣的唯物论和无神论。马克思说：“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后来，他又从自然神论继续前进，成了正式的唯物论者。1917年他22岁时，自豪地承认他是“伟大的伊壁鸠鲁的信徒”（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马克思说：“如果说罗马人有过无神论，那末这种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页。）
拿破仑在青年时期确立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世界观，至死都没有改变。后来，他曾多次表达了自己的唯物论、无神论思想。他屡次说过“万物皆为物质”（注：威尔·杜兰等：《拿破仑的升沉》，台北1978年版，第150页。）一类的话。他也多次说过“我没有宗教信仰”（注：吉尔贝·马蒂诺：《拿破仑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357、369、270、280、270、357、270、269页。）一类的话。他否认上帝的存在：“假若我相信……上帝的话，我就要害怕战争了。”（注：吉尔贝·马蒂诺：《拿破仑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357、369、270、280、270、357、270、269页。）关于耶稣，他说：“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我不相信耶稣存在，如果它永存人世间的话，我就信仰这种宗教了。”（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他也不相信其他神灵。“我之不相信世间会有什么复仇之神，是因为我看到善良的人们总是受苦受难，而险恶的坏蛋却总是走运……一切都是物质。再说，要是我相信有救助神，那我打仗时准会贪生怕死。”（注：奥布里：《拿破仑外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页。）他也不相信基督教的教义，如上帝造人说之类。“我相信人从地上出来，受太阳的热气与电流相和合。”（注：《拿破仑日记》，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01-302、438、419、440、132页。）“我们都不过是物质……人是由大气的某种温度创造的”（注：福尔：《拿破仑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页。）。“人只是较高等，较佳思考的动物而己。”（注：威尔·杜兰等：《拿破仑的升沉》，台北1978年版，第150页。）在今天看来，这些话不管多么幼稚可笑，但却是以物质本身的运动变化解释人类的起源，完全剥夺了超自然的上帝的造人权。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已有了某些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他对天命也持否定态度。他在圣赫勒拿岛曾说：我出身卑微，来自社会的最低层，而能成为皇帝，是因为环境和舆论对我有利。（注：《拿破仑日记》，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01-302、438、419、440、132页。）说的是时势造英雄。又说：“由于我有才能，人们就说我运气好；只有弱者才会责怪强者运气好。”（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
-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说的是个人的作用。还说：“对于我们来说，讲命运有何意义呢？命运就是政治。”（注：奥布里：《拿破仑外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280页。）说的是人间政治风云对人们特别是对政治家的巨大影响。总之，人们成败利钝、浮沉荣枯，皆有社会和个人原因，与天命无关。没有什么天意命运，只有世道人事。灵魂不死说是宗教神学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所谓善恶报应、天堂地狱说均以此说为基础。拿破仑对灵魂不死说也持否定态度。他说，是战争中死人无数的景象使我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生命、思想和灵魂本身都不过是物质的属性，人死则一切完结。（注：J.H.罗斯：《拿破仑一世传》下卷，伦敦1913年版，第568、570、69页。）“灵魂并非不朽的。如果它真正不朽，我等灵魂在生前应该已经存在了”（注：威尔·杜兰等：《拿破仑的升沉》，台北1978年版，第150页。）。霍尔巴赫认为灵魂是人体的“作用”和“机能”，拿破仑可能是受了它的影响。他还认为宗教上的“一切都是人虚构出来的”（注：吉尔贝·马蒂诺：《拿破仑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357、369、270、280、270、357、270、269页。）。他狡黠地说：“大家宣称神的存在，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宗教显然都是人的产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宗教呢？为什么我们的宗教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呢？为什么它是排他的呢？……这是因为那些僧侣始终在悄悄地从事欺骗和撒谎。”（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在这里，他显然是主张宗教捏造说。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梅叶、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都力倡此说。
