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3年宋美龄访美国际宣传的技巧与效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美论文,宋美龄论文,效果论文,技巧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942年11月到1943年6月，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特使，赴美访问，为时达7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宋美龄吸引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度风靡全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周游全美，在美国国会等场合进行的7次演讲、到她的母校威尔斯利学院的参观等，都成为美国全国性的焦点新闻，掀起了“宋美龄旋风”。宋美龄访美，被认为是抗战期间中国外交的巅峰之一，也是国民党政府抗战国际宣传的“代表作”，其成败得失，值得深思。 一、鲜明定位于国际宣传的外交活动 宋美龄访美，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抗战中国对外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并有利的变化的背景下，国民党精心组织的一次用意深远的外交活动，是这一时期国民党以争取美英对华援助、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为重点的整体外交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珍珠港事件打破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坚冰”之后，国民党政府希望宋美龄访美能够带来美国对中国抗战支持的快速升温以及实际国际援助的增加。与同时期其他外交活动不同，她的访美特别定位于国际宣传，将自己作为植入美国土地、嵌入美国公众之中的中国“话筒”，积极塑造中国正面国家形象，为中国抗战赢取美国民意和舆论，服务国民政府的政治外交大局。据顾维钧回忆录记录，陪同宋美龄访美的孔令侃当时就承认：“蒋夫人行程的主要目的是使美国公众对远东战争感到关心，从而促使美国采取积极支援中国的政策。蒋夫人预料如果能唤起美国大众认识远东地区的重要性，他们可能受激发而给白宫施加压力。这一作用会影响总统在远东地区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以满足美国公众舆论的要求。……白宫曾派人到全国各处去收集群众对总统的反映。这些人回来报告说发现各地人民，都对政府疏忽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政策感到不满……曾有人告诉总统，人们在听到蒋夫人的演讲后，这种不满还有所增加。”[1] 当然，宋美龄访美本身有着或明或暗的多重目的，比如，治疗疾病；就美国援助问题同罗斯福等人进行深入磋商；还有学者认为，替蒋介石打破宋子文垄断对美外交的局面也是宋美龄访美的目的[2]。但是，其主要的着眼点毫无疑问是通过演讲等形式在美展开舆论宣传，争取美国民意。在此之前的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国家和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层人物很少出访，而在不多的出访中，直接面对访问国公众展开宣传更是绝少成为议程。由此，宋美龄访美在中国外交史上成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篇章，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进取精神。 围绕宋美龄访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周密的国际宣传设计和安排。选择宋美龄作为使者本身就明显具有国际宣传方面的考虑。首先，宋美龄长期在美国生活，英语娴熟，是国民党内亲美派的轴心人物。第二，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的特殊身份，个人形象良好，又与以亨利·卢斯为代表的美国传媒界交往颇深，还在1938年1月同蒋介石一起成为《时代》年度新闻人物，因此，在影响传媒、吸引公众方面拥有很强的能量。第三，宋美龄长期直接从事对美宣传，抗战爆发后曾进行过对美广播演讲，在《纽约时报》（1942年4月19日）发表的《如是我观》等文章引起过强烈反响，在美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此外，国民党国际宣传的主要负责人董显光全程陪同宋美龄访美。考虑到宋和董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外事活动的最重要助手，同时让他们长期在美合作，显然是要借重于董显光的专长，将对美宣传前移至第一线的美国本土。在宋美龄访美前，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将其在纽约的办事机构进行扩充，还在美国出版了《蒋委员长抗战文集》英译本，为宋美龄到美后的宣传预作充分准备[3]。 宋美龄访美国际宣传受到蒋介石直接指挥。1943年2月12日，蒋介石专就宋美龄即将在美国国会演讲一事发电指示演讲要点：1、中美两国传统友谊过去一百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2、代表中国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3、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如欲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为太平洋上之祸患，等等。