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作用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来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更加有效地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但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为一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同时也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各国经济开放过程都是利益与成本共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有效合理地实行对外开放，具体来说，应以是否有利于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为标准来评价一国的开放效率。对外开放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任何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速本国的经济发展。当其他条件给定时，如果扩大开放能够提高本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时，这种开放就是有效率的；如果增加市场准入程度等措施导致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样的开放就是没有效率的。应当看到，对外开放的实质是立足于本国的实力来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和竞争，不是乞求并且也乞求不到别人的恩赐。本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损害，对外开放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外开放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以损害本国经济发展为代价。
开放效率与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并无直接关联。所谓开放度越高，开放效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只是以发达国家为特例所作出的完全开放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结果曾出现与西方完全开放理论相左的教训，比如墨西哥近十几年两次遭受金融危机的厄运，危机不仅给墨西哥而且给世界经济都罩上了一层阴影。因此，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前提下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要取得成功，就应当始终以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标准来选择合理有效的开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研究中国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成为合理开放政策选择的出发点。
二、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综述
关于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国外学者在经验研究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关于经济开放中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度量。不同的度量方法，不同的开放指标会产生不同的结论，研究者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完全反映贸易政策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同时样本空间选取的不同也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KRUEGER（1978）使用单个国家的研究数据，用以下两种假设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1）自由化的体制导致更高的出口率；（2）自由化的贸易方式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影响。她推断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第一，通过动态优势产生直接影响，包括提高资本使用率，实施更有效的投资方案等；第二，通过出口产生的间接影响：经济体制越自由化，出口增长越快，结果导致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然而，在KRUEGER所建立的回归方程中， 虚拟变量的系数在所有的回归估计中都不是十分显著，表明了自由化对增长没有直接影响，这一结论令一些学者感到困惑。
BALASSA（1982）认为KRUEGER的研究数据主要受贸易体制分类不当的影响，因此他提出了贸易体制四分法，使用有效保护率，有效出口补贴和名义保护率等数据将11个国家的贸易体制分为四种类型。不像KRUEGER，BALASSA在研究中没有使用虚拟变量， 而是使用出口增长率作为反映政策倾向的指标。通过对11国数据使用SPEARMAN等级系数分析，他发现出口增长和产出增长正相关，进而作出结论：出口扩张和随之产生的国民生产总值扩张是由于运用了鼓励出口的政策。虽然，对单个国家研究的结果支持BALASSA的比较优势分析，但事实上，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说任意定义出口鼓励，实际汇率在解释出口绩效时不起作用，用令人质疑的出口增长作为反映贸易倾向的指标等。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是出口增长导致产出增加，还是产出增加促进出口增长。
以FEDER（1983）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通过建立以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概念框架，试图对等级相关法研究进行批判。这种方法的核心思想为：出口通过以下两种基本途径促进总产出：第一，假定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产生正的外部性；第二，存在偏向出口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因此，以其他部门为代价的出口扩张对总产出产生正的净效应。
许多应用内生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用出口所占份额或进口所占份额来衡量开放度（ROMER1989），但并没有度量贸易政策阻碍贸易的程度。众所周知，出口或进口的比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结构，包括国家的大小，与贸易壁垒程度无关，大国比小国的出口率低。总而言之，衡量开放度的困难严重影响了这些新的研究。该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获得更多可靠度量贸易开放度的方法，以及贸易开放度通过何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EDWARDS（1992）采用LEAMER（1988）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得到了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的结论。LEE（1993）发现， 以其构造的自由贸易开放度（FREEOP）为基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运用五类二进制代理指标，SACHS和WARNER（1995）推导出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自由化能够发挥其后发优势，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HARRISON（1996）采用7种度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HARRISON运用不同时期的数据分析发现，当采用5年平均数据时，7种贸易开放度指标中有3 种与增长有积极的联系；而使用年度数据时，7种指标中有6种统计意义显著。