拿破仑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奇怪的是，他却说过相信神灵，信仰宗教，公开反对无神论等。如在圣赫勒拿岛他说过：我“相信存在一位上帝”（注：吉尔贝·马蒂诺：《拿破仑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357、369、270、280、270、357、270、269页。）。而在此之前他又说过：有一种“监视天体运行的神灵”，但这种神灵却是“物质性的”（注：吉尔贝·马蒂诺：《拿破仑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357、369、270、280、270、357、270、269页。）。而这种“物质性的”神灵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得很明确：“我如果信仰宗教，我将信仰太阳。因为太阳滋养万物，它才是世上的真神。”（注：威尔·杜兰等：《拿破仑的升沉》，台北1978年版，第150页。）这算是什么真神呢？徒其名耳！
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的宗教活动仅仅是出于政治需要，是装样子给人看，是逢场作戏，所以难免出破绽。如在去圣赫勒拿岛时，有位教士愿随他去，却被拒绝了。在岛上，他还不止一次大声喝斥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士。甚至他自己在从事宗教活动时，也总是对上帝抱着嘲讽的态度。等等，等等。
应当指出，虽然从整体上、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但他对某些问题仍然不清楚，感到困惑。如他说：“要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什么，我去哪儿，那是超出我的理念之上的；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着。看来我像一只表，它存在着，可是没有自知之明。”（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什么是生命？什么时候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又是怎样得到生命的？所有这些与神秘是不是一回事？”（注：奥布里：《拿破仑外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一些问题在当时是很难得到科学解答的。他也对宗教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巨大的慰藉和麻醉作用深感惊讶和不解：“教会的权力就是使我们能进入天国——在我们年迈的时候，来安慰我们和我们的妇女。”（注：科兰古：《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1页。）在精神危机时，他也会产生迷信念头和需要宗教上的精神安慰。如欧洲人自古把打碎镜子作为恶兆。一次，他正巧打碎了一面镜子，大惊失色，说妻子约瑟芬不是病了，就是不忠于他了。这是他对约瑟芬长期极度思念、焦躁、担心、怨恨之后产生的念头。在临死之前，他曾想改用米尔隆的名字。因为早年在意大利的一次战役中，参谋长米尔隆为掩护他而中弹牺牲，他却安然无恙。此次战役的胜利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不仅打开了他的锦绣前程，而且激发了他成为伟人的豪情。所以他认为用米尔隆的名字可能对他有起死回生之效。以上这些事情，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在其他唯物主义者身上，也可能发生。如果据此认为他是有神论者或在宗教问题上的不可知论者，未免有失偏颇。
宗教是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
恩格斯说：在法国，从大革命开始，“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253页。）此话对于拿破仑，真是妙不可言、贴切之至！
伏尔泰有两句名言：“如果没有上帝，也应臆造出一个上帝。”“如果要您的人民安静并强大，就必须让宗教服从国家的法律。”拿破仑正是这种宗教观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他直言不讳地说：“在世界各国，宗教对于政府都是有用的。应当利用宗教对人采取行动。我在埃及是伊斯兰教徒；在法国是天主教徒。一国的宗教应完全掌握在统治该国的人的手中。”（注：奥布里：《拿破仑外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就是说，它应该成为统治者手中巩固自己政权的政治工具。