13日，蒋介石又一连给宋美龄发出三封电报，要宋美龄注意：切不可使听者有被训示之感，亦不宜有请求之意，只以友邦地位陈述意见；应使听众能移其目光，留心于太平洋问题之重要；认定日本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人，非根本打倒不可，同时强调战后亚洲经济地位之重要，尤其是中国的物资、人才与美国机器、资本的合作开发，等等。宋美龄回电说：“文、元各电均悉，所告卓见非常感佩。妹向国会及各地演讲，当予分别遵照电示，总以维持我国家尊严，宣扬抗战对全世界之贡献，及阐明中美传统友好关系为原则。私人谈判，当晓谕美国当局以我国抗战之重要性；公开演讲，则避免细节，专从大处着眼，以世界眼光说明战后合作之必要。”[4]这些文电往来也表明，宋美龄的国际宣传活动同国民党政治、军事、外交大政方针之间是相互呼应和协调的。 在访美期间，宋美龄对宣传活动竭尽全力，给予最大程度的重视。1943年3月4日，驻美大使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拜会宋美龄时，宋谈到她的演说“是为知识阶级说法，因为知识分子是造舆论的”[5]。《宋家王朝》一书中记载，宋美龄对各种演讲稿每次都亲自修改七八遍，“使白宫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大为恼火”[6]。董显光也曾谈到宋美龄对演讲稿不厌其烦的修改，“即使在演讲稿的最终版已经发给记者和媒体后，总是不可避免地还会有新的修改，需要再打一遍电话来通告媒体”[7]。 值得一提的是，向美国朝野各方和广大公众宣传中国，为巩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夯实本国民意基础，也是美国政府的意图所在。1942年8月，罗斯福就向中国发出邀请，希望能够派出代表到美国访问，还派出他的好友、1940年大选时的共和党对手维尔基作为特别代表率先访华。维尔基访华期间，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英文翻译，同维尔基频繁接触。维尔基在同行政院长孔祥熙讨论宋美龄访美事宜时曾明确指出：“……使我们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问题和亚洲人民的意见是很重要的。……现在必须在这里有一位有头脑、有说服能力、有精神力量的人，帮助教育我们了解关于中国、印度及其人民的事务。夫人就可以是一位完全的使节。”[8] 二、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高超国际宣传技巧 宋美龄和她的在美宣传团队，特别善于调动媒体兴趣和公众注意，使访美期间的各项公开活动都获得了较高的曝光率和关注度。在媒体形象的包装塑造上，宋美龄精心设计，形成突出的个人风格，充满着东方女性魅力，对美国公众和媒体具有很强新鲜感和吸引力。对此，美国主要媒体几乎都不吝赞美之词，把宋美龄的个人魅力作为新闻报道的基本着眼点。《新闻周刊》关于宋美龄国会演讲的稿件中特意写道：“效果动人极了。娇小的身材，穿一件紧身黑色长旗袍，开叉近膝，平整的黑发在颈背稍稍弯曲。她戴的首饰都是无价之宝石。纤纤的十指涂得鲜红。”[9]还有报道这样写道：“她以魅力征服了这个国家。”“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的智慧迷住了……惊愕万分……完全倾倒。”[10] 宋美龄英语娴熟，熟悉美国公众思维方式，气度才华颇为突出，具有较强的同外国公众和新闻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在1943年2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宋美龄机敏、得体地回答了很多美国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甚至质疑。她的开场白说，在中国时从来不怕到前线视察，但此刻看到这么多的铅笔在笔记本和复写纸上挥舞，却有些害怕，“但我从你们的脸上看到闪烁着微笑，因此我感觉如同身处在朋友们中间”。这一席话，引来记者的叫好。3月1日出版的《时代》对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报道标题就是：“在朋友中间”，其中还引用了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波的评价：“有朝一日可能让海伦·海斯上演这个角色，但她却不会比现实生活中的蒋夫人演得更好。” 宋美龄在演讲、接受记者采访时，始终注重使自己的宣传内容具有接近性和亲和力。在国会演讲中，她特别指出：“吾中美两大民族间160年来之传统友谊，从未染有误会之污痕，此在世界历史中，诚无出其右者。”还从个人角度，饱含深情地回忆昔日在美国的生活，表白她对美国的眷顾和感恩：“余在幼时曾来贵国，认识贵国人民，并曾与之相处。余在贵国度过余身心长育之时期。余操诸君之语言，不但操诸君内心之语言，且操诸君口头之语言。故今兹来此，亦有如见家人之感。然余相信有如见家人之感者，非余一人而已。”[11]在演讲中，宋美龄把自己敢于到国会演讲的勇气归功于参观总统图书室时所看到的罗斯福总统修改演讲稿的手稿。她还结合美军轰炸东京的重大新闻，向美国议员讲述美军飞行员完成轰炸东京任务后，跳伞至中国，受到中国民众的救助，同中国民众亲如一家的故事[12]。从“中美一家人”的角度所设计的宣传内容，具有很强的故事吸引力和情绪感染力。她在演讲中，还引用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故与历史故事，以美国人容易接受的语言方式宣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文明智慧，具有较强的新鲜感与吸引力，产生了良好效果。到母校威尔斯利学院度周末、同1917级同班同学聚会等活动安排也精到、妥当、亲切，成功地感动了听众、吸引了媒体。 宋美龄还注重通过美国政治、传媒、文化界知名人士，扩大自身影响。