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公”版“国家主权评级报告”看我国评级业的发展趋势_穆迪信用评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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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机构是依法设立的从事信用评级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是一个重要的服务性中介机构,在金融业,它是由专门的金融、经济、法律、财务等专业人士组成的对金融领域,如证券发行人和证券信用,进行风险等级评定的组织。目前由于全球一体化的形成,金融评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微观领域,而是上升到了宏观的国家层面。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只有三家,分别是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我国的评级业已经走过20多年的历史,但到目前我国专门从事信用评级业务的法人机构还不到100家,行业专业人员加起来也不过几千人,而此次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打破西方评级机构垄断,首次以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身份发布国家信用报告,不仅为国内民族评级机构打了一剂强心剂,而且在国际上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大公”发布国家信用报告情况概述

“大公国际”这份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第一份非西方主权评级”,对占全世界经济总量90%的50个国家作出了本、外币评级。与美国三家评级机构同类评级相比,大公主权评级的异质性达到54%,50个被评级的国家里,大公评级在27个国家的大级别的评定上,与三大评级机构存在明显差别,其中信用级别高于三大评级机构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政治稳定,经济表现较为优秀的新兴市场国家;低于三家评级机构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缓慢、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发达国家。评级一经公布,包括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进行报道。表1、表2是“大公”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评级。

通过对上面两张表对比发现,大公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明显高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的评级结果,但对欧美9个主要发达国家的评级则一致低于后三者。

根据《大公国家评级方法》,评级框架包括五大部分,即国家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外汇实力。其核心思想是回归债权人和债务人构成的一般信用原理,即将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作为这个国家负债和偿付债务能力的标准。这与三大评级机构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三大评级机构用人均GDP做国家经济实力排名;用国家的金融、经济的开放度和市场的私有化给未来经济前景做判断;中央银行独立性加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三大评级机构更注重的不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而是国家是借债能力。

二、国际评级机构市场存在的问题

国际评级市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约翰·穆迪在1900年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1906年标准统计局成立,并在1941年和普尔出版公司合并后成为今天的标准普尔。90年代,惠誉国际崛起,最终美国三大评级巨头格局终于成型。当下,评级成了任何金融产品都必不可少的部分东西,每个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的证券类产品,都必须经过评级机构出具的有效评级,评级别誉为是“金融业的看门人”,主要起到信用评价,风险提示,危机预警等作用。但是从最近几年看来,评级市场似乎并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相反招致了越来越多的非议,纵观现在国际评级市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预警性差,难以起到提前警示风险的作用,倒是成了危机事件推波助澜的工具。真正的预警作用应该是问题出现苗头时就果断发出的,能够通过有效手段去避免问题的发生和恶化,而不是在危机箭在弦上之时才仓促做出的。但现实中的评级机构确是为金融投机推波助澜,经济好的时候把国家企业的信用级别提得很高,而经济不好的时候又降得很低,这种评级方向只会加剧经济波动和企业风险。在次贷危机中,美国雷曼兄弟倒闭前数天,穆迪曾给该投行的债务以A2评级,在美国国际集团(AIG)2008年被美国政府接管前一周,穆迪还给该保险巨头无保担债券Aa3的评级。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从2009年12月开始,评级机构仅仅距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前14天开始大幅度、高频率调低希腊信用评级,而这个时间与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或者大型投资者掌握信息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根本没有起到任何预警效果,但是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接连下调的信用评级却大大增加了希腊发行国债的成本,对于解决危机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仅在欧债危机中如此,对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也被指未及时进行预警。

(二)独立性差,评级机构股东多为大型金融机构。评级机构本应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应该完全避免与被评级机构的利益关系,但是现在的评级机构多数是盈利机构,甚至是上市公司。以穆迪为例,穆迪为一个上市公司,其股东利益追求也在侵蚀着评级机构的独立性,根据纳斯达克网站最新披露的信息,其股东中更不乏华尔街大型投行的身影,摩根士丹利位列穆迪的第六大股东,持有近950万股,市值约为2亿美元的穆迪股份,其他股东还包括花旗、巴克莱银行、美国银行,JP摩根、高盛和美林等。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中倒下最快的那些大投行们给予三大巨头的报酬是相当丰厚的,根据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结构性金融产品上面,美林给穆迪、标普和惠誉贡献了7690万美元、3127万美元和7727万美元的收入,而在穆迪的大客户里面,花旗、瑞银、高盛和德银等都贡献了近千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如此紧密的利益联系,评级结果如何能不受影响呢?