作为一个认为自己“太爱战争”的伟大军事家，拿破仑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注：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上卷第136页，下卷第174页。）综观其言论，可以说，在诸多思想中，他又特别重视宗教思想。认为“宗教思想所具有的影响，比某些胸襟偏狭的哲学家所愿意相信的要大得多，它能给人类以极大的好处。如果和教皇的关系搞得好，就可能使一亿人的良知就范。”（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
所以，他认为要培养“有道德的”顺民和愚民，最好的手段莫过于宗教教育。他说：“要提倡道德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恢复宗教。没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富些，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这种不平等状态也就不能存在。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而其近邻却吃得很饱，这个穷人简直不能容忍这种差异，除非有某种权威能告诉他‘上帝’要这样。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必须既要有富人，又要有穷人；但是……在天上，事情将不是这样。”（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
他特别注意对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进行宗教教育。他说：妇女“需要永远顺从……所有这些，只能用宗教，用温柔慈祥的宗教来对付。”并指示有关官员：在公立女子学校中，“你首先必须从极其严格的宗教开始。在这一点上决不允许有任何妥协……宗教是第一要事……是母亲和丈夫的最可靠的保证。我们对教育的要求不是女子应思考，而是她们应信仰。”（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
他认为，如果社会没有宗教，后果就不堪设想。“宗教是想象力的疫苗，它可以使想象避免任何危险和荒谬的信仰的侵蚀……假如你们让人民放弃信仰，你们只会养出一些江洋大盗来。”（注：《拿破仑轶事》，第75页。）总之，“我从宗教看到的不是化身的奥秘，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奥秘。”（注：霍特曼：《拿破仑的革命》，纽约1967年版，第121页。）
法国天主教在波旁王朝时代是国教。大革命开始以后，它成了革命的对象，其土地财产被没收，教堂被封闭，宗教象征被摧毁，宗教活动被禁止。其教士又分成拥护政府的少数派即宪政派和反对政府的多数派即正统派。伴随着非天主教运动又出现了崇尚理性之神的敬神博爱教。这引起了许多教徒特别是农民教徒的不满。一些地方的叛乱就是打着恢复天主教的旗号进行的。
拿破仑多次指出，法国革命者的一个重大缺点是没有利用法国人民的宗教感情为新制度服务。他上台后，就决定结束教会的分裂，实现宗教和平和人民的团结，以巩固他的政权。他也看到，天主教的森严的教阶制度和严格的纪律，要人们服从掌权者之类的教义，都和他要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思想相吻合。所以他一上台，就开放了教堂，恢复了天主教的宗教活动。这受到了广大教徒的欢迎，也分化了叛乱者，再加上武力镇压，使长期为患的叛乱很快平定。这对安定新占领区的社会秩序也颇为有效，因为那里绝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后来，他又与教皇签订了政教协议，在保留大革命基本成果的基础上，正式恢复了天主教。按此协议及附件，它不再是国教，而是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它从属于国家，为国家服务。教会放弃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不再征收什一税。大主教、主教等由拿破仑任命，由教皇授予圣职。未经法国政府批准，罗马教廷的文件不得在法国发表和实行，其人员不得在法国活动。等等。这样，教会已由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变成了为资产阶级国家和为拿破仑服务的工具，即他所谓“政府的附庸”。
后来，拿破仑又通过法律使历史上长期受压制和迫害的新教和犹太教与天主教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其宗教活动受到法律保护，但其信徒必须拥护政府，服从法律，尽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等。
他在本国的宗教政策，受到了各宗教广大信徒的欢迎，这就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他自己也认为由于他有“宪兵、郡守和教士”，所以才不怕人们造反。
但他也不是允许任何宗教或教派合法存在的。他禁止耶稣之心、圣餐公会、修士军、敬神博爱教等宗教组织的存在，认为他们的教义和活动都不利于他的政权的巩固。
正因为他政治上需要宗教，所以尽管他是无神论者，却反对宣传无神论和自由思想，反对公开批判宗教，实行愚民政策。1805年有人重印了法国著名的无神论者马雷夏尔的《无神论者辞典》后，他谴责重印者：“老迈昏庸”，并禁止他出版任何著作。他骂大哲学家康德是空谈家和骗子，不如教皇对人的思想有益。认为与其让民众大谈哲理，不如让他们利用教堂和教义。他反对士兵读书，说“引导他们的正确办法是使他们一无所知”（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他认为印刷品“越少越好”，强令法国的一百多种报纸停刊。他相信宗教迷信和愚昧无知有利于他的统治，因为愚民最听统治者的话。