她一到美国，就同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建立了密切亲近的关系。埃莉诺·罗斯福曾经表示：“我真想帮助她，照料她，把她当成我自己的女儿一样”[13]。埃莉诺·罗斯福在美国的知名度和强大影响，成为宋美龄迅速打开局面、影响美国社会舆论的助力。宋美龄在美国活动期间，埃莉诺·罗斯福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其“助威”：“她的到来，标志着对于一位妇女的承认。这位妇女靠自己的品德和所做的贡献，在世界上取得了地位。”[14]“……宋美龄不但因为是蒋委员长的夫人，而且由于她本人有其伟大性格和卓越劳绩，作为其人民的代表，受到举世尊敬和重视。”[15]宋美龄还同美国文艺界形成良好的互动，发挥他们的辐射力，唤起和强化支持中国抗战的力量，同时也利用明星效应制造新闻噱头，吸引媒体注意。在洛杉矶活动期间，宋美龄会见200多位支持中国的好莱坞大牌影星，包括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亨利·方达、秀兰·邓波儿等顶级明星。美国政经界人士在宋美龄访美一事上也高度活跃。卢斯等积极奔走，为宋美龄访美的媒体宣传提供充足版面保障。卢斯、洛克菲勒等组织了一个有17000多人参加的“欢迎蒋介石夫人公民委员会”，成员中有包括7位州长在内的多位美国社会名流，迅速扩大了宋美龄的在美影响[16]。 三、显著的国际宣传“近效” 宋美龄访美有力地影响了美国社会对华舆论态势，在美国唤起了对中国抗战的最大关注热度，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卓有成效。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宋美龄访美的近12年间，中国人民独自进行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艰苦战争。但在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之前，在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长期奉行所谓“中立”政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与宣传都是有限度的，美国一般公众也因此对中国抗战了解很少，态度较为冷漠。宋美龄通过她的演讲，通过同记者的谈话，通过与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和力度，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功绩，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暴行，展示在美国公众面前。她的演讲，在几乎美国所有的无线电台都得以广播，被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刊登，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到了美国的千家万户，引起了巨大反响。英国也进行了广播转播[17]，使她的影响跨过了大西洋。宋美龄在美期间，收到来自美国普通公众的大量信函，多的时候甚至每天达上千封。通过应答和处理这些信函，宋美龄与美国大众进行直接接触，贴近式地影响他们的认知和态度，并为此在美紧急雇用了一个临时秘书来协助办理此方面的事务[18]。 宋美龄访美国际宣传的显著成效，在当时就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赞誉。美国媒体评价说，“蒋夫人博得了人们极大的钦佩和欢迎，这是自从林德伯格成功飞越大西洋以来，任何人都没有受到过的待遇，正如威尔基预计的那样，美国人对她‘洗耳恭听’”[19]。罗斯福总统本人在1943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撰文赞扬宋美龄说：“由此演说，可知蒋夫人不但因为是蒋委员长的夫人，而是由于她本人有其伟大性格和卓越劳绩，作为其人民的代表，受到举世的尊敬和重视。”宋庆龄对于胞妹的美国之行这样评价：“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20]宋美龄本人在美国民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被称为“抗战夫人”，甚至有些人还把她比作“中国的贞德”[21]。 宋美龄成功地为美国社会舆论带来了“中国热”。大量美国民众通过宋美龄了解到大量真实的中国抗战故事，了解到中国抗战对于美国的意义，强化形成了同情中国的态度，转化成为支持中国抗战的具体行动。在宋美龄在美期间，美国民众“纷纷慷慨解囊捐助中国抗战”，来自普通大众的直接对华捐助快速攀升。一位住在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的家庭主妇，寄了3块钱的汇票和一张日军轰炸上海后难童在满目疮痍的火车站无助哭泣的剪报到白宫，要求代为转给宋美龄。这位美国太太说：“3块钱汇票是我三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泣的小朋友的。”这是宋美龄的演讲经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千千万万美国人民心田的最佳证明。”[22] 宋美龄出色的国际宣传，为中美之间当时各项重大外交谈判提供了舆论助力，产生了一定影响。宋美龄演讲以及接受记者采访的谈话，都指向中美重大外交议题。宋美龄访美国际宣传在美国民众中产生的轰动效应，明显强化了美国社会对华援助的民意基础，进而在美国国会形成了议员几乎“众口一词地要求政府加速援华”的局面[23]。作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美国国会在1943年12月17日通过废除《排华法》的提案，宋美龄在美宣传所引起的美国公众对华的同情和好感，被认为“起到了很好的催化作用”[24]。 