关于度开放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兰宜生在《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一文中，首先定义了对外开放度这一概念，然后对各地1985—1998年的对外开放度与GDP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在所有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度与GDP都显示出较强的相关性。 进一步的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对我国30个省份1985—1998年GDP与对外开放度进行的回归分析中，有27个省份的对外开放度与GDP变动有着较强的正相关性。由此， 不同的地区对外开放度构成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等的显著原因之一。中西部地区应该提高对外开放度以加速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在《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的经验研究》一文中，选取了贸易依存度、实际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道拉斯指数和修正的贸易依存度5种指标具体测算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不同的度量方法，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在5种度量指标中，只有外贸依存度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动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加，相对而言，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大多只从贸易角度来研究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开放经济直观地表现为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当频繁，人员的国际流动等，仅从贸易角度来研究是不够全面的。本文研究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从外贸和外资两个方面展开，并应用相关的统计分析软件，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期待得出的结论会成为合理经济开放政策的有益启示。
三、理论框架与回归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的方法主要基于索洛（Solow）于1956年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索洛假定了一个两要素生产函数：
其中K为资本，L为劳动力，Y表示产出，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从（1）式可以看出，在索洛模型中，FDI与国内资本被看作是同质的要素纳入资本变量K中，而且索洛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 为了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考虑长期使要素生产率增加的外部因素。因此（1）式纳入时间因素，则：
但实际上，模型（3）假定国内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为同质资本， 这与中国的现实经济状况不符合。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于投资的总资本不仅仅来源于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FDI。FDI的流入，带来投资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创新。这些无形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吸收，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把FDI与国内资本视为同质资本一起纳入资本变量，而应把FDI作为一个单独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变量。
为简化分析起见，假定国内资本是同质资本，即只能以资本形态在国内范围流动配置，FDI以资本形态和技术形态在国际范围流动配置， 它不同于国内资本并且是不同质的资本。我们可以将一国的总资本水平定义为本国资本和FDI的加权平均，数学形式具体表示为：
运用中国经济自1985年到2004年的有关统计数据对模型（7）进行回归（使用Eviews软件），可以得到如下估计模型：
在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后，我们发现，引入FDI和进出口额这两个变量后，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国内资本投入是显著的。国内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将推动GDP增加0.461个单位。劳动力投入比较不显著，每增加一个单位，将推动GDP增加0.533个单位。相比之下，进出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额不太显著，进出口额每增加一个单位，推动GDP增加0.211个单位；FDI额每增加一个单位，推动GDP增加0.075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非常不显著。但从整个模型来看，拟和优度R[2]达到了0.99，模型本身也非常显著，这说明选取的五个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状况。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目前国内资本投入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相比之下， 现阶段FDI额和进出口额还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2.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略强于FDI。
四、政策启示
本文应用Eviews分析软件，从外资和外贸两个角度出发，考察经济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现阶段国内资本投入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较不显著，而全要素生产率、FDI和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根据本文的经验研究， 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国开放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1.目前国内资本投入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而体现技术进步因子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与GDP出现了负相关。基于生产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性质，要长期提高的经济增长率，从经济增长的战略上来说，就必须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技术进步因子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边际收益不变或递增的性质）。
2.目前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由于FDI主要通过资本形成、技术外溢和结构调整效应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鉴于中国引资的数量效果已相当明显，要进一步增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从增强技术外溢效应着手， 积极引导外资投向，有选择地吸引具有较强产业联系效应和基础科技开发导向地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同时增强技术引力，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区位优势。
另外，现阶段对外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尚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加工贸易占了很大的比重，数量型扩张的贸易结构以及外贸对我国自主技术创新造成的不利影响，使得外贸在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从而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效果也不理想。具体来说，我们可从如下方面着手来增强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增强加工贸易的产业关联效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促进加工贸易升级。（2）鼓励比较优势企业进行第二次创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竞争优势企业。（3）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培育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消除对外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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