宗教是神化自己的光环
他了解历史，洞察时人，懂得除了文治武功之外，还需要借助宗教给自己戴上一轮既神秘又神圣的光环，才能使人敬畏俯首。
他曾慨叹：“我来得太迟了，再没有什么辉煌的事业可做了……你看看亚历山大吧：在侵入亚洲以后，向人民宣称是朱庇特（神）的儿子……整个东方都相信了这句话……如果我宣称是永恒之父的儿子……那就没有一个粗野的妇女不在我经过的路上发出嘘声的。今天的各族人民太有见识了：并没有什么辉煌的事业可做了。”（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
他深知自己已不可能象两千多年前的亚历山大那样以诡称为神的儿子来愚弄人民，但是仍然可以根据他当时的具体情况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教来为神化自己服务。
首先，他要把他的帝国盖上他所谓“上帝恩典”的印章，以便作为自己无人敢动的世袭财产。而他这个皇帝只有得到“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教皇的加冕，才算盖上了这个印章。于是，他称帝后又邀请教皇来巴黎，在盛大的加冕仪式上为他加了冕。他还把亲手修订的《帝国教理问答》作为学校的必修课。他一反早年的观点，在《问答》中公然宣称“君权神授”论。说什么上帝“通过赋予我们的皇帝以和平和战争的才能，立他为我们的君主，使他成为上帝在地上的形象和权力的代行者。因此，尊敬和服侍我们的皇帝就是尊敬和服侍上帝自己。”“他还由于接受了天主教会的首脑教皇授予的圣职而成了神权帝王”，“上帝扶植他”。因此，“对我们皇帝不尽义务”就是“对抗上帝亲自建立起来的秩序，这使他们自己理应受到无穷无尽的惩罚。”（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根据这个《问答》，那些教士们常给人们讲什么：上帝的神灵暂时附着于拿破仑身上，他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上帝直接干预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神化自己，他还想在“皇帝陛下”的尊称前面加上“神圣的”形容词。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后来回忆说：“君权神授的思想对他影响也很大。”当他知道奥地利臣民用“神圣的皇帝陛下”称呼其皇帝时，就“用庄严的语调”说：“这是一个优美的习惯和良好的措辞。权位来自上帝，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人的攻击所不能及的。今后有朝一日我将采用这个称号。”（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
其次，不信命运只信人事的拿破仑，也常常利用人们对命运的迷信来为神化自己服务。在圣赫勒拿岛时他曾颇为客观地说：我出身卑贱，来自社会的最低层，而能成为皇帝，是因为环境和舆论对我有利。但他在当政时，却故意一再公开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上天赐予的鸿运。他33岁生日时，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高高地闪耀着一颗红星，以作为他本命星的象征。他对朋友说：恺撒曾讲他自己的好运气并且表示他是相信命运的，他这样做是正确的。这种手段既可以影响别人而又不会触犯任何人的自尊心。拿破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打扮成命运之神的骄子。他深知一般人崇拜天才，对于不断走运者，更是五体投地。
宗教是对外征服的武器
拿破仑认为，要征服一个国家和民族，固然要依靠军事经济等手段，但也要利用宗教。他认为，“征服者应当宽容，并保护宗教。”否则，征服者就会失败。他说，十字军东征之所以最终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些“宗教狂热病者”，要在宗教上也征服民教徒穆斯林。
他两次远征意大利，每次都十分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保护教会人士生命财产的安全。他甚至精明地大肆颂扬罗马天主教是社会的指南针，是给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唯一宗教”。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表现了对当地宗教的“高度尊重——一种对僧侣来说，几乎近于奉承的尊重”（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这些都收到了一定的政治效果。