(三)评估费用为被评估机构支付,严重影响评级客观性。从当前实际来看,评级机构主要采取的收费机制是向被评级方收费。随着评级对象的增多,三大评级机构先后采用了这种收费模式。评级机构有时为了留住大客户,而在评级上予以优惠的事情也就时有发生;而一些投资银行为了拿到好的评级,往往挑选能给自己最高评级的机构。根据2002年11月21日美国证监会听证会的资料,每发行一个产品,发行人需支付给评级机构的总报酬为5万美金到100万美金不等,穆迪公司收入的90%来自受评对象支付的评级费用,10%来自公司提供的研究和数据服务;惠誉公司的收入中同样90%左右来自发行方支付的费用,大约10%来自定购服务(subscription services)。评级机构由发行人支付费用的模式,是个横亘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利益之间的巨大冲突。

(四)监管的缺失与国家保护。2006年美国新颁布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规定,SEC无权干涉评级公司的决定,其监管目标集中在如何引入竞争,并加强对评级机构的财务报表和评级规则的管理。同时,美国把“三大巨头”——标普、穆迪和惠誉列入NRSRO(“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NRSRO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保护地位,其规定凡参加的评级机构,投资者不但无权起诉,即使评估投资风险时犯错,也不会受到任何制裁。虽然SEC在2010年6月16日,除去对“三大巨头”——标普、穆迪和惠誉作为NRSRO成员所获得特殊的保护,但是仍未明确评级机构的监管改由谁来做,惩罚措施等实质问题。

(五)双重性的评价标准。作为得到国际公认的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常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不同国家的信用等级。比如,近十年中国GDP和外汇储备连年高速增长,标准普尔确给出的主权信用评级曾经10年不变地停留在“适宜投资”的最低限;而众所周知的高杠杆高风险的华尔街投行倒是一直保持高级别信用等级。这其中的双重标准显而易见。

三、加强我国评级机构建设的重要性

(一)加强我国评级机构建设有利于我国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保证,而评级机构已经成为为经济“定价”的重要标识。但是在我国由于前些年忽视对评级机构的重视,导致我国评级市场过度开放,目前我国三分之二的资本市场信用评级机构已被外资公司所控制,5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中,4家都有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参股,其中穆迪、惠誉分别持有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49%的股份。这种形势下的一个后果,就是外国信用评级机构可以更为便利地掌握我国经济的运行数据和发展趋势,甚至可以通过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干扰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危害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目前,外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估范围,涵盖了我国各主要行业,甚至包括能源、金融、军工等敏感行业的骨干企业,评估过程中流失的许多经济和技术信息,都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

(二)加强我国评级机构建设有利于防止我国金融体系的非合理波动。在1996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就将美国和穆迪形容为两个实力旗鼓相当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信用降级毁灭一个国家”。美国评级机构通过其拥有的绝对话语权影响和操控国际资本市场,经常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欧洲债务危机当中,穆迪、标普和惠誉对希腊等国每下调一次评级,都让他们的国债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加速向“破产”边缘滑落。的里雅斯特大学的教授Mauro Bussani在其研究成果《Credit Rating Agencies′Accountability Short Notes on a Global lssue》中就指出,在希腊债务危机发展恶化的过程中,信用降级导致危机升级,危机升级又使信用评级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表现得非常明显。从希腊主权危机可以看出,信用评级完全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业,评级在金融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评级的升降将直接导致国家金融体系的波动。