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事项上，宋美龄也借助舆论力量主动出击、对美制造压力。1943年2月19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为宋美龄主持有172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关于（中国在抗日问题上）没有充分利用其人力的报道是否真实？”宋美龄趁机呼吁说：“我们有受过训练的飞行员，但我们没有飞机，也没有汽油，问题是我们如何得到它们”，进而当场要求罗斯福总统对此作出回答。罗斯福强调了运输上的困难，但也面对美国新闻界明确指出：“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我们肯定要增加这项援助……这不仅仅是个感情问题。这是一个与赢得战争有关的实际问题。”[25]宋美龄访问美国以后，美国在援华飞机数量、空运物资吨位方面都有较明显的提高。 四、宋美龄旋风的迅速消退及其启示 1942年3月1日，宋美龄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该期《时代》大篇幅报道了宋美龄的国会演讲和记者招待会，“几乎成了宋美龄的专号”[26]。这标志着宋美龄访美国际宣传的顶峰。3月15日的《时代》又报道了宋美龄回到母校的一系列活动，表明宋美龄旋风仍在蓬勃势头之中。 滑铁卢很快就出现了。正在美龄访美取得轰动效应，蒋介石、宋美龄包括国民党外交和宣传当局均志得意满之时，3月22日，《时代》刊登了白修德突破国民党新闻检查而发来的报道，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触目惊心的真相，对折射在其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予以揭露。原本充满对宋美龄和战时中国的赞颂之词的《时代》忽然变了脸孔。宋美龄在美始终强调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最受人民信赖的领袖”，但在白修德的报道面前，这一论调立刻显得非常可疑，使得美国舆论的一片哗然。5月19日，卢斯旗下的《生活》画刊又发表了赛珍珠的报道《中国错在哪里？》，内容是对蒋介石镇压人民、压制自由的指责，进一步加深了舆论的危机态势。 白修德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发表之后，宋美龄继续在美国西海岸华人集中的旧金山（3月27日）、洛杉矶（4月4日）两站发表演讲，进行公众接触活动，之后便结束演说旅程，进入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深居简出。赛珍珠的报道发表约1月后的6月15日，宋美龄离开美国启程访问加拿大。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由白修德引发的突然批评浪潮影响了宋美龄在美国的行程安排，但是，从4月4日结束在洛杉矶的形成到6月28日离美回国，宋美龄再没有进行任何公众演讲、接受记者采访等活动。在其7个月的访美总行程中，国际宣传活动只集中在2月18日国会演讲到4月4日洛杉矶好莱坞演讲之间的一个半月时间，没能贯穿全程。“宋美龄旋风”戛然冷却。 据白修德回忆，宋美龄看到他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后，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愤怒地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但耐人寻味的是，一贯坚定支持蒋氏统治、为宋美龄在美活动积极捧场、多方效劳的卢斯，这一次选择了职业的新闻操守，只是同白修德以信件的形式进行了讨论，希望白修德不要过度批评国民党政府，但没有按照宋美龄的提议惩罚白修德。之后也没有封锁赛珍珠的稿件，仍然为赛珍珠措辞严厉、刺激视听的批评性报道提供了版面。一条负面消息，因为它真实并且有足够的冲击力，就使得“宋美龄旋风”迅速退潮，并且再不可逆转。 实际上，只要我们考察一下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便不难看出，宋美龄访美所取得的实际成效，是十分有限的。如美国的“先欧后亚”政策，在1943年以后没有出现任何改变；在反攻缅甸的问题上，美英召开“三叉戟会议”作出不利于中国的决定，而这次会议的召开时间，还在宋美龄访美期间[27]。 宋美龄访美国际宣传的快速走低和实效上的折扣，为理性地认识国际宣传对于国家政治外交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可以看到，对一时的国家政治外交利益的实现而言，国际宣传难以独当一面，更难以独撑危局。国际宣传的成功需要充分的内外条件，甚至还需要一些历史的机缘，才能够转化为实际的外交果实。在现实中，总是要受到各种制约和限制，总是伴随着反复和曲折，很容易被各种突发事件冲刷涤荡。要通过发起一次宣传战役，立竿见影地获得国家利益收益，则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从长期的积累性效果而言，一时间集中投递给国际社会的形象、信息虽然会消磨淡褪，所产生的心理认知会因时因势改变，但是却能在民心、民意的土壤中植下理解和沟通的种子，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就会长出友谊与合作的果实。因此，做国际宣传必须懂得这样一个“虚”与“实”的辩证法。面对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更自觉地创造和发挥有利的内外条件，使国际宣传同其他政治外交的行动协调一致，对国家利益的实现带来更多的实质性帮助，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坚持国际宣传的“持续、稳定、善意”，不应太过于地急功近利。