在占领了马耳他岛后，他下令官兵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他又以十分尊重的语气给该岛主教写信，要他“确信罗马天主教、使徒教将会受到尊重……牧师们还可以受到特别的保护”。教士们之“值得敬佩和尊重，实无人可以比拟”。信末，他谦恭到地：“主教阁下，请相信，我是愿意向您证明我对您这位高贵人物所怀抱的尊重和敬意的。”（注：《拿破仑文选》下卷，第19-20页。）这都对安定该岛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意大利、马耳他和法国一样，都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法国人在征服它们时无需改变宗教信仰。而对于征服异教徒的国家，拿破仑的办法是放弃原有信仰皈依当地宗教。这对于无宗教信仰的他来说易如翻掌。他认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就可以改变宗教信仰，就像换衣服一样随时变换。又说，为了统治东方可以到麦加去朝圣，为了统治犹太人可以重建所罗门大庙。”（注：《拿破仑日记》，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01-302、438、419、440、132页。）为征服埃及和西亚，他的确是在不断变换着宗教信仰的戏法。
法国在大革命中出现的敬神博爱教，因缺乏群众基础，信徒寥寥。拿破仑本来对它不屑一顾，但督政府的督政之一拉·雷韦利埃——勒博是此教的教长，为取得此人对东征埃及的支持，便投其所好，为他那个奄奄一息的宗教热情地鼓吹打气，并对他吹嘘说，征服东方将为此教的传播提供广阔的天地。这位督政信以为真，积极支持东征。但他哪里知道，拿破仑一到埃及便立即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徒，根本不理会什么敬神博爱教的传播问题了！
因为他很清楚，要征服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最大障碍”是宗教问题。法军“要么乘船班师回国，要么迁就这种宗教思想”，决不能成为“伊斯兰教的反对者”（注：《拿破仑文选》下卷，第19-20页。）。一到埃及，他就宣布自己是“真正的穆斯林”，尊敬真主、先知和《古兰经》。他甚至公然宣称正是他推翻了穆斯林的敌人罗马教皇和要同穆斯林作战的马耳他骑士团。连法国士兵对此都感到好笑。他又宣称，他是受天命支配和最高权力领导的，他做的事都是《古兰经》上早已规定的，因此无人能与之作对。为了博得穆斯林的信任，他装模作样地向阿訇们请教《古兰经》，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下令修缮清真寺，派兵保护朝圣者，等等。对信仰其他宗教的居民，他也一律尊重其信仰。正确的宗教政策是他在埃及的统治比较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晚年他说：“我在埃及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我在先知的信徒面前象一个穆斯林。”（注：吉尔贝·马蒂诺：《拿破仑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357、369、270、280、270、357、270、269页。）
宗教是外交上的筹码
拿破仑在和各国打交道时，一直把宗教问题作为外交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筹码来利用。他往往巧妙地利用它来为自己捞到好处。在这方面，他采用的手段和旗号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种是“狐假虎威”。他很清楚，罗马教皇一直是法国革命的敌人，他总是站在反法同盟的一边反对法国革命，企图复辟波旁王朝，恢复法国天主教和罗马教廷在法国的原有地位。所以他在第一次进军意大利时，曾两次进攻教皇军队，并强迫教皇签订了割地赔款的条约。但他也同样清楚的是，尽管教皇不是什么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皇制度纯粹是一场骗局，是对群众的愚弄，但罗马教廷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广大天主教徒中有崇高的地位。如果他象督政府所指示的那样，推翻教皇，灭掉教皇国，不但会遭到欧洲广大教徒的反对，也会使自己在意大利陷于困境，所以他没有那样做。
后来，他成了法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对待教皇问题上，眼光更远大了。他考虑到要在国内巩固自己的政权，要重新征服被督政府丢掉的意大利，以至征服整个欧洲，只要有利和有可能，都应当利用教皇这个力量和影响。于是，他采取了与教皇修好以便加以利用的政策。由于他的主动，双方终于签订了政教协议，后来教皇又屈尊来巴黎为他称帝加冕。这两项外交杰作使他充分利用了教皇的影响，在国内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在国外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总之，在政治上为自己捞到了很大的好处。
拿破仑利用教皇的外交指导思想、彼此立场的不同和内心的互相憎恶，使双方不可能永葆友好的关系。后来，当他认为军事上需要时，就派兵占领了教皇的领地安科纳港，于是双方关系恶化，教皇又公开站在反法同盟一边。拿破仑进而派兵占领了罗马城，并把教皇软禁起来。他甚至一再谈到要把教皇贬为自己的陪臣和臣民。但在晚年，他认为为了使他的家族东山再起，“必须在罗马与各个高贵的家族——那些诞生了历代教皇的家族——结成联盟……他们可以去吻教皇的驴子”（注：《拿破仑死亡之谜》，第229-300页。）。就是说，必须再一次利用教皇。这和他在给儿子的遗嘱中赞扬教皇的目的是一致的。