(三)加强我国评级机构建设有利于我国海外融资。根据国际惯例,一国所有企业和机构发行的外币债券的评级,均不会超过本国主权信用评级。这也导致我国所有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承担大量不必要的融资成本。而境外投资者则可以趁机从中渔利。2003年底,正值我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美国标准普尔置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外汇储备稳定增加于不顾,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还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但是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使外资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极力地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来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称,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得到的利润,外资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时的定价上。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信用评级长期处于较低级别,导致中国政府、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增。而美国则长期拥有最高信用等级,由此每年可以帮助其少支付数千亿美元的债务利息。

四、对我国评级市场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评级能力水平建设,打造评级核心能力。任何一个企业想要成为行业领导者最根本的都是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因此要想从国际众多评级机构脱颖而出,必须坚持发展我国自己的评级核心能力。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长期以来形成的美国评级模式及由其控制的国际评级体系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和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发展处于初期,评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需要时间,另外现在金融衍生品种类繁多,很多产品结构复杂,即使是三大评级机构也不能完全准确评估金融产品的风险,因此要以长期的积累和经验去寻找合理的评级模型和指标。此外,评级结果的检验也需要时间,当前中国信用评级业不是简单的个别评级机构的公信力不强,而是整个行业的公信力不强。

(二)打造专业的评价机构,实行差异化评级,打造业务“专而精”的企业模式。我国评级机构现在是参与范围广,不管什么评级业务,传统的或者新推出的,几乎所有的评级机构都表示愿意并且能够承接该项业务,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评级机构缺乏真正的拳头产品和核心竞争力,也就是没有真正经得起市场考验的某种产品的评级方法。在实务中,甚至出现过将信贷企业评级指标体系略加修改后即用来评价债券、短期融资券的情况,不同评级产品之间的差异化被抹杀,这显然不利于评级机构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评级机构市场声誉的建立。而在国际上,标准普尔的业务集中在资本市场中的债项评级,A.M.Best公司对保险公司评级独树一帜,Lace金融服务公司专长于金融机构评级,Egan-Jones公司则专为机构投资者服务,这种差异化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各个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我国要想超越国际评级大鳄,必须走专而精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在某个领域与国际评级大鳄一较高低。

(三)保持中国评级机构的国家独立性和自身独立性。我国信用评级市场上五大评级公司除大公国际外,另外四家信用评级公司均有外资信用评级公司参股并且份额较大,目前大公约占到中国评级市场超过20%的份额,而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则占到70%,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评级工作已经被外国企业所垄断这就让我们在评估过程中受到外国因素的干扰,丧失独立性。因此,保证中国评级机构国家独立性对于我国国家安全,主权经济独立有着重要意义。

(四)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股东中不乏利益相关企业,因此其评级独立性饱受质疑,因此要想成为行业的领导机构,上市并不是一条可以考虑的道路,然而选择“国家垄断也不行”,因为如此明目张胆的融入主权国家成分,其他国家更会质疑其评级结果的客观性。评级机构的资金问题可以通过发行优先股或者企业债券的形式解决,这样可以避免公司独立性受损。国家政策应该鼓励民族的评级机构——包括国有和民营,在竞争中建立自己的市场信誉和地位,尽量减少主观干预。

(五)加强国家层面的支持和监管保护。信用资本已经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成为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而且,拥有评价信用资本的资格、拥有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比拥有信用资本本身更重要。因此,我国政府应将加快发展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一项重大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划,做大做强中国自己的信用评级业。要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统一监管,严格限制外资在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持股比例和禁止外资评级机构涉足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以明确评级机构的准入规则、控股规则等方法保护我国民族评级机构。同时,在批准外资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时候要坚持对等原则,要求其所在国政府承诺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捍卫我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安全。

(六)努力与国际接轨,加入NRSRO,积极进军国际市场。NRSRO是美国“国家认可统计评级机构”的缩写,由SEC审批认定的、能够在美国开展评级业务的从业资质,目前,SEC认定的十家评级机构中,七家为美国本土机构,一家来自加拿大,两家来自日本获得这一资质,既是评级机构跻身国际评级机构的象征,亦是赢得国际资本市场评级话语权的必经之路。因此要想成为世界评级行业的领袖,就必须加入NRSRO,学会与狼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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