第二种是“替天行道”。从1807年11月起，拿破仑陆续派兵占领了西班牙，这自然遭到欧洲各国的反对。为了取得俄国的谅解和支持，他给沙皇亚历山大写信为自己辩护，说出兵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扫除该国那些“占有国内一半土地”的“胡作非为”的教士，和“在这个国家兴风作浪的”宗教裁判所的歹徒（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因此，出兵是正义之举。他达到了目的，俄国很快承认了新的西班牙政府。几年后，当他驱动60万大军东侵俄国时，又致函亚历山大：“这件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已由冥冥中的神明作出了决定，我从不否认神明的权力和超越一切的统治权力。”“上帝本身不会取消已经做的事情。”（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这就是说，他侵犯俄国，是奉天旨意，替天行道。他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也是必胜的！
第三种是“扶弱锄强”。英国一直是反法同盟的组织者和金钱、武器的供应者，是拿破仑在欧洲最痛恨的敌人。为了搞垮英国，他采取了一切手段，也包括宗教手段。1805年，爱尔兰人民展开了争取爱尔兰天主教徒权利的斗争，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残酷迫害和镇压。1807年4月21日，拿破仑抓住这个机会，指示警务大臣富歇：“我要你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鼓动”，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必须使人民看到英国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所显示出来的残酷和侮辱，近百年来，他们一直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实行“大屠杀”（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这次大揭英国疮疤的宗教攻势，在政治和外交上给英国造成了一定损害。
第四种是“尊王攘夷”。为了拉拢土耳其从东边牵制俄国，拿破仑致函土耳其素丹，建议法土结盟。为取悦于这位穆斯林君主，他对真主大肆颂扬：“世界上万事俱变，万物俱逝，唯有真主永存。因此，我祈求真主使陛下延年益寿，使您享受繁荣昌盛，永远降福于您。”并指出俄土宗教不同来进行挑拨：“俄国人是您的真正敌人……因为他们信奉希腊教”（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似乎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希腊教的敌人！似乎他在国内公开宣布信仰的天主教与希腊教不是共有一个上帝和基督耶稣！
为了联合波斯反俄反英，他还给穆斯林国家波斯国王写信，又一次要借助于真主和上天的神威来达到外交目的：“我有理由相信：主宰万邦命运的真主希望我支持您为保持您的帝国的势力所做的种种努力”。“依靠上天的启示是正确的；因为上天设立君主以造福于人民；当一代又一代造出少数伟大人物时，要他们承担进行合作的义务。”（注：王养冲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39、569、400、400、551、208、325、239、244、283-284、568、86、355、439、324、250、249、252页。）可见，真主既令拿破仑支持波斯，波斯自当不负真主之意，与法友好，更何况法波两国“合作”也是真主的旨意呢！拿破仑的此番高论，真是“绝妙好辞”！
拿破仑利用宗教为自己的内外政策服务，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遭到一些失败。政教协议签订后，法国仍然有不少教士并不真心为他服务，或怀有不满情绪。波旁王朝复辟后，大多数教士就一心为旧王朝服务了。在封建的罗马天主教势力极强的意大利，在他统治该国时就有大批教士抵制和反对他。在西班牙，由于他在政治和外交上公然不讲信义的欺诈行为和军事上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遭到广大教士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反抗，掀起了全国性的反法武装斗争，这就使他在正确的进步和宗教政策无法实施。而早在1799年，他从埃及出发远征土耳其统治下的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时，为了对付作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他既以上信徒的身分联合当地的基督教徒，又要争取当地穆斯林的支持。但是由于双方都知道他在埃及已宣布信仰伊斯兰教，知道他在宗教上的前后矛盾和耍的把戏，所以这些把宗教信仰看得重于生命的人们都不或不完全信任他，使他的宗教政策受挫。他在外交上所使用的宗教手段有时也没有结果。
拿破仑的宗教观和宗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宗教观和宗教政策，因而带有一定的历史普遍性。而在西方宗教史上，政教协议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宗教政策，总的来说，从长期来看，是进步的，对于摧毁封建